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邝英豪、黄以恒：香港与澳门，管治联盟的变与不变

【编者按】：本文为“SHKS”（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为《端传媒》供稿。SHKS成立于2017年，是由全球21个国家、250多位学者组成的多学科、多院校合作的独立研究组织，协会关注香港本地、香港与中国及亚洲的关系，涉足领域包括政治、历史、社会及文化研究等，主要目标是促成本地与国际、学者与学子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并鼓励概念、理论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SHKS每月在《端传媒》上刊出新近的研究成果。

近月应对肺炎疫情来袭，再次掀起香港及澳门一国两制的讨论。港澳两地有著相近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文化特质，但政治上却有南辕北辙的结果。新闻媒体经常以一国两制的“榜样”、“典范”来形容澳门，是中国的“成功示范”。相反地，香港的一国两制经验充满“冲突”、“对立”，可以说是较为失败的例子。但“成功”与“失败”的分歧又在那里呢？

香港和澳门的比较研究，切入点大抵有三个。第一，从殖民地历史出发，比较香港和澳门如何发展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第二，从比较反对力量出发3：香港强而有力的公民社会，带来举世瞩目的多场运动，如2003年反23条立法游行、2014年雨伞运动、2019年反送中运动；相反，澳门公民社会较为薄弱，虽然偶有大型运动，如2014年反离保游行，但大抵算是风平浪静。第三，从管治联盟出发，香港零散的管治精英，各自为政，未能给予足够的支持力量；而澳门紧密的管治联盟，却反映另一个故事。

我们的研究认为，虽然两个特区的“吸纳”政策相近，但是基于港澳经济发展次序，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香港方面，管治联盟内的“传统”及“新兴”精英，回归后凭借新制度进入建制，如特首选委、立法会内功能组别等，而渐渐放弃地区联系，与社会脱节。最终于政府面临管治危机，未能与殖民时期的商界精英一样，运用社会联系，协调反对声音。

澳门回归后，“传统”精英同样通过新制度进入建制，与地区联系日渐疏离。但同时，2000年起澳门政府大力发展赌业，造就一批“新兴”商界精英。这批精英却大抵未能加入传统建制，反而以财雄势大、庞大资源，完胜地区工作，以另一种方式稳定澳门，此“分工合流”对澳门局势有关键作用。

港澳的间接管治

早于殖民地后期，中国政府即开始“吸纳”（Co-opted）商界精英，结成早期管治联盟，透过授予精英政治权位，换取政治忠诚。

香港教育大学方志恒博士曾以“边陲民族主义”（Peripheral nationalism）2，解释香港经验。意思是中国与两个特区处于“中心 －边陲关系”（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hip），中心政权往往倾向同化边陲地区，望以建立统一政权，而香港则强调捍卫自主，守卫边陲地区的独特性。但澳门同为中国的边陲地区，却对同化政策（Assimilation）照单全收。

宪制上，港澳两特区实行“港/澳人治港/澳”及“高度自治”，中国政府不会干预内部事务。既然不能直接公开干涉，中国政府便改以间接管治（Indirect rule）方式，加以控制。早于殖民地后期，中国政府即开始“吸纳”（Co-opted）商界精英，结成早期管治联盟，透过授予精英政治权位，换取政治忠诚。

是此研究，我们将两地管治精英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精英：北京的长期忠诚支持者、亲中团体、以及主权移交前，显赫地位的传统亲中商人；第二类是新兴精英：主要透过经济转型，而获得社会地位的商人和专业人士。

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澳门早被视为两个结果。我们尝试跳出两个研究框架——即香港强而有力的反对力量VS澳门相对较弱的民间力量，以及香港松散的管治联盟VS澳门稳定的管治联盟——来进行研究，而尝试以“精英互动”作为切入点。

香港管治联盟的困局

映管治联盟协调社会的角色日渐式微，不论是于政治关键时刻动员民意，还是说服社会支持政府，都不停遇上挫败。

早于19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起飞，地产、金融及相关专业等蓬勃发展，新兴精英紧随而立。于80年代的中英谈判期间，以及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府急需大量本地盟友支持。此时，新兴精英成为了中国政府的不二之选。吸纳新兴精英对稳定本地经济，支援中国经济改革，及对抗民主派亦有一定的作用。殖民地时期建立的立法会功能组别，正好给纳新兴精英，所以中国政府延续此制度，尝试为施政带来支持。

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反映管治联盟协调社会的角色日渐式微，不论是于政治关键时刻动员民意，还是说服社会支持政府，都不停遇上挫败。这里有几个原因：由于新兴精英垄断政治制度，他们甚至威胁要反对政府提出有损自身利益方案，进一步削弱政府的认受性。除此之外，不论传统及新兴精英，透过特首选委及立法会功能组别，获得政治地位，对参与地区直选意欲不大，亦与各个社区组织联系有限。这个论点亦曾由方志恒博士早前的研究分析过。

澳门管治联盟的合纵连横

与香港的多元经济结构不同，澳门的经济较为单一，长期依赖中国旅客，支持龙头博彩业，强化了这些精英在社会上地位，甚至政治上的话事权。

澳门研究早已承认，中国政府以传统精英，包括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及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协调殖民时期的社会，推动“爱国爱澳”教育，支持澳门主权移交。直到2002年开放博彩业，澳门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随著澳门博彩业龙头发展，紧随建筑业及旅游业的蓬勃，一批“新兴”精英顺势而生。

因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博彩及建筑为首的新兴精英意识到，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有限，因此尝试寻找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传统的参政渠道，如立法会间接选举议席、特首选委会，已经被传统精英所垄断。凭著庞大的经济资源，新兴精英采用新的方式开拓参政渠道，包括投资及成立多个同乡会，如澳门福建同乡总会、澳门江门同乡会等，大派蛇斋饼粽、现金分享、商舖折扣，建设基层社区联系，以及选举动员，取得立法会直选议席，扩大政治影响力。并于政治敏感时间，举行各样活动，甚至动员上街，支持政府政策。

与香港的多元经济结构不同，澳门的经济较为单一，长期依赖中国旅客，支持龙头博彩业，强化了这些精英在社会上地位，甚至政治上的话事权。相比传统精英，新兴精英在策略上努力塑造敢于质询官员、对选民问责的形象，他们的服务对象鲜明，为社会带来新鲜感。传统精英主力吸纳澳门本地商人及劳工；而新兴精英则主要服务新移民及基层选民。因此，于动员社会各阶层支持时，澳门人对中国、澳门及一国两制支持度稳步上升。我们结论是，澳门赌业兴起，带来新兴社会精英，建立社区连系，适时进行动员，令澳门特区一直平稳。

港澳为何不同？

香港于80年代起，建立的传统新兴精英联盟，通过垄断既有制度，再无动力投入地区工作，未能再协调反对势力。虽然新兴商界近年成立政党，加强地区联系，尝试打破困局，但情况未有改善。

以建制派政党经民联为例，该党于2012年成立，主张工商带动经济，改善民生。但其作为立法会内第二大政党，八位党员中，七位来自传统功能组别，只有一位来自地区直选，而该党未来派员参与直选意欲也不大。再加上在反修例运动气氛下举行的区议会选举中，经民联派出25人出战，最后仅3人当选。说明建制政党投放大量资源予地区工作，在过去虽然能逐渐于选举中取得优势，但这种社区网络未能为政府建立强大的民意基础。

相反地，澳门新兴博彩地产精英，正正补充传统精英的漏洞，凭著庞大的资源，开拓新的选票市场，扩大新移民及基层社区网络，进一步给纳社会各阶层。香港的管治联盟的不变，带来社会脱节、内部分裂等问题。反之，澳门的管治联盟能做到“和而不同”，在良性竞争下，最终形成了一个跨阶层同盟，方便政府动员。

造成港澳不同的原因，可能包括了历史偶然性，例如两地经济结构不同；亦可能涉及人为问题，例如建制派内部纪律、政商精英对北京的重要性，有待更多研究发掘。

（邝英豪，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客座研究员；黄以恒，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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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g, Brian C. H. (2017). One country, two nationalisms: Center-periphery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Modern China, 43(5), 523-556.

Lo, Sonny Shiu-Hing (2007). One Formula, Two Experiences: Political divergence of Hong Kong and Macao since retrocess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52), 359-387.

Fong, Brian C. H. (2013). State-society conflicts under Hong Kong’s hybrid regime: Governing coalition building and civil society challenges. Asian Survey, 53(5), 854-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