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季文儀：從羅永浩那裡，我們還能期待什麼？

羅永浩和他的錘子手機，是中國科技行業最受矚目的當代創業故事之一。兩者的第一次同台始於 2014 年 5 月。當時，意氣風發的羅永浩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推出了第一代錘子手機 Smartisan T1。在這場發布會的最後，他留下這樣一句話：「我不是為了輸贏，我就是認真。」

一個人和他的事業之間，可以互相影響到何等境地？藉助錘子手機，羅永浩完整地向世人展現了自己：偏執自戀的性格、唯美主義的標準、幽默風趣的言語……這種「人設+產品」的組合，為他本人和事業收穫了大量的擁躉。從而，這種組合也將額外的「價值」賦予了錘子手機，在讓買到產品的人感覺良好這件事情上，中國企業家少有人比得過羅永浩。

可惜的是，這種互相成就並沒有持續很久。自 2011 年起，中國手機產業競爭進入白熱化狀態。前有成功的 iPhone 和三星，後有新入局的小米、華為、OPPO，都在爭奪移動互聯網的流量入口。相較之下，作為創業公司的錘子科技缺乏足量的資金池與技術創新能力，並未能在產品、營銷等方面殺出重圍，銷量持續低迷，公司也屢現危機。最終，羅永浩在 2019 年初將錘子科技的手機業務出售給字節跳動（該公司旗下產品包括了抖音與今日頭條）。

和其他創始人退出公司並收穫財富的故事不同，錘子手機留給羅永浩的，是債務和信用的消耗。他仍需要償還因手機業務而欠下的債款，甚至為此收到了法院的限制消費令。公眾對他的觀感也發生了變化：過去創業時的豪言壯語被人一再翻出和訕笑；而他對於創業新方向一波三折的探索，從社交軟件和生活電器，再到行李箱和電子煙，也為他帶來了投機者的名號。

在做手機這件事上，與他曾經創立牛博網、老羅英語培訓等事業不同，羅永浩始終未能解釋清楚他的理想到底是什麼。

在羅永浩和錘子手機的故事中，「理想主義」是一個繞不開的符號。在他的影響下，這個富有中國特色的詞語成為許多創業者的信條，又因為大規模的失敗而遭到污名化。金融資本和外來文化的雙重作用，讓手握技術、具備市場洞察的創業者獲得了虛幻的權力感：憑藉對於商品、通路、營商文化的反思和創新，中國確有一種通過商業變革完成去政治化社會改造，甚至真正融入世界的可能。

然而，在做手機這件事上，與他曾經創立牛博網、老羅英語培訓等事業不同，羅永浩始終未能解釋清楚他的理想到底是什麼。

當事人的語焉不詳，給論者創造出了許多空間，可這樣的反思卻湧現了許多帶有幸存者偏見的歸因，也缺乏必要的定義。在不少人看來，羅永浩和理想主義是鐵板一塊，無需分開解釋。因此，他們將羅永浩在企業經營中展現的那些異於常人的行為，全部歸結到其不切實際的價值觀與自戀人格的問題。

這對他可能是不公平的。羅永浩身上的任一特質，我們都能在成功企業家的身上找到相似之處。但同樣是偏執和對產品設計的理想追求，有人讚美喬布斯，卻貶低羅永浩——這是不是一種成王敗寇的邏輯？

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理解，老羅的所謂理想，到底是什麼？以及他在科技創業中投注的理想，究竟能落實在何處？

「好人創業」

受矽谷文化滋養良多的年輕人，一度將創業視為個人主義和科技至上主義的體現，期望以「乾淨的成功」達成一種道德的復興。

羅永浩多次表達過一個觀點：「好人掙錢」。回顧他 7 年的創業，我們會發現「好人」是他緊握不放的標籤之一，甚至在錘子科技欠債、他本人被限制消費後也是如此。他在微博中聲稱，他本可以給公司申請破產清算，「但我不想這樣做，因為破產清算會讓很多當年幫助過我們的債權方或債權方負責人，以及我們的投資者，徹底失去希望。」

事實上，「好人」情結並不是羅永浩的專利。回顧過去幾年商界人士的發言，我們會發現「好人」逐漸成為了中國企業家的身份認同。馬雲、王石都在不同場合提到這個詞。財經作家秦朔則早在 2015 年就高呼，「好人賺錢的時代已經到來。」

這句話暗伏了企業家對於營商環境的自我修復慾望。他們在改革開放全民建設「世界工廠」的潮流中積累第一桶金，卻也目睹了中國社會在三十年鉅變下暴露的問題：權力尋租、民企歧視、環境破壞、自有核心技術缺失…… 這是眾人共謀的一個惡遊戲。而「好人」的概念，即從這種將厚黑學、官場文化、效率至上作為他者的凝視中脱胎而來。

從一種脆弱的道德感召，到社會主流精神，「好人」經歷了內外部文化的共同影響。以「不作惡」的谷歌為代表的歐美企業，曾向中國企業家展現了「企業家做好人」的可能：擁有核心技術，打磨消費者喜愛的產品，賺取高額利潤，重塑勞工關係，成為受人尊敬的品牌。

這恰恰呼應了中國的產業轉型進程。因此在「中國智造」這樣有民族自主性的科技創業浪潮中，大批核心技術擁有者被推到台前，使得「中國好人」的面目由此清晰起來：懂技術，守規矩。他們不僅可以為經濟做出貢獻，更能幫助塑造新型的營商環境，建構文化自信，幫助中國加速擺脱世界工廠的形象。受矽谷文化滋養良多的年輕人，一度將創業視為個人主義和科技至上主義的體現，期望以「乾淨的成功」達成一種道德的復興。

羅永浩則是「好人創業」的代表。一方面，他以工匠自居，對於技術精益求精，甚至表示為了美感不惜放棄產量。他的微博文字雖然顯得自戀，卻也能讓人感受到他對於細節的錙銖必較。另一方面，他在宏觀的企業文化還是微觀的員工福利等方面都做了不少探索：創業初期給工程師配備高單價電腦椅，公司使用正版軟件以保護知識產權，向開源基金會捐款，等等。用錘子科技員工的話來說，老羅真的是個好人（當然從這些細節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很多善意都是通過消費行為實現的。在實際的人際接觸、尤其是和下屬之間的互動中，他並不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

但就和中國許多的流行語言一樣，「好人」的概念也隨着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在資金充裕的營商環境下，羅永浩對於僱傭關係、企業文化的獨特創新為它贏得了許多讚美，也吸引了不少擁躉。然而到了今年，貿易戰和去槓桿使得企業經營壓力變大。當企業主統一高喊「活下去」的時候，像華為這樣強調拼搏與個人價值創造，輕視員工工作體驗的企業成了新的模範。錘子幾年前的「奢侈」做法，遂被不少人視為創業失敗的原因之一。

科技美學的虛榮

作為道德力量的美學，在數字化、商品化時代脱離了在地語境，被簡化成了「設計」和「品位」，成為了一種品味正確與文化霸權。

除了「好人」以外，羅永浩的另一個人設是「美學警察」。在錘子手機立項初期，他曾在微博上發表了許多批評當時國內外同行的言論：「三星是最不懂設計的廠商」，「操作系統的 UI（用戶界面）除了蘋果沒有一家是合格的」，「把手機的顏色命名為『尊貴灰』、『時尚銀』是一種二逼的行為」……當然，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還是「我們的東西不是做給那些喜歡在風景上碼放 16 個圖標的土包子的」。

撇開言語霸凌的成分不談，羅永浩的言論，實則展現了一種知識分子對於國民審美素養的焦慮。這種由來已久的共識，到了 2010 年代在商界、特別是科技界的推動下，成為消費領域新的指導思想。

這樣的結果，就是「科技美學」——一種對於用戶與企業，在數字世界互動的美好想像。企業負責設計、研發出滿足用戶需求的器物（gadget），並將這一科技結晶傳遞給用戶，使得後者可以提升乃至「解鎖」創造力、生產力，或者廣義上的生活品質。科技公司甚至向用戶暗示了，如果這種藉由產品作為紐帶的聯結不復存在，後果將是世界末日般的秩序崩壞。

然而在過去十年的實踐中，「科技美學」在全球範圍內顯現出了許多問題。作為道德力量的美學，在數字化、商品化時代脱離了在地語境，被簡化成了「設計」和「品位」，成為了一種品味正確與文化霸權。

這種圍繞屏幕、器物進行的美學討論，在許多層面都無異於某種「邪典」（CULT）。一方面，企業與媒體進行造神運動，從流行文化中博採眾長，打造出一個個父權形象。他們不靠平等的聆聽來了解用戶需求，而是由於他超越於用戶之上，是洞悉人心與潮流的全知全能者。

但如果細究價值觀，全球主義也好，女權主義也罷，就會發現一切都是為了「帶貨」而生的。用《新共和》（New Republic）評論著名生活方式雜誌Monocle創始人Tyler Brûlé的話來說：他的雜誌是給飛來飛去的精英階層看的，但他從來不談世界各地的民粹主義運動對邊境政策的影響，「相比世界公民，他更像一個在大型全球百貨中工作的買手」（Brûlé himself is less a citizen of the world than a shopper in its gigantic globalized mall）。

這種對實際發生着什麼的忽視，既寓示了潮流一詞的民主化程度下降，也凸顯出科技美學的虛榮。用黑格爾的話來說，「這種認得（reconnaissance）的場景，這種讓世界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受到教育的方法，包含着不可原諒的毛病，因為它在具有羞辱性的同時，還有虛榮性——幕後的操縱者想要獲得一點虛假的名聲；這種羞辱和虛榮消除了教育的效果，以這種代價獲得的教育也就被排擠掉了。」

在數字時代，這種裹挾了消費主義的美學討論成為了一種戀物崇拜和身份政治。羅永浩無疑深諳此道：「我們努力的方向一直都是要讓蘋果用戶改用我們，不是小米、魅族之類的低端用戶群體，也不是用 Vertu 的煤老闆」、「無意冒犯，但智能手機也要關機的人，確實不是我們的目標消費人群」。

這種對於他者的樹立和打擊，表面上是圍繞設計與美學的討論，本質還是精英階層對於品位話語權的掌握嘗試。在為人徒增焦慮的同時，它將美學這一原本屬於公共討論的議題，變成了「狗咬狗」式的匿名階級之爭。精英由此恥笑落後的設計語言，和使用這類產品的用戶，卻很少思考為何這種設計得以大受歡迎。

失落的精英與「更好」的缺失

對於缺乏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矽谷的個人主義文化雖然在初期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卻也在失去道德感召力的互聯網下顯得水土不服。

「擁有全球化品位的中國好人」，這一描述，在 2019 年末，看上去有一種不合時宜的感覺。一方面，區域間的意識形態衝突猛烈地撞擊着消費主義的世界觀，讓人越發感到商品背後人的情緒：猜忌，恐懼，諂媚……另一方面，像拼多多、抖音這樣的新型互聯網產品發掘了過去沉睡於中國四五線城市的表達欲和購買力。這種產品與服務「下沉」的過程，削弱了一線城市知識精英的話語權，加深了一重「祖國的陌生人」之感。

這樣的撕裂感，是對於一個問題的失語：當自認為有品位的創業者高呼「改變世界」的時候，他們是否考察過這個世界、這個國家是什麼樣的？當我們希望世界變得更好時，是否想過這個「更好」是一種什麼樣的境地？

在這個問題上，中、美兩地的創業者，似乎都未能有所回答。回顧近二十年的矽谷發展：它孕育了世界上最偉大的創業公司，併成功地包裝和分發一種流行文化：將創業視為個人主義的實踐。然而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無知無畏後，無論是創業者還是企業，都逐漸發現自己與現實世界的確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繫，也缺乏相對穩定的規則。互聯網不再是九十年代少數人的烏托邦，而是真正給人帶來歡樂與痛苦的現實世界的映射。

對於缺乏自由主義傳統的中國，矽谷的個人主義文化雖然在初期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卻也在失去道德感召力的互聯網下顯得水土不服。一方面，審查與巨頭之間的流量割據，讓科技與互聯網非但未能成為連入世界的機會，反而更為遠離。另一方面，執政黨也逐漸意識到科技公司可為管治技術添磚加瓦，遂將其收編入自己麾下，成為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想幻滅以後，不少人則採取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轉向，以顛覆性的產品（區塊鏈、電子煙）切入市場，卻也遭到諸多不信任乃至絞殺。

不是被股東、用戶推，就是被政府推。那麼，創業者自己的想法應該是什麼？

在這個問題上，羅永浩並未交出答案。他的失落與局限，在於雖然想提供一種「更好」的東西，但他通過科技創業提供的產品，未能經得住「為什麼更好」的審視，看上去只是一種對品味話語權的爭取。而這種結果，放在羅永浩身上，則格外諷刺。

他的理想主義，從曾經牛博網這樣更好的公共討論平台，到錘子手機這樣更好看的消費產品，越來越找不到承載的形式，也變得越來越模糊。雖然這可能並不是老羅自己的問題，反而是他的負隅頑抗，才凸顯出個人在時代面前的局限。

不久前，羅永浩宣布他在12月會有一場新的發布會，但這一次吸引的目光，遠遠比不上他曾經受到的關注。是否還應對老羅抱有期待？這取決於我們是否還相信，羅永浩那不變的價值觀，仍然能指向一種「更好」的世界。

（季文儀，互聯網投資觀察者，兒童美育品牌「小孩美術」創始人，個人推特 @Wenyi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