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何明修：青年登场、工会退位─台湾阶级政治的世代转向

12月23日下午，台湾一场反对《劳动基准法》（劳基法）修改的游行登场，上万名群众集结于民进党中央党部前的出发点。游行队伍行经行政院，临时变更原先路线规划，展开占领行动，封闭了忠孝东西路、中山南北路的交会点，与警方发生多次冲撞与推挤。在六点左右，担任现场总指挥的工会干部宣布活动结束，正式解散，但是五、六百名现场不愿撤离的抗议者持续占领。警方在九点驱离群众，青年抗议者开始化整为零，在台北车站、西门町、捷运中山站等闹区街头瘫痪交通，一场都市游击战正式展开。一直到凌晨两点，警方才成功地强行压制这股抗争怒火。

这场台北的“白昼之夜”抗议，规模虽然不大，但却等于是解严三十年来的抗争风潮的缩影。在1980年代末期，民进党发动群众，在同地点集结抗议，要求全面改选万年国会。在1990年代末期，关厂失业劳工以挡火车、阻塞高速公路、闹机场等瘫痪交通的手段来争取他们应有的权益，其中有一次挡公车抗议，就是在邻近的忠孝西路与重庆南路口。为了抗议大埔案的强制征收与拆除，在2013年8月，游行队伍也是临时变更路线，发动一场“占领内政部”的跨夜抗议。在2014年4月，反核游行的群众也是占领了相同的干道交会点，迫使国民党政府冻结核四工程。

最明显的历史连结，就是发生于2014年的占领立法院“太阳花运动”。那晚四处游击的抗议青年，不是太阳花运动的核心成员，就是受其启发的新血。更重要地，他们承袭了相似的“智慧群众”（smart mob）的抗争手法，也就是一套不需要依靠大模规组织的动员，能够迅速结集抗议者，并且对于执政当局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

“智慧群众”是一种不对称的战争，因为抗议者以小击大，而且不畏惧失败，他们只要有一次成功行动，就能带来巨大的政治效应。在太阳花运动之前，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服贸）的学生团体也曾多次冲进立法院、在总统官邸与总统府前抗议，但是都徒劳无功；然而，一旦他们成功地占领了立法院，一场改变历史的运动就因而登场。“智慧群众”的决策也远比警方的人力调度更为快速。在太阳花运动中，学生只是在前几个小时才决定抗争目标与手法，其结果却是近年来台湾规模最大、最持久的一场运动。

或许，这场台北的“白昼之夜”最大的谜团在于，为何一场攸关全国劳动者权益的抗争，其担纲者（carrier）并不是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工会组织，而是刚展开职业生涯不久的年轻人与还没有进入职场的大学生？

一场早就发生的世代反叛

台湾年轻人的经济不满其实已经积累许久。在跨入新世纪之后，台湾的经济成长减缓，所得停滞，其中最严重的受害者就是后来进入职场的七年级生（1981年至1990年出生的人）与八年级生（1991年至2000年出生的人）。根据官方统计，在2000年30岁以下青年受雇人员报酬月平均为31536元（新台币，下同），但是到了2014年仍只是32117元，只不过多了五百多元。这15年来，年轻人名目资薪冻涨，而且还要承受日益高涨的房价与物价。

在1998至2007年间，台湾的基本工资有十年没有调涨，这等于是压缩了青年打工族与时薪族的实质购买力。越来越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只能接受派遣、约聘等非典型雇用的工作，而没有稳定的就业保障。青年失业率从2000年的7.4%提升至2014年的12.6%，这显示台湾年轻人越来越不想屈就于低薪与血汗的工作。也因此，2009年所推出的“大专毕业生至企业职场实习方案”，明订补助企业每月22000元薪资，结果却是使得22K成为毕业生起薪的标准，引发年轻世代的普遍反弹。更令人不满的是，明明年轻人是因为生育与托儿费用高昂不想要生小孩，国民党政府却花大钱公开征求一个“让大家听了想生小孩”的口号，以拯救低生育率所带来的人口危机。

在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之后，台湾的学生运动重新复苏，也产生了一些外溢效果。在“华隆罢工”、关厂劳工挡火车、国道收费员抗争案中，有一些学运成员积极参与，使得这些被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工获得较合理的补偿。在医师、护理人员、社工人员、大学研究生等专业劳动者群体，也开始出现集体倡议与组织工会的行动，其中最大的推力仍是来自于在学学生。

事实上，反对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太阳花运动本来应该是一场反对自由贸易、捍卫劳动权益的抗争，结果却呈现为一场青年与学生的反抗行动，聚焦于中国因素与黑箱程序。在占领立法院的过程中，学生也曾号召全国罢工，却是没有获得回响。在这场扭转局势的抗争中，大多数台湾既有的工会组织置若罔闻，仿佛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而且与劳动者的权益无关。

换言之，台湾青年的经济不满早就存在。他们长期处于低薪、血汗、缺乏社会流动的无助情境。只不过在这次劳基法修恶之前，他们没有获得适当的宣泄时机。

自主工会运动的衰退

30年前的解严催生了台湾的劳工运动，基层劳工不是自组工会，就是夺取了原先被国民党与老板控制的工会。这股自主工会运动实质提升了劳动者的权益，也让过去只看到但是享受不到的关于休假、加班费等劳基法规定得以落实。然而，民主化所带来的工会扩张契机非常短暂，反而受制于经济结构转型，包括产业外移所造成的去工业化、迅速成长的服务业与高科技业都不容易组织工会。台湾的企业工会（原先是称为产业工会）数目与会员人数在1990年达到高峰，随后就一路滑落，到了2011年，如果只计算企业工会，台湾工会组织率降至7%。以这样的比例来看，若说工会会员的资格变成是“贵族劳工”的特权也算是没有错，享有工会保障的往往是国营事业，或是大型民营企业之员工。

尽管工会组织的根基持续萎缩，民主化也让自主工会运动获得新的政治管道，得以向上发展。在1994年，第一家县市层级的产业总工会诞生，挑战国民党长期扶持的全国总工会系统。到了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全国产业总工会（全产总）获得民进党政府的承认，威权统合主义的架构正式瓦解。在早期，全产总有机会参与劳资政三方平台的政策制定，也推动了职灾保护、就业保险、大量解雇保护等有利于劳工的制度。然而，等到2008年国民党班师回朝，全产总的政治参与空间随即受到压缩。再者，也由于内部的选举恩怨，许多会员工会纷纷退出，全产总再也无法成为全国自主工会的政治代言人。举例而言，2005年成立的桃园市产业总工会，就拒绝加入全产总，很显然，其“独立”身份吸引了年轻的运动成员加入，因此积极参与晚近各种抗争。

工会运动的复振？

台湾的工会法在2010年获得修正，大幅放宽了筹组的限制，工会又重新与劳工抗争连结在一起，包括于2012年成立的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台大工会等。也由于工会组织的多元化，员工可以选择加入一个以上的工会，晚近的重大抗争就是由新浮现的工会势力所带领的。在第三次政党轮替之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推动了华航罢工、长荣空服员集体请台风假，台铁产业工会也促成了“集体请假”。

是否工会法的改革带来了工会组织的扩张，使其重新成为台湾阶级政治的载具（vehicle），恢复过去自主工会运动的全盛时期面貌？这仍是有待后续观察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兴工会并不见得有能力进行公司内的劳资协商与谈判。积极参与新工会及其抗争行动的成员也多半是年轻的劳动者。换言之，他们的参与动机可能更多是来自于世代意识，而不是阶级意识。

或许更艰困的挑战，在于新的经济形态并不利于工会组织的发展。在消费主义下，劳动者的认同更多是来自于生活风格的选择，而不是取决于其生产关系的位置。弹性化的生产、企业组织的扁平化、非典型工作形态的增长也鼓励劳动者以“退出”（exit），而不是“发声”（voice）来翻转自己所处的不利局势。网路社会所带来的“随选经济”（on-demand economy）使得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身份日益模糊化。如果说，连社会民主盛地的北欧国家都出现了工会组织率的大幅衰退，台湾工会组织者所面临的挑战则是更为巨大。

从劳工运动到青年运动？

马克思曾说，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收场。这句话完全可以套用于民进党，两次的执政都因为工时争议，放弃了其改革的理想，并且引爆的重大冲突。

在2000年，陈水扁原先承诺将劳基法规订的每周48工时降为44工时，但是在国民党主导的立法院却加码降为每周42工时（亦即是双周84工时）。当时刚上台的民进党为了阻止这减少的两小时，引发了“八四工时大联盟”之抗争。在2015年，台湾的工时终于降为40小时，在选举期间蔡英文也答应要落实周休二日。结果在民进党上台之后，2016年推动的“一例一休”，是采取“以价制量”的方式，希望以渐进方式来促成全面周休二日。但是到了2017年却连这种改革企图都完全弃守，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后所出的核实计算加班费、放宽七休一、缩短轮班间隔等方案，都是不利于劳工的措施，也因此激发更大的反弹。

2000年的八四工时大联盟是典型的传统工会动员，会员搭乘游览车来台北参与抗议，当时几乎没有学生的参与。到了2017年，运动的主体已经从工会移转为青年。尽管参与者的规模无法与工会组织相比，但是年轻人所采用的文化干扰（cultural jamming）（例如在公车站牌将“行政院”改为“功德院”）与“智慧群众”的抗争手法，却能引起广泛的媒体关注，影响了网路舆情。近来已经有民调显示，赖清德的支持度下降，民进党的年轻人认同度也同步下滑。

17年前的，工会大集结成功地保住了42工时的改革成果，民进党被迫放弃原先要提出的覆议案。在如今，新崛起的青年运动是否也能扮演相似的历史角色，真正落实周休二日，这将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何明修，台湾大学社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