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改組中央政策組（中策組），變成「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並招聘20至30名有志參與政策研究的年輕人。政府已於各大報章刊登廣告，公開招聘有關職位，月薪介乎3萬至9.5萬元不等，為非公務員合約，合約為期3年。這是自1990年代初港督衛奕信設立中央政策組後，第一次重大改革。
幕僚角色轉變
當年衛奕信設立中策組，是為了增加總督的本地幕僚資源，應付立法局（立法會前身）引入直選後的新政治形勢。中策組首席顧問的工作是扮演總督幕僚長，其他全職顧問各司其職，包括民意調查、焦點小組、形勢硏判、《施政報告》等，是屬於政治幕僚；之下再設有非全職顧問，部分功能是收風，也包含政治吸納，將反對意見放在政府雷達之中，知己知彼。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上台後，是中策組的第一次改變，其政策硏究角色大大増加，以配合董政府大有為施政，也以此去制衡政務官集團，借助外力倡議董建華的大有為政策。下任特首曾蔭權年代，則回復彭定康年代作為政治幕僚的角色，尤其着重傳媒及輿論工作。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今次的改革，是廢除了中策組作為核心幕僚的功能，改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後，其性質變成青年統戰機構。招募回來只有兩年至五年政策硏究經驗的年輕人，對政府具體公共政策的認知有限，既無法打入每個政策局的小王國，相信連政務官一關也過不了。這個新構思相信是對年輕人進行政治吸納，尤其雨傘運動後，年輕人政治上分離意識抬頭，對政府保守施政不滿，苦無出路。北京希望全方位展開青年統戰工作，林鄭月娥便推出一連串措施，包括廢中策組，改為官辦青年硏究智庫，推出自薦加入諮詢委員會計劃等。問題是這種源於殖民地的行政吸納政治手段，今天還有政治作用嗎？
官辦青年智庫難務實
香港的殖民地年代是獨裁體制，六七暴動後為了加強官民溝通，一方面在地區加強地方行政，設立地區民政專員，另一方面強化諮詢架構，吸納社會精英，令殖民政府管治貼近民情，也提供決策的合法性。曾幾何時，這種諮詢式政治成為學者推崇的「香港模式」。但隨着1991年立法局開始直選，政黨政治抬頭，市民對民主及民生施政的期望不斷上升，諮詢式假民主敵不過真普選，政黨、傳媒及立法會取代了諮詢委員會。末代港督彭定康主政年代，官員被推上台前，同政客打民意戰，立法局大小委員會成為主戰場，重大政治交易也在議會進行，諮詢委員會已成明日黃花，這些組織逐步淪為政黨的政治酬庸，大家「分餅仔」，用以培訓第二梯隊。
九七後，香港管治架構進一步政治化，尤其董建華及曾蔭權兩任政府推出及擴大政治問責制，加上小圈子的特首選舉已被利益集團把持，而北京中央又有自己的議程，不斷下達任務，特區政府本身必須有明確的施政綱領。殖民地時代去政治化，以諮詢委員會掩蓋、吸納反對聲音的那一套，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令中策組改組而成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將淪為空談的官辦青年智庫，只會務虛地硏究那些「宏觀」的跨部門議題，如社會流動性、永續發展、公共空間規劃。由於各政策局的重要政策控制在局長、司長，以至行政長官手上，他們又怎會讓這些年輕人干擾他們制訂政策的權力呢？
新統戰策略是否門面工夫？
加入「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的年輕人或許影響不了現屆政府的重要政策，但這個務虛的平台可以發揮統戰社會上其他年輕人的作用，由他們設定公眾關心的議題，再去吸納外間智庫、政策硏究組織的意見，以年輕人統戰年輕人，軟硬兼施。政治上一手硬，凡越過中央訂下的紅線，就扔進監獄，但是另一邊廂則伸出友誼之手，同年輕人溝通。至於今次改組會否成為門面工夫，可以從兩個政治指標看出端倪：
一、組織內建制派佔比例：如果又再重複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面倒委任建制及面目模糊的「醒目仔」、「醒目女」，這可以斷定又是一個無用的政治花瓶。中學生也懂得在城市論壇中問主持蘇敬恆，指他也被政府的「品格審查」拒諸政治助理門外，如此劃缐，如何吸納及統戰年輕人呢？
二、特首重視程度：林鄭月娥一手主催改革，理應立竿見影，自己先行吸納年輕硏究者的政策創新建議，寫入《施政報告》之內，由上而下令各政策局執行有關政策，如此一來，便能大大提高組織的權威及社會大眾的觀感。
其實，當年曾蔭權政府擴大問責制，設立政治助理一職，原意就是吸納有志的年輕人加入問責官員系統。曾蔭權年代也起用過「三十會」莫宜端、「Roundtable 」陳志遠等青年智庫中人，可惜到了梁振英政府，政助已全面變成政治酬庸，到今屆林鄭月娥用人也不見得開明，白白將已存在可給予年輕人的政治機會虛耗掉。現在又架床疊屋，搞多一個吸納年輕人的組織來，說到底，若北京及特首的用人政策不變，「一左二窄」，即使再聘請多一百個青年硏究員，也不會帶來一丁點的改變。
（劉細良，香港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民主黨智囊，其後從事傳媒，曾任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除了認同外 不知道還能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