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敲打还是重捶？李嘉诚“非一般卖港”，与中港政商关系嬗变

97岁的香港首富李嘉诚，其商业王国可能正面对创业以来最严峻的困局。

当李嘉诚在3月初亲自与美国贝莱德（BlackRock）等财团敲定千亿港元交易，把卷入地缘政治漩涡的巴拿马港口营运权打包出售时，舆论和资本市场还是一片掌声。但9天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共港澳系统喉舌《大公报》掀起对李嘉诚和长和前所未见的舆论攻势。

从3月13日至今，《大公报》连日发文20篇，当中6篇获港澳办和中联办转载，批长和的商业决定“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助纣为虐、贻害中国和世界”。有文章更语带威胁，呼吁“某知名港企”停止交割，指其违反《基本法》二十三条，“完美配合美国的遏华战略”，损害国家发展利益。

一生精于驾驭政治风险的李嘉诚，其“去风险”的大刁已成为风险本身。

本来是金蝉脱壳，现在却成火中取栗——一生精于驾驭政治风险的李嘉诚，其“去风险”的大刁已成为风险本身。3月28日，接近长和高层的消息人士透露，合约并没被取消，但暂缓原订于4月2日的签署协议，原因“大家都明”。同日《大公报》报导，国家市监总局将依法审查长和港口交易。而早前港府的消息则指，长和正与港府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事件仍在发展，但从长和的困窘可见，当前政治风险越来越难驾驭，香港商人越来越要像邻近地区的同行一样，需要“在商言商”之外，学习和掌握“被统治的艺术”。归根究底，李嘉诚这样的老牌富商似乎已不只是昔日怀柔统战的“同胞”，而是北京需要进一步政治规训的“自己人”。

放在更宏观的视角看，李嘉诚的案例不单涉及长和的福祉，其发展也将影响香港企业在国际的观感和地位。从前香港企业有区别于中国企业的独立定位，但历经2020年港区国安法立法，如今长和又被持续施压，恐怕将坐实香港企业是“中国政府代理人”的观感。

政治规训新常态

在卖港口事件前，新界北部都会发展计划的“画押”事件就是前奏。

李嘉诚“非一般卖港”至今仍是一宗尚未完场的危机事件，但从近年的中港政商关系来看，这件事也很可能是北京政治规训港商的分水岭事件，将形塑政商关系的新常态。

习近平曾形容民营企业是自己人，视为中共长期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但就香港商界而言，他们与北京的关系越发有这样的一种趋势：不单要支持中央的政策和人事安排、在重大政治议题站队（如国安法立法和选举制度改制），还要在商业决策时符合北京的政治要求。在卖港口事件前，新界北部都会发展计划的“画押”事件就是前奏。

新界北部都会区是港府高度重视的发展计划，预料会于20至30年内分阶段实施，项目跨越地理及港深两地之分界线，有助香港对接深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然而，由于近年经济欠佳、息口高企等因素，加上发展计划回本期长，试行的北都片区规模亦动辄10至20公顷，香港的发展商对投资北都未算十分积极。

在此情况下，港澳办连同港府出手介入，先是言论动员，后邀请商界“画押”支持。在2024年11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晤香港商界代表，被形容为“动员大会”，会上夏呼吁香港工商界和企业家“以实际行动建设香港”，要求工商界不止向港府“投地”(竞投土地)，更要全方位投入新界北部都会区。其后，李家超亦向工商界和企业家喊话，称他们都是香港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更应该是贡献者，而不是旁观者、不只做评论员”。

与此同时，港府高调邀请商界出席政府举行的签署仪式，邀请函上更提到活动由“港澳办指导”及“中联办的支持”下，由特区政府举办。最终，85间企业在政总签署“一般意向书”，包括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代理及汇丰银行等，意向书有一句“支持及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另有34间企业与政府签订“参与书”，包括华润置地、中国海外、恒基、新世界、会德丰等。中联办主任郑雁雄致辞称，港府现时“大手笔，出好招”，相信工商界定能把握北都机遇，“当好局中人，不做旁观者，主动参与特区政府的试点措施”。

尽管意向书并无约束力，企业是否投资是另一回事，但事件显示政府似乎以政逼商，把政治动员的一套扩至经济层面，商界有“被夹”和被规训的意味。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言语中就似有微言，他说香港商界是爱国及愿意支持中央和特区政府，并非只说不做，但商人最终都要“计数”，“支持得嚟，条数都要计得掂”。

如果说北都“画押”事件还只是规训港商在香港内部经济事务的参与，那么李嘉诚“非一般卖港”事件可见，政治规训已扩展到港商的海外商业决定。站在商业角度，特朗普公开针对长和，北京早期并无支援（至少外界看不见），长和不可能同美国对抗，放弃港口规避风险无可厚非。但在北京看来，事件虽涉及境外公司卖境外资产，但港商的海外战略资产就是北京在大国博弈的政治资产乃至筹码，处置前需要首先问准。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原计划把巴拿马港口问题拿来当与特朗普政府谈判的筹码，结果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习近平对这笔交易感到愤怒，因为长和并未征求北京方面的同意，违背北京的利益。另据《明报》报道，内地官员指长和在公布交易前没有知会中央，令中央非常被动，无法应对部署，而接近长和的消息人士承认，长和无事先知会北京已成为“死罪”。

从《大公报》连日来的文章来看，长和的问题是“屈从”甚至配合美国霸权，将关键资产拱手奉送，漠视国家利益。但这些文章的用意显然不单是劝退长和，还意在摆出姿态，表明态度——港商要适应政商关系的新常态，涉及海外重大商业决定要衡量国家利益，事先汇报。

从前是统战的贵宾

当时，北京的一国两制方案是“维持资本主义不变”，李嘉诚这些资本家自然受到器重。

对李嘉诚家族来说，这次事件所承受的政治压力前所未见。作为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北京怀柔统战的对象、管治的同盟。

中方与李嘉诚的最早期接触见于1978年邀请李到访北京，出席国庆庆祝活动。随著李嘉诚吞并英资洋行和记黄埔，晋升顶级华人富豪，中共对他日益重视，希望这位香港资本家可以投资中国大陆，支持“一国两制”方案。在当时，北京的一国两制方案是“维持资本主义不变”，李嘉诚这些资本家自然受到器重。

在中英谈判后，李嘉诚获委任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草委，有份撰写九七后最重要的宪制文件。基本法草委有36名内地委员，23名香港委员，当中香港富豪占12位，李嘉诚位列其中，足见他在北京眼中的地位。在起草过程中，李嘉诚坚持，香港要有自由经济，财产出入自由，汇钱出入不需要特别申请。

六四事件是中港关系的转泪点，也是李嘉诚政商关系的重要节点。在1989年5月，李嘉诚跟主流港人一样，肯定北京学生运动是爱国的，反对军队镇压。多年之后，李嘉诚谈及六四事件，称“‘六四’是非常遗憾的事。”但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半年，李嘉诚获邓小平在北京高规格单独会见。当时香港人心惶惶，爆发移民潮，李嘉诚对最高领导人说，自己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回归充满信心。

在1990年代初，中国遭外国制裁，外资企业纷纷撤资，而李嘉诚则趁势“逆流而上”，大幅增加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最著名的例子是与董建华合作发展北京的东方广场。在九七前，李嘉诚亦先后担任港事顾问、预委会委员和筹委会委员，为中央收回香港安排出谋献策，是重要的政治同盟。在这个时期，李嘉诚和北京的关系非常良好，据报他和荣智健曾写信给江泽民，推荐董建华任首任行政长官，获江泽民正面回应。

直到2010年代，外界所见李嘉诚都是中共领导人特别重视的富豪。在1997年、1998年和2001年，江泽民三次访港，都是下榻李嘉诚公司旗下的红磡海逸酒店，并与李嘉诚父子共晋早餐。在2010年，深圳庆祝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胡锦涛以高规格单独会见李嘉诚，称“不管时间长短，我总是要见一见李先生，跟李先生聊一聊。”

从政治角度分析，北京器重李嘉诚是统战的需要。所谓统战，列宁的经典定义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北京需要像李嘉诚这样的商界富豪作政治同盟，稳定局势，对付主要敌人：九七前是英国，九七后是争取普选的民主派。

反修例运动的“代罪羔羊”

李嘉诚在“强国”面前越来越不重要⋯⋯在2019年，像李嘉诚这样的地产商甚至成为北京转移问题的箭靶。

当然，虽说李嘉诚是北京的管治同盟，但关系并非牢固不变，且时有张力。就像一国两制的香港，李嘉诚在“强国”面前越来越不重要，而当李嘉诚决策和言论显得跟北京不那么整齐一致，也容易遭到中国方面的“提点”和批评。在2019年，像李嘉诚这样的地产商甚至成为北京转移问题的箭靶。

自2011年开始，李嘉诚就没有在公开场合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单独会面。而在2012年特首选举，即是迄今唯一的有竞争性的行政长官选举中，李嘉诚并未支持北京指派的梁振英。李嘉诚当时提名并公开支持唐英年，但北京普遍被认为中途变卦，更属意梁振英。有报道指大陆副总理级官员致电李嘉诚，虽没明言要他挺谁，但希望他“尊重国家”。

在2015年，中国媒体出现批评李嘉诚的声音，起因是李嘉诚被指“撤资”。新华社旗下瞭望智库发表发文《别让李嘉诚跑了》，批评长和系撤走中国资产是“失守道义”的行为。后来，李嘉诚发文回应，称“文章的文理扭曲，语调令人不寒而栗”，并再次强调自己没有撤资。虽然文章不一定代表高层的意见，更多是官方媒体旗下智库分析高层意图，但也可以视为李嘉诚形象和地位在内地陨落的表现。

比起2015年的《别让李嘉诚跑了》，李嘉诚在2019年受到的官方舆论批评更加权威和猛烈。在反修例运动期间，李嘉诚登报呼吁停止暴力，并写上“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八字，其后出席慈山寺活动时称，希望“年青人能够体谅大局，而执政者能够对我们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

4日后，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剑”发文《李嘉诚发声，到底谁该给香港年轻人“网开一面”》，批评李嘉诚的言论是“纵容暴力”。该文章又引述网友说法，称李嘉诚在1997年金融风暴时向小业主追债，未对其“网开一面”，并称李嘉诚应把“李家楼盘打折”卖给香港年轻人，才是真正为香港好。文章又说，“在当下的香港乱局中，不少香港年轻人把房价高、租金贵的不满甚至愤怒发泄到了政府头上，他们的发泄，也许搞错了对象。”

其后李嘉诚回应，表示言论被曲解，强调“宽容不等于纵容，不等于无视法律程序”。

在此期间，香港建制派第一大政党民建联卖报章头版广告兼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收回私人业主的闲置土地，大量兴建公营房屋“突破困局” 。中国官媒频频发文支持建议，虽然没有点名李嘉诚，但把反修例运动的矛头指向住屋问题和地产商，转移示威者对中港政府的不满。《人民日报》指地产商“是时候释出善意，不要赚尽每一分钱”，更暗讽李嘉诚这样才是真正对年青人“网开一面”。新华社则发时评，提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如意算盘，无非是以阻碍政府扩大土地供应的方式，或者抬高自己囤积土地的价码，或者改变土地用途，以谋取最大利益。”至于《环球时报》，亦指地产商获得巨大利益，敦促掌握土地的地产商“有充分的政治经济学悟性”，提供帮这座城市走出僵局的力量。

当时，有地产商的消息人士表示，中联办是民建联收地倡议的推手，北京无法就香港政治问题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因此把焦点转移到住房等深层次的问题上。另也有地产商消息人士认为，政府只是让地产商成为政治运动的替罪羊。

若政治冲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

就算还没有查出证据证明什么，仅仅是明确国家监管机构开始全面调查，监管机构的公开点名“羞辱”就会导致企业的市值下跌，资本市场就已经对企业进行惩罚。

回到李嘉诚这次的“非一般卖港”，必然是李嘉诚家族政商关系的重要时刻。

据报道，两会期间李泽钜被“正国级”领导人召见，李泽钜坚称码头业务卖给意大利营运，因为购入长和港口业务的虽是“BlackRock-TiL”财团，但全球航运巨头MSC地中海航运公司集团才是码头营运商。这个解释，恐怕难以令北京方面满意。

至今交易与否仍有变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伤害已经造成，北京不高兴，李嘉诚家族的政治分数必然被扣。但政治后果最终是停留在敲打，还是升级至更加严厉的铁锤，我们还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官方媒体对李嘉诚口诛笔伐，但仅限于中共港澳系统的喉舌《大公报》，北京的权威喉舌如《人民日报》没有加入讨伐，而中共港澳系统两大部门也只是转载文章，并无严正表明立场，下场批判。

至于北京具体的动作，据报内地叫停国企与李嘉诚公司新合作，而国家市监总局已宣布依法审查长和港口交易。《大公报》31日的报道强调，国内《反垄断法》结合《国安法》，可审查长和卖港口交易。

假如真的全面展开反垄断调查和国安法调查，参考阿里巴巴在2020年-2021年遇到的监管风暴经验，企业是无法挑战监管的调查结果。就算还没有查出证据证明什么，仅仅是明确国家监管机构开始全面调查，监管机构的公开点名“羞辱”就会导致企业的市值下跌，资本市场就已经对企业进行惩罚。

当然，现时的分析亦普遍认为，北京对中止长和交易的办法不算太多。毕竟北京的回应也受制约，需要顾及国内法律对境外交易的适用性、美国可能的反制以及政治影响，尤其是北京仍强调保持香港的国际性，亦正积极营造支持外资和民营企业的气氛。从今年2月中国再次举行“民营企业座谈会”，马云重新现身，到近日北京举行“最顶级招商会”，习近平会见国际工商界巨头代表，都可见北京需要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复杂的环境下稳住民企和外商。

另外，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近年谈论香港时，亦多次强调中央重视保持香港国际化优势，香港的国际化金字招牌不能褪色。面对香港最具代表性的跨国企业，北京处理长和事件时必然有这一重的考虑。

但北京亦很可能吸取教训，加强调查港商在海外的战略资产，中港政府亦可能进一步加强对港商的规训，甚至建立沟通机制，要求港商在做出海外重大商业决定前汇报政府。若是如此，“一国两制”的界线将再次跨越，势将影响港商的发展和地位。

对李嘉诚家族来说，当务之急是先让危机平安落地。在2015年，李嘉诚面对“撤资”论曾表示，对于一切是是非非感到痛心，并引用苏轼及白居易的诗句明志，“此心安处是吾家”、 “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这两句诗今日看来，更觉耐人寻味。

在2013年，问及商人和政治的关系，李嘉诚的回答冥冥中也在回应今日困局：“我不是聪明的人……如果政治问题真的冲着自己而来，担忧也没用。 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就难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