美国人经常以自己的历史为傲。不同时代的美国人都相信自己有健全的法治传统。因此，每当眼前出现“法治乱象”，常以为那是历史的异例。
在特朗普时代，一方面有反对者高喊“我们不要国王”，抨击特朗普篡夺宪政，史无前例地违法滥权，是美国共和精神的叛徒；另一方面，支持者却认为是拜登“违法在先”、以政府为“武器”攻击政敌，加上非民选的联邦法官太过僭越，所以特朗普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拨乱反正”。
这样的指控与辩解在美国政治史上其实是常态。早在尼克逊时期，美国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就已称呼美国的总统是“帝王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主张尼克逊的违法滥权并不是他一人所为，而是两世纪来美国总统制赋予总统的权限、既庞大又模糊的后果：只要宣称国家面临危机，总统就可以逐步扩张其权力。
而几乎在每个时代，总统和其他领导人都曾以不同方式让宪法规范名存实亡，他们几乎都可以宣称当下美国面临严重的危机：从联邦肇建到国土南扩、西扩，从内战到一战，从二战再到漫长的冷战乃至晚近的反恐战争⋯⋯特朗普所谓的贸易危机、移民危机和拜登政府打压，只不过是这份危机列表中的最新项目而已。
当然，评论者不该陷入虚无主义，认为所有违法都是一样的：“危机”有真假和大小的区别，不同总统使用的手法也还是不尽相同，其违法扩权的严重程度亦有差异。只不过，要了解特朗普政府如何扩张自己的权力，如何回避法律的拘束，就不能受制于当下两党的修辞，而必须看见特朗普所领导的政府如何使用前人已经留下的工具，互相结合，进一步发扬光大，并且用得不加掩饰。
换句话说，要理解特朗普和法律的关系，就得要拆解美国人集体的法治神话——从宪政角度来说，特朗普不是美国政治史的异例，而是美国总统制问题的集大成者。
总统权限缺乏边界：主动权、诠释权在我
一直以来，美国总统都可以积极主动、暂时不顾法律的规范；面对宪法和法律的种种限制可以发挥“诠释权”，将自己的权力诠释得愈来愈大，将限制诠释得愈来愈小。
面对宪法和法律的种种限制，美国总统可以发挥“诠释权”，将自己的权力诠释得愈来愈大，将限制诠释得愈来愈小。特朗普上任后，火速开除了近二十位政府各部门的独立监管人（Inspector General），无视需要在三十天前通报国会的法律明定。这是总统展现主动权、“先做再说”的案例：相关法律规则的文字其实很清楚，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诠释空间，但总统还是可以自顾自发出开除的命令。
另外也有十余位分别监管公务人员免职、劳工保护、消费者保护、政府伦理的独立委员遭特朗普革职，导致某些政府委员会人数过少，无法执行其法定职务。这些委员会虽然在组织上属于行政部门，但法律对其任免另有规定，委员多数亦有明定任期。然而，依照特朗普政府对相关法令的诠释，总统既然是行政体系的领导人，就当然保留了终极的任免权；同时，不论总统诠释是否站得住脚、法院最终是否买帐，只要各委员会的负责人愿意配合，这些被“开除”的委员就会原地“消失”。
发动战争也是关于总统诠释权和主动权的典型例子。六月中旬，以色列发动“十二日战争”奇袭伊朗，数日后，特朗普也决定动用美国空军襄助以色列。照道理说，这在美国宪法上并不合理：美国宪法明确将宣战的权限划归国会，总统根本不该单方面让美国参与任何战争。在《联邦党人文集》里，制宪要角Alexander Hamilton曾表示，这项设计使得美国总统的权力小于英国国王，总统虽然是三军统帅，但并没有“根据己身权威”单方面宣战的能力。
问题是，当真的要展开军事行动的时候，多数美国总统还是能“根据己身权威”行事。
司法部的法律顾问办公室（Office of Legal Counsel）曾在两党各自是执政党时提出正式法律意见，迳行宣称宪法上的“战争”要规模够大才算数。只要规模不够大、时长不够久，那就只是小规模的“军事行动”，总统身为三军统帅即可以单方面发动，不需要国会同意。
特朗普第一任期攻击叙利亚时就用了这种解释，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率领的七国联军空袭利比亚时，也采用这个解释，更早之前，克林顿政府轰炸海地时，这种说法也是白宫的官方立场。在白宫的解释里，这些战争都不算是“真正的战争”——与之相对，在英国宪政中，发动军事行动的权力虽被认为是核心王权的遗留，理论上政府并无义务事先取得国会同意，但反而英国发展出了征询国会的宪政惯例，下议院曾在2013年否决英国政府空袭叙利亚的动议。
就此而言，美国总统单方发动军事行为的权力根本不亚于“王权”。
更甚者，白宫和司法部也没有真正主张过，怎样的军事行动才“够大、够久”，仅仅是在个案中宣称“不够大、不够久”。就连国会研究的幕僚机构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他们独立于任何党派，政策报告文字也都极尽中立、平铺直叙，却也都在报告中透露出一丝无奈：“若从行政部门的角度来说，只要规模还不到一战、二战这类‘总体战’，任何军事行动是否会构成宪法上的‘战争’、进而需要国会的授权，其实并不清楚。”
“先贤”执政时也常利用自己在军事上的主动权，回避国会监督，甚至完全忽略国会。
比如制宪人之一、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曾下令派遣海军，与瑞典和西西里王国联手作战，远赴地中海攻打北非，砲击今日利比亚、突尼西亚、摩洛哥的多座城市。当时，杰佛逊不但完全没有取得国会事先许可，甚至还误导国会，让国会误以为海军出航只是要保护美国船只，且以为舰队军力并不足以真正攻击北非。直到战事成为既成事实，国会才开始事后授权总统出动海军参战，但直到战事结束都未正式通过宣战决议——反正，国会事后对这场战争也算满意，不如就接受总统事实上的宣战决定，法律程序问题就被搁置在旁。
林肯的道德勇气是许多美国人心中的标竿，但单就法律而言，内战开战的决定也是由林肯总统单方面做成。在南方叛变州宣布脱离联邦独立后，林肯自行宣布大规模动员数万民兵、并下令对南方展开海军封锁，而国会是到三个月后才追认战争开始。在内战爆发两年后，最高法院的一则判决认定政府并未真正宣战，但同步认定在南方叛变州宣布独立的那刻，内战就已经事实上发生，“毋须等待国会为之施洗、命名”。
杰佛逊与林肯的历史形象自然都不是违法恶霸，而是落实美国宪政理想的关键人物，但即使是他们，在面对军国大事时，也都“善于”利用自己的主动诠释权。于此同时，国会也经常因为接受战争本身，而选择性忽略这当中的宪政程序问题——毕竟，他们也都真心相信自己面临的是“非常时刻”，所以需要“非常手段”。
更广泛来说，比如小罗斯福在二战前能够将超过十万名日裔美国人关入集中营，也只需一纸行政令，并无国会明确授权；在里根执政期间，白宫更是违背国会全数无异议通过的明文法律，私下向尼加拉瓜的叛军提供秘密军援，并同步向伊朗掮客私卖军火，而共和党掌权的国会事后也决定轻轻放下。
出版于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本畅销书中，哈佛大学一位政治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也分析，美国宪法“对于总统单方行动的权威几乎毫无规范，也并未界定总统在紧急危机下的行政权有何界线”。
可以说，这是特朗普可以不断扩权的制度背景。
更大声地绕过国会
在派兵之前，特朗普不但事前致电告知以色列政府自己的决定，还提前召集自家共和党在国会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空袭的相关资讯。但他排除了民主党，没有召开咨询国会两党领导人的、俗称“八人帮”的惯用渠道。
显然，在这次的伊朗问题上，特朗普的特色并不是他假借名义回避国会监督，而在于特朗普回避国会不但毫无顾忌，甚至顺带羞辱了在野党国会议员。
事实上，在派兵之前，特朗普不但事前致电告知以色列政府自己的决定，还提前召集自家共和党在国会的领导人，向他们汇报空袭的相关资讯。但他排除了民主党，没有召开咨询国会两党领导人的、俗称“八人帮”的惯用渠道（Gang of Eight，两党的参众两院领袖，加上两党在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领导人），让两党国会领导层都能理解情势。
特朗普政府的借口当然是“非常时刻”下事出紧急，但轰炸伊朗是否真的算是“非常时刻”下的必要作为，其实颇有疑义。即使特朗普出兵有理，这个“理”显然也是要阻缓伊朗发展核武器，但伊朗的核武野心是长期的，此前也并未有紧急事态发生。特朗普如此宣称“事出紧急”、不暇取得国会同意，论理恐怕有些勉强——接受CNN采访的一位自由派律师，以及一位传统右翼的法学教授，都有相近的见解。
何况在以色列发兵后，特朗普自己也并未立即参战，而是斟酌数日，并且等待自己的下属成功安抚反对美国参战的MAGA基层势力后才进行；更证明参战并非如此急迫。
更具羞辱性的是，空袭发生三天后，白宫原先承诺要向全体国会议员提供的简报，也在一两个小时前临时宣布取消，并且拒绝提供解释。所以，即使是民主党在国会、情报、国防、外交等委员会的领导人，数日后依然不知道：这次的军事行动是否成功？对伊朗发展核武的冲击有多大？对美国军队的风险又有多大？是否可能演变成长期的战事？最终，这项简报“只是”再延缓两天举行不确定性背后的讯息相当明确：想知道吗？你们慢慢等呀。
这样的作为不只是在政治上具羞辱性，在法律上也有额外的意义。国会授权总统从事军事行动的法令中，目前最重要的是越战后国会通过的《1973年战争权力法》（War Powers Act of 1973，亦常称为《战争权力决议》，War Powers Resolution），要求总统在派遣军队前“只要有可能”就必须“事先”咨询国会，并且必须于48小时内向国会正式提出书面报告，说明派兵的考量。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已经违背法律。但问题是，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相关法律的启动条件都是交由白宫先自行主动“诠释”；加上国会的共和党领导层也接受此次的战事，显然无意挑战特朗普，都意味著特朗普这次的做法不会真正被制衡。
而美国建国以来，这套“诠释权在我，主动权也在我”的剧码早已多次上演，特朗普只是最新的导演，而且以他专属的作风让剧情显得更具对抗性，对政敌更加羞辱——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更加赤裸地呈现出美国“法治传统”神话中的矛盾。
怠惰法院命令
Andrew Jackson 曾对没有行政配合的司法权做这样的嘲讽：“已经做出判决了，那我们就等著看他自己（法官）来执行。”相较于Jackson，特朗普无视法院判决的案例更多也更全面。
除了绕过国会，在面对法院时，特朗普也选择了“消极以对”，怠于遵循法院的命令。
当然，这套剧码也不是新的：美国土地扩张时期的总统Andrew Jackson，在最高法院判决承认美洲原住民享有土地自然权利、法律不应予以侵犯时，反而挟民意掠夺原住民族土地，不但继续鼓励各州制定侵犯原住民部族自主的新法律，更派兵南下，迫使各原住民部族向西迁移，造成数万人流离失所，途中死亡人数亦超过万人，这条迫迁路径是为历史上所谓的“眼泪之路”（Trail of Tears）。
Andrew Jackson 曾对没有行政配合的司法权做这样的嘲讽：“已经做出判决了，那我们就等著看他自己（法官）来执行。”相较于Jackson，特朗普无视法院判决的案例却是更多也更全面。
比如，特朗普政府一上任就单方面冻结多个机关和政策计划的款项，范围从贫穷救济到能源采购、从疾病防治到产业投资，以及多项研究经费，等同于拒绝执行多项国会已经通过的预算，且完全未遵守国会半世纪前为此订定的法律规范。虽然几位法官都做出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先持续拨款，以免对民众、厂商等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但是，特朗普政府仍然拒不服从法院的命令，款项冻结依然延续。
更精确的说法是“怠于执行”——不断找到借口说“请稍候”。依照调查媒体ProPublica的整理，在一些案例中，面对法院的命令，白宫辩称总统并没有阻拦底下机构恢复拨款，是各机构“自行”决定要继续放缓——依照这种说法，这不是什么通盘政策，而是个别机构的个案决定，只是刚好跟总统本来的政策方向一致而已。
在另一些案例里，政府辩称自己之所以不用恢复拨款，是因为该笔款项本来是各机构因响应政策而自主冻结的；白宫原先发布的备忘录里并未涵盖该机构或政策，所以法官即使认定白宫的备忘录有违法之虞，也和该笔款项无关。政府还有别的借口，比如辩称虽然主责单位已经服从命令，但该款项拨款涉及另一个单位，而这些另外的单位既然不是诉讼的被告，就不是法院命令的对象，所以可以继续拒不拨款。
既然连法院明文命令都能违反——可以消极执行——在判决后仍不依法行政也就更不令人意外。举例而言，TikTok的下架令是源自国会两党共识通过的法律，而最高法院也在特朗普上任前三日就已宣判TikTok败诉，认定该法令并未违反宪法。理论上，新任的特朗普政府就该忠实执行该法，而既然 TikTok 在法律明定的截止期限前（1月19日）并未出售予美国公司，政府就该依法要求各平台下架该公司的应用程式。
但是，五年前大力疾呼应该查禁 TikTok 的特朗普却改弦易辙，在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令，单方面延长其执行期限，目前已经延长三次、整整八个月的时间。法律规定在理论上存在，总统却依然能选择单方面决定行政部门将不执行该项法律。
回归Andrew Jackson的逻辑，难道法官想自己来执行TikTok的下架令吗？
消极与积极的结合
政府能够以发动“二度遣返”为要胁，甚至试图以此逼迫法院命令Garcia还押。
在移民遣送的议题上，白宫更是把“积极主动”和“消极拖延”两出剧码串接起来，借以发挥出更大效果。
最具指标性的个案是一名萨尔瓦多籍的男子Kilmar Abrego Garcia。该名男子过去曾被指控是委内瑞拉黑帮的成员，但在六年前，法院已认定该指控并无实质证据，并且因为认定他返回萨尔瓦多会危及人身安全，遂给予他受保护身分，不可遣返，允许继续在美国合法居住、工作。但是，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先与萨尔瓦多政府达成协议，支付600万美金，委请萨尔瓦多接收在美国的“黑帮份子”；随后，移民局便无视先前的法院判决，无预警将该名男子遣返回萨尔瓦多，被囚于以残酷条件闻名的大型监狱中。
针对此一个案，法院立刻命令特朗普政府将该名男子接回美国。
但政府开始寻找各种借口在文字细节上打转。一开始，政府表示仅尝试看看，而特朗普确实已向萨尔瓦多总统提及此事，而对方无意释放。政府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不需要再多做什么。这种回复不仅让原审法官无法接受，也被上诉法院严词驳斥，当年由里根提名的资深法官直接表示“毫无疑问，政府就是搞砸了（screwed up）”、“政府所做的，恰恰就是他们被禁止做的那一件事”。法院的意思是政府要“尽力修正错误”，而非敷衍了事。
最后，甚至连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都9-0一致同意政府应该持续“促成”（facilitate）该名男子返回美国。但联邦政府又延宕拖沓，直到六月初才终于把Garcia接回美国。
但政府并不打算放过他，白宫坚称这位男子是委内瑞拉黑帮的成员，即使完全并未提出与六年前不同的新证据。白宫副幕僚长、移民政策的操盘手Stephen Miller直接向媒体表示，政府随时可以遣返他第二次。此处，除了怠于从命之外，白宫再度展现了行政部门在诠释法规上的优势：只要另外找个名目，行政部门随时可以再派出下一台飞机，并端出手铐脚镣，把该名男子押解上机。至于法官要怎么判断，那就是之后的事了。
截至目前为止，Garcia尚未被二度遣返。只不过，他又被关押在了田纳西州。因为一个月前他还在萨尔瓦多大牢中时，司法部的联邦检察官们又提出了另一桩指控，宣称他参与了人口贩运。案件刚开始审理，但法官审酌案情，认为Garcia完全可以具保释放，不需要在诉讼前被关押在监牢里。
那么，为什么他没办法被立即释放？因为检察官向法院主张：还是押著比较好，如果释放，移民局说不定就会再把他遣返回萨尔瓦多。为此，司法部甚至另外提起诉讼，请求法官冻结释放Garcia的命令，马上被打了回票——该名法官表示，司法部跟移民局（隶属国土安全部）明明都是行政部门，怎么会要法院帮忙解决“政府自己造成的困境”呢？是要法院“代为拯救”政府自己吗？“如果政府真的认为本案如此重要，政府就有责任确保被告能够针对起诉的罪名受审；如果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做不到，那意思就再清楚也不过了。”政府甚至确保有违法居留和犯罪记录的证人不被遣返，只为了指控Garcia。
目前本案仍在原审法院审理中；但不论如何，政府能够以发动“二度遣返”为要胁，甚至试图以此逼迫法院命令Garcia还押，又再度显现了政府的两项主要武器：主动出击、自行寻找名目，单方面改变现状；也可以忽视法院的命令，持续寻找怠不从命的借口。
甚至与传统保守派法学决裂
特朗普也在网路上痛骂另外一位较不知名的前盟友，将其称为“人渣”，并且说这人“大概以他独特的方式仇视美国，而且显然另有野心”。这位前盟友名叫Leonard Leo，是联邦党人学会的领导人。
为了让自己更能够施展拳脚、随心所欲，特朗普的法律团队也正试图挟著特朗普本人的政治实力，与传统保守派法学界分手，推出新的新右翼法学论述，提名愿意服膺新论述的法官。
在特朗普和马斯克公开决裂的同一时间，特朗普也在网路上痛骂另外一位较不知名的前盟友，将其称为“人渣”（sleazebag），并且说这人“大概以他独特的方式仇视美国，而且显然另有野心”。
这位前盟友名叫Leonard Leo，是联邦党人学会（Federalist Society）的领导人。半世纪以来，该学会是传统保守派法学家的大本营，无数亲共和党的法官、法学者都是其成员。而联邦党人学会就是推荐保守派法官人选的最重要组织。据报导，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三次提名联邦最高法院法官，Leonard Leo都是最重要的主导者。也正是因为联邦党人学会能够在幕后主导法官任命，才让时任共和党参议院领导人 Mitch McConnell ，忍耐对特朗普的厌恶效忠白宫，借以实现共和党让联邦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向右倾斜的长期战略目标。
但特朗普之所以与Leonard Leo翻脸，主要原因是特朗普逐渐发现，这群真正坚信传统保守派意识形态的法学家，不时诉诸对联邦政府、行政权力的“节制”，在新一任期反而对他多有掣肘。
联邦党人学会所推荐的最高法院法官中，Amy Coney Barrett 是近期在少数几个案件中“跑票”的法官，即使多数时候她依然与保守派同进退，但已让她在MAGA的圈子内备受攻击。比如她认为白宫应遵守法院命令恢复国际援助拨款、不能以“之后款项可能无法追回”为由拖延，或者认为将被遣返的移民不一定要在被关押地（德州）提起诉讼⋯⋯虽然都是程序性的细节，但也让特朗普大为光火。
而在共和党自由市场派金主的支持下，Leonard Leo长期的合作伙伴竟向法院提起诉讼，质疑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滥权。而在一起关税案诉讼中，负责的三位法官中，有一位是特朗普亲自提名、另一位是里根提名，这两位却也都认定白宫滥权，判决高关税政策违法。
这些保守派忠于自己的意识形态，但特朗普需要的法律专业工作者必须忠于特朗普一人，或至少不能妨碍特朗普集中更多权力。
在责骂Leonard Leo的贴文里，特朗普表示当年初来乍到，才听取联邦党人学会的意见；现在，他已发现联邦党人学会针对“无数”法官提名给了“糟糕的建议”。“这可不是该被忘记的事”，特朗普说。
欲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新的MAGA法律工作者，比如所谓的“第三条专案”（Project Article III；美国宪法第三条规范司法权）就是一个这样的新组织。其领导人 Mike Davis 是特朗普此一任期的入幕之宾，向白宫幕僚长提供了关于司法人事的建议。而他之所以深受特朗普赏识，除了他在参议院担任幕僚的经验之外，更重要的是在2022年，FBI因为机密文件案搜索特朗普宅邸时，Davis 大力为特朗普辩护，攻击FBI是拜登走狗。
而现在，Davis 也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了。他向政治专业媒体 The Hill 表示联邦党人学会“在法律战争中背弃了特朗普总统，甚至不只是背弃，他们还让许多联邦党人学会的领导人参与这场战争，为其添加柴火”。显然，这又再度回归忠诚度、回归敌我之辨。
法律原则只能用来限制拜登？
白宫副发言人的说法更是有趣，说“未经选举的法官，无权决定该如何正确解决国家的危机”——但在疫情期间，或是在拜登时期面对任何“危机”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样说的。
其实，最迟从90年代开始，美国新右翼其实就已经出现这样的政治与法学论述，认为美国各界早已被自由派霸占，右翼不能再诉诸有限政府。他们要选出自己的凯萨，大权独握，不受司法掣肘，夺回所有权力，借以“拨乱反正”。
然而，从法学的角度说，若要成为这样的凯萨，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将要根本颠覆自己在第一任的成就。因为在法律原则上，特朗普所任命的保守派法官、特别是最高法院法官在拜登时期多次判决拜登败诉，大举限制总统权力，那么其所阐述的法律原则也应该同样对特朗普有所掣肘。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所谓的“重要问题判准”（Major Questions Doctrine）。这是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在拜登时期发展出的原则，认为只要是“经济或政治上的重要问题”，行政部门就不能自行行动，而必须要等待国会明确授权。当时针对的，包含拜登尝试赦免学生贷款，以及在疫情期间禁止房东驱离租客，还有用空气污染的法规管制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乃至引用工作场所内有害物质的相关规定、在疫情期间要求雇主提供快速筛检等。
尤其在后面两个案例中，法规文字已经明确管制有害气体排放，为了劳工健康要求需降低工作场合内有害物质的影响，但法官们认为即使如此，由于防疫、筛检的决定“正受到广泛辩论”，所以不能这样运用既有法规。
当时自由派法律评论者就批评，这等于是允许“福斯（FOX）新闻台修改联邦法规”——就算已有政策合乎既有法规，只要福斯新闻台等右翼媒体事后制造出任何争议，就可以让行政部门无计可施。而自由派的最高法院法官也在不同意见书中批评，这根本是法院自行发明的原则，无异于“在天秤的一边用力按压”，让法院的天秤向任何被管制的对象倾斜，行政部门的政令动不动就会失效。
那么，按照相同标准，美国骤然单方大幅提高关税又怎么可能不“重要”？白宫自己不也宣称，高关税政策将“彻底改造”美国经济吗？另外，几项诉诸外国入侵以驱离移民的措施呢？中止出生地公民权原则呢？
这不只是许多民主党人士的看法，几个有意挑战特朗普的保守派组织也诉诸同样的论点，认为特朗普已经逾权。日前判决特朗普关税政策违法的三位法官，明确引用“重要问题判准”，认为国会显然只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动用直接相关的经济政策，而不是用关税制造谈判筹码，解决与关税本身毫无关联的经济问题。同理，也有法官做出判决，认为白宫此刻单方取消绿能投资拨款，或者冻结关于“多元、平等与包容”（DEI）的研究经费，也通通该算是“重大问题”，必须等待国会明确授权。
在关税案判决后，特朗普发文怒骂，说这些法官“不就是纯粹仇视特朗普吗？不然还能有什么解释？”。白宫副幕僚长和知名MAGA派网红也统一口径，同样说这是司法发动“政变”（coup）。白宫副发言人的说法更是有趣，说“未经选举的法官，无权决定该如何正确解决国家的危机”——但在疫情期间，或是在拜登时期面对任何“危机”的时候，他们可不是这样说的。
至于在法院内，白宫的律师们则宣称在外交、国防议题上总统“有特权”。白宫副幕僚长所领导的外部组织 America First Legal 甚至向法院提出意见书，更一般性地主张只要是特朗普“本人”所做的命令，就不该受到“重大问题判准”的拘束。“总统本身就已是政府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某个未经选举的机构官僚”。但同样，在拜登时期，当拜登亲自宣布保护租客、赦免学生贷款等政策时，这也不是他们的说法。
在此，只能说是特朗普第一任期改造司法界的任务太过“成功”，法官们也太过“尽职”，而当特朗普再度登基时，那些曾阻碍拜登的判决也将对新凯萨带来阻碍。对此，他手下的法律团队正欲与传统保守派割席，尝试二度改造司法界。
这也是特朗普、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在法律运用上的最大特色。
巩固
与其说特朗普执政是在实现任何关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不如说恰是要巩固专属于他一人的绝对权力罢了。
若以交通规则比喻，不论是蛇行、逼车，还是肇事逃逸，都已经是美国历任总统常做的事，并非特朗普所发明。更具体来说，一直以来，美国总统都可以积极主动、暂时不顾法律的规范，反正油门和方向盘都由自己控制，不妨先制造既成事实；美国总统也可以消极敷衍法院的命令和判决，当作自己没有看到交通警察的指挥。
只不过，特朗普的违规频率更高，而且更加高调，他一边违规还一边大声鸣按喇叭，还对著测速照相机比中指，向全世界宣告自己不必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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