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奖即将揭晓，又是一个亮丽争妍的影坛盛宴；而香港电影在2023上半年经历繁荣小阳春后，却于2024再度陷入疑似的寒冬：港片产量大幅回落，戏院亦纷纷陷入结业潮。夸张一点说，一间接一间戏院停业消息，可能比今年上映的港产片还要多。连锁院线不断缩减经营规模，有著几十年历史的老牌戏院，像铜锣湾总统戏院（2024年4月30日结业）、旺角新宝戏院（2025年4月1日）亦不敌时势结业，从此成为历史。讽刺的是，把握机会到戏院门外拍照留念的人为数不少，入场看一出戏聊以饯别的人却始终不多。
那种曾经周末戏院散场前后，围著电影海报人头涌涌的画面再不复见，无论是经济大环境欠佳，还是串流平台风行所致，本地观众入场意欲减少已成事实。电影行业辉煌不再，步入忧虑渐深的所谓寒冬期。电影工业各环节中，导演、编剧等创作者一环，本是日常传媒访问首选，而今年，为从更多环节、角色和岗位拆解电影萧条年代之状况及由来，笔者在每年如约而至、衣香鬓影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前夕，一煞风景，到几间戏院及电影公司走访了多位电影统筹、宣传、发行人物，及应对戏院日常票务的前线岗位，也访问了片商代表，及影展策划人，谈了些红地毯上星光熠熠、闪烁其词间，大家未必会倾诉的心底话。
不论前线还是幕后，大家虽对戏院这个光影交汇之地有一份深厚感情，认为观影体验不可能被取代，但也切身感到肃条年代的惨淡。要杀出新的去路，谈何容易，尤其本地电影十几年来曾成功凭著一连串谢票活动挽留观众，抗衡斥资亿万制作的中外大片；然而谢票文化持续多年，于观众已成常态，也现疲态，对催谷票房的成效则越来越低。
那种曾经周末戏院散场前后，围著电影海报人头涌涌的画面再不复见，无论是经济大环境欠佳，还是串流平台风行所致，香港本地观众入场意欲减少已成事实。电影行业辉煌不再，步入忧虑渐深的所谓寒冬期。
与此同时，本地观众口味随著社会风气也或有所转变，近年传统的商业类型片乏善可陈，因而备受冷落。电影市场再度转移，曾经北上发展的一众商业片导演，都积极另谋出路，其中一个新方向，就是重新与东南亚市场接轨。日中则移，适者生存，常说电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命途亦然。
怎样才多观众？发明谢票场
没有夸大，几乎所有在今届金像奖拥有提名的演员、导演，甚至编剧，以及做电影配音的单位，都有跑过所谓马拉松式的谢票场。连第一届金像奖影帝（1982）许冠文都在队列，他大概没想过自己四十年后，要为这一年独撑本地电影票房的《破·地狱》频频亮相谢票。
老一辈导演和演员走红于香港年产三百部戏的黄金时代，并不很习惯今日这种近距离与观众小范围互动的谢票活动；但年轻一代对这场面则见惯不怪，甚至出席谢票已被视为参演一部电影的“份内事”。
“你老一辈的电影人，根本就不需要做这些事情，我拍了一部电影，我不需要跟观众交代些什么，不过这一代的新人，就多了一件事情要去训练，就是如何直接地面对观众，都有观众很不客气，问得很尖锐。”Golden Scene（高先）电影发行及统筹人 Felix形容，谢票已是今日电影圈幕前幕后的指定行程：“现在拍完一套戏，不是拍完就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做宣传，做媒体访问，之后还要去谢票场面对观众，让他们直接问你问题。”
谢票这回事，是何时变成一股风气，甚至香港戏院文化一部分的？答案是跟 Golden Scene 有关，也跟 Felix 最初入行做电影有关。谢票的故事，要从 Felix 的姨妈开始说起。
“因为其实 Golden Scene 就是我姨妈的公司。”他说——他姨妈也就是 Golden Scene 创办人曾丽芬（Winnie）。
曾在嘉禾电影从事影片采购多年的 Winnie，离开嘉禾后在 1998 年成立 Golden Scene。“那时我都只是八岁而已。很多人都说，是不是因为我姨妈的关系，所以我就入了这一行，其实都一半一半。”
“好像连续谢票谢了二百多场，那时很疯狂的。杜生一进去，第一句说的就是‘多谢支持香港电影！’，然后那些人就会起哄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很感受到香港电影的渲染力。”
时至今日，Golden Scene 拥有一间自家经营的戏院，也是最重要的香港本地电影发行商之一。不过，跟八、九十年代的大片商相比，如 Felix 所说，Golden Scene只是一间经常“刀仔锯大树”（以小博大）的小公司，一直都是家庭式运作。“我们公司规模很小，不计会计可能只有八、九个人。所以包括做 PR、Marketing，我每样都会看著，每样都会涉及，需要我的话都要帮手。”他接著说：“而我做的第一部戏，就是 2012 年暑假的《低俗喜剧》。也是我在 Golden Scene 做的第一部戏，到现在都非常记得。”
让 Felix 最深刻的地方，是他一入行就立刻卷入谢票风潮。他说：“在《低俗喜剧》之前已经有谢票了，应该是《人间喜剧》（2010）开始的，啊，也是杜生（杜汶泽）的作品。所以你都可以说是杜汶泽发起这个谢票的热潮。”
那年，论尽当年电影圈光怪陆离的《低俗喜剧》一度是城中热话，直到今时今日，郑中基演的大陆土豪“暴龙哥”仍然叫人回味。不过 Felix 更回味的是，当时那一片观众热情欢呼的光景：“那时候的谢票，跟现在的谢票不同，因为现在的谢票是会告诉你，今日有哪些人会去谢票，他们会去哪一间戏院。那时候的谢票是真的，我们一辆保姆车，有杜生在，有导演彭浩翔在，有我在，有时 Winnie 也会加入。”然后，他们就看著手机上的电影售票 App，“哪里红色（接近满座）就开车去哪里。我们开车途中，我才打电话给那里的戏院经理，‘喂，经理。现在杜生和导演在上来，有没有麦克风？没有就算了，直接叫吧。’然后散场时就真的冲上去。所以那时候的谢票，是真的给到观众惊喜。”
《低俗喜剧》成为 Felix 第一个疯狂谢票的经历，也为 Golden Scene 杀出一条宣传小本电影的出路：“好像连续谢票谢了二百多场，那时候是很疯狂的。杜生一进去，第一句说的话就是‘多谢支持香港电影！’，然后那些人就会起哄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所以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也很感受到香港电影的那个渲染力。”谢票，从此成为合拍片审美疲劳下重新挞著（点燃）本地电影、凝聚本土观众的一种方法，也跟 Golden Scene 素来小有小做，积极发行小品本地电影的路线一脉相承。“之后那一年就是《狂舞派》（2013）。《狂舞派》也是疯狂谢票的，但感觉非常不同，因为戏中演员全部都是新人，黄修平那时候相对也是一个新导演。后来再做疯狂式谢票的，是《点五步》（2016）。”
“不过现在的做法是反过来的，就是想要用谢票这件事去催谷票房，催谷那一场的入座率。”他感叹道：“事实上，以前那时候的感觉可能是好一点。”
“谢票场”作为方法：盛衰分野
“以前只要够勤力，整个团队在一起，有监制或者演员去带动一些东西，他们不放弃，你都觉得衰极有个谱。就算套戏本身不好，卖勤力都应该可以。”
疫情之后，Golden Scene 终于在坚尼地城开了自成一家的高先戏院，Felix 笑言，自己的正式工作是做销售及采购，但以前是因为要去谢票，近年则因为开了戏院，“譬如拿戏院牌、酒牌、小食牌，这些都是我有份跟进。基本上戏院大部分的东西，就算是小食部的烧卖，或者我们卖的香港手工啤，我都有参与，日常的排片都是我排的。”
这天，同样约了在高先戏院做访谈的人，还有负责做电影宣传及公关的阿邦，他也经常担任 Golden Scene 的外援。阿邦和 Felix 有时是队友，有时各自负责不同电影的谢票活动，在戏院碰面。Felix 笑言：“我要分享，其实我们是一起入行的。”
阿邦都是当年《低俗喜剧》谢票团队的其中一员。不过，这并不是阿邦入行的第一部戏。他说：“低俗喜剧》那时我还未正式入行做电影的，但我就很想来见证一下这个如此强的谢票。”
后来阿邦加入了另一间本地电影公司担任传媒公关，往后在不同电影公司担任宣传工作。当然，有些公司，有些戏院，今日已不存在，阿邦则见证了电影市道的盛衰。“我做了这么久，《低俗喜剧》真是最难忘的。”
“我调做 PR 正式跟的第一部戏就是《杀破狼 2》（2015）。那时只是参与一些很皮毛的事，但我记得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资源去做宣传，譬如以前首映后还可以有一个 after party，谢票前后都有车跟著去录影。而这些东西好像跟现在很遥远了，以前好像每一件事都大型很多，现在做完之后就收工拜拜，什么都没有了，事情变得很简单。”
作为前线宣发的搞手，走遍香港大小戏院是日常工作，阿邦忆述：“入行第一年做电影时，因为连续跟了几套港产片，就觉得好像什么都关你事，我的岗位虽然是很后期的东西，但好像每一个人都要透过你去联络，又因为宣传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跟你自己有关，你很有满足感。”
但他坦言，如今情况相去甚远：“开初帮忙去做谢票是没有压力的，但做久了就知道，原来有它的压力，也是那么困难的。那时港产片也开始变得挺差了。”他续说：“以前只要有谢票，你都不用担心没有人入场看，但尤其现在，我经常都很担心，有时去到谢票那一天，哗，院厅还是很绿（尚未满座），还是只有十几二十人，你要担心的东西就再多了。”
“以前只要够勤力，整个团队在一起，有监制或者演员去带动一些东西，他们不放弃，你都觉得衰极有个谱。就算套戏本身不好，卖勤力都应该可以。”跟许多前线岗位的人一样，他认为 Covid 的出现，可能是最大的改变，由于疫情期间戏院入座率有限制，也无法谢票。到疫情过后，看似复常但整个气氛都不同了，如阿邦所指，“可能已经是没有新鲜感了。谢票刚刚兴起时，大家发觉派人出来原来是有效的，但渐渐去到某一个位又不行。”
“以前只要有谢票，你都不用担心没有人入场看，但尤其现在，我经常都很担心，有时去到谢票那一天，哗，院厅还是很绿（尚未满座），还是只有十几二十人，你要担心的东西就再多了。”
疫情后市道每况愈下，片商也因而阵脚大乱，不但谢票与否都帮补不了入座率，也要处理很多人事问题，“包括经理人、导演、监制、其他团队里的同事，大家经常都要开会，但每次开会之后大家的想法都会变得太快了，可能连上映日期都无法确定，首映又不知道何时做，你的演员又不知道要 mark 起哪些日子帮电影做什么活动或者谢票，很多事情都是最后一分钟还在改来改去。”阿邦作为前线，坦言没以前的日子那么好过：“一到确认映期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有些电影由落实到上映，只剩下三个星期去做宣传，其实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你要硬著头皮去做，以前很少有这个情况，起码都有两个月准备去宣传，要做本地小片，过去的概念是避开一些大片档期就可以了，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看电影的人都少了很多，电影公司就有更多考虑的因素。”
而要数到最困难，都是那些中小型规模的港产片。阿邦形容，比起做相对简单的外语片、合拍片，自己都很想投放多些心力于本地小片，尤其是2013年开始的“首部剧情片”计划资助的新导演作品，“但因为没有资源，导演是新的，演员可能也很新，你卖广告也没用，即使你贴张海报出来都没人想看。这真的要揼石仔（编注：一步一步、积少成多地完成繁琐工作），但究竟你要揼多少东西出来，才有人留意到这套电影？”——唔，跟阿邦谈了一下他做过哪几部“首部剧情片”，我们突然想起一个例外状况。因为其中一届的“首部剧情片”《过时．过节》（2022）就是他接手的。一千多万票房，以“首部”来说成绩斐然。当中，人气男团 Mirror 成员吕爵安和卢瀚霆应记一功。
依然是“星”光效应？
“十分钟前明明有二百个人出现，十分钟后只剩下十个人，这个画面很深刻，觉得好像为我揭开了新的一页。”
正是那年，吕爵安凭著主演《过时．过节》获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揼石仔没用，但是“镜仔”有用。
Mirror 出道以来，某程度上以另一种姿态横扫电影圈，他们本身已俨然是一种类型片，由于粉丝人数众多，一度出现歌迷会为偶像主演作品包场应援，买空凳刷票房的情况，坊间评价好坏参半。而 Mirror 成员亲身出席谢票的场次，更屡屡变成人山人海的粉丝见面会。
“由 Mirror 配合宣传开始，好像就改变了电影的生态。”阿邦苦笑道：“他们是去到另一个极致，原来演员出来，对一部戏是可以这么重要的，我觉得是很推翻了之前的想法。你是很见证到那个效果，也是我这么久以来都没有经历过的，原来好像见到另一个世界。”阿邦说的是粉丝为多见偶像一面，疯狂买下他们现身的所有谢票场座位。以一些映前谢票的活动为例，亲历其境的阿邦形容：“十分钟前明明有二百个人出现，十分钟后只剩下十个人，这个画面很深刻，觉得好像为我揭开了新的一页。”他说得隐晦：“电影的销售手法是不同了，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我没有去想。”
提起 Mirror 的谢票场，戏院经理 Gary 同样有著一夜印象深刻的经历。Gary 任职于圆方商场开业多年的 Premiere Elements 戏院，俗称 PE，其前身是 MCL 院线的 The Grand Cinema，五年前，疫情期间由百老汇院线接手经营，也从此打开了 Gary 兼任暖场司仪的新常态。不止谢票活动，如今许多首映或电影节的开幕闭幕，都会在这里举行，包括年前 Mirror 成员之一姜涛主演的《我的天堂城市》，记得当晚多个院厅轮流谢票，场面墟冚（拥挤、嘈杂、热闹）之余，戏院内外都满是慕名追星的粉丝。问 Gary 当晚是否在这里？他笑著犹豫一下，然后点头说：“那天我是在这里的，确实是万人空巷，很多粉丝在场。我记得那一晚是因为 artist 还在隔壁院厅谢票，但不知道还有多久才结束，但这边都已经完场了，要找人上去开咪（麦克风）说话暖场，继续炒热一下气氛，然后开始有些观众就鼓噪了，说不知道等了多久，最后情况是有点尴尬。”
见惯追星人潮、灯光闪烁的大场面，日常穿著笔挺西装的 Gary 形容自己对于执生（临场应变）暖场，已经习以为常。谢票活动此起彼落，往往嘉宾未到，或是忙于穿梭几个院厅赶场，Gary 及经理部的其他同事便要支撑场面：“我经常叫我们自己做气氛小组，自己开咪说两句，跟观众说多谢你们等待，你们准备好相机，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欢呼了。”
于今年初，香港电台制作的《狮子山下》单元剧里，由黄绮琳、黄锎执导的〈不日上映〉便描写戏院经理在市道低迷中的谢票日常。其实 Gary 就是这个故事的原型人物，他说的那个场面，也正是故事里的其中一幕。
作为一个站在前线的戏院经理，而且入行已经十八年，即是人生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活在戏院里，对于所谓寒冬期与结业潮的忧虑，只听他说：“听著这些新闻，其实都是会有点不开心的。但是你问我，对於戏院的前景，我还是很有期望的。”
在那个以他为原型的故事里，适逢香港经济不景，戏院经理收到公司结业及遣散通知。但直到最后一日仍然笑面迎人去谢票。
当然，故事纯属虚构，Gary 任职的戏院是仍然正常营业的。
转向深度谈：导演都可以是“明星”
“因为‘首部剧情片’完全是导演的心血，写剧本是他，拍的也是他，有些观众会觉得，原来我很想了解导演为什么有这些想法。观众喜欢那部戏，其实是喜欢导演的很多东西。”
撇除当红偶像的见面会、握手会，现在做谢票场的效益还有多大？回到高先戏院这一边，Felix 坦然承认，情况不是很理想：“说真的我觉得效益不算很大，现在谢票变质的地方，是好像大家都一定要做，觉得你不做不行。如果有个巨星出来，那当然好，我们当时做《爸爸》（2024），刘青云因为本身很喜欢这套戏，肯出来跟我们去跑谢票，透过这件事就可以叫多些人入场看。”
“不过现在有一点变成了老奉（应份）的东西，每一套戏都老奉要谢票，你预了我们这套戏上，就要去跑谢票，其实有时都会觉得，谢来做什么呢？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是在一个刚好相反的年代开始去做，那时候我们是看著哪一场 full house 才去哪一场，现在不是，现在甚至是每一场都不 full，都很少人看，你就算用谢票吸引人去看，也未必一定会有效。”他接著说：“有时你来谢票，可能观众都不是那么有兴趣见到你这几个人，那我为什么要入场看呢？那就变成劳民伤财，同时又不能放假。因为谢票通常都是周末做的，然后你的明星出来，又要梳头化妆费，租车又要钱，吃饭又要钱，如果你那天只是见得那几个观众，有时就蚀本。”
至于阿邦，近年则有另一番体会。他说：“以前谢票都真是靠演员多一点，但过了几年之后慢慢发觉，好像风向有点不同，演员出来也未必可以（除了 Mirror 成员），应该是由‘首部剧情片’开始的。它有些改变了观众，因为‘首部’完全是导演的心血嘛，写剧本是他，拍的也是他，有些观众会觉得，原来我很想了解导演为什么有这些想法。观众喜欢那部戏，其实是喜欢导演的很多东西。而且那些戏很多时候都没什么很有份量的 casting 阵容，那就开始发觉，导演原来都可以类似是一个‘明星’。后期我反而觉得，大家都会认为导演的分享是最重要。”
过往导演都是幕后岗位，甚少公开露面与观众，近距离回答关于创作背后的想法，这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阿邦续说：“这也有些影响了我自己怎样看电影。以前就是纯为娱乐，想看自己喜欢的演员，都不太在意是哪个导演，但当我入行之后就觉得，对我来说，导演才是最大的卖点，如果我自己负责去跟一套戏的时候，我会明白到，只要导演有被观众认同，这部戏都一定不会差到哪里。”他转念一想，笑道：“当然，如果是合拍片那些，那都是请刘生、古生出来做宣传就够了。”
“黄金时代市道很好，有很多大明星，但现在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是没有张曼玉、梁朝伟、张国荣的，不过，相对上这个 generation 的演员跟观众的距离近了很多，我觉得这并非一件坏事。”
谢票文化变质，于票房没帮补之余，电影公司都想拨乱反正，至少让谢票成为新一代导演、演员与不认识自己的观众的交流平台。Felix 形容，早从他们做《一念无明》（2016）（即第一届‘首部剧情片’得奖作品）开始，便想尝试做一些不同于谢票的活动：“会是比较有 focus 的映后分享，可能给导演多一点时间，可以问戏院额外拿 20 分钟，说一下创作、拍摄的过程，而不是全日流水式、马拉松式的谢票，那些就未必真的会有效。”
“尤其是新导演，我觉得新导演来说，如何面对观众也是一个很新、会很有得著的事。”他说。“世代落差是肯定有的了，譬如 Winnie 他们的那个 generation 就是生于所谓的黄金时代，那时候市道很好，那时候有很多大明星，但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 generation 是没有电影巨星的，没有张曼玉、梁朝伟、张国荣，暂时我就觉得没有。不过，相对上我们现在这个 generation 的演员跟观众的距离近了很多，我觉得这并非一件坏事。”
不萧条的是电影节？另一种“稳定”
“近年电影的商业票房好像会跌了，但是如果纯在电影节角度，反而我们挺稳定的。过去几届入座率甚至比以前好很多，所以我们不会直接感受到现在叫做‘寒冰期’的情况。电影节跟商业的运作是很不一样的。”
Felix 的想法，或者是想将行礼如仪的谢票文化，转向到类似电影节常设的映后座谈，吸纳另一批不为追星起哄的深度影迷。
适逢金像奖举行之前，就是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国际电影节与金像奖是香港两大历史悠久的电影盛会，事实上，国际电影节素来一票难求，尽管今日越来越少人到戏院观影，但是电影节预售门票前夕，已有不少狂热影迷在门口排队。HKIFF 协会总监 Albert（利雅博），“当大家都会很注视，近年商业票房好像会跌了，但是如果纯在电影节的角度看，反而我们是挺稳定的。过去这几届，入座率都很稳定，甚至比以前好很多，所以我们不会直接感受到现在的一个叫寒冰期的情况。我们跟商业的运作是很不一样的。”
一方面，HKIFF 不需要搞谢票活动催谷销情，但许多特别场次都设有映后分享和对谈，也会为国际级导演举办作品展及大师班，Albert 形容，这样的电影文化交流恒之有效，近年于国际间也有著很大回响，“所以去年你也看到，我们能够请来 Martin McDonagh、Victor Erice、Zahra Amir，今年芬兰导演 Juho Kuosmanen 也会带著新作《沉默狂想三部曲》（Silent Trilogy）亲自来香港，他年纪不算很大，但已经在康城赢过两个大奖了。我们每年都尽量邀请一些国际电影人，希望他们在影节期间可以来香港跟观众做一些交流。”
当然，今届最多人谈论的，要数到日本影后安藤樱与刚提名金像奖影后的钟雪两人的同场分享，也正好是有别谢票场、见面会以外的一次深度对话。HKIFF 策展人 Alvin（谢伟烈）提到，以影展作品及嘉宾来说，香港观众一向钟情日本及法国电影，因此也是他们的主要邀请对象：“像我们去年邀请了其中一位来自纪录片竞赛单元的伊藤诗织，也就是《黑箱日记》的导演，她亦感受到香港观众的热情。只不过在交流方面，我们经常说香港观众不像欧美、内地的观众那么进取，会把握机会立即发问，可能比较慢热，先待别人问了两题，然后再慢慢聊一个小时。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去到外面跟观众交流，观众就喜欢在外面拉著他们交流，对于他们来说很有趣的体验。”
“国际电影节几十年间都有带电影人去见观众，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吸引力、特点。”节目总监 Geoffrey（王志辉）形容：“其实很多电影人反过来是很想见到观众的，很想理解观众对他们的作品有什么看法。所以这不单是纯粹对普罗大众来说，一个见到明星的机会，甚至是对本身有兴趣参与创作，或者是一些新导演都有所启发。我们通常搞映后谈的时候，都是希望尽量问到一些创作人，他们对电影的整体创作灵感之类，从而令香港导演在他们身上吸收更多，学多一些东西。”
“香港观众不像欧美、内地的观众那么进取，会把握机会立即发问，可能比较慢热。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会去到外面跟观众交流，观众喜欢在外面拉著他们交流，这也是很有趣的体验。”
“所以，不只是说见到大师，或者见到明星就好，拍张照片或者签名，这些反而是次要的，那个交流才是最重要的。”Geoffrey 如是说。
东南亚可以取代内地？
只靠电影节小众影迷的马拉松式观影，当然不足以拯救电影市道。过去一年，戏院未死，多少因为《破．地狱》和《九龙城寨之围城》分别打了两次强心针。一片惨淡之中，居然有两部本地票房过亿的作品，而且两片的上映档期都不是传统的戏院旺季，反映最初片商都不是真的那么有信心。Felix 坦言：“其实《破．地狱》和《九龙城寨之围城》都真是奇迹来的，突然间票房那么厉害，但影协（香港影业协会）都出了报告，提到今年农历新年的票房收入少了30%几（农历新年票房成绩传统上是全年指标），你可想而知，整体上的市道是有多差。”
突然间票房很厉害，既是好事，也可能不是。或者多少反映了观众变得更审慎，若不是话题作都不会争著入场去看。意味著看戏不再是闲时消遣活动，对电影的热情也不复过往。
“不过，香港人对港产片是有一种拥护、爱护的，是会特别支持的。是不是因为大家那时候看了很多合拍片，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些 local 的电影，即是广东话、香港题材的电影呢，那就是为什么《白日之下》《年少日记》（2023）这些很 local 的题材会有那么好的回响，亦都讲到香港的社会议题。”Felix 犹豫了一下，又说：“但我也知道，另外是有很多人觉得现在每一部电影都讲社会议题很无聊。”
“其实《点五步》也不是写社会议题，是一部运动励志电影，又有一些新导演会拍鬼片，像之前的《七月返归》（2023），大家都不只是想拍沉重的社会议题，也有其他不同的方向想走。”他感慨道：“但很多时都是受预算的限制，可能你只能拍一部社会写实的题材，因为它的演员有限，也不会有很大的场面，很多都是在你控制得到的 budget 之内。”
“香港人对港产片是有一种拥护、爱护的，是会特别支持的。是不是因为大家那时候看了很多合拍片，就觉得我们需要一些 local 的电影，即是广东话、香港题材的电影。但我也知道，另外有很多人觉得现在每部电影都讲社会议题很无聊。”
另一边厢，提到新导演面对的预算问题，天下一电影的监制邓维弼直言：“现在的一批新导演，是一定会拍一些中小型的作品比较多，但对新导演来说，一套戏可以请到多少特约演员，有多少景可以用，他连怎样用钱都可能没有这样的概念，只会埋怨制片组给不了预算，或者其他事情配套不到。”在1990年代出身于制片组的邓维弼，深明新导演的困境，点出关键是在香港拍电影，行内人工太贵：“比起其他东南亚地区，因为香港本身有著一个这么大的电影工业，所以他们收的价钱，也都站在一个位置上面了，相对于你整个制作预算，就算只是拍一个很平淡、只有几个景的戏，五、六百万（港币）起步都少不了的，稍微有规模一点的，其实已经要去到一千或者一千二、三百万。”
“但现在新的一批导演都比较少机会去接触那么大的投资。”他接著说：“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国内那些投资方都只会投资一些他们有认知的导演，至于新导演，你没有数据那些东西，他们比较难评估，所以给到你的预算一定不会这么大。”
年轻一辈的制片人常感慨199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辉煌，今非昔比，邓维弼却是过来人，在 1995 年跟刘伟强《庙街故事》开始全职做电影监制，也做过《古惑仔》（1996-）、《风云》（1998）、《无间道》（2002）监制，他笑言：“像我这么早入行，但入行的时候都已经是差不多‘水尾’，一部戏拍到几十组，在1990年代已经是很好了，以前1980年代的时候，那些戏是一定过百组，然后又同时开几组这样。所以，当时已经是跌落一个没有那么好的年代了，到现在当然更差。”
香港电影并不是第一次经历所谓的寒冰期，他自己也曾一度心灰意懒，“做完《无间道》之后，应该 2002 年，那时市道都不是那么好，做电影幕后永远都是餐揾餐食（有一顿吃一顿），养不到家人，只是为了兴趣才可以做。后来始终会结婚，想要稳定一点，而外面又接不到电影的时候，就要找长工了。”
邓维弼毅然转行做电视台体育节目，直到《长江七号》（2008）才有转机复出。“2008 年开始，那个转变就是戏院放映开始由菲林转做 digital 的时候，当时很多制片都不熟悉后期，刚好这部电影是跟 Columbia（哥伦比亚影业）合作的，于是牵涉了很多后期部门，例如特技、声效，或者是发行商，是有好几间公司一起做一套戏。所以对我都是挺大帮助的，起码我熟悉了跟海外发行商会有什么来往，他们注重什么，要交什么物料。”《长江七号》也算是将邓维弼带回电影圈的一个转捩点，“否则没人记得我了，就比较难再做电影。”他说。
“但现在新一批导演都较少机会去接触那么大的投资。因为其实有一段时间，国内投资方都只会投资他们有认知的导演，新导演没有数据那些东西，他们比较难评估，所以给到的预算一定不会这么大。”
“以前的导演多数是红裤子出身的，现在很多都是读 APA（演艺学院）、从理论班出来的。”他接著说：“但你贸贸然一个新导演，可能你之前只是写过剧本，去到现场的时候，自己都未搞掂，也因为可能现在的戏 scale 很小，他们要兼顾的东西不是那么多，还有现在已经由菲林转到数码，他们更加幸运了，以前我们可能只有一两部机，要不停换菲林去拍。现在，当演员或者现场环境配合到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尽量拍摄，我 NG 之后又可以再 Roll，是辛苦在剪接，但素材一定是多的。”
不过，拍摄门槛降低，素材太多，这也产生了另一些问题。他说：“尤其是现在市况差，以前他们可能有很多选择，现在就可能会觉得，我拍了第一部，都不知道何时有第二部，唯有我见有一部，当然是尽量拍了所有我想拍的东西，全部都剪进去，不看片长，或者是不看商业性的考虑。”
“我不是说他们不厉害，他们可能触觉会敏感些，但做电影某程度上有都是分派别，有些就是学院派，有些就真是商业一些的。在整个戏的处理上，究竟我现在是帮一间商业机构去做这个电影，还是我为了社会议题，既然有老板支持我，我就拍尽一点，不理票房的事，你要去取舍了。其实这个平衡是导演一接到题目时已经要知道的事，这个也是新导演和可能是由红裤子出来的导演的最大分别。”他补充道：“当然了，无论新还是旧导演，你一套戏多少分钟，你要表达什么，最主要你就要拿著这件事。”
“其实真的要做导演，除了在创作上你要表达到你自己的东西之外，我觉得是要和整个团队去配合，定位了究竟我要拍一套什么电影，我要表达什么，在有限的资源中我可以怎样分配。”
“如果这个戏可以入到国内或者去到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某程度上导演要做一点自己的调节，其实我这个戏是走向这个市场，我跟发行部要怎样配合才可以走远一点？以前可能因为有预算限制，变成了我要去拍一些社会议题，或者规模比较小的戏。多看一些台湾市场或者东南亚市场要些什么，可能在他们的想法或者创作上会再阔一些。”
邓维弼坦言，其实都不是新一代电影人的错，而是前人留下来的问题。“过去这十几年，所有电影公司最主力的发展在内地市场，变成他们自己都忽略本土市场，何况整个东南亚市场？东南亚市场就更加少留意香港片。始终是广东话地区，对他们来说，这个市场是小的。但有能力的电影公司，其实就应该早点去想这方面的问题，可能我们拍一些其他市场都会要的作品，你要有一个数量，证明我们香港还有这样的戏种，你才可以跟东南亚去谈，我们会买他们的片引入香港发行，他们也都会愿意买一些香港的电影去那边做。”
“过去十几年，所有电影公司最主力的发展都在内地市场，变成自己都忽略本土市场，何况整个东南亚市场？东南亚更少留意香港片。始终是广东话地区，对他们来说，这个市场是小的。但有能力的电影公司，其实应该早点去想这问题。”
事实上，与东南亚市场合作，这也是天下一电影近年其中一个发展方向。像是一个重新播种的过程。“现在我们公司就是希望拉一些马来西亚、台湾、泰国、东南亚市场，跟他们打了个关系，无论我们投资他们的电影，或者他们投资我们的戏，除了在香港上映，在另一边也可以上映。”
因此，在香港电影市道低迷，没戏可开的当下，产量仍然惊人的马来西亚，正是其中一个可以找到出路的电影市场。邓维弼指出：“始终马来西亚都有六、七百万华人，当然新一批华人其实已经很少看香港片了，他们都看内地片，但既然我们有共通的语言，可能对市场会再好一点。尤其是鬼片、古惑仔电影，这种我们十年八年都没有认真拍摄过，其实以前是我们的最强项，也可以拍得很快，现在其实就要慢慢去试一下走回这市场，做自己想拍的题材，就算真的有些片上不到内地的话，都希望东南亚市场会注重到我们。”
“但要衡量怎样才拍到这些片，对一些新导演来说，可能是有冲击的。”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