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媒體觀察：私營經濟離場？2018年中國社會的「叫魂」

9月12日，一篇題為〈中國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的任務，應逐漸離場〉的文章，在中國國內網絡熱傳。

該文認為，中國的私營經濟已經完成歷史重任，應該逐漸離場。現在的中國，應該集中國家力量，發展一種全新形態、更加集中、更加團結、更加規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經濟，才能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圍堵中領先世界。

文章的作者吳小平自稱資深金融人士，原本並不出名，但這篇「勸諫文」卻引起了巨大反響。9月12日當日，「私營經濟」一詞的微信指數，一下子達到了百萬級（2867866），日環比增加了1043%。到次日，微信指數則達到峰值近四百萬（3772808）。而在9月初，這一數值僅為818。相當一部分公眾輿論，把這篇文章視為一種「信號」，認為國家「終於」要對私營企業「動手」了。

同一天，一篇講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公私合營」歷史的文章——《1956，交出你的財產》，也開始在微信平台上熱傳。這篇原本發表於2018年5月26日的舊文，講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歷史，字裏行間卻在不停挑動當下中國人的神經——「交出你的財產」。文章的閲讀量也很快超過10萬加。

而接下來的事情則充滿了弔詭，吳小平這篇「認同國家、否定民企」的文章，反而引起了一系列「國家級」媒體的批判。

國家級媒體進場，「維護」私營經濟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了一篇「譁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文章，本不應該引起過多討論，但居然會造成官方媒體和全國知名媒體的集體回應批駁，這本身就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媒體現象。

國務院主辦的《經濟日報》在9月13日撰文批駁吳小平的觀點，稱其「是逆改革開放潮流而動、企圖開歷史倒車的危險想法」。

同日，由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管主辦的《中華工商時報》，也發表了反對評論，認為「任何想否定、削弱非公有制經濟的觀點，都是不符合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國改革發展方向的，也都是非常錯誤的。」

9月14日，《人民日報》跟進發文，評論此事，「國家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更不是過河拆橋的策略性利用」，「在當前的形勢下，企業家群體更應該不為流言所動，相信國家政策的穩定性，踏踏實實把民營經濟辦得更好」。

新華社官方微博則在同日發表微評，「有人拋出『私營經濟應離場』這種奇談怪論，於法無據、於實不符、於理不通。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是改革開放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會離場、不能離場也從未離場。」

除此以外，《新京報》、澎湃新聞等多家全國綜合類媒體，都發表評論駁斥這一論調。

一個往日名不見經傳的作者，寫了一篇「譁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文章，本不應該引起過多討論，但居然會造成官方媒體和全國知名媒體的集體回應批駁，這本身就已成為一種特殊的媒體現象。

在官方媒體的集體回應下，人心是否因此得到安撫並不可知，但《人民日報》評論所點出的，正好是輿論恐慌的原因——國家是否會對民營企業「過河拆橋」？

這種恐慌情緒並非空穴來風。《1956，交出你的財產》一文，就用一個例子說明了在運動浪潮之下，國家承諾的無常。1956年，社會主義新中國對資本主義私股實行的贖買，改行「定息制度」，年息五厘，期限20年。但到了1966年，國家決定停止發放定息，「一夜之間私人股份被收歸國有」。

其實客觀分析來看，可以認為吳小平的文章確實是一種作者自發的「譁眾取寵」，或者「高級黑」——吳小平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也說，「我的文章很多人沒有看懂」——而非所謂的「吞併私企」的釋放信號。

因此，吳小平的文章被輿論看成高層改變私營經濟政策的信號，這一猜測並不值得採信。正如學者鄧聿文在〈如何識別中國官方的政策信號？〉一文中分析的，官方如果要測試某項政策改變的社會反應，通常會以權威人士的名義，在「三報一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和《求是》雜誌）等中共權威媒體發表文章，而不是通過名不見經傳的人士，在自媒體發表文章的方式來進行。

於是，更進一步的問題便成了：不重要的人士，寫的經不起推敲的文章，為什麼恰好能觸動到當下的社會心理，引發輿論熱議，並促使《人民日報》等最高官方媒體發文回應？

私營經濟退出歷史舞台可能是謠言，但民營企業主面臨的經營壓力和由此產生的憂慮，普通人對收入減少、税費增多、「消費降級」、「國進民退」的不滿，卻是真實可感的時代情緒。謠言並非永遠都有力量，只有在不確定的年代，人們才需要藉助「想像的知識」，來形成某種發聲。

國家陰影下的民營企業

「怎樣看待民營經濟」，「它和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有什麼關係？」

民營企業目前的處境有跡可循。由於嚴重的政府債務和企業債務、低迷的實體經濟，2017年開始的「去槓桿」，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一大主題。許多中小微企業從銀行貸不到款，出現資金流動性危機；企業在股市融資也比往年困難，A股（人民幣普通股票）的企業上市申請、籌資額度都較去年更低。

在這樣的背景下，2018年7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國税地税徵管體制改革方案》，對民營企業幾乎是雪上加霜。「方案」規定，2019年1月1日起，各項社會保險費交由税務部門統一徵收，這意味着企業必須按照員工的實際工資支付社保，許多企業無法再像過去一樣以最低工資為基數繳交。不僅企業的成本大幅增加，員工的到手工資也會較改革前更少。

企業以最低工資為基數支付社保，雖然並不合規，但已是公開的秘密。從員工的角度出發，社會保險費（所謂五險一金），作為一筆向國家投保的資金，許多年輕人並不認為這筆錢——尤其是其中的養老保險費，能在老年時回到自己手中。

比如，2018年9月1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文〈養老還是得大家一塊來〉，稱「單獨依靠政府來全面承擔養老是不現實的」，這篇文章在微博上被中國網友轉發13709次，隨後被微博官方設置為無法轉發的狀態，評論內容也無法顯示。網民分別找出1985年、1995年、2005年的《人民日報》報紙圖片，文章標題依次為「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只生一個好，政府幫養老」、「養老不能靠政府」，重建了國家在中國人養老問題上不斷修改、直至「食言」的時間線。

荒誕的幽默感之下，其實是「勞動人民」的習得性認命。養老金為什麼會出現空缺？鉅額資金去哪裏了？諸如此類的質疑，被掩蓋在巨大的無可奈何之下，人們無權再追問下去。然而，儘管陷入失語，但中國人有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於是，人們在9月12日選擇相信吳小平的文章，並且大量轉發另一篇舊文《1956，交出你的財產》，讓歷史照進了現實。

而除了普通百姓和民營企業主的恐慌外，一批支持市場化的知名經濟學家和財經官員的集體發言，也在近日引發了全國關注。

9月16日，在有副總理劉鶴、經濟學家吳敬璉、前財政部長樓繼偉等「大咖」出席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家李揚提到了「國進民退」的問題，為民營企業為了渡過難關、尋找國資庇護的現象表達了擔憂。

同樣參加會議的楊偉民，發言更加「兇猛」，他解讀十九大提出的對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法律上一視同仁的要求，認為「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楊偉民曾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現在則「退居二線」，擔任全國政協常委。

這無疑是一次「火力全開」的會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馬建堂，直接評論吳小平的文章，認為這篇文章「和當下，大家特別是民營企業有一些擔心有關係，和對一些經濟政策的不甘心，或者說的更重一點，不滿有關係。信心不夠，擔心可能是對公平競爭和公正執法、法制的不健全的擔心，對於產權真正保護的擔心。」

而最深層次的原因，他認為是「怎樣看待民營經濟」，「它和我們國家、我們黨的執政基礎有什麼關係?」

這些經濟學家和（前）財經官員，都不再回避正在進行的「國進民退」：

9月3日《證券時報》報導，今年以來國資委、地方政府、中央事業單位等「國資系」，正在參與或已經完成了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權交易。20餘家民營上市公司受讓股權給國資，交易金額超過百億，其中三聚環保、新築股份、金力泰等民營公司，更是由國資完全控股。

「混合所有制改革」，其本意是要在國企中引入私人資本，而今年的形勢，卻轉變為國資「混改」民企。有新聞報導可查證的「國進」已經十分顯著，而根據坊間傳聞，也不乏有發展前途的私營企業，被政府強迫給予國企股份，甚至被強行低價收購。這類傳言未必為真，但人心不安，則可見一斑。

國家的「陰影」，不只發生在公眾並不熟知的民營企業中，中國人所熟知的商業巨頭，也不可避免被捲入「陰影」之下。

9月8日，馬雲接受採訪稱，將宣布阿里巴巴的「傳承計劃」。《好奇心日報》以此為由頭，寫了一篇《馬雲退休是個壞消息嗎？》，引用了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的評論，「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是中國私營經濟健康程度和遠景的一個象徵。不管他樂不樂意，他的退休都將被解讀為不滿或擔憂」。

馬雲退休被外界認為是「明哲保身」的策略，對中國更多的民營企業家來說，全身而退的確是一種奢侈。

2017年7月19日，萬達商業宣布整體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業務，公司董事長王健林卸下首富頭銜。萬達集團在高歌猛進的時間點遭遇「滑鐵盧」，普遍被認為，是因為其賣掉在國內八成的項目，在海外投資了2500億人民幣，這一轉移資產的舉動引起了「國家」的不滿。而2018年2月23日，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吳小暉被以集資詐騙、職務侵佔罪為名提起公訴，同時中國保監會（銀保監會）決定接管安邦保險集團一年。

在巨頭的前途難以預料之時，沒有民營企業家會不感到驚心。2018年9月13日，又有坊間傳聞，稱華為即將被國資收購，而華為公司隨即通過媒體否認，稱自己是一家100%由員工持股的民營企業。這種公開否認在今天的語境下，就像是一個「否認三連」的表情包——「我不是，我沒有，別瞎說啊！」——其表達的意思究竟是「有」還是「沒有」，則諱莫如深。

蔓延開來的「叫魂」

民營企業退出歷史舞台、由税務局徵收社會保險費、對民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個人所得税起徵點提高……這些「謠言」或事實，共同構成今天中國的社會景觀。

「私營經濟離場」的評論，所引發的騷動和猜忌，像是一場發生在2018年中國的叫魂式恐慌。

「叫魂」一詞來自於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的學術著作。它講的是1768年乾隆治下的大清帝國，發生的「妖術大恐慌」事件——民間傳聞有術士會剪走別人的辮子，通過作法在頭髮上，使其發病甚至死去。謠言導致了擴散性的情緒恐慌，影響了帝國疆域裏的十二個省份。

孔飛力寫「叫魂」，不是為了寫謠言的傳播學，他講述了三個版本的故事：

第一個版本涉及百姓對未知力量的恐懼，以及危機感之下對權力的渴望，並由此導致了對和尚、乞丐、遊民等低端人口（他們被認為是施術者）的反撲，栽贓、誣告、私刑大行其道；

第二個版本「立足於保護自身既得利益和維護社會生活常規運作的官僚」（語出鄭家棟《超越「中西」之間》），他們要在易怒的民眾和反覆無常的君主間窮於應對；

第三個版本，是乾隆皇帝和上下勾結的官僚體制間的鬥爭，他借「叫魂」之機，以政治罪清理官員系統，保護自己的帝王權力。

「私營經濟離場」的奇談怪論，就彷彿一個現代中國的「妖術」。辮子對於乾隆皇帝來說，是滿族的意識形態象徵，他作為滿族領袖，不可對「剪辮」的傳聞無動於衷。而賦予私營經濟跟國有經濟平等地位，保障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利，堅持發展市場經濟，就像「辮子」一樣，也是1992年以來執政的正當性基礎。

當剪去「私營經濟」辮子的謠言和恐慌出現時，無論決策層的意見如何，代表官僚體制的《人民日報》等官媒，都必須發文批駁，以維護社會生活的基本穩定。但是這份報紙的發言，在歷史上並不能讓公眾完全信服——把時間線拉長，總能在《人民日報》上，看見無數「養老與政府」之類的反轉，以至於知情公眾傾向於認為，這是一份「不能看合訂本」的報刊。

而決策層自身，也並不始終自洽，7月20日出台的「由税務部門統一徵收社保」的方案，引起大規模民眾不滿後，在9月18日國務院常務委員會上，總理李克強回應了民間的情緒，他要求「確保社保現有徵收政策穩定，在社保徵收機構改革到位前絕不允許擅自調整」，以及「對歷史形成的社保費徵繳參差不齊等問題，嚴禁自行集中清繳」。

但總理的這一承諾能否實現，仍然是一個問題。9月19日，人社部、財政部、國家税務總局、國家醫療保障局四部委負責人答記者問，又對總理李克強的要求進行回應，「在改革工作中堅持只變更徵收主體，原有政策繼續保持不變」。新浪微博的財經博主榮大一姐對四部委回應的一句話總結是：「你說你的，我們要繼續幹，而且要加緊力度幹。」這種無聲卻緊張的博弈，似乎正在悄悄進行。

同樣引起網民憤怒的，還有另一項關於個人所得税的政策變化。2018年8月3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表決通過，將個人所得税的起徵點從每月3500元上調為每月5000元。但「減負」的政策並沒有受到歡迎，一張改革前後對比的圖片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熱傳，以税前工資5000元為例，降税前繳納個税45元，按最低工資標準扣除社保後，到手4625元。降税後繳納個税0元，但社保必須按實際工資繳納，扣除後到手4080元，這種「明升暗降」引起大量怨言。

民營企業退出歷史舞台、由税務局徵收社會保險費、對民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個人所得税起徵點提高……這些「謠言」或事實，共同構成今天中國的社會景觀。如何辨別其中的真真假假？該採信總理的喊話、還是四部委的回應？這些對普通人來說，實在是過於艱難的任務。

而在9月13日官方媒體集體炮轟「私營經濟離場」論、以此來安撫民心，9月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這些「火力全開」的經濟學家和（前）財經官員，又或許讓中國民眾看到了精英集體的某種希望——但這次集體發聲會改變當下的「叫魂」嗎？孔飛力講述的第三個故事，或許亦能帶給我們歷史的啟發。

（楊楊，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