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出改組中央政策組(中策組),變成「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並招聘20至30名有志參與政策研究的年輕人。政府已於各大報章刊登廣告,公開招聘有關職位,月薪介乎3萬至9.5萬元不等,為非公務員合約,合約為期3年。這是自1990年代初港督衛奕信設立中央政策組後,第一次重大改革。
幕僚角色轉變
當年衛奕信設立中策組,是為了增加總督的本地幕僚資源,應付立法局(立法會前身)引入直選後的新政治形勢。中策組首席顧問的工作是扮演總督幕僚長,其他全職顧問各司其職,包括民意調查、焦點小組、形勢硏判、《施政報告》等,是屬於政治幕僚;之下再設有非全職顧問,部分功能是收風,也包含政治吸納,將反對意見放在政府雷達之中,知己知彼。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上台後,是中策組的第一次改變,其政策硏究角色大大増加,以配合董政府大有為施政,也以此去制衡政務官集團,借助外力倡議董建華的大有為政策。下任特首曾蔭權年代,則回復彭定康年代作為政治幕僚的角色,尤其着重傳媒及輿論工作。
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今次的改革,是廢除了中策組作為核心幕僚的功能,改組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後,其性質變成青年統戰機構。招募回來只有兩年至五年政策硏究經驗的年輕人,對政府具體公共政策的認知有限,既無法打入每個政策局的小王國,相信連政務官一關也過不了。這個新構思相信是對年輕人進行政治吸納,尤其雨傘運動後,年輕人政治上分離意識抬頭,對政府保守施政不滿,苦無出路。北京希望全方位展開青年統戰工作,林鄭月娥便推出一連串措施,包括廢中策組,改為官辦青年硏究智庫,推出自薦加入諮詢委員會計劃等。問題是這種源於殖民地的行政吸納政治手段,今天還有政治作用嗎?
官辦青年智庫難務實
香港的殖民地年代是獨裁體制,六七暴動後為了加強官民溝通,一方面在地區加強地方行政,設立地區民政專員,另一方面強化諮詢架構,吸納社會精英,令殖民政府管治貼近民情,也提供決策的合法性。曾幾何時,這種諮詢式政治成為學者推崇的「香港模式」。但隨着1991年立法局開始直選,政黨政治抬頭,市民對民主及民生施政的期望不斷上升,諮詢式假民主敵不過真普選,政黨、傳媒及立法會取代了諮詢委員會。末代港督彭定康主政年代,官員被推上台前,同政客打民意戰,立法局大小委員會成為主戰場,重大政治交易也在議會進行,諮詢委員會已成明日黃花,這些組織逐步淪為政黨的政治酬庸,大家「分餅仔」,用以培訓第二梯隊。
九七後,香港管治架構進一步政治化,尤其董建華及曾蔭權兩任政府推出及擴大政治問責制,加上小圈子的特首選舉已被利益集團把持,而北京中央又有自己的議程,不斷下達任務,特區政府本身必須有明確的施政綱領。殖民地時代去政治化,以諮詢委員會掩蓋、吸納反對聲音的那一套,已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政治大環境的改變,令中策組改組而成的「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將淪為空談的官辦青年智庫,只會務虛地硏究那些「宏觀」的跨部門議題,如社會流動性、永續發展、公共空間規劃。由於各政策局的重要政策控制在局長、司長,以至行政長官手上,他們又怎會讓這些年輕人干擾他們制訂政策的權力呢?
新統戰策略是否門面工夫?
加入「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的年輕人或許影響不了現屆政府的重要政策,但這個務虛的平台可以發揮統戰社會上其他年輕人的作用,由他們設定公眾關心的議題,再去吸納外間智庫、政策硏究組織的意見,以年輕人統戰年輕人,軟硬兼施。政治上一手硬,凡越過中央訂下的紅線,就扔進監獄,但是另一邊廂則伸出友誼之手,同年輕人溝通。至於今次改組會否成為門面工夫,可以從兩個政治指標看出端倪:
一、組織內建制派佔比例:如果又再重複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面倒委任建制及面目模糊的「醒目仔」、「醒目女」,這可以斷定又是一個無用的政治花瓶。中學生也懂得在城市論壇中問主持蘇敬恆,指他也被政府的「品格審查」拒諸政治助理門外,如此劃缐,如何吸納及統戰年輕人呢?
二、特首重視程度:林鄭月娥一手主催改革,理應立竿見影,自己先行吸納年輕硏究者的政策創新建議,寫入《施政報告》之內,由上而下令各政策局執行有關政策,如此一來,便能大大提高組織的權威及社會大眾的觀感。
其實,當年曾蔭權政府擴大問責制,設立政治助理一職,原意就是吸納有志的年輕人加入問責官員系統。曾蔭權年代也起用過「三十會」莫宜端、「Roundtable 」陳志遠等青年智庫中人,可惜到了梁振英政府,政助已全面變成政治酬庸,到今屆林鄭月娥用人也不見得開明,白白將已存在可給予年輕人的政治機會虛耗掉。現在又架床疊屋,搞多一個吸納年輕人的組織來,說到底,若北京及特首的用人政策不變,「一左二窄」,即使再聘請多一百個青年硏究員,也不會帶來一丁點的改變。
(劉細良,香港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民主黨智囊,其後從事傳媒,曾任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
除了認同外 不知道還能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