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季文仪：从罗永浩那里，我们还能期待什么？

罗永浩和他的锤子手机，是中国科技行业最受瞩目的当代创业故事之一。两者的第一次同台始于 2014 年 5 月。当时，意气风发的罗永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推出了第一代锤子手机 Smartisan T1。在这场发布会的最后，他留下这样一句话：“我不是为了输赢，我就是认真。”

一个人和他的事业之间，可以互相影响到何等境地？借助锤子手机，罗永浩完整地向世人展现了自己：偏执自恋的性格、唯美主义的标准、幽默风趣的言语……这种“人设+产品”的组合，为他本人和事业收获了大量的拥趸。从而，这种组合也将额外的“价值”赋予了锤子手机，在让买到产品的人感觉良好这件事情上，中国企业家少有人比得过罗永浩。

可惜的是，这种互相成就并没有持续很久。自 2011 年起，中国手机产业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前有成功的 iPhone 和三星，后有新入局的小米、华为、OPPO，都在争夺移动互联网的流量入口。相较之下，作为创业公司的锤子科技缺乏足量的资金池与技术创新能力，并未能在产品、营销等方面杀出重围，销量持续低迷，公司也屡现危机。最终，罗永浩在 2019 年初将锤子科技的手机业务出售给字节跳动（该公司旗下产品包括了抖音与今日头条）。

和其他创始人退出公司并收获财富的故事不同，锤子手机留给罗永浩的，是债务和信用的消耗。他仍需要偿还因手机业务而欠下的债款，甚至为此收到了法院的限制消费令。公众对他的观感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创业时的豪言壮语被人一再翻出和讪笑；而他对于创业新方向一波三折的探索，从社交软件和生活电器，再到行李箱和电子烟，也为他带来了投机者的名号。

在做手机这件事上，与他曾经创立牛博网、老罗英语培训等事业不同，罗永浩始终未能解释清楚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在罗永浩和锤子手机的故事中，“理想主义”是一个绕不开的符号。在他的影响下，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成为许多创业者的信条，又因为大规模的失败而遭到污名化。金融资本和外来文化的双重作用，让手握技术、具备市场洞察的创业者获得了虚幻的权力感：凭借对于商品、通路、营商文化的反思和创新，中国确有一种通过商业变革完成去政治化社会改造，甚至真正融入世界的可能。

然而，在做手机这件事上，与他曾经创立牛博网、老罗英语培训等事业不同，罗永浩始终未能解释清楚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

当事人的语焉不详，给论者创造出了许多空间，可这样的反思却涌现了许多带有幸存者偏见的归因，也缺乏必要的定义。在不少人看来，罗永浩和理想主义是铁板一块，无需分开解释。因此，他们将罗永浩在企业经营中展现的那些异于常人的行为，全部归结到其不切实际的价值观与自恋人格的问题。

这对他可能是不公平的。罗永浩身上的任一特质，我们都能在成功企业家的身上找到相似之处。但同样是偏执和对产品设计的理想追求，有人赞美乔布斯，却贬低罗永浩——这是不是一种成王败寇的逻辑？

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理解，老罗的所谓理想，到底是什么？以及他在科技创业中投注的理想，究竟能落实在何处？

“好人创业”

受硅谷文化滋养良多的年轻人，一度将创业视为个人主义和科技至上主义的体现，期望以“干净的成功”达成一种道德的复兴。

罗永浩多次表达过一个观点：“好人挣钱”。回顾他 7 年的创业，我们会发现“好人”是他紧握不放的标签之一，甚至在锤子科技欠债、他本人被限制消费后也是如此。他在微博中声称，他本可以给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破产清算会让很多当年帮助过我们的债权方或债权方负责人，以及我们的投资者，彻底失去希望。”

事实上，“好人”情结并不是罗永浩的专利。回顾过去几年商界人士的发言，我们会发现“好人”逐渐成为了中国企业家的身份认同。马云、王石都在不同场合提到这个词。财经作家秦朔则早在 2015 年就高呼，“好人赚钱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句话暗伏了企业家对于营商环境的自我修复欲望。他们在改革开放全民建设“世界工厂”的潮流中积累第一桶金，却也目睹了中国社会在三十年巨变下暴露的问题：权力寻租、民企歧视、环境破坏、自有核心技术缺失…… 这是众人共谋的一个恶游戏。而“好人”的概念，即从这种将厚黑学、官场文化、效率至上作为他者的凝视中脱胎而来。

从一种脆弱的道德感召，到社会主流精神，“好人”经历了内外部文化的共同影响。以“不作恶”的谷歌为代表的欧美企业，曾向中国企业家展现了“企业家做好人”的可能：拥有核心技术，打磨消费者喜爱的产品，赚取高额利润，重塑劳工关系，成为受人尊敬的品牌。

这恰恰呼应了中国的产业转型进程。因此在“中国智造”这样有民族自主性的科技创业浪潮中，大批核心技术拥有者被推到台前，使得“中国好人”的面目由此清晰起来：懂技术，守规矩。他们不仅可以为经济做出贡献，更能帮助塑造新型的营商环境，建构文化自信，帮助中国加速摆脱世界工厂的形象。受硅谷文化滋养良多的年轻人，一度将创业视为个人主义和科技至上主义的体现，期望以“干净的成功”达成一种道德的复兴。

罗永浩则是“好人创业”的代表。一方面，他以工匠自居，对于技术精益求精，甚至表示为了美感不惜放弃产量。他的微博文字虽然显得自恋，却也能让人感受到他对于细节的锱铢必较。另一方面，他在宏观的企业文化还是微观的员工福利等方面都做了不少探索：创业初期给工程师配备高单价电脑椅，公司使用正版软件以保护知识产权，向开源基金会捐款，等等。用锤子科技员工的话来说，老罗真的是个好人（当然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很多善意都是通过消费行为实现的。在实际的人际接触、尤其是和下属之间的互动中，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但就和中国许多的流行语言一样，“好人”的概念也随着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在资金充裕的营商环境下，罗永浩对于雇佣关系、企业文化的独特创新为它赢得了许多赞美，也吸引了不少拥趸。然而到了今年，贸易战和去杠杆使得企业经营压力变大。当企业主统一高喊“活下去”的时候，像华为这样强调拼搏与个人价值创造，轻视员工工作体验的企业成了新的模范。锤子几年前的“奢侈”做法，遂被不少人视为创业失败的原因之一。

科技美学的虚荣

作为道德力量的美学，在数字化、商品化时代脱离了在地语境，被简化成了“设计”和“品位”，成为了一种品味正确与文化霸权。

除了“好人”以外，罗永浩的另一个人设是“美学警察”。在锤子手机立项初期，他曾在微博上发表了许多批评当时国内外同行的言论：“三星是最不懂设计的厂商”，“操作系统的 UI（用户界面）除了苹果没有一家是合格的”，“把手机的颜色命名为‘尊贵灰’、‘时尚银’是一种二逼的行为”……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我们的东西不是做给那些喜欢在风景上码放 16 个图标的土包子的”。

撇开言语霸凌的成分不谈，罗永浩的言论，实则展现了一种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审美素养的焦虑。这种由来已久的共识，到了 2010 年代在商界、特别是科技界的推动下，成为消费领域新的指导思想。

这样的结果，就是“科技美学”——一种对于用户与企业，在数字世界互动的美好想像。企业负责设计、研发出满足用户需求的器物（gadget），并将这一科技结晶传递给用户，使得后者可以提升乃至“解锁”创造力、生产力，或者广义上的生活品质。科技公司甚至向用户暗示了，如果这种借由产品作为纽带的联结不复存在，后果将是世界末日般的秩序崩坏。

然而在过去十年的实践中，“科技美学”在全球范围内显现出了许多问题。作为道德力量的美学，在数字化、商品化时代脱离了在地语境，被简化成了“设计”和“品位”，成为了一种品味正确与文化霸权。

这种围绕屏幕、器物进行的美学讨论，在许多层面都无异于某种“邪典”（CULT）。一方面，企业与媒体进行造神运动，从流行文化中博采众长，打造出一个个父权形象。他们不靠平等的聆听来了解用户需求，而是由于他超越于用户之上，是洞悉人心与潮流的全知全能者。

但如果细究价值观，全球主义也好，女权主义也罢，就会发现一切都是为了“带货”而生的。用《新共和》（New Republic）评论著名生活方式杂志Monocle创始人Tyler Brûlé的话来说：他的杂志是给飞来飞去的精英阶层看的，但他从来不谈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运动对边境政策的影响，“相比世界公民，他更像一个在大型全球百货中工作的买手”（Brûlé himself is less a citizen of the world than a shopper in its gigantic globalized mall）。

这种对实际发生着什么的忽视，既寓示了潮流一词的民主化程度下降，也凸显出科技美学的虚荣。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这种认得（reconnaissance）的场景，这种让世界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教育的方法，包含着不可原谅的毛病，因为它在具有羞辱性的同时，还有虚荣性——幕后的操纵者想要获得一点虚假的名声；这种羞辱和虚荣消除了教育的效果，以这种代价获得的教育也就被排挤掉了。”

在数字时代，这种裹挟了消费主义的美学讨论成为了一种恋物崇拜和身份政治。罗永浩无疑深谙此道：“我们努力的方向一直都是要让苹果用户改用我们，不是小米、魅族之类的低端用户群体，也不是用 Vertu 的煤老板”、“无意冒犯，但智能手机也要关机的人，确实不是我们的目标消费人群”。

这种对于他者的树立和打击，表面上是围绕设计与美学的讨论，本质还是精英阶层对于品位话语权的掌握尝试。在为人徒增焦虑的同时，它将美学这一原本属于公共讨论的议题，变成了“狗咬狗”式的匿名阶级之争。精英由此耻笑落后的设计语言，和使用这类产品的用户，却很少思考为何这种设计得以大受欢迎。

失落的精英与“更好”的缺失

对于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硅谷的个人主义文化虽然在初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却也在失去道德感召力的互联网下显得水土不服。

“拥有全球化品位的中国好人”，这一描述，在 2019 年末，看上去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感觉。一方面，区域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猛烈地撞击着消费主义的世界观，让人越发感到商品背后人的情绪：猜忌，恐惧，谄媚……另一方面，像拼多多、抖音这样的新型互联网产品发掘了过去沉睡于中国四五线城市的表达欲和购买力。这种产品与服务“下沉”的过程，削弱了一线城市知识精英的话语权，加深了一重“祖国的陌生人”之感。

这样的撕裂感，是对于一个问题的失语：当自认为有品位的创业者高呼“改变世界”的时候，他们是否考察过这个世界、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当我们希望世界变得更好时，是否想过这个“更好”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地？

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地的创业者，似乎都未能有所回答。回顾近二十年的硅谷发展：它孕育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业公司，并成功地包装和分发一种流行文化：将创业视为个人主义的实践。然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无知无畏后，无论是创业者还是企业，都逐渐发现自己与现实世界的确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也缺乏相对稳定的规则。互联网不再是九十年代少数人的乌托邦，而是真正给人带来欢乐与痛苦的现实世界的映射。

对于缺乏自由主义传统的中国，硅谷的个人主义文化虽然在初期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却也在失去道德感召力的互联网下显得水土不服。一方面，审查与巨头之间的流量割据，让科技与互联网非但未能成为连入世界的机会，反而更为远离。另一方面，执政党也逐渐意识到科技公司可为管治技术添砖加瓦，遂将其收编入自己麾下，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想幻灭以后，不少人则采取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转向，以颠覆性的产品（区块链、电子烟）切入市场，却也遭到诸多不信任乃至绞杀。

不是被股东、用户推，就是被政府推。那么，创业者自己的想法应该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罗永浩并未交出答案。他的失落与局限，在于虽然想提供一种“更好”的东西，但他通过科技创业提供的产品，未能经得住“为什么更好”的审视，看上去只是一种对品味话语权的争取。而这种结果，放在罗永浩身上，则格外讽刺。

他的理想主义，从曾经牛博网这样更好的公共讨论平台，到锤子手机这样更好看的消费产品，越来越找不到承载的形式，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虽然这可能并不是老罗自己的问题，反而是他的负隅顽抗，才凸显出个人在时代面前的局限。

不久前，罗永浩宣布他在12月会有一场新的发布会，但这一次吸引的目光，远远比不上他曾经受到的关注。是否还应对老罗抱有期待？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还相信，罗永浩那不变的价值观，仍然能指向一种“更好”的世界。

（季文仪，互联网投资观察者，儿童美育品牌「小孩美术」创始人，个人推特 @Wenyi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