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第三种六四想像，挣脱香港困局

近年来，支持继续或反对继续纪念的争吵，从脸书燃烧到街头。一场在其发生地被“失踪”的公共事件，在香港被每年反复提起、记忆、举行仪式。或是另一方通过杯葛，否定传统纪念，来建构自己的论述。

“民主中国”的叙事，与“香港本土”的反叙事，构成了香港社会的两种六四想像。前者坚持纪念六四，在论述上强调香港与大陆的民主连带；后者努力予以切割，建构纯正的“香港人”身份。然而，越是这样旷日持久的争吵，越是说明一件事：无论何种政治力量，都需要通过争夺对“六四”的解释权，来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论述。

于是，六四根本已经“本土化”了，它从香港之外，转变为香港生活的一部分；从他者的故事，变成香港人自己的符号。这像极了港式奶茶──发明者是香港人还是英国人重要吗？六四天安门事件，成为香港人不断复制和解释的记忆素材，这才是重点。

至今为止的两种六四想像，都带有浓厚的建构论视角：如何建构、如何阐释27年前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的记忆，成为争辩核心。然而，正如人类学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记忆本身也意味著遗忘，意味著对记忆素材的选取和忽略。

所以，追问历史本身，仍然有其价值：只有追问对事件的叙说，才能有更多的阐释可能。在纪念和遗忘的话语两端之外，呈现第三种六四想像，我们才有机会超越这些年本土／非本土的对立循环，回到世界史上的1989年，回到世纪之交的中国，重新审视六四对香港的意义。

1989的未竟革命：世界史下港台轨迹的分歧

香港人常常回忆起自己对六四学生的支持。而1989年天安门学潮冲击到的华人社会，不只香港跟大陆。

1989年六四清场后，“薇薇夫人”以本名乐茞军在台湾《民生报》发表评论：“天安门事件在大陆，将会转变为长期暗潮汹涌的民主抗争；而对我们这些血脉相连，只不过比较幸运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暂时停止了静坐、抗议、悲泣、捐献，但我们不会忘记。也正因为我们的幸运，我们要积极反省：我们对这块幸运之地爱护得够不够？自己的生活内容和目标，有没有更高的意义？中国是有希望的！这应该涵盖了所有的中国人在内。”

这套论述香港人是否似曾相识？当年的台湾人，以“中国人”的身份将这场运动定位为“未竟的民主运动”，而有幸存活的人，必须要将这故事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这样的心性像极了Beyond那首著名的《长城》：“围著老去的国度，围著事实的真相，围著浩瀚的岁月，围著欲望与理想。寻找一个老去的国度，多少消逝的真相……”

这种论述，我们姑且将它称为“未竟革命论”，其以“华人集体认同”，或是更抽象的普遍人权视角，去评价1989年那场为时两个月的社会运动。将这场失败的运动视为人权灾难、国殇。

在1989这个魔幻的年份，天安门广场的事情，也许只是一连串革命的一环：苏联第一次在人民代表大会举行有意义的选举、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从莱比锡开始的和平祈祷会最终传到了柏林……这世界史上的1989，华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对变革抱持著无比的希望。冷战走到了尽头，“历史的终结”就在眼前。

这是世界史上的1989年，冷战结束以及单极体系的到来，宣告的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然而在香港，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其所确立的“一国两制”，仍然在制度安排上维持著冷战末的安排。具体来说：冷战时期的政治与知识菁英，很多都相信资本主义必然会带来民主，而只要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不变，中国就必然会受到香港的影响，进而采行民主制度。

这些菁英可谓最忠贞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不仅相信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也相信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政治自由。结果，一个诞生在冷战中的制度设计，在中港之间活过了冷战的结束，而更荒唐是，这制度一埋单就是50年。

1998年六月，香港回归中共统治后首次纪念六四，《明报》报导：“四万市民雷雨中悼六四”。而同一时间把场景拉到台湾，《联合报》则报导：“六四九周年纪念音乐晚会昨晚在滂沱大雨中举行，观众未满两百人，场面冷清。”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台港两地对于六四的态度南辕北辙。我们认为，要理解台港两地对于六四记忆的差异，我们必须要将历史的视角拉长一点：从1990年代的变迁看起。

在台湾，对比起逐渐被遗忘的六四，这几年来不断被唤醒的记忆是另一个广场。那是1990年3月的中正庙广场，那场被称为“野百合”的运动，被视为威权转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两场运动如此不同的记忆、纪念方式，或许应该归因于80年代时，台湾与香港社会对于世界、中国、本土不同的看法。

80年代或甚至更早，台湾社会弥漫著被世界遗弃的氛围，“亚细亚的孤儿”大概最能描绘当时台湾人的心性。与此同时，台湾的知识菁英开始重新认识台湾，这也就是学者所说的“本土化”。与之相对，在香港80年代菁英眼里，香港搭通中国和“国际”；其以“反党不反中”的方式逐步影响中国，并以“国际标准”撼动中国。这也成为香港年年举办六四民主祭典的意识形态基础。

简言之，始于70年代，活跃于80年代的台湾本土化、民主化运动，让台湾人对于中国、中华的概念与符号日渐淡薄。但即将回归的香港，却仍是不断地强调自身对中国现代化，国际化的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未竟革命论”在台湾与香港长成了非常不同的模样。

2014年同年发生的雨伞运动和太阳花运动，看似只有成功和失败之分，实则仍然以1989年为分界，应对著完全不同时代的问题。前者仍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争取著被埋了单的自治与民主。后者在逐渐完善的选举制度下，成为了对抗中国因素的破口。

在香港，主流泛民对于六四的拥抱，建立在“国际都市香港必须尽其所能的改变中国政体”的论述中，而本土主义对六四的拒斥，也是“香港只需在国际标准的体制中落实民主”。六四是否“大中华胶”（大中华情意结）？恐怕无关紧要。纪念的更大问题，或许是他们的争论仅止于表面的中港关系。

试想，如果香港人真是大中华胶，他们为何不纪念在中华民国台湾发生的二二八、美丽岛与野百合？如果我们真有所谓普世心态，为何这些近在咫尺的“1989”（比北京更近），并不在香港人的视野之内？只有从世界史上的1989回看天安门广场，六四事件才不再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更不会是王毅主张的“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有发言权”。

1980年代的中国脉络：“断裂说”所遮蔽的

“中港关系”在今天成为香港六四论述的主轴，既忽略了其年代背景的世界意义，也忽略了六四事件背后的中国脉络。要修补记忆，我们就不能只“记住”，还必须“重新发现”发生在中国历史中的六四。

在流行的看法中，“六四”经常被标记为从1980年代到90年代，一场中国历史的“断裂”。以此为界，20世纪末的中国被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既是更大范围上“未竟革命”的具体体现，也成为中国人叹息伤怀的符号。

回到80年代的北京。六四之前的十年，是一个被今天的华语知识分子称作“黄金时代”的十年：70年代的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无数的新图景被提上了日程，大量西方著作和思想得到引进，知识界爆发出蓬勃生命力。仿佛，只要顺著历史的进步之路走下去，中国就会对接上“国际标准”，变得民主、自由、富强。而六四最遗憾的结局就是：这条充满希望的道路，被中共的屠杀所无情打断。接下来的90年代，则成为了“闷声发大财”的庸俗年月，政治民主的理想主义逐渐消磨。

然而80年代的真实的中国史，又远比这套论述复杂。

光是围绕著六四事件本身，我们既能看到牵涉经济平等议题的“官倒”，在后续一年又一年的纪念中，被“民主自由”话语所遮盖；也能看到六四之前大学中的“反黑人”运动，被历史所遗忘。社会学家赵鼎新在著作 The Power of Tiananmen 中指出，我们在想像中，认定六四学潮的领袖在争取现代西方式民主政治，却忽略了他们仍深陷于传统中国对“国家—社会”的僵化理解，仍然采用了一整套“请愿”和“公车上书”的行动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六四并非一场社运，因为它仍然根植于“上书”的传统，和我们今天对社运的理解大相径庭。

六四本身的真实已被忘却至此，80年代中国，以及其前后“两个十年”的关系，更没有公共讨论顾及。人们通常认为，文革的70年代，是最不民主自由的十年；而六四之后的90年代，则是中国人不再过问政治，一心一意投入在经济发展和个人成就上的十年。可是实际上，六四事件的政治动能，上承文革后期“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大字报、70年代末“西单民主墙”的昙花一现，可算是一场“人民民主”运动的最高峰。而从经济逐利的角度观察，80年代中期的“蛇口风波”中，青年人“用赚钱表达对祖国的爱”，和直接引发学运的官商勾结“官倒”风潮，也下接90年代江泽民治下“全民下海”，个人逐利与裙带资本主义的狂飙突进。

这样看来，六四身处的80年代并不那么特殊。在此之前，中国人对民主早有追求和实践；而中国人90年代从政治生活中退场，投身于经济发展的新浪潮，也可以上溯至六四之前。今天的六四论述，把80年代前后截然分开。六四被当成一条“民族的伤疤”，反而成了犬儒避世，但又对过往年代无不怀念的借口。

当年的六四一代，今天都四五十岁上下，纷纷成为中国社会最有权势的人。今天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有些尝试改变，有些闷声不言，也有人会怀念自己在80年代末如何“勇武”，如何同情，乃至不怕死地参与六四运动之中。正是借助一系列的六四论述（“共产党太可怕了”或是“我同情学生，但好险我没有去广场”），他们可以一方面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更另一方面佐证今日平安稳定的意义。缅怀过去，恰好让他们能够更从容面对年轻人的质疑──你们这些人以为自己年轻气盛，可你们能和我们当年相比吗？

中国大陆的六四记忆，已被用作沉默和犬儒的修辞；从殖民地过渡到中国式资本狂飙潮里的香港人，是否也会一边喊著“毋忘六四”，一边步入这样的后尘？

香港的六四论述：冲突视角的共同局限

走过世界史上的1989与中国的80年代，我们回到今次六四悼念与否争论的主舞台：香港。

在香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长期以来的论述，始终无法在“结束一党专政”或“建设民主中国”外，对六四或中港关系上提出新想法。这样的一成不变跟僵化，显示他们在90年代以来，应对北京政权的无能为力。长期以来，支联会一直积极批判中共暴政，却未能直视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关系，更遑论重新介入。尽管“支联会”们喊著“反对专政”跟“平反六四”，但借用罗永生的说法，他们始终都是恐共情绪弥漫下的所谓“中港隔离派”。更悲哀的是，他们不只是低调处理中国国内问题，对中港关系这条轴线也无暇顾及。

30多年来的中港间政治，早已沧海桑田：许家屯1983年到港，秉持著“能不管的就尽量不管”及“求大同存大异”（大异指社会与资本主义）的原则，准备回归以前的统战工作，积极拉拢亲英的资本家家族；不久之后，北京开始积极透过中央各类政治组织，如全国政协跟全国人大，来吸纳统合本地资本家。正如曾钰成诠释的：中央对港方针从“不干预”转向“有所为”。

主流泛民面对上述种种重大变化，却在各项议题上节节败退。这样的无能为力，在民主党干部选择入中联办谈判而非参与五区总辞时，显得特别显眼而清晰。终于不意外地，这个香港最重要的民主势力，越来越像香港政治的局外人。

与支联会论述相对的，是这两年流行起的“六四与我何干论”。这波论述风潮的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蝗虫论”。在急速变化的中港关系下，对于中国游客、中国移民的憎恶感日益增高。

我们当然可以用“社会自我保护机制”去理解，或是从从“种族主义”去批判这样的社会氛围变化。但无论是同情或批判，我们都不能否认：香港社会这五年来充满了焦虑。这种焦虑的根源是急遽变化的中国，以及相应而来的中港关系。在北京不断收束香港政治、社会自主性的同时，香港的仇中情绪就越来越强。

雨伞运动更是一个关键转折。雨伞失败后累积的挫折，加成著对建制与民主派的不满，很快地发展成更基进的本土论述。与此论述一齐发生的，是全面质疑六四对于香港的意义。这种质疑在学联解体后展露无遗。从比较温和的“没有必要每年纪念”，到激烈的骂支联会是鸨母龟公，都显示出年轻一辈对于六四没有实感。

然而，本土派的论述只是在如何纪念六四上，与老一辈民主派有所龃龉；但是论及记忆的内容，他们似乎与老一辈民主派相去无几。这两群人，都将六四视为一场“失败的革命”、“共产党暴政的展现”。从头到尾反对泛民论述的本土派，在论述内涵上却隐微继承了泛民的所有主张，恰恰是现实最讽刺的地方。

香港前途，需要第三种六四想像

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所谓六四封存的冷战格局，就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维持五十年不变”。香港是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下，迎来新的政治格局。就世界的尺度而言，我们看到了表面上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终结，误以为“五十年不变”会成为真实──一如我们以为，被动地等待，民主就会降临于这块甫脱殖民统治的荒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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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80年代以来，先是邓小平力压戴卓尔夫人（柴契尔夫人），取得一国两制的主导权；接著后续的中南海领导班子，更在全球化与资本狂飙的背景下，成功运用香港的地缘经济优势，挟资本积累兑换来的政治实力，重构了“中国—香港—世界”的关系。与此同时，香港民主也跟著被冻结在89之中了。不断拖延的民主政制与日益下降的生活品质，在六四落幕25年后带来了雨伞抗争，也带来了中港间的政治僵局。

僵局之后，港人开始尝试连结国际社会，找寻面对北京的新的议价资源，但近二十年来，西方或所谓国际社会一改89年不久后对中国的抵制态度，逐步转向拥抱“中国机会论”。随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危机在08年前后的浮现，中国模式——威权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在国际角力场上成为新的政经典范。

港人的两种六四想像──民主中国或本土建构，仍然停留在80年代“资本主义对抗社会主义”的政治基调中，多少忽略了这条八十年代绵延到如今的线索。也就没能从世界和中国这两个维度，逼近香港这三十年所面临的政经格局。这两种六四想像，限定了对香港抗争史的理解，亦限定了今日港人抗争的条件。

要突破僵局，香港必须把天安门事件的意义，放到“香港－世界－中国”长时段的三边政经转型中理解，思索香港能在前途上采取的立场与战斗位置。若非如此，不论是今天香港“国际标准”的民主倡议，或是二次前途问题，都终将跟著六四被冰封在历史灰烬里。

（中港台鲁蛇小组，伞下诞生，一个华语写作、多声道思考的鲁蛇知识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