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证恒：逼迫香港“玉石俱焚”，是自欺欺人的政府

香港的8月11日晚，又被形容为一个血腥之夜：一方面，内地媒体率先放出有警员疑被汽油弹烧伤的信息，消息迅速在内地广泛流传，登上微博“热搜”；另一方面在香港，流血场面更为惊人，不仅有示威者被流弹击中面部致盲，还有人被扣押在地时血流披面；不仅出现了疑似警员假扮示威者混入人群展开拘捕的手段，传媒还拍到警员将竹枝放进示威者的背包栽赃嫁祸；此外更有警员向地铁站内发射催泪弹，在另一个地铁站内近距离（疑似1米内）向人群平射开枪，接著在地铁扶手电梯上围打示威者/市民 ……此种种手法令香港市民感到瞠目结舌，两个多月以来，大大小小的警民冲突数百场，示威者与警察双方皆有受伤，殃及救护员、社工、议员、记者等数十人，被捕者上数百人，警民关系严重对立、仇恨情绪四处滋生。8月11日晚的种种表现则进一步摧残警民关系，双方行动的进一步升级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不出意料地，当晚，政府再次“强力谴责暴力示威”。谴责、谴责、强力谴责，是政府唯一能有的态度；袭警、袭警、再袭警，是支持警队人士心中对示威者的印象；而警暴、警暴、再警暴及政府的永远没有回应，则是另一边厢不满情绪的根源。几个世界永远在平行对话，而政府作为其中关键的解画方，却一直拿不出对应的解决方案。正如早前示威者号召8月5日进行大规模“三罢”，据职工盟的估算，一共有35万人参与其中。然而，8月6日港澳办召开吹风会，把示威者的冲击行为、罢工行为混为一谈，指罢工行动和不合作运动严重冲击香港民生，强调不能再纵容“暴力乱港”；8月9日林郑月娥再率主管经济事务的官员见记者，一如既往对运动诉求“视而不见”，同时一如既往地表态支持警队。同星期召开的官方记者会，在面对记者的提问、公众的责难时，一众官员、警队高层一如既往地顾左右而言他。而这种现象相信只会一直继续下去。

除此之外，林郑月娥还跟足港澳办“脚本”，大打经济牌、民生牌，一方面指责示威者影响经济，另一方面强调会在10月施政报告推出利民纾困措施，解决所谓深层次矛盾，甚或一再妄言，那些不介意摧毁香港经济的人，对社会根本“无建设”（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小部分人的激进行为会破坏大多数人辛苦建设的经济成果。她说有人形容示威者的行为是“玉石俱焚”，这做法会将香港推上“不归路”。

然而到底是谁在令香港“玉石俱焚”？牢不可破的政商结构确实是香港社会问题的症结，民生问题不得解决，导致民怨鼎沸。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次示威的主要触发点是政府在修例问题上的失德、无能，完全是林郑自己开启的一场风暴，而警队在处理示威时对武力的过分使用及严重滥权行为，则“助攻”了市民的种种不满。再退一步，宏观而言，公民实践培育基金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进行的《“修订逃犯条例”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年轻人认为导致他们这代人不满的最主要原因，是不信任中央政府（91%），至于认为原因是“受住屋问题困扰”、“经济环困扰”的，分别只有58%、48%。很明显，经济、民生的确招致年轻人不满，但决不是当下矛盾的最主要成因。

香港、中央官员对于示威者的五大诉求视若无睹，在未回应和解决运动的首要问题之先，便著手处理所谓“深层次问题”，完全是舍本逐末、试图将现有问题一盖而过。而即便一如香港、中央官员所言，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出自民生经济，他们也似乎忘记了，在香港的现有政治体制下，官员、建制派掌握大权，几乎无所不能，他们曾经有过那么多时间，如果他们坚决推行惠民政策，根本无人能阻。所以实际上，香港的民生问题是出于掌权者之“不为”，而非“不能”。“存在民生问题”只能算是香港的表象，利益结构不被打破、政策不反映民意、官员无为多过有为，才是导致矛盾一再僵化、无解的“深层次”原因。这也反映在这两多月的多场对立冲突之中。

“民生问题”的论述与现实差距

这不是中央官员第一次提出香港存在民生问题。

早于201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后回应记者提问时说：“香港有充裕的财政收入，雄厚的外汇储备，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照顾弱势群体，改善民生。”同年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访港时指出，香港的房屋问题处理不当，会演变成政治问题，其后曾荫权政府才计划复建居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7月1日，即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亦言香港的“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

顺理成章地，7月29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徐露颖在回应《文汇报》记者提问时提到，香港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包括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动等。但她同时强调，这些深层次原因有“复杂的历史因素、社会根源，也有国际背景”。

那么这些深层次矛盾该如何解决？她认为“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人民日报》评论员在8月11日发表题为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香港社会之本》，再一次提出类似的论述。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香港有什么样的“民生问题”。

就港澳办发言人提到的房屋、土地问题而论，其实在曾荫权离任前，市民已感楼价难以负担。但是，其后两届政府都无力压抑楼价，公营房屋兴建量更加落后预期，每次政府推售居屋都沦为“大抽奖”，能抽中低于市价的居屋的市民，都是幸运儿。截至今年6月，轮候出租公屋的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由5.5年微跌至5.4年，但距离1997年施政报告承诺的“3年轮候时间”仍然遥远，未能入住公营房屋又未能购买私人物业的市民，就只好每月挨贵租，甚或栖身面积狭小“㓥房”。

无论是梁振英、林郑月娥都将住屋问题归咎于觅地困难，但他们有积极运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为市民觅地建屋吗？林郑月娥在出任特首后随即展开土地大辩论，征集各方意见，寻求觅地共识。但一如许多香港人所看到，所谓“大辩论”最终只沦为“大龙凤”，甚至早于咨询报告提交之先，林郑月娥已经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公私合营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更加美其名为“土地共享”，然而实质上这种方式可让地产商以补地价的方式将早年低价购入的农地转作建屋用途，创造了利于牟取巨利的空间，因此遭到各方质疑。而政府手握《收回土地条例》的“尚方宝剑”，本可考虑全面收回农地发展，确保土地主要用于兴建需求甚殷的公营房屋，但在与地产商的博弈中，却仅仅沦为需要“严格审视”、“不可轻易动用”的方案。

另一边厢，林郑月娥又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花上数千亿公帑填海兴建“明日大屿”人工岛，扬言可以解决房屋问题。在外人看来，如此宏大的基建计划或许能够显示管治魄力，但同样的，社会各界对这一方案的意见争执不下，未有定论前，政府却先行一步帮方案“板上钉钉”。极其讽刺的是，在更为“可见可考”的土地方案中，政府却总是支支吾吾、隐形不见。例如林郑政府一直未有勇气全面收回面积达172公顷的粉岭高尔夫球场——这是2019年上半年香港吵得轰轰烈烈的土地案，政府以1000元象征式地价批租这块地予高尔夫俱乐部（2610名会员），该俱乐部每年只须缴付应课差饷租值3%及地租1元。须知，粉岭高球场土地的所有权本属政府，只要政府在租约期满后不予续约，便可以收地建屋，但是在商界的反对下，政府只愿意象征式地收回32公顷高球场用地来“回应民意”。

香港的民生问题远不止土地房屋，就退休保障而言，强积金政策也是一项顽疾。简单而言，林郑政府虽然略为改善了梁振英的取消强积金对冲方案（编按：强积金对冲是指雇主可以用为雇员交付的类似养老意义的强积金，来对冲掉裁员时法律规定雇主应付的遣散费和长期服务金，此政策一直被批评为拆东墙补西墙，实际上侵吞了雇员应得的利益），但是却同时用公帑补贴商界支付员工的长服金、遣散费。支付长服金、遣散费本来就是雇主的责任，两者可以与强积金对冲本属大谬不然，政府如今要取消一项荒谬的政策，却仍要花数百亿为雇主提供补贴，对普罗雇员而言，相当于羊毛出在羊身上，足见其重商轻民的施政方针。

除此之外，官员也未认识到就算撇除对冲制度，强积金制度本就问题丛生。政府强迫市民将退休储蓄付托私营基金公司管理，滋生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强积金公司每年都收取巨额的管理费，却大大降低了市民退休所得金额。有“股坛长毛”之称的 David Webb 近月更撰文质疑，市民付予强积金公司的费用，乃投资盈富基金的十倍，预料基金经理会收取每个强积金户口高达三分之一回报作管理费。这就是为甚么强积金会被一些市民称为“强迫金”的原因。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讲出的“无建设论”，表明在她眼中，社会上存在“有产者”和“无产者”，两者拥有不同的地位。暂且不谈前线抗争者是否都是“无产者”，这种蔑视基层的思维其实一直贯穿林郑政府的政策，例如在今年初，林郑政府计划将长者综援的申请年龄下限由60岁提升到65岁，官员又无视长者支持政策之薄弱而大谈长者应该“自力更生”，足见政府未有认识到其照顾社会弱势的责任。

经济手段代替不了政制改革

说到这里，香港的深层次问题已经甚为明显，就是香港存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府口口声声说民生问题，施政中却不以普罗大众的利益为依归，甚至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不惜牺牲市民。港府政策的诸种不公在《官商同谋——香港公义私利的矛盾》以至《地产霸权》等著作中早已班班可考，但香港、中央官员均对之熟视无睹，如此又谈何认识“深层次结构问题”？

极尽滑稽的是，港澳办提到“这些（民生）问题的形成，既有复杂的历史因素、社会根源，也有国际背景”，但到底是怎样的“历史因素、社会根源”导致今日之乱，却没有道明，此举明显是为港府文过饰非。港府与香港的“地底基层”，长久以来存在一个“脱节”的状态，这下却因为示威运动久烧不下，来扮演基层代表批评示威者冲击民生。因此当8月9日林郑月娥联同商界代表跟市民大谈民生经济问题时，相信不少香港市民听罢都要反问：谁是罪魁祸首？你们不就是民生问题的罪魁祸首吗？

香港的土地、房屋、青年向上流动等问题无疑甚为严峻，但这些统统都只不过是问题表象，其源于香港官员及其建制派的失德、无能，以及其政治制度的种种荒谬，令官员易于与既得利益者私通勾结，完全漠视社会大众的利益。更不要说，观乎李立峯及其他数名学者自6月起进行的调查，游行参与者的主要诉求，已然从反修例聚焦至对警方处理示威者手法的不满——在8月4日的将军澳游行以及同日的西环游行中，认为此诉求是“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分别占95.4%及95.1%。然而港澳办及港府一方面拒绝回应这些迫在眉睫的诉求，另一方面又以土地、房屋等表象问题掩饰香港的更深层次问题，港人看起来难免会觉得殊为讽刺。

相信没有人希望看到香港陷入如斯乱局，但我们要问，在陷入乱局之先，香港就一直“正常”吗？先不论一众建制派的议员平日之言行作为，且谈香港四任特首，都是由中央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但他们的表现却只能用灾难来形容。董建华在2003年七一大游行以及经济下行后因“脚痛下台”；曾荫权在离任时被揭与富商的关系千丝万缕，其政务司司长许仕仁2014年12月更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等5项罪名被高等法院判囚7年半；梁振英志大才疏、好勇斗狠，闹出了占中，最后无法连任；及至林郑月娥上任特首，她不但无法解决积存已久的民生问题，更加在处理《逃犯条例》上闹出香港回归以来的最大的政治危机。

要真正地解决民生问题，实行公正而平等的选举必不可少。我们当然不可以假设民主选举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但是在现行的特首选举制度下，在商界以及各个既得利益团体拥有极大的话语权的现实下，在立法会的多个议席由公司、团体票选出的功能组别议员占据的情况下，实在难以想像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可以制定出真正的“惠民政策”、解决深层次的民生问题。

回归22载，在四任特首治下的香港满目疮痍。在市民眼中，牢不可破的政商勾连结构、荒谬绝伦的选举机制、中央的选任人才方针才是最大的焦土政策，中央理应尽快回应实施双普选的诉求，重建香港政府的管治威信。那种“发点糖”就想平息社会纷争的管治思维，是从始而终把香港市民当成经济动物的表现。然而反修例运动或许恰恰提醒了，香港人不是只有犬儒畏缩的面貌，香港人未必理想主义至上，但他们懂得社会关心什么，懂得如何团结、互相照顾，懂得建设一个良善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反而是，林郑政府所要维护的“持份者”，到底是哪种持份者？政府所要建设的香港，到底又是谁的香港？

港人绝望的呼喊振聋发聩、举世皆闻。官员认识到自己的无能、错判往往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果在现有的社会对立中继续自欺欺人，那么这些人才是真正令香港“玉石俱焚”的人。

（王证恒，前媒体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