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何明修：青年登場、工會退位──台灣階級政治的世代轉向

12月23日下午，台灣一場反對《勞動基準法》（勞基法）修改的遊行登場，上萬名群眾集結於民進黨中央黨部前的出發點。遊行隊伍行經行政院，臨時變更原先路線規劃，展開佔領行動，封閉了忠孝東西路、中山南北路的交會點，與警方發生多次衝撞與推擠。在六點左右，擔任現場總指揮的工會幹部宣布活動結束，正式解散，但是五、六百名現場不願撤離的抗議者持續佔領。警方在九點驅離群眾，青年抗議者開始化整為零，在台北車站、西門町、捷運中山站等鬧區街頭癱瘓交通，一場都市游擊戰正式展開。一直到凌晨兩點，警方才成功地強行壓制這股抗爭怒火。

這場台北的「白晝之夜」抗議，規模雖然不大，但卻等於是解嚴三十年來的抗爭風潮的縮影。在1980年代末期，民進黨發動群眾，在同地點集結抗議，要求全面改選萬年國會。在1990年代末期，關廠失業勞工以擋火車、阻塞高速公路、鬧機場等癱瘓交通的手段來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其中有一次擋公車抗議，就是在鄰近的忠孝西路與重慶南路口。為了抗議大埔案的強制徵收與拆除，在2013年8月，遊行隊伍也是臨時變更路線，發動一場「佔領內政部」的跨夜抗議。在2014年4月，反核遊行的群眾也是佔領了相同的幹道交會點，迫使國民黨政府凍結核四工程。

最明顯的歷史連結，就是發生於2014年的佔領立法院「太陽花運動」。那晚四處游擊的抗議青年，不是太陽花運動的核心成員，就是受其啟發的新血。更重要地，他們承襲了相似的「智慧群眾」（smart mob）的抗爭手法，也就是一套不需要依靠大模規組織的動員，能夠迅速結集抗議者，並且對於執政當局施加最大的政治壓力。

「智慧群眾」是一種不對稱的戰爭，因為抗議者以小擊大，而且不畏懼失敗，他們只要有一次成功行動，就能帶來巨大的政治效應。在太陽花運動之前，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服貿）的學生團體也曾多次衝進立法院、在總統官邸與總統府前抗議，但是都徒勞無功；然而，一旦他們成功地佔領了立法院，一場改變歷史的運動就因而登場。「智慧群眾」的決策也遠比警方的人力調度更為快速。在太陽花運動中，學生只是在前幾個小時才決定抗爭目標與手法，其結果卻是近年來台灣規模最大、最持久的一場運動。

或許，這場台北的「白晝之夜」最大的謎團在於，為何一場攸關全國勞動者權益的抗爭，其擔綱者（carrier）並不是代表廣大勞動者的工會組織，而是剛展開職業生涯不久的年輕人與還沒有進入職場的大學生？

一場早就發生的世代反叛

台灣年輕人的經濟不滿其實已經積累許久。在跨入新世紀之後，台灣的經濟成長減緩，所得停滯，其中最嚴重的受害者就是後來進入職場的七年級生（1981年至1990年出生的人）與八年級生（1991年至2000年出生的人）。根據官方統計，在2000年30歲以下青年受僱人員報酬月平均為31536元（新台幣，下同），但是到了2014年仍只是32117元，只不過多了五百多元。這15年來，年輕人名目資薪凍漲，而且還要承受日益高漲的房價與物價。

在1998至2007年間，台灣的基本工資有十年沒有調漲，這等於是壓縮了青年打工族與時薪族的實質購買力。越來越多進入職場的年輕人只能接受派遣、約聘等非典型僱用的工作，而沒有穩定的就業保障。青年失業率從2000年的7.4%提升至2014年的12.6%，這顯示台灣年輕人越來越不想屈就於低薪與血汗的工作。也因此，2009年所推出的「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明訂補助企業每月22000元薪資，結果卻是使得22K成為畢業生起薪的標準，引發年輕世代的普遍反彈。更令人不滿的是，明明年輕人是因為生育與托兒費用高昂不想要生小孩，國民黨政府卻花大錢公開徵求一個「讓大家聽了想生小孩」的口號，以拯救低生育率所帶來的人口危機。

在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之後，台灣的學生運動重新復甦，也產生了一些外溢效果。在「華隆罷工」、關廠勞工擋火車、國道收費員抗爭案中，有一些學運成員積極參與，使得這些被處於不利地位的勞工獲得較合理的補償。在醫師、護理人員、社工人員、大學研究生等專業勞動者群體，也開始出現集體倡議與組織工會的行動，其中最大的推力仍是來自於在學學生。

事實上，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太陽花運動本來應該是一場反對自由貿易、捍衛勞動權益的抗爭，結果卻呈現為一場青年與學生的反抗行動，聚焦於中國因素與黑箱程序。在佔領立法院的過程中，學生也曾號召全國罷工，卻是沒有獲得迴響。在這場扭轉局勢的抗爭中，大多數台灣既有的工會組織置若罔聞，彷彿這件事從來沒有發生，而且與勞動者的權益無關。

換言之，台灣青年的經濟不滿早就存在。他們長期處於低薪、血汗、缺乏社會流動的無助情境。只不過在這次勞基法修惡之前，他們沒有獲得適當的宣洩時機。

自主工會運動的衰退

30年前的解嚴催生了台灣的勞工運動，基層勞工不是自組工會，就是奪取了原先被國民黨與老闆控制的工會。這股自主工會運動實質提升了勞動者的權益，也讓過去只看到但是享受不到的關於休假、加班費等勞基法規定得以落實。然而，民主化所帶來的工會擴張契機非常短暫，反而受制於經濟結構轉型，包括產業外移所造成的去工業化、迅速成長的服務業與高科技業都不容易組織工會。台灣的企業工會（原先是稱為產業工會）數目與會員人數在1990年達到高峰，隨後就一路滑落，到了2011年，如果只計算企業工會，台灣工會組織率降至7%。以這樣的比例來看，若說工會會員的資格變成是「貴族勞工」的特權也算是沒有錯，享有工會保障的往往是國營事業，或是大型民營企業之員工。

儘管工會組織的根基持續萎縮，民主化也讓自主工會運動獲得新的政治管道，得以向上發展。在1994年，第一家縣市層級的產業總工會誕生，挑戰國民黨長期扶持的全國總工會系統。到了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全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獲得民進黨政府的承認，威權統合主義的架構正式瓦解。在早期，全產總有機會參與勞資政三方平台的政策制定，也推動了職災保護、就業保險、大量解僱保護等有利於勞工的制度。然而，等到2008年國民黨班師回朝，全產總的政治參與空間隨即受到壓縮。再者，也由於內部的選舉恩怨，許多會員工會紛紛退出，全產總再也無法成為全國自主工會的政治代言人。舉例而言，2005年成立的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就拒絕加入全產總，很顯然，其「獨立」身份吸引了年輕的運動成員加入，因此積極參與晚近各種抗爭。

工會運動的復振？

台灣的工會法在2010年獲得修正，大幅放寬了籌組的限制，工會又重新與勞工抗爭連結在一起，包括於2012年成立的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台大工會等。也由於工會組織的多元化，員工可以選擇加入一個以上的工會，晚近的重大抗爭就是由新浮現的工會勢力所帶領的。在第三次政黨輪替之後，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推動了華航罷工、長榮空服員集體請颱風假，台鐵產業工會也促成了「集體請假」。

是否工會法的改革帶來了工會組織的擴張，使其重新成為台灣階級政治的載具（vehicle），恢復過去自主工會運動的全盛時期面貌？這仍是有待後續觀察的，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新興工會並不見得有能力進行公司內的勞資協商與談判。積極參與新工會及其抗爭行動的成員也多半是年輕的勞動者。換言之，他們的參與動機可能更多是來自於世代意識，而不是階級意識。

或許更艱困的挑戰，在於新的經濟形態並不利於工會組織的發展。在消費主義下，勞動者的認同更多是來自於生活風格的選擇，而不是取決於其生產關係的位置。彈性化的生產、企業組織的扁平化、非典型工作形態的增長也鼓勵勞動者以「退出」（exit），而不是「發聲」（voice）來翻轉自己所處的不利局勢。網路社會所帶來的「隨選經濟」（on-demand economy）使得勞動者與非勞動者的身份日益模糊化。如果說，連社會民主盛地的北歐國家都出現了工會組織率的大幅衰退，台灣工會組織者所面臨的挑戰則是更為巨大。

從勞工運動到青年運動？

馬克思曾說，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會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則是鬧劇收場。這句話完全可以套用於民進黨，兩次的執政都因為工時爭議，放棄了其改革的理想，並且引爆的重大衝突。

在2000年，陳水扁原先承諾將勞基法規訂的每週48工時降為44工時，但是在國民黨主導的立法院卻加碼降為每週42工時（亦即是雙週84工時）。當時剛上台的民進黨為了阻止這減少的兩小時，引發了「八四工時大聯盟」之抗爭。在2015年，台灣的工時終於降為40小時，在選舉期間蔡英文也答應要落實週休二日。結果在民進黨上台之後，2016年推動的「一例一休」，是採取「以價制量」的方式，希望以漸進方式來促成全面週休二日。但是到了2017年卻連這種改革企圖都完全棄守，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後所出的核實計算加班費、放寬七休一、縮短輪班間隔等方案，都是不利於勞工的措施，也因此激發更大的反彈。

2000年的八四工時大聯盟是典型的傳統工會動員，會員搭乘遊覽車來台北參與抗議，當時幾乎沒有學生的參與。到了2017年，運動的主體已經從工會移轉為青年。儘管參與者的規模無法與工會組織相比，但是年輕人所採用的文化干擾（cultural jamming）（例如在公車站牌將「行政院」改為「功德院」）與「智慧群眾」的抗爭手法，卻能引起廣泛的媒體關注，影響了網路輿情。近來已經有民調顯示，賴清德的支持度下降，民進黨的年輕人認同度也同步下滑。

17年前的，工會大集結成功地保住了42工時的改革成果，民進黨被迫放棄原先要提出的覆議案。在如今，新崛起的青年運動是否也能扮演相似的歷史角色，真正落實週休二日，這將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