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包淳亮：除了“新冷战”与“修昔底德陷阱”，還能如何看待中美关系未来？

《纽约时报》在2017年11月22日刊文，介绍年度的一百本“值得关注的书籍”，好让读者在岁末年终、长假连连之际，有个消闲的参考。人们都说中国是如何的一个热门议题，但没想到一百本书中，与中国相关的只有这一本艾利森撰写的《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翻译为《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不过如果去年美国出版的浩如烟海的著作当中，只能选一本与中国有关的，这本书倒也当之无愧。

从《注定一战》的谢辞，读者可以管窥作者的厚重人脉，以及这本书的权威性。他几乎与每一位还活着的美国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共事过，几乎每一位美国核心圈的战略情报专家、中国研究学者，也都多少与他有一些交集。这是因为，他不仅在两位国防部长任内担任助理国防部长，且在哈佛大学任教达50年之久，学生故交遍布美国国防部、财政部与中央情报局高层。

“修昔底德陷阱”以前，西方已多次回答美中关系问题

2009年11月的北京之行，就让欧巴马对中国“幻灭”。

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处理的，是当代世界最关键的政治议题；当然，也是个多次被回答的问题。例如澳大利亚的怀特（Hugh White）在他2012年出版的《中国抉择》（The China Choice: Why We Should Share Power）中，指出美国的政策最终可能将引爆战争，并有导致核冲突的危险，因此力促美国与中国分享在西太平洋的权威。

后来金融时报的国际版主笔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他2016年出版的《东方化：亚洲世纪的战争与和平》（Easternisation: War and Peace in Asian Century；台湾时报出版，翻译为《东方化：中国印度将主导全球》）里提到，由于怀特强烈批评美国的“转向亚洲”政策，使得在1990年代就因为执行美澳两军的加强合作计划而与他熟识的前美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也是“转向亚洲”的实际执笔者坎贝尔（Kurt Campbell），产生“深刻的背叛”之感。

最因为中国崛起而感到威胁的，大概就是美国的军情界；而通过拉赫曼对美国官员的一手访问，就会知道从《中国抉择》到《注定一战》的忧虑，远远并非多余。拉赫曼指出，欧巴马（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政府愈来愈将中国视为对手而非伙伴。2009年11月的北京之行，就让欧巴马对中国“幻灭”。从北京返国后一周，欧巴马在白宫接见印度的访问团，就一直谈到中国，并且表现出颇多不满。

当年12月的巴黎气候大会上，欧巴马发现他被中国所主导的，包括印度、巴西、南非等的集团孤立。2010年中，美国声称在南海维护国际法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以此直接挑战中国。2014年5月欧巴马访问东京，确认《美日安保条约》的涵盖范围包括钓鱼岛；一位美国“总统的亲近幕僚”告诉拉赫曼：“这是对中国比中指”。拉赫曼也就美国此举询问坎贝尔，他表示“如果我们从这个点退让，我不确定中国是否也会让步”。

在激烈的安全竞争下，一位白宫官员对拉赫曼说，两国关系目前“八成是竞争、二成是合作”。所谓的“麻六甲困局”也绝不是中国军人的胡思乱想，一位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告诉拉赫曼：“假如战争开打了，那儿就是我们搞定他们的地方”；美国将封锁麻六甲海峡，以窒息中国的经济。

艾利森提醒美国“慎重其事，正视形势演变”

如果人们有肯尼迪的智慧，就会知道两超关系的根本不在于“战”，而在于“平等”的“连体婴”关系。

美国菁英层感受到中国的严肃挑战，而关于美国地位下降的判断，也已经进入印度的决策圈。

印度总理莫迪任命的首席经济顾问苏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在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工作的2011年，出版《日蚀》（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一书，在一开头描绘了美国总统向来自中国的“国际货币基金”主席请求援助的场景。拉赫曼表示，《日蚀》过于直白的“衰退论”，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憎恶”。但是这本《日蚀》，却也在著名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es）引起了多位学者的争辩，事实上成为该刊两期的主题。由此也可知道，美中竞争的激烈态势，已经多年铺陈。

然而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虽然川普（特朗普）叨念中国不停，希拉里‧克林顿以及美国主流媒体，却基本上对中国议题保持了沉默，中国仿佛成为那头“房中的大象”。人们期待这头大象就像过往多年一样安分与安静，但是川普上台，却似乎硬是要鞭笞他两下，无怪乎本书作者又在2018年6月27日，于《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发表〈肯尼迪会怎样应对快速崛起的中国〉（How JFK Would Have Confronted a Rapidly Rising China）一文，提醒各方慎重其事，正视形势的演变。

如果人们有肯尼迪的智慧，就会知道两超关系的根本不在于“战”，而在于“平等”的“连体婴”关系，这也是艾利森《注定一战》第九章所多次强调的一个重点。承认中国与美国的平等地位，正视中国甚至很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才是艾利森所强调的“战略的出发点”。因此美国最好能选择“调适”、谈判“长和平”，或与中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非采取对抗性的政策。因为“野蛮粗暴”的“结构的现实”，已经容不得美国以自己的单方面意图塑造两大国的关系。

西方最“迫切”的挑战，来自伊斯兰世界与俄罗斯

在西方人的全球视野中，东亚与中国其实类似于“化外之地”，因此虽然中国或许是美国菁英眼中的一个“威胁”，但是美国社会迄今并未因之真正的不安，《注定一战》所忧虑的，对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长远、抽象的可能。

另一个事实是，艾利森发表在《国家利益》的大多数文章，也如同《纽约时报》的年度选书，更多的将焦点放在中东与俄罗斯。

西方作为一个整体，面对的“迫近”挑战并非来自遥远的中国，而是来自伊斯兰世界与俄国，甚至拉美与非洲。虽然中国人口约达世界的20%，经济规模达到15%以上，经济增量近年甚至达到世界的40%，且未来经济规模也可能达到世界的40%之巨，但是对于西方人而言，中国迄今大体上依旧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存在，因此关于中国的议题，还远远谈不上触动了社会的敏感神经。《纽约时报》的前述选书，除了鬼怪科幻、环境灾难、美国内政、阶级种族，最受关注的还是中东地区，也就是以色列、土耳其、伊朗，与广大的阿拉伯世界。

由于在西方人的全球视野中，东亚与中国其实类似于“化外之地”，因此虽然中国或许是美国菁英眼中的一个“威胁”，但是美国社会迄今并未因之真正的不安，《注定一战》所忧虑的，对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长远、抽象的可能。艾利森在本书结论中问道：“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首要地位，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吗？美国人会‘背起任何负担’，以阻止中国夺取南海的岛屿，甚至收回台湾？”

他深知多数美国人还未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在通读本书之后，答案都是跃然而出的否定词。因此，在为《注定一战》忧虑之余，人们还是有乐观的理由。

最重要的理由大概是以下几个。其一，两国不会进行核大战。如艾利森所说，到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美国已声言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对“我国与俄国和中国的核关系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的行动，两国因此几乎不可能发生核大战，最糟只会滑入冷战。其二，如同艾利森所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下于美国，在缺乏规模优势与盟邦奥援的情况下，冷战也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其三，由于美国与东亚远隔重洋，地理对战略的限制，已在美中之间建立了很大的缓冲地带，因此美国有“卸责”与孤立主义等选项。

不能简单将历史上的德国与苏联，同今天的中国对比

若人们把中国比喻为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德国，同时把美国比喻为英国，这个世界将没有那个可以挽救“英国”的“美国”！或者，当人们把中国比喻为冷战时期的苏联，可能没注意到中国会是四个苏联。

《注定一战》之所以很难成真，也与中国的战略抉择有关。廿余年前风雨飘摇的背景下，对中国未来抱持信心的中国菁英层，就已在思索崛起过程中避免统治强权反扑的避祸之道。邓小平提出了应对美中关系的“韬光养晦”大战略；世纪之交，《战略与管理》月刊发表了分析大国崛起的文章，史海钩沉，洞察力也令人惊服；而到2007年，《大国崛起：解读十五世纪以来九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出版，更可与《注定一战》前后辉映。

一些人误以为习近平上台后的政策转变，显示出某种躁进；但从长期跟踪其大战略决策的笔者看来，却绝非如此。在经济学界，由于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资本储蓄与施工力量，因此早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就开始寻找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学界的领头人、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被部分人士称为“台湾之光”的林毅夫，当时就提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主张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带动全球的新一轮发展，成为现在绝大多数人的认识的“一带一路”的主要倡议版本。

更重要的或许是国际关系学界的判断。在提出“一带一路”的2013年之前多年，中国国关学界就感到“韬光养晦”将不足以掩饰中国崛起，而仅仅是外交姿态，又不足以应对美国可能提出的反中联盟战略，因此已经在进行相关的探讨，其结果就是战略上的主动出击。

例如自由派的国际关系领衔学者王逸舟，在2011年以后撰有“创造性介入”系列书籍，认为要对开发中国家“创造性介入”，以塑造对中国崛起有利的环境；同年，“现实自由主义”的学者高柏，以“对冲”的角度说明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指出中国外交要围魏救赵、声东击西；他并以“高铁”作为整合欧亚大陆经济的杠杆，认为推动一带一路将使“美国早日接纳中国加入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的自由贸易体系”。

王缉思与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两位顶尖战略学者，则在2013年出版的《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一书，提出如何以一带一路之类政策，使中国避开美国的海权压力，同时借由给予美国参与发展的可能，让美国的西太平洋围堵变得如同鸡肋。而为扼止美国鹰派的军事冒进倾向，2011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军事展示也层出不穷，且一部分军事科技已领先美国，和平因而更有保障。

中国的菁英阶层已经基本同意，中国国内生毛额将在2020年代赶超美国，且到2030年代将是美国一倍，因此中国必须就全球议题提出“顶层设计”，在努力寻求多赢的前提下，逐步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这就是近年中国外交大调整的背景。无论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最后获益如何，只要中国熬过了霸权交替的相持阶段，也就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并可以接替美国、成为所谓“自由秩序”的捍卫者，也就是世界体系的霸权国。而在成为霸权国的过程中，本来也就得要更多的承担国际义务，结交更多的盟邦，这也是一带一路能够发挥的附带作用。

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引述了许多历史篇章，但提醒读者不能轻率类比。他不像许多人那样，生搬硬套的将中国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比拟，进行煽情的指控。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若人们把中国比喻为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的德国，同时把美国比喻为英国，这个世界将没有那个可以挽救“英国”的“美国”！或者，当人们把中国比喻为冷战时期的苏联，可能没注意到中国会是四个苏联；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正以贸易战应对的中国，其规模已经是三个日本、且最终可能会成为十几个日本。无怪乎艾利森甚至对“新冷战”都没有多少热情。

或许，倘若出现一些人声言的那场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新冷战”，只能套用马克思一句话来形容：“一切历史事变与人物都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包淳亮，中国科技大学（台北）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著有《自由的两岸关系：台湾知识界对中国的再思与超越》，作者是《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