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内容的部分以页数标示。
关于香港人离散处境的讨论，最近又有一本新书，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政治系博士候选人李宇森所写的《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政治主体与国际主义》（下称：《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这并非第一本提及离散的著作，但却是第一本以理论方式处理相关议题的著作。
作为“否想主权三部曲”系列的最后一本，《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在两本前作《主权在民论：理念与挑战》（2021）和《主权神话论：秩序和冲突》（2022）的基础之上，延续对主权国家的批判，提出“如水的离散政治”。《主权在民论》对“主权在民”理念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分析“主权在民”作为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期间的其中一个核心思想，与民族主义之间有何关系。而《主权神话论》则通过批判国家主权体系的支配秩序，揭示主权思想的局限。
《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的野心则更大，分析了香港抗争运动的如水哲学（be water）如何作为叙事政治的一种尝试。此书分成三个部份，首先从离散的状态著手，分析离散作为政治概念的意义；第二部分则是讨论新帝国主义及生态危机如何导致离散人口的出现，并提出重塑叙事作为非推论式 （non-discursive）的政治思想方法；最后则集中讨论离散叙事的实践，从离散主体之叙事观的角度切入，重塑香港人及其他群体本身的跨物种面向，寻找政治实践的新可能。
换言之，若香港人可以不以民族主义想像自己的身分，那么还可以如何理解“香港人”？
离散也是一种异化，“叙事”也是一种充权实践
随著全球化带来的交通便利，人口流动日渐频繁。同时间，国界争议、战争、种族屠杀、生态气候转变等问题加剧，难民涌现与人口迁移成为不少国家面对的挑战，对资源分配造成压力。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群众对政府的资源分配失当更是心生不满，加剧了排外情绪和民族主义。李宇森指出，离散（diaspora）不但代表了迁徙、流亡或移居的状态，更是某种异化：离散者离开家乡，生活在他方，必须面对自己的身份挣扎和离乡后的失落感。为了面对“在家性”（being-at-home）的悬置（59页），离散者需要以书写异乡的人和故事等，创造新叙事，以重新建立其意义世界。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指出，人是掌握说话能力的动物，李宇森认为“叙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对应离散时代历史条件的政治思想，是由于“叙事”是所有人都拥有的能力。援引不同的政治理论，包括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哈尔特 （Michael Hardt） 和内格里（Antonio Negri）等学者，李宇森试图论证叙事实践如何允许群众充权，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组成多元社群，叙事得以成为实践基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的新进路。
在这里，李宇森将“离散”解读为一种具有变革性政治能量的概念，并结合叙事论，发展出一套有关离散主体的政治思考。他借用罗宾．柯恩（Robin Cohen）的讲法，将离散经验分为两个层面：主体意识及身份形成（identity-making）的动态过程（63页）。李宇森指出“叙事”作为政治实践的基进性在于，能够将流亡离散史连结上国际主义的抗争史。通过流亡离散者的叙事，我们能够与同样拥有脆弱身体的他人接连，并对于他们受苦的经验感同身受，而不必建立在血缘关系、领土的空间连续性和语言共通性的国族身份认同。当了解到世界各地众多离散者受到暴力伤害，不论是图瓦卢的气候难民、到城市工作的巴西农民、逃离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难民，还是逃避不公义对待的伊朗同性恋者，他们受尽折磨、受伤流血的肉身，是召唤我们走出单一国族身份，与超越国族地域的受苦者相认倚靠的契机（172页）。
李宇森更指出，离散经验的叙事在“后主权”（post-sovereign）时代有助抗拒人／物二分的现代性框架，打开跨物种维度和视野，聚集不同行动者，指向一种群岛式、抗拒人类中心主义的行星政治（planetary politics）。他认为这种政治想像让我们认知到与他者生活在同一个行星，这个由人类与各种生命和非生命形式所组成的关系网络整体。即使不同族群的生活环境被分割成不同的“世界”，不同人会对世态发展或会有不同理解，但我们的行动同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同样要接受面对生态危机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互相协力，共同应对挑战（187至189页）。
“叙事”不但令我们与他人的苦难得以连结可能，令我们走出旧有主权国家框架，更新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了解社会的多样化，从而建构推动政治经济和生态社会改革的离散主体，成为重要的国际主义改革力量。
李宇森构想以流亡离散者的叙事对抗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以集体离散叙事下的众声喧哗组成的“叙事联邦”，创造出跨地域国族的身份和支援网络来抵抗压迫（41页及205页），并将这套由“离散”经验及香港的抗争经验发展出来的理论思考命名为“如水哲学”。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后，港人离散的行列已达数十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不能被国家吸纳的个人叙事，当中包括诉说在异乡的不安、扶持他人的体会、融入新环境的经验。各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随著离散状态而来的身份困惑。那么，李宇森的论述如何为港人寻找在民族国家之外打破边界和建构新叙事的可能，推动离散社群成为国际主义的新主体？
目标不是再建立“香港人”单一身份
的确，香港人的身份从来都与香港这座移民城市息息相关，生活在其中的港人或多或少都有著离散背景，祖先早有地域流动的历史，而往后的百年殖民史更是一张由离散群体组成的关系网。殖民时期的香港夹在中英之间，有人会以混杂性（hybridity）、“之间”（in-between）等概念来理解同时受中西文化影响的香港文化特质。 当时的香港是西方政府治下的东亚中立地，中转站，人、资讯、货物和资本的流动频繁，二战后的香港更是不少华人移民流亡的目的地，而非华人离散群体亦以香港为目的地或中转站。每当时局有变动，香港人口就会基于各种政治和经济原因而选择迁移。
然而，一旦离开香港就意味著某程度上与香港剥离。离散港人不免要面对这一个抉择：究竟是要在异乡继续诉说香港（原乡）的故事，还是放下原来的身份及挣扎，融入当地社会（异乡）？为了掌握失去的生活，不少离散港人试图在海外保存“香港”。如果要参照犹太人重建以色列的启示，离散港人寻找某地重建香港，建立如同伦敦唐人街或温哥华华埠的“香港城”。 可是，这个“香港”会是过去的香港、如今的香港，还是散落在异乡的香港？“香港人身份”能否通过保存记忆、文化和信念来确立？
要找出上述问题的解答相当困难，毕竟香港回归前后有关身份的论述一直都相当含糊。《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一书没有直接处理相关的难题，因作者的目标不是要为港人离散社群建立“香港人”身份的立足点，而是要聚焦离散经验，打破身份意识和国族意识之间的模糊不清，警觉国族逻辑当中对他者的否定，推动具主体意识和政治意义的社群想像。
“离散”一词的意义早已扩大，泛指所有生活在本土以外的社群，同时也被广义地应用到有关华人海外侨民群体的讨论之中。遍布泰国、越南、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澳大利亚、新西兰、夏威夷等地的跨国华侨联结网络，其华人身份（ethnic Chinese）的政治化，或可与犹太民族的复国想像比拟。19世纪末的海外华人亦曾被动员参与振奋中华民族的事业（289页）。
然而，海外华人在此成为了单一固定的概念，不同地域的华人离散社群之间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被消解，被吸纳到中华民族的国家想像之中，同时成为革命家及保皇派的动员对象，为他们的政治计划提供资源。也就是说，当以一个共同的国族去框定多元的身分时，海外华人身份的流动性没有随著跨地域群体的串连得以突破边界，反而被收编和被吸纳到主权秩序之中，为单一国族服务。 例如，星马地区的华人离散社群会透过华文学校、商会、乡会与报纸等不同机构去推广以传统中华文化为基础的跨国界中华民族意识，“华人”身份的国族认同变得模糊。二战后的马来西亚成为新兴民族国家，以族群政治作为治理方针，不少面对歧视和不公平政策的华人离散社群更基于“文化身分认同”而对具体国家政权投射“中国”认同。
为了避免香港人离散群体重蹈海外华人的国族化历史，加入离散行列的香港人如何重写历史，如何重新叙述自己的故事变得极其重要。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和大批移民潮后，李宇森认为这正是重新思考港人离散叙事及寻找主权国家以外政治实践形式的契机。或者我们可以说，《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当中的主要论述是要提醒港人离散社群，无视帝国的压迫和自由主义资本秩序的逻辑，单凭含糊的文化身份而推论出来的政治愿景，无法面对帝国的扩张、抵抗集权的支配。
正如犹太锡安主义（Zionism）的复国主义幻像（犹太离散社群试图以建立主权国家的方式来重塑离乡后意义世界），当中的国族逻辑成为了以色列在区内扩张，进行种族迫害的理据。由此可见，以民族为想像共同体唯一方式的叙事形式会沦为不义体制和秩序的一部分，加剧帝国政治国际秩序造成的压迫。
要建立具有变革力量的离散社群，对于身处政治经济体系加以批判，离散者必须放弃以社群苦难经验为基础的复国思想，重新回到游牧式的抵抗力量。正如犹太社群中也存在的一种思想，是将犹太苦难和离散游牧的经验能够成为重建政治信念和愿景的资源，化跨地域流动为对抗压迫的力量，不需要为排他性的复国主义背书（52页及259页）。通过区分锡安主义式的复国计划与国际主义式的离散概念，李宇森让我们看到，离散经验不只是帝国或经济治理机制造成的结果，或作为建立某种排他性政治共同体的基础，更是容许我们构想不同离散社群建立跨地域之政治连结，建构成为解放性主体的可能。
众人参与的如水哲学
如果读者期望《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能够直接回应身份认同的问题，给出香港离散群体明确的身份定义，恐怕会大失所望。
正如叶浩在推荐序中所说，此书作为一套抗争哲学（philosophy of protest），多于作为一套如何达致愿景的具体方案（25页），更多为了寻求一个能呼应离散主体并提供在外港人延续社会运动动能的方向（22页）。由此可见，李宇森没有亦没法给出“香港人”文化身份的定义，他在书中阐述的更多是离散者作为被两地（原乡与异乡）同时塑造的主体，其叙事如何能够成为抵抗和实践的工具。
换言之，李宇森的论述以另一种提问方式处理离散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问题：“香港人”如何得以现身，建立其主体性？
2019年反送中运动并发的“如水”能量是出于面对国家机器压迫的反抗意志。香港人以自发、团结、互信的社会运动模式，撕开了政治秩序的假象，使得国际格局改变，多国改变对华政策。随著大量香港人出走，单靠离散经验似乎难以构成让不同地方的港人离散社群能够“共享”的身份，毕竟不同人所理解的香港或有所不同，我们难以用一种同质性的身份来建立香港人的认同，并以此代表社群整体的决定和行动。
如水哲学并不是一种基于同族互助的想像共同体，而是通过行动而建立一个拒绝集权并能够求同存异的社群，也即是由下而上的模式。一如李宇森援引的哈尔特和内格里的“诸众”概念，群众能够形成具有“集体行动的特异性（singularities that act in common）”（262页），撼动边界，创造出新的空间。叙事者形成的跨国社群，不必通过国家代表作为代理人或国族政治来实现其政治主体性。
流亡者和难民等受压迫的离散者具有身份的流动性，可以分属多于一个国族，突显个体的经验和历程与国族共同体之间的差距，他们藉著发出自己的呼声和诉说苦难来动摇集体的共同性关系和身份记忆之边界。
香港人，可以不是什么？可以是什么？
民主派初选案47人案的被告之一何桂蓝曾提出以下疑问：共同体如何超越苦难，避免受痛苦所困？
的确，离散港人如果要延续社会运动的动能，不能够单靠苦难共同体的痛苦来成就变革和解放。《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或者可以被视为其中一种回应的尝试。
作者以如水哲学为书题，是要指出“我们需要的是如水运动的升级，即是相对于反送中运动而言的2.0版本。”（299页）李宇森期待通过实践如水哲学的离散主体，重新思索政治组织和群体自主的身份和方式，形成不同离散社群能够直接参与的政治形态。
换句话说，李宇森在某程度上是以如水叙事来体认港人离散群体作为受苦受难族群的一份子，期望他们能够察觉自己有著抗争主体的意志和推动变革的力量。
据他所说，“离散主体的革命，正是在于其跳脱出传统存在论的固有规范，以某一固定领土或者文化身份来区分敌友，而是以动态的‘成为’（becoming）取代既定的存有（being），而‘成为’也是具备友爱的邀请开放性，迎向著未知的可能”（306页）。
我们可以视李宇森的理论书写为其个人的叙事实践。通过援引批判性理论，他破除了身份定义背后国族想像，并提出了一个具开放性的愿景：如果要说出香港的故事，就必须放弃为香港人身份划下固定不变的边界，认知到自己不只是受压迫者，而是具有主动改变现况的行动者，能够主动承担随著政治经济和生态社会改革带来的挑战。换言之，只有当离散港人走出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政治想像时，“香港人”才能够真正出现。
可是，李宇森会否太乐观？藉著《离散时代的如水哲学》引发的思考，离散港人会否接纳当中的论述，愿意实现这个愿景并迈向跨国叙事共同体，诉说自身的遭遇，成为超越文化国界的共同体的其中一员？
近年来，通过在国家层面以外的政治行动，包括参与跨国界公民社会、游说工作、与不同的社会运动结盟，离散港人得以在抗争的多维度现身，重塑身份，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一群。这些由少数港人采取的具体政治行动，未必适用于所有离散港人。不少离散港人的叙事大多都是仍然围绕著因社会运动受创而选择离开香港的创伤，以及如何在私人或公共经验中试图保留现在的香港（包括广东话、饮食、语言、生活方式、流行文化、历史习俗等）。
当他们仍然被身份拉扯和离愁孤独感困扰之中，究竟他们如何能够发展出有伦理关怀的国际主义世界观，支持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至其他受宰制的边缘群体，甚至参与改变现况的抗争？到底谁会受如水叙事召唤，愿意成为真正具有行动力和实践意志的主体？相信最终选择权只能交予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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