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面对共同敌人，和解好吗？”──谈香港民主运动的“败局困境”

近年来，“本土派”在香港崛起，令香港政坛由建制、泛民二元对立，变成有“天下三分”之说。泛民主派和本土派合起来，就是广义的香港在野势力（或称非建制派）。

多年来，建制派因为有北京统一指挥，即使互相不和，有所互斗，至少在选举时，策略都会较为统一；相对而言，泛民和激进派以至本土派之间则经常鹬蚌相争，选举时互争接近的票源，而因为非建制派的票源合起来，只是略胜于建制派，一旦泛民、激进、本土互斗，建制派便有机会渔人得利。

如果非建制派能够衷诚合作，在议会选举的整体席次将会更多，为何他们不这样做？既然有共同敌人，为何他们总是不能策略性地合作？除了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不同外，有没有其他原因？今次立法会有四个议席出缺，在新界东、九龙西区的补选中，为何大部分非建制派可以策略性地合作，安排了一次初选？这种情况是否能够维持？

对于这堆问题，除了以理念、策略和愿景不同为解释之外，笔者心目中有两个答案。

非建制派的“囚徒困境”

第一个答案，是香港的选举制度设计，阻止了非建制派在选举当中互相合作。

对于非建制派的互斗，我们可以博弈论（Game theory）作简单的解释：团体的最佳选择，往往不是个体的最佳选择，而在缺乏互信之下，双方均假设一定会被对方背叛，结果即使合作有利，也无从谈起。因为双方均认为，即使选择合作，最终也会被对手出卖，得不到合作的利益（例如：获对手守诺站台、支持、配票），但却要单方面承受被出卖的伤害（例如：让出参选机会；实际选举时被对方背盟攻击）。于是，选择不合作便成为较“理性”的选项，令整个非建制派陷入类似“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情况。

不过，政治博弈属于“多赛局”的设定，因为选举不断举行，双方有不止一次的合作机会，如果真的有共同利益，理应有机会建立互信，虽然免不了分分合合，至少不会总是假设对方背叛，互相死斗。那么，为何各派合作仍鲜少发生？答案恐怕在香港的选举制度当中。

香港的议会选举采用比例代表制，并非小选区单对单对决争一个议席，而是一堆政党在一个大区竞逐一堆议席。在这种制度下，每轮“赛局”的得失，非常难以计算，因为选票分配的些微不同，都可以做成议席分布结果的不同。于是，赛局的参加者难以估计合作带来的好处，兼且在这种选举制度下，当选门槛被拖得较低，在策略上，只要有一定声势的政党，都有当选可能，都不会放弃参选。

在比例代表制下，配票很困难，泛民主派曾经发生过争票致盟友下马的惨剧，例子如，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中，公民党最后阶段全力吸票，导致民主党李永达、陈树英“夫妻档”堕马；2004年，民主党李柱铭、杨森团队黄昏告急吸票“吸死”何秀兰。即使北京的配票也不尽成功，在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建制派大将刘江华高票败选；2016年，议会常客王国兴也落马。建制配票固然比泛民统一，但也不见得配票如神，因此，泛民和本土互斗后出现恶果，应怪罪于内讧还是选举制度设计，难以说清。

有这个认识，就不难理解为何今次两个选区补选当中，泛民主派和温和本土派罕有地同意初选。因为今次选举是一区补选一个议席，把平日混战的选举，变成了一对一的较量，光谱较接近的泛民主派和温和本土派的支持者之间，非常容易计算到，互斗只会便宜了建制派，于是才有初选的局面。因为非建制派支持者大多非常讨厌建制派，一旦谁勉强出战令建制派胜出，恐怕支持者的反弹非小，大部分非建制派中人当然也明白这状况，初选便成了较理性的选项。（注一）

可惜，单议席决战的情况，并非香港选举常态，一旦选举回到“比例代表制”的常规，议席胜负的计算变得异常复杂，策略性和解状况便难以重现。非建制派到了之后的正式选举，只会继续互相攻击。

中港实力悬殊下的民主运动困境

至于第二个答案，则需要由香港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去思考。正是这种大环境，令香港民主运动的政治博弈，达致了一个非常差的最终均衡点。

多年来累积的新仇旧恨，导致非建制派内部四分五裂，各派常常互相指责，甚至泛民和本土两派内部支持者亦互相仇视。在泛民主派当中，较为年轻基进的“进步民主派”，例如学民思潮、社民连等，和“旧民主派”即老牌政党民主党等，互不咬弦；在本土派当中，青年新政和本土民主前线等，便和“热普城”等政党势成水火。

不过，各个派别不是没有共通点。第一，泛民主派和本土派的共同最大敌人是北京；第二，他们均同意最终的政治目的，是在香港实现自由民主制度，普选出所有政治代表。不少本土派认为，香港的民主化只能在香港独立的前提下争取，泛民主派虽然对港独这一议题不感兴趣，但近年也有强烈的本土倾向，认为香港应该争取最大程度的自治，和守护本土利益，因此出现年轻一代的“自决派”；部分激进本土派也有修正自己的取向，例如有本土派“国师”之称的陈云，便声言香港的出路不是独立，而是永续《基本法》。

事实上，把本土派和泛民主派的政治主张摊出来比较的话，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蓝图实非天差地远，甚至可能共通点多于差异。

可惜的是，香港的地缘政治环境，并没有为他们提供长期合作的诱因。

在选举制度之外，香港更大的政治困境，就是作为宗主国的中共，实力太过强大。中共作为威权独裁政党，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代以民族主义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现正如日中天，经济实力强大，国内亦没有政治自由化的迹象，民族主义亦在不断增强。

今时今日，中共并没有和港人商讨民主化和独立自治的动机；甚至，随着它的自信增强，以及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示范单位的意义减退，香港的战略重要性也在下跌；香港也因为人口实力对比太悬殊，完全没有和北京在武力上抗衡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当下的历史时空，香港非建制派要和中共决战，暂时毫无胜望，于是在回归之后，只要中共下定决心不惜破坏一国两制也要政治弹压，香港的非建制派也只剩下退守一途。这亦是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发展轨迹。

这种困境，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表露无遗。以这场运动的规模而言，如果在任一威权国家发生，很可能已政治变天。然而，伞运不是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对于中共内部管治无损，香港等于以自己为人质，妄求北京改弦易辙，结果是北京完全不为所动。在之后的香港所有民主抗争运动之中，中共均是胜利的一方，归根究柢，是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称所致。

短期难逃低潮与互斗

这种“败局困境”对于民主运动有灾难性的结果，其原因至少有三个：

第一，它令非建制派共同的政治目标，即香港民主化，至少不可能在中短期内一蹴而至。如果中共政权与香港非建制派的实力差距不是那么悬殊，而非建制派合作会令反抗力量明显增强，那么，各非建制党派可能会考虑到，一旦合作很可能即可取得民主化的成果，那大家便有动机放下前嫌。但今时今日，双方合作所取得的最大共同利益，等于不可获得，这导致大家合作的动机大减。事实上，香港非建制派中人，大抵心知肚明，当下香港民主运动和中共有巨大的实力差距，因为短期内无论如何都会输，于是合作即无必要，倒不如各自肚肠，以保留自己派别利益为要务。

第二，如果以争取民主为衡量派别成败的指标，那无论谁带领香港的民主运动，结果都必然会“失败”，因为非建制派短期内根本无任何手段，能令中共倒台、令中共放弃对香港的主权，或令中共容许香港民主化。于是，民主运动不论由谁来带领，分别只在于谁更能延缓中共的手伸进香港。当然，即使如此，运动的操作也有高低之分，但因为“败局”属于必然，批评则容易不过，“鸠搞”、“永续社运”的说法，便极之容易出现及被支持者消化。这种困境令民主运动出现吊诡一幕：谁带领运动，谁就被非建制其余派别往死里打，但当要换人上阵，许多原本作出攻击的派别，却突然人人均说要撤退保存实力，无人愿意上阵领军。

第三，这种现实的政治困境，未必人人同意或人人接受，各派别领导者要聚集支持者，也不可能常常提及这种困境，以免损害士气，失去部分热血心雄的群众的支持。于是香港出现很吊诡的政治场景，从政者都承认短期内民主和独立皆不可能，但在公开的政治讨论当中，绝少人会由这个前提出发建构论述。非建制派私下会承认退守之必要，但在和支持者的沟通当中，均一直散播“希望”，把每一次战役的失败，归因于政治对手的不济，或有人拖后腿，而与己无关；更加机会主义的做法，是一边批评对手领导无方，拖累运动，自己一边找借口避免出头领导下一场运动，在政治偏安中收取仅余的红利。

在这种恶劣博弈环境下的“败局困境”，令香港民主运动的前途非常令人悲观。事实上，己方在败退中互相指责，机会主义者争夺最后的政治红利，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明清换代之际明室南渡、国共内战之时国民党各派互斗，就令后世读史者常掩卷叹息。

在双方实力对比差距极大的情况下，理论上，弱势的一方想要长远获胜，最好的选择是积蓄力量，麻痺对手，等待时机。可是，现实上这种战略做法难以实施。因为民主运动不是两军对垒，民主运动参与者是自愿组合的，难有这种因应情况或战或和的统一性和灵活性，主张议和待机者很容易被激进派批评为投敌，而温和派中人主张议和待机，亦有不少人打着各自算盘，索性投降而放弃真正目的，或被威权政府吸纳而不自知。

这个困境看似牢不可破，只因当下中共如日中天，不受民主浪潮的影响。然而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有其潮流，亦充满意外，而人类追求自由的心，在长距离的历史当中，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短期内，香港民主运动低潮互斗毫无进展，是颇难避免的了。

（梁一梦，自由撰稿人）

注一：当然，小部分激进本土派对初选完全没有兴趣，这也并非不能理解。首先，今次初选由传统泛民主导，激进本土派光谱相距较远，激进本土派亦长期批评泛民主派和许多温和本土派为“私相授受”的“左胶”。他们的支持者不但反对中共的专政，亦敌视几乎除自己外所有的政治派别，实难掉过头来合作。其次，激进本土派本身亦不被大多数的非建制选民所喜，双方“仇恨值”本身已很高，激进本土派很难争取“主流”选票，即使出战而被视为搞局，恐怕亦是“nothing to lose”。对于突然出现的策略性合作机会，激进本土派无意参加，是可以预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