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媒体观察：私营经济离场？2018年中国社会的“叫魂”

9月12日，一篇题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文章，在中国国内网络热传。

该文认为，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完成历史重任，应该逐渐离场。现在的中国，应该集中国家力量，发展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才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围堵中领先世界。

文章的作者吴小平自称资深金融人士，原本并不出名，但这篇“劝谏文”却引起了巨大反响。9月12日当日，“私营经济”一词的微信指数，一下子达到了百万级（2867866），日环比增加了1043%。到次日，微信指数则达到峰值近四百万（3772808）。而在9月初，这一数值仅为818。相当一部分公众舆论，把这篇文章视为一种“信号”，认为国家“终于”要对私营企业“动手”了。

同一天，一篇讲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公私合营”历史的文章——《1956，交出你的财产》，也开始在微信平台上热传。这篇原本发表于2018年5月26日的旧文，讲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历史，字里行间却在不停挑动当下中国人的神经——“交出你的财产”。文章的阅读量也很快超过10万加。

而接下来的事情则充满了吊诡，吴小平这篇“认同国家、否定民企”的文章，反而引起了一系列“国家级”媒体的批判。

国家级媒体进场，“维护”私营经济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了一篇“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文章，本不应该引起过多讨论，但居然会造成官方媒体和全国知名媒体的集体回应批驳，这本身就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媒体现象。

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在9月13日撰文批驳吴小平的观点，称其“是逆改革开放潮流而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危险想法”。

同日，由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管主办的《中华工商时报》，也发表了反对评论，认为“任何想否定、削弱非公有制经济的观点，都是不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方向的，也都是非常错误的。”

9月14日，《人民日报》跟进发文，评论此事，“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过河拆桥的策略性利用”，“在当前的形势下，企业家群体更应该不为流言所动，相信国家政策的稳定性，踏踏实实把民营经济办得更好”。

新华社官方微博则在同日发表微评，“有人抛出‘私营经济应离场’这种奇谈怪论，于法无据、于实不符、于理不通。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是改革开放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离场、不能离场也从未离场。”

除此以外，《新京报》、澎湃新闻等多家全国综合类媒体，都发表评论驳斥这一论调。

一个往日名不见经传的作者，写了一篇“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文章，本不应该引起过多讨论，但居然会造成官方媒体和全国知名媒体的集体回应批驳，这本身就已成为一种特殊的媒体现象。

在官方媒体的集体回应下，人心是否因此得到安抚并不可知，但《人民日报》评论所点出的，正好是舆论恐慌的原因——国家是否会对民营企业“过河拆桥”？

这种恐慌情绪并非空穴来风。《1956，交出你的财产》一文，就用一个例子说明了在运动浪潮之下，国家承诺的无常。1956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对资本主义私股实行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年息五厘，期限20年。但到了1966年，国家决定停止发放定息，“一夜之间私人股份被收归国有”。

其实客观分析来看，可以认为吴小平的文章确实是一种作者自发的“哗众取宠”，或者“高级黑”——吴小平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说，“我的文章很多人没有看懂”——而非所谓的“吞并私企”的释放信号。

因此，吴小平的文章被舆论看成高层改变私营经济政策的信号，这一猜测并不值得采信。正如学者邓聿文在〈如何识别中国官方的政策信号？〉一文中分析的，官方如果要测试某项政策改变的社会反应，通常会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等中共权威媒体发表文章，而不是通过名不见经传的人士，在自媒体发表文章的方式来进行。

于是，更进一步的问题便成了：不重要的人士，写的经不起推敲的文章，为什么恰好能触动到当下的社会心理，引发舆论热议，并促使《人民日报》等最高官方媒体发文回应？

私营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可能是谣言，但民营企业主面临的经营压力和由此产生的忧虑，普通人对收入减少、税费增多、“消费降级”、“国进民退”的不满，却是真实可感的时代情绪。谣言并非永远都有力量，只有在不确定的年代，人们才需要借助“想像的知识”，来形成某种发声。

国家阴影下的民营企业

“怎样看待民营经济”，“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

民营企业目前的处境有迹可循。由于严重的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低迷的实体经济，2017年开始的“去杠杆”，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一大主题。许多中小微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出现资金流动性危机；企业在股市融资也比往年困难，A股（人民币普通股票）的企业上市申请、筹资额度都较去年更低。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对民营企业几乎是雪上加霜。“方案”规定，2019年1月1日起，各项社会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这意味着企业必须按照员工的实际工资支付社保，许多企业无法再像过去一样以最低工资为基数缴交。不仅企业的成本大幅增加，员工的到手工资也会较改革前更少。

企业以最低工资为基数支付社保，虽然并不合规，但已是公开的秘密。从员工的角度出发，社会保险费（所谓五险一金），作为一笔向国家投保的资金，许多年轻人并不认为这笔钱——尤其是其中的养老保险费，能在老年时回到自己手中。

比如，201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养老还是得大家一块来〉，称“单独依靠政府来全面承担养老是不现实的”，这篇文章在微博上被中国网友转发13709次，随后被微博官方设置为无法转发的状态，评论内容也无法显示。网民分别找出1985年、1995年、2005年的《人民日报》报纸图片，文章标题依次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养老不能靠政府”，重建了国家在中国人养老问题上不断修改、直至“食言”的时间线。

荒诞的幽默感之下，其实是“劳动人民”的习得性认命。养老金为什么会出现空缺？巨额资金去哪里了？诸如此类的质疑，被掩盖在巨大的无可奈何之下，人们无权再追问下去。然而，尽管陷入失语，但中国人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于是，人们在9月12日选择相信吴小平的文章，并且大量转发另一篇旧文《1956，交出你的财产》，让历史照进了现实。

而除了普通百姓和民营企业主的恐慌外，一批支持市场化的知名经济学家和财经官员的集体发言，也在近日引发了全国关注。

9月16日，在有副总理刘鹤、经济学家吴敬琏、前财政部长楼继伟等“大咖”出席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李扬提到了“国进民退”的问题，为民营企业为了渡过难关、寻找国资庇护的现象表达了担忧。

同样参加会议的杨伟民，发言更加“凶猛”，他解读十九大提出的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律上一视同仁的要求，认为“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杨伟民曾任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现在则“退居二线”，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这无疑是一次“火力全开”的会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直接评论吴小平的文章，认为这篇文章“和当下，大家特别是民营企业有一些担心有关系，和对一些经济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说的更重一点，不满有关系。信心不够，担心可能是对公平竞争和公正执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担心，对于产权真正保护的担心。”

而最深层次的原因，他认为是“怎样看待民营经济”，“它和我们国家、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有什么关系?”

这些经济学家和（前）财经官员，都不再回避正在进行的“国进民退”：

9月3日《证券时报》报导，今年以来国资委、地方政府、中央事业单位等“国资系”，正在参与或已经完成了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20余家民营上市公司受让股权给国资，交易金额超过百亿，其中三聚环保、新筑股份、金力泰等民营公司，更是由国资完全控股。

“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本意是要在国企中引入私人资本，而今年的形势，却转变为国资“混改”民企。有新闻报导可查证的“国进”已经十分显著，而根据坊间传闻，也不乏有发展前途的私营企业，被政府强迫给予国企股份，甚至被强行低价收购。这类传言未必为真，但人心不安，则可见一斑。

国家的“阴影”，不只发生在公众并不熟知的民营企业中，中国人所熟知的商业巨头，也不可避免被卷入“阴影”之下。

9月8日，马云接受采访称，将宣布阿里巴巴的“传承计划”。《好奇心日报》以此为由头，写了一篇《马云退休是个坏消息吗？》，引用了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的评论，“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程度和远景的一个象征。不管他乐不乐意，他的退休都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

马云退休被外界认为是“明哲保身”的策略，对中国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全身而退的确是一种奢侈。

2017年7月19日，万达商业宣布整体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业务，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卸下首富头衔。万达集团在高歌猛进的时间点遭遇“滑铁卢”，普遍被认为，是因为其卖掉在国内八成的项目，在海外投资了2500亿人民币，这一转移资产的举动引起了“国家”的不满。而2018年2月23日，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被以集资诈骗、职务侵占罪为名提起公诉，同时中国保监会（银保监会）决定接管安邦保险集团一年。

在巨头的前途难以预料之时，没有民营企业家会不感到惊心。2018年9月13日，又有坊间传闻，称华为即将被国资收购，而华为公司随即通过媒体否认，称自己是一家100%由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这种公开否认在今天的语境下，就像是一个“否认三连”的表情包——“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啊！”——其表达的意思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则讳莫如深。

蔓延开来的“叫魂”

民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由税务局征收社会保险费、对民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这些“谣言”或事实，共同构成今天中国的社会景观。

“私营经济离场”的评论，所引发的骚动和猜忌，像是一场发生在2018年中国的叫魂式恐慌。

“叫魂”一词来自于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的学术著作。它讲的是1768年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国，发生的“妖术大恐慌”事件——民间传闻有术士会剪走别人的辫子，通过作法在头发上，使其发病甚至死去。谣言导致了扩散性的情绪恐慌，影响了帝国疆域里的十二个省份。

孔飞力写“叫魂”，不是为了写谣言的传播学，他讲述了三个版本的故事：

第一个版本涉及百姓对未知力量的恐惧，以及危机感之下对权力的渴望，并由此导致了对和尚、乞丐、游民等低端人口（他们被认为是施术者）的反扑，栽赃、诬告、私刑大行其道；

第二个版本“立足于保护自身既得利益和维护社会生活常规运作的官僚”（语出郑家栋《超越“中西”之间》），他们要在易怒的民众和反复无常的君主间穷于应对；

第三个版本，是乾隆皇帝和上下勾结的官僚体制间的斗争，他借“叫魂”之机，以政治罪清理官员系统，保护自己的帝王权力。

“私营经济离场”的奇谈怪论，就仿佛一个现代中国的“妖术”。辫子对于乾隆皇帝来说，是满族的意识形态象征，他作为满族领袖，不可对“剪辫”的传闻无动于衷。而赋予私营经济跟国有经济平等地位，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就像“辫子”一样，也是1992年以来执政的正当性基础。

当剪去“私营经济”辫子的谣言和恐慌出现时，无论决策层的意见如何，代表官僚体制的《人民日报》等官媒，都必须发文批驳，以维护社会生活的基本稳定。但是这份报纸的发言，在历史上并不能让公众完全信服——把时间线拉长，总能在《人民日报》上，看见无数“养老与政府”之类的反转，以至于知情公众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份“不能看合订本”的报刊。

而决策层自身，也并不始终自洽，7月20日出台的“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社保”的方案，引起大规模民众不满后，在9月18日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总理李克强回应了民间的情绪，他要求“确保社保现有征收政策稳定，在社保征收机构改革到位前绝不允许擅自调整”，以及“对历史形成的社保费征缴参差不齐等问题，严禁自行集中清缴”。

但总理的这一承诺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问题。9月19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疗保障局四部委负责人答记者问，又对总理李克强的要求进行回应，“在改革工作中坚持只变更征收主体，原有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新浪微博的财经博主荣大一姐对四部委回应的一句话总结是：“你说你的，我们要继续干，而且要加紧力度干。”这种无声却紧张的博弈，似乎正在悄悄进行。

同样引起网民愤怒的，还有另一项关于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变化。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每月3500元上调为每月5000元。但“减负”的政策并没有受到欢迎，一张改革前后对比的图片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热传，以税前工资5000元为例，降税前缴纳个税45元，按最低工资标准扣除社保后，到手4625元。降税后缴纳个税0元，但社保必须按实际工资缴纳，扣除后到手4080元，这种“明升暗降”引起大量怨言。

民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由税务局征收社会保险费、对民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这些“谣言”或事实，共同构成今天中国的社会景观。如何辨别其中的真真假假？该采信总理的喊话、还是四部委的回应？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实在是过于艰难的任务。

而在9月13日官方媒体集体炮轰“私营经济离场”论、以此来安抚民心，9月16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这些“火力全开”的经济学家和（前）财经官员，又或许让中国民众看到了精英集体的某种希望——但这次集体发声会改变当下的“叫魂”吗？孔飞力讲述的第三个故事，或许亦能带给我们历史的启发。

（杨杨，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