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提出改组中央政策组（中策组），变成“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并招聘20至30名有志参与政策研究的年轻人。政府已于各大报章刊登广告，公开招聘有关职位，月薪介乎3万至9.5万元不等，为非公务员合约，合约为期3年。这是自1990年代初港督卫奕信设立中央政策组后，第一次重大改革。
幕僚角色转变
当年卫奕信设立中策组，是为了增加总督的本地幕僚资源，应付立法局（立法会前身）引入直选后的新政治形势。中策组首席顾问的工作是扮演总督幕僚长，其他全职顾问各司其职，包括民意调查、焦点小组、形势硏判、《施政报告》等，是属于政治幕僚；之下再设有非全职顾问，部分功能是收风，也包含政治吸纳，将反对意见放在政府雷达之中，知己知彼。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上台后，是中策组的第一次改变，其政策硏究角色大大増加，以配合董政府大有为施政，也以此去制衡政务官集团，借助外力倡议董建华的大有为政策。下任特首曾荫权年代，则回复彭定康年代作为政治幕僚的角色，尤其着重传媒及舆论工作。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今次的改革，是废除了中策组作为核心幕僚的功能，改组为“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后，其性质变成青年统战机构。招募回来只有两年至五年政策硏究经验的年轻人，对政府具体公共政策的认知有限，既无法打入每个政策局的小王国，相信连政务官一关也过不了。这个新构思相信是对年轻人进行政治吸纳，尤其雨伞运动后，年轻人政治上分离意识抬头，对政府保守施政不满，苦无出路。北京希望全方位展开青年统战工作，林郑月娥便推出一连串措施，包括废中策组，改为官办青年硏究智库，推出自荐加入咨询委员会计划等。问题是这种源于殖民地的行政吸纳政治手段，今天还有政治作用吗？
官办青年智库难务实
香港的殖民地年代是独裁体制，六七暴动后为了加强官民沟通，一方面在地区加强地方行政，设立地区民政专员，另一方面强化咨询架构，吸纳社会精英，令殖民政府管治贴近民情，也提供决策的合法性。曾几何时，这种咨询式政治成为学者推崇的“香港模式”。但随着1991年立法局开始直选，政党政治抬头，市民对民主及民生施政的期望不断上升，咨询式假民主敌不过真普选，政党、传媒及立法会取代了咨询委员会。末代港督彭定康主政年代，官员被推上台前，同政客打民意战，立法局大小委员会成为主战场，重大政治交易也在议会进行，咨询委员会已成明日黄花，这些组织逐步沦为政党的政治酬庸，大家“分饼仔”，用以培训第二梯队。
九七后，香港管治架构进一步政治化，尤其董建华及曾荫权两任政府推出及扩大政治问责制，加上小圈子的特首选举已被利益集团把持，而北京中央又有自己的议程，不断下达任务，特区政府本身必须有明确的施政纲领。殖民地时代去政治化，以咨询委员会掩盖、吸纳反对声音的那一套，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令中策组改组而成的“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将沦为空谈的官办青年智库，只会务虚地硏究那些“宏观”的跨部门议题，如社会流动性、永续发展、公共空间规划。由于各政策局的重要政策控制在局长、司长，以至行政长官手上，他们又怎会让这些年轻人干扰他们制订政策的权力呢？
新统战策略是否门面工夫？
加入“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的年轻人或许影响不了现届政府的重要政策，但这个务虚的平台可以发挥统战社会上其他年轻人的作用，由他们设定公众关心的议题，再去吸纳外间智库、政策硏究组织的意见，以年轻人统战年轻人，软硬兼施。政治上一手硬，凡越过中央订下的红线，就扔进监狱，但是另一边厢则伸出友谊之手，同年轻人沟通。至于今次改组会否成为门面工夫，可以从两个政治指标看出端倪：
一、组织内建制派占比例：如果又再重复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一面倒委任建制及面目模糊的“醒目仔”、“醒目女”，这可以断定又是一个无用的政治花瓶。中学生也懂得在城市论坛中问主持苏敬恒，指他也被政府的“品格审查”拒诸政治助理门外，如此划缐，如何吸纳及统战年轻人呢？
二、特首重视程度：林郑月娥一手主催改革，理应立竿见影，自己先行吸纳年轻硏究者的政策创新建议，写入《施政报告》之内，由上而下令各政策局执行有关政策，如此一来，便能大大提高组织的权威及社会大众的观感。
其实，当年曾荫权政府扩大问责制，设立政治助理一职，原意就是吸纳有志的年轻人加入问责官员系统。曾荫权年代也起用过“三十会”莫宜端、“Roundtable ”陈志远等青年智库中人，可惜到了梁振英政府，政助已全面变成政治酬庸，到今届林郑月娥用人也不见得开明，白白将已存在可给予年轻人的政治机会虚耗掉。现在又架床叠屋，搞多一个吸纳年轻人的组织来，说到底，若北京及特首的用人政策不变，“一左二窄”，即使再聘请多一百个青年硏究员，也不会带来一丁点的改变。
（刘细良，香港跨媒体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民主党智囊，其后从事传媒，曾任香港政府属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
除了認同外 不知道還能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