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育轩：街头抗争、总理请辞，黎巴嫩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过去两周以来，黎巴嫩爆发抗议，要求政府整个下台，抗议规模之大，不仅仅只在有“中东巴黎”美称的首都贝鲁特，甚至还蔓延到了黎波里、纳巴提耶等二线城市。大批黎巴嫩人不分教派上街挥舞黎巴嫩国旗，挡住道路、歌唱、演讲，推特上也出现“黎巴嫩起义”（＃Leban Intifada）、“黎巴嫩革命”（＃Leban Thawrah）的阿拉伯文标签。抗议也延烧到许多拥有黎巴嫩海外侨民的西方城市，声援国内的同胞。面对这场突如其来，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黎巴嫩政界试图安抚群众，承诺改革，几乎没有效果。而笔者截稿之时，总理哈里里（Hariri）在 29 日当地时间下午前往总统府递出辞呈。

这次抗议的导火线是[黎巴嫩政府内阁[1]传出计划要对 Whatssapp 等线上通讯软件的电话通讯征收每日 0.2 美元的课税，可谓压垮了黎巴嫩人忍耐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这几个月黎巴嫩民意对政府的不满早已逐渐发酵，今年初开始黎巴嫩内阁就传出因为经济状况不佳，必须删减开支引起各部门的恐慌。安全、国防、外交等单位扬言拒绝成为减缩目标，有黎巴嫩朋友告诉我，大学教师已经开始延迟发放薪水。黎巴嫩央行也传出美金储备不足， 9 月中，黎巴嫩的能源业者关闭全国所有加油站，抗议政府暂停提供官方汇率的美元兑换。连英国著名中东记者Robert Fisk 都指出自己在 ATM 领不出美金，显示黎巴嫩经济情势的严峻。10 月 15 日，黎巴嫩森林茂密的山区爆发了数十年最大的一场大火，大到连首都贝鲁特都看得到烟，而大火立即就凸显了黎巴嫩消防人力设备的不足。这把火，连同今年一连串的事件将黎巴嫩人推上了街头和历史的最前线。

今天，当黎巴嫩的抗议民众高喊的不是“面包与工作”，而是“整个政府下台”，在这次抗议之中，不分教派的人们站出来一同抗议“所有教派的政治人物”。这显示出，危机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而更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更是国际性的。

脆弱的经济平衡

首先，黎巴嫩的经济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黎巴嫩面积约台湾三分之一，人口约六百万左右，高度仰赖外国援助和举债，政府收税能力低落。出口竞争力低，80%的物资仰赖进口，根据 OEC 数据，2017 年黎巴嫩的入超约 170 亿美元。黎巴嫩的 850 亿美元的公共债务比例约世界第三，是其 GDP 的 150%，仅次于日本跟希腊。

与高额的公共赤字挂钩的是黎巴嫩的“固定汇率制”（peg），1980 年黎巴嫩镑兑美元从 3:1 飘升到 1992 年的 2500:1 后，1997 年黎巴嫩决定采取固定汇率政策，将黎镑与美元定锚在 1500:1。根据 Al-Monitor 解释，这个方式确保了外国投资人不会因为汇率影响投资。然而为了维持这样的汇率，重责大任落在了黎巴嫩央行（Banque du Liban）上，意味着黎巴嫩央行必须拥有大量的美金外汇存底。充实存底的方式主要来自于较高的银行存款利率与借款。

因此，黎巴嫩的经济“方程式”为：黎巴嫩央行订定固定汇率稳定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与存款吸收美金。政府为了提高公债吸引力拥有较高利率，央行与地方银行购买大量政府公债，政府再把这些资金投入到能源补贴与基础建设来稳定社会跟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表现再回头吸引外国投资。

这套“方程式”存在两个缺陷，第一是因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吃掉了大部分的投资，而不是将资金投入在具有生产力的经济活动当中，而大部分的外国投资又都投入到贝鲁特市区的房地产当中。第二，这套“方程式”能运作，必须建立在经济表现正向的情况下，一但经济下滑外国投资减少，央行美金储备不足，就会连带影响到整个“方程式”的运作。更糟的是，因为黎巴嫩 80% 的物资仰赖进口，而进口都必须采用美元贸易，对内销售则用黎巴嫩镑，因此央行维持固定汇率的能力会直接反映在民生物价上面。

从去年底开始，黎巴嫩央行的美金外汇存底就开始下滑，到了今年中只剩 300亿 （作为比较，香港跟台湾的美元外汇存底各自都是约 4500 亿美元）。开始有民众抱怨提领不出美金，而黑市汇率开始突破 1600：1，官方担保汇率的能力不被信任，雪上加霜地触发更多的信心危机，民众对黎镑信心的低落，反过来又导致美元的需求攀升。。

因此，除了去年经济表现差导致投资信心下滑之外，还有几个因素打击了黎巴嫩经济。包括了叙利亚贸易热络，导致美元需求攀高、年中美国对真主党的制裁扩大到与真主党有往来的银行、海外黎巴嫩侨民汇回国内的资金减少，来自海湾国家的投资减少等。

早在 9 月 2 日时，总理哈里里就宣布了国家正进入经济紧急状况。10 月 21 日抗议期间，政府紧急推出了经济改革方案（裁减政府部门、银行协助减少政府赤字、扶贫借款方案等），但这并没有打消抗议群众的疑虑。抗议群众直指问题的另外一个核心：政治。

失能的教派政治

1920 年独立的黎巴嫩正值赛科斯-皮克条约（Sykes-Picot Agreement）的那几年，英法帝国在中东瓜分势力范围，黎巴嫩跟其他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一样，虽然没有直线粗鲁的国界，却仍是帝国主义下的人工产物，国土形状缺乏任何自然与历史根据。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黎巴嫩”国土范围，是黎巴嫩山区的扩大版，往北囊括了黎波里，往南涵盖到提尔等传统意义上不属于黎巴嫩山区的地方，而这些地方都是穆斯林为主，会有这样的结果，是英法帝国在20世纪初妥协与贪婪的产物。

自古多山的的黎巴嫩向来成为整个地区少数教派逃难的理想地点，黎巴嫩至今官方承认的教派总共有 18 个，在国会享有合法的保障席次，比较为人所熟悉的包括马龙派天主教、希腊东正、亚美尼亚正教、逊尼伊斯兰、什叶伊斯兰、德鲁兹等等。黎巴嫩的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教派共治”的大前提下，意即政治权力是根据教派来做分配，即便引入民主选举制度亦然，议员席次明确分配，即便特定教派得票数再高也是那几个席次（如什叶派），票数再低还是那么多席（如马龙天主）。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在去年的大选当中。

这种教派政治的优点在于每个教派都会分到一杯羹，不至于打起来，缺点是效率低落。然而这种平衡也是有风险，最大的风险在于随着时间经过，人口结构变更，导致教派平衡失衡， 1975 年开始的黎巴嫩内战很大原因在此，也让曾经傲视阿拉伯世界的“中东巴黎”贝鲁特一去不复返。1990 的台夫协定（Taif Agreement）重新确认了黎巴嫩的教派政治，调整了议会席次分配。至今黎巴嫩政治仍然依照当年的协议在运作，三个指标性的职位再次确立分配，马龙天主担任总统，逊尼担任总理，什叶担任国会议长。而今辞职的总理哈里里就是代表逊尼教派。

教派主宰了黎巴嫩的社会与政治，很可以理解为何一些黎巴嫩人想摆脱掉这种政治模式。当一个人担任某个政府职位并不是因为他的专才，而是他来自哪一个特定的教派，民众很难对这样的政府有什么信心。笔者曾在 2018 年大选围观过总理哈里里的造势场合，生涩的口条很难让人信服他有能力担任总理，也无怪乎逊尼派在黎巴嫩政治近年处于低潮。尽管在 2018 年大选当中，新兴政党如 Seeba 党（阿拉伯语“七”的意思）标榜能力与清廉想要挑战教派政治，效果仍然有限。实际上即便是新的政党，个人候选人必须仍是抢夺特定教派的席位。

教派政治的副作用不只如此，一个问题即是所有人都在政府里面，缺乏问责。例如一个主要教派政党不可能说自己干净清白，因为他在政府也有占了几个位子。唯一能作为反对派的大概是比较边缘的小党，但难以构成真实的问责力量。在黎巴嫩这样弱政府强教派的地方，宗教团体跟地方社群往往提供政府无法提供的服务，产生恶性循环。再者，大部分能成为一个政党或教派领导的，通常是教派里面掌权的是有威望的家族或是个人，意即有能力，特别是金钱能力进行恩庇政治的人，例如总理哈里里的父亲就是在沙乌地成功的建筑商。这又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政坛老屁股”很多，政坛世代更新速度极慢。细数今天黎巴嫩政坛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不少都是在 1970-80 年代窜起的人物。总统 Michel Aoun 在 1988 年短暂担任过总理，贝里的议长一职从 1992 年做到了今天，比王金平还久。或者有些政党或派系有世袭倾向，哈里里作为黎巴嫩逊尼派领导人，上一个领导人正是他的父亲。德鲁兹社群为主的进步社会党（PSP）也是由 Jumblatt 父子相继领导至今。

某种程度上今天黎巴嫩抗议也可以放在全球反建制的脉络来看，僵化的政治结构和失能的政治人物正受到强烈的质疑，而导致民众认为只有推翻整个建制，或者换成体制外的人，才有可能做出改变。

国际环境险恶，黎巴嫩能走多远？

尽管民众如此要求，各教派与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其实不乐见“推翻重来”，并不单纯是因为不愿放弃权力，也是因为这在黎巴嫩政治体制内就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真主党领袖 Nasrallah 在 10 月 25 日的演说当中，表示支持改革，但也强烈反对政府整个辞职重选，他认为一旦这么做将耗时耗力，即便能找出一批“廉洁有效率”的政府官员，也仍要通过教派权力分配这关，旷日费时，而这一拖，黎巴嫩政府又怎么可能尽快处理经济困境。

真主党的发言透露出自己的尴尬位置，以及对抗议的暧昧态度，一方面理解人民有苦衷，一方面又不希望家里“后院失火”，有传出真主党支持者与抗议群众起肢体冲突，遭到真主党官方的驳斥。不过不只是真主党，台面上的主流教派政党，恐怕或多或少都有这样左右为难的心境。

真主党是黎巴嫩什叶派的民兵组织，在 1990 的台夫协定当中唯一没有被解除武装。由于强烈的反以立场加上与伊朗的紧密关系被以色列跟美国视为眼中钉。真主党也是黎巴嫩政治体制的合法政党，拥有 13 席国会席次，与马龙天主的自由爱国运动党为同一个政治联盟。由于真主党的存在，黎巴嫩实际上是双军队制，战斗力低落的国防军负责基本安全，真主党则负责抵抗以色列的骚扰及入侵，2011 年之后，更因为叙利亚内战的关系，派成员到叙利亚协助政府作战，同时也负责两国之间的边境安全。

因此，黎巴嫩政府、真主党和叙利亚政府实际上处于微妙的合作关系。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黎巴嫩至今承接了约 150 万名难民，对于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国家，压力巨大，也无形中挤压了不少黎巴嫩本身就捉襟见肘的社会资源，黎巴嫩社会对这群邻居难民虽是尽力协助，但也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家。有报导这次抗议中也有叙利亚难民低调的身影，对他们来说，黎巴嫩经济不好，难民的处境只会更差。

当美国人制裁起真主党的同时，不仅仅是给黎巴嫩银行业业务造成打击，无形中也挑动了这层微妙的关系。对于黎巴嫩来说，既能跟西方做生意，又能跟叙利亚打交道，收得了沙乌地房产投资，也处理得了伊朗给真主党的援助款，左右逢源，才是生存之道。今天华府要黎巴嫩政府“断舍离”，令人左右为难，可能伤害原本就脆弱的黎巴嫩经济，也不顾叙黎的边境稳定，一如美国政府要求伊拉克停止购买伊朗电力开不了冷气，要在夏天活生生地把伊拉克人热死一样。

随着哈里里辞职，抗议声浪暂时消减，让国家有了些微的喘息空间，但黎巴嫩如不认真改革，减少贪污腐败、投资有生产力的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黎巴嫩这次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危机，就远远还未结束。

（张育轩，自由撰稿人，长期关注中东，经营有“说说伊朗”脸书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