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芄紫：Good Old Days 已逝，泛民大输家──回应刘细良

端传媒发表了刘细良先生《特首选举落幕，四回合胜败盘点》一文，讨论本次香港特首选举得失成败。刘先生前面的分析都甚为精准，但最后得出：“大输家是北京”、“林郑是二输家”、工商界也是输家，唯有“泛民、曾俊华及薯粉虽败犹胜”的结论。笔者无法苟同。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北京顺利让林郑高票当选，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虽然以普选角度而言，林郑打了一场不成功的选战，但这次选举不是普选而是小圈子选举，林郑稳妥地当选，也难言失败。工商界本来就是个体，“站对队”以后“分猪肉”不会少一份，何来失败？更何况什么中资南下的情况，即便曾俊华上台也不见得有什么区别。曾俊华输了选战，赢了人气，什么“里通美国”都是选举语言，不必当真，不过不失。倒是泛民实在是大输家。

刘细良文章的思路，停留在二十年前回归之初，中央要照顾（民主派）港人的话语体系之中，认为中央需要“修补”中港关系；目光只放在香港的内斗，为林郑不能顺利执政而欢呼，还认为如果泛民能阻止特首执政，越多人反对政府，就越说明是一种胜利。殊不知，时移世易，若这种思想延续，不但妨碍了香港的民主发展，更加妨碍了香港的前途。

无论是否喜欢，香港的真实处境就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港独是不可能的。香港的前途，在可见的将来，都完全为中国所决定。虽然香港拥有让中国有利可图的制度与传统，中国不介意甚至欢迎香港延续此制度，但其着眼点只是配合中国的发展。这一切都必须以香港不独立，不成为“反共基地”为前提。

中国在中英谈判及《基本法》制定期间，决定延续港英的“行政主导”治理模式，所以特首在《基本法》中权力非常大，这决定了特首是中国无法不加以掌握的位置。《基本法》中其实早已立下三道大闸（选举委员会、以后普选所需的提名委员会、任命权），保证香港只能“选出”中国属意的人选。这里的“选出”，事实就是“钦点”或者“准钦点”。香港回归后的历届特首“选举”，“阿爷吹鸡，选委跪低”，无不如此。除非中国民主化，否则在《基本法》下，无法改变这种局面。以后若改革香港政治体制，缩小由香港真正选举产生的特首的权力，增设中国能直接控制的政治顾问或者总督，或许能有改变，但这已经不是《基本法》范畴内能处理的事了。

中央唯一有可能不明显地钦点一人的情况，只有一种：主要候选人都被中央高度信任，泛民又不出来搞局，以致中央认为“争一下也无妨”。符合这种情况的只有上一届特首选举，中央虽然最初属意唐英年，但梁振英也是中央信得过的人，所以中央放手竞争。但最后效果并不好，黑料满天飞，撕裂建制派，要中央最后钦点才能避免流选。结果民望最高的梁振英最后也令港人怨声载道，导致 ABC （Anyone But CY）阵营。

经历过占中与港独，在这次选举中，中央以求稳为主，已经不太可能像上次一样较为自由地竞争。以中央的角度，劝退梁振英，已经算是听从香港民意的善举。钦点建制派普遍接受的林郑，努力劝退所有的建制派，让香港建制派可以重新团结，更是“为香港好”。

今时不同往日

在回归初期，中国“钦点”还有点遮遮掩掩。当年有线电视记者追问江泽民是否钦点了董建华，还惹来江泽民的“教育”，但现在早就不是这个情况了。当中主要有五个原因：

首先，中国如何管治香港，与掌权者的风格高度相关。“海派”出身的江泽民在历届领导人中，心态比较开放，较愿意沟通，比较不强烈反对西方观念，上海与香港的文化也有相通的一面。而现在的习近平，强调的是核心意识、制度自信，强调“主权”与“国家安全”至上，对西方制度反感，本人对香港也没有太大好感。更重要的事，习近平的处事方式，不喜欢息事宁人，不怕矛盾（与撕裂）长期存在，只要能继续推行政策即可。比如中日钓鱼岛冲突中，中国不像以往一样尽快平息矛盾，搁置争议，宁愿让这个热点长期存在。

其次，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的变迁。李嘉诚说出“女娲补天”的典故时，对香港的担忧令人深思。香港这十几年发展太慢，在中国经济版图的重要性越来越低，从占中国 GDP 从六分之一降到2%多。诚然，香港现在还有金融窗口这个重要性，但与以前对中国重要性相比，已无法同日而语。

GDP 不是衡量人民幸福感的唯一因素，对一个没有危机不需要博弈的地区来说，GDP 未必是最重要的。但面对天朝，香港的经济实力绝对是博弈中的最重要因素。现在中国 GDP 急速上升，在国际体系中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程度。中国在国际上“横着走”，美国也要给几分面。以前香港有实力与中国讨价还价，而另一方面，中国在香港的举动也需要顾及西方列强的观感。但现在，香港经济上要仰赖中国，而西方列强再说什么违反一国两制，可能只会惹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句“这是中国内政”就打发了。因为中国心里明白，西方列强不会在香港问题上与中国翻脸。

对香港来说，面临的危机不但是一国两制能否（按照民主派的理想）准确执行的问题，更是一国两制是否能保存的问题，这是一把永远悬挂在头上的剑。过去二十年，香港错失发展机会，如果香港进一步在经济上被边缘化，只会连一国两制也保不住了。

第三，中国对香港泛民信任的消失。在回归之初，香港民主派由以司徒华领军的民主党为首。司徒华虽然反共，但从殖民地时代的抗争一路走来，其爱国爱港之心，得到了中国领导的肯定。在中国眼里，他也是可以沟通谈判与懂得妥协的人；司徒华在世最后阶段，能促成2012年的政改方案，正是这种互相信任的表现。司徒华患病时得到中国的慰问，去世之后得到中国新华社发出报导，这作为反对派，相当不容易。司徒华去世之后，在泛民阵营难以找到一个有分量又能得到中国信任的人。近年来，香港政治激进化，立法会也沦为“为反而反”的战场。即便不算政改与占中等议题，就连在反港独、撤销本土派梁颂恒游蕙祯议员资格等被中国视为“大是大非”的场合，泛民也一致站在中央的对立面。

第四，以前香港还是通过一国两制统一台湾的模板，现在台湾人都在说“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了，模板作用也已经消失。反而“港独”成为更重要的关注点，中国更没有必要在香港克制。

第五，在中联办第二支管治队伍出台后，建制派在西环支持下，应对泛民越来越得心应手。占中显示出香港泛民反抗实力有限；在立法会内剪布已经成为新常态，如果再撤销四个议员资格，修改议事规则，更没有拉布的空间；梁振英时代引入的群众斗群众，十分好使。

于是，过去五年看到，与“泛民”沟通、“修补”中港关系，已经越来越不在中央的考虑范围内了。在《一国两制白皮书》与政改失败后，中国对香港的基本心态都是钦赐心态，港人可以向上陈情，中央可以照顾香港人或泛民一下，但给你什么是什么，不给你就不给你。凭借实力，没有民主派讨价还价的空间。在中央眼里，香港泛民，不再是“需要给糖果讨好”的小孩子，要修补关系，就要由泛民修补关系，而不是中央。

这个结论很残酷，但事实如此。

泛民应向中间派发展

事实上，泛民在这次暴露出的问题更大。曾俊华以一个建制派的身份，主打“信任团结”的政治情绪，在《基本法》23条立法与政改等泛民一直坚持的议题上，只作出模糊姿态，而在传统泛民一直关心的民生议题上，亦没有丝毫让步，这样就已经得到泛民政党的拥戴，或曰策略性支持。而随着曾俊华竞选工作的成功推进，越来越多不在乎民主、不在乎23条与8．31决定，只在乎能恢复“good old days”的市民站出来，支持曾俊华。到最后，“薯粉”的网络大军，带着“香港人很累，只想缓口气”的口号，横扫民主派聚集的各大网络留言版。不肯投曾俊华的“原则派”，无论原先多受欢迎、有什么光环，一律被骂得狗血淋头，就连人气王朱凯迪也不例外。可以说，“薯粉”所代表的中间派，实际上已经在竞选中反客为主。原先泛民领袖想造王，最后反而是被广大中间派革了命，话语范式发生转移。如果这样能理解为“泛民”的胜利，真难以置信。

对泛民来说，首先要认清香港的真实处境，认识到香港的民主只能是“受限的民主”。香港民主的极限：第一，港独不能组党，更不能进入建制，最多只能以言论自由方式存在；第二，香港的特首选举，直到中央放心之前，只能是“受操控的选举”，极限就是阻止民意上极为反对的人当特首（如梁振英不连任）；第三，在权力相对没有这么大的立法会，可争取的民主程度会更大些。只有明白这个极限，放弃理想化与不切实际的追求，才能更好地把民主向极限推进。

其次，不但政府应该回应“厌战”的呼声，泛民同样应该回应。林郑在选战中民望不彰，但其实这很大原因在于竞选语言的负面效应。随着曾俊华祝福林郑，呼吁支持林郑施政，如果林郑真的能摆出诚意，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撕裂2.0”，这种局面可望改变。毕竟，这次摆出了厌倦斗争心声的广大中间派，是扎扎实实的民意基础。如果主流社会愿意支持团结，那么没有理由只支持曾俊华的团结，不支持林郑的同行。

排除了竞选带来的狂热，这些有知识有头脑的中产阶级，未必再会跟随泛民的话语。如果林郑向泛民伸出橄榄枝，泛民仍然拒人千里之外；如果泛民继续无限制地议会拉布，继续做永远的反对派，泛民反而更加会承受舆论与政治的压力。对泛民来说，如何顺应这股厌倦斗争的民意，能否向中间派发展，占据新开发出来的生态位，才是前途成败的关键。

第三，这次选举甚至接下来的五年，不是推进民主的良机。要求港人意志现在就压倒中央意志，欲速则不达。修补裂痕，促进民生，营造改革的良好氛围，苦练内功，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中的经济结构因素，增强香港的实力，才是本届政府的主要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林郑虽然是中央钦点的人选，但不啻为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

其实，林郑从小到大都在香港生活，大学时候参加社会运动，在港英政务系统下受锻炼，她心目中的民主可能与泛民的不一样，但很难相信她会不明白、不珍惜香港的核心价值。

“不愿接受安排”是人类的天性，不满中央通过中联办深入干预香港内政，是可以理解的情绪。但中央越不信任香港，中联办权力就越大，“半决策者”角色就越鲜明，投诚者与潜在的权力寻租就越多。只有中央信任的特首，只有能证明香港会令中央放心，中央才会减少对香港的干预；也只有如此，才能在香港维护核心价值，才能继续在（中央可接受的限度内）推进民主。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泛民能支持林郑，岂非扩大了林郑的执政基础，降低了中联办的影响力？

（李芄紫，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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