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梁一梦：经济拔高，政治围堵——香港揽炒或再出发？目的地在何方？

香港政治近日迎来了几宗大事件，教育局长杨润雄高调批评考评局在中学文凭试一道有关中日在上世纪初关系的题目，更直接把考题取消；针对去年的反修例运动，监警会提交的报告中，又拒绝调查警察的违规行为；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更破天荒地“DQ”原内会副主席公民党郭荣铿主持选举程序的权力，委任陈健波主持会议；早前香港警方更一下子拘捕了15名温和泛民的成员，控告他们涉及非法集结。凡此种种，都大大冲击了香港既有的政治秩序，被认为是北京强硬治港时代的开始。

港府的这些动作，更有被中联办港澳办两办指挥之嫌。过去数月，中联办港澳办两办频频出口评论香港政局，港府对两办言出法随，只要两办认为香港有人和事“损害民族感情”，即使事件当中没有人违法，港府也会动用一切手段，试图惩罚涉事人。如果说昔日港府会担心太过紧迫的收紧言论自由会影响外资信心，危及香港的自由核心价值，那今时今日港府的政策已由避免寒蝉效应转变为刻意制造寒蝉效应，以此迫公务员、公营机构雇员等归队，寻求与北京完全政治统一。

这种名为“人心回归”的社会转变工程在澳门其实早已完成，现在则在香港加快进行。这种急剧的政治形势转变，在香港的反对派当中其实引发了一阵涟漪，新的说法则指出，其实北京现在在主动开启“揽炒”。

中港两地如何论述和理解“揽炒”这个概念及其成因，对香港未来有重要的影响。要观察“揽炒”破局下的香港未来，就必须要先疏理中港两种不同的视角，及明白中港两地如何理解港人“揽炒”的动机。

中港“揽炒”论述

如果“揽炒”的定义是北京要在政治上收紧香港的自由，从而毁灭反对派，那么，北京绝不介意；但北京仍显然希望挽回经济上的“揽炒”。以现时北京的态势而言，应对香港的药方，其实算是“经济拔高、政治强堵”。

对于“揽炒”这种心态，中港两地有截然不同的解释。

近日，董建华和梁振英两位前特首连同1545名发起人，几乎集结了所有被北京视为忠诚者的人，成立“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呼吁拒绝“揽炒”和“撕裂”，及推动香港再出发。“揽炒”是香港政治术语，在广东话当中有同归于尽的意思。期待“揽炒”，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行为，因为这行为旨在损人损己。但这种不算很正常的政治行为，却是近年香港政治的一个重要主题。

先说香港这一边。在香港的一个流行说法，是“揽炒”已是公民社会退无可退下的唯一出路。虽然学者认为在这一年的运动前后，“揽炒”的具体含义和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回到这个策略萌生之初，抗争者希望透过香港对于中国的经济价值作为武器（economic warfare），以换取政权让步，在收紧香港的自由上有所忌惮。

有研究指出，许多示威游行的参加者认为，一旦香港受损，中国大陆所受到的损失也只会更大，而香港形势已是无可再坏，因此“揽炒”与否已无分别。政治评论亦提出，香港人不怕揽炒，或是香港的权贵比一般人更怕揽炒。这当中包含了一种心态，就是广东话所谓的“斗大”，情况尤如两人驾车高速相撞，“揽炒”论者至少觉得香港人不会愿意先刹车。

事实上，在香港的政治论述当中，长期存在著“中共很怕揽炒”和“中共不怕揽炒”两种论调，这两种论调其实和许多其他针对中国民主化的分析框架一样，尝试把中国简化为一个易于理解的集体。在那些论述当中，中共一时被描绘为所有事情的幕后黑手，什么政策都可以被理解为党国在下的大棋，连失误都饶有韵味。在香港抗争当中，不时都出现这种情景：每一派都觉得另一派是“鬼”，温和派已和北京协商好要出卖港人，激进派也是中共派来盲动抹黑运动的卧底，这样的中国，自然不怕“揽炒”；但同一时间，中共又不时被描绘成外强中干的夕阳帝国，随时都会“支爆”倒下，官员都要透过香港走资，国内经济又要靠香港的特别地位来帮助维持，这样的中国，自然很怕和香港“揽炒”。

两种分析路向本身存在一定矛盾，又交替在本地的政治论述中被提出。但两种说法都尚未有很强力的实证支持，要避免无标准的自由心证，政治分析者实有需要提出很强力的证据去作说明，例如去回答香港的金融角色和进出口港的作用对中国经济的实质贡献有多大，或是论证中国如果没有了香港，第二选项是什么，而两种选项差距有多大。

中国大陆对“揽炒论”的反应，可能更值得玩味。从近日香港政局动向来看，北京显然并没有被吓怕，反倒加快收紧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对“揽炒论”的反应，可能更值得玩味。从近日香港政局动向来看，北京显然并没有被吓怕，反倒加快收紧香港各方面的自由。

在政治上，北京针对香港“揽炒”倾向有两个回应。第一，是在政治上强硬应对，把香港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决战企图，视为一个国家安全威胁，为此不昔动员手上的各种资源，由法律到公共行政层面上，全面封杀香港反对派，此为高压手段。同一时间，北京也在出台“怀柔”的政策，希望在经济搞好香港，例如，北京正在加快推动大湾区的融合。这样一可令香港和中国变得更加紧密，二来也期望在经济上重振香港，推动发展以减缓香港社会怨气，也让香港继续发挥帮助中国大陆建设的作用。

在“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宣言当中，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香港问题被定义为要抗暴和搞经济，一旦香港把“黑暴”都成功压下，让经济重新发展，就是一种再出发。由此看来，如果“揽炒”的定义是北京要在政治上收紧香港的自由，从而毁灭反对派，那么，北京绝不介意；但北京仍显然希望挽回经济上的“揽炒”。以现时北京的态势而言，应对香港的药方，其实算是“经济拔高、政治强堵”。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揽炒”情绪？

万方有罪，罪在英殖、港人、特区政府，甚至是港澳系统的官员，但不在“朕躬”？

但到底这种“经济拔高、政治强堵”的策略，能否缓解香港社会遭遇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理解内地对香港问题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大陆，有几种针对香港的“揽炒”倾向的分析。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把“揽炒论”批为一种失心疯的表现，是被英国长期殖民至数典忘祖的结果，令港人在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对决上站在了西方的一边，极度仇恨祖国。所以香港人政治上的诉求，都是由殖民教育洗脑洗出来的结果，不需要被重视。但这种“殖民情结”的解读显然太过简单粗暴，并不能有效解释香港实质的政治转变。

香港排斥大陆的现象在回归许多年后才成趋势。在2008年下半年，港大民意调查计划进行的身份认同调查显示了，愈来愈多港人自认为是中国人，比例达至历史高峰。其时，香港已回归超过十年。当时针对香港认同的研究更指出，“香港人”和“中国人”这两个身份已慢慢由两个互相平行的概念，演变成高度混杂。因此，香港后来的反中情绪，无法单靠“殖民化”假说来解释。如果殖民化假说能成立，那为何在回归早期它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是在港人国民身份认同已逐渐加强之时，突然来了一个反转？为何在回归初期较浓厚的爱国氛围中成长的年轻人，反倒比在殖民地时代成长的上一代，更疏远于中国大陆？

在回归早期，针对国民身份认同增强流行的解释认为，中港两地交流日增、大陆的经济成就、港人由中国大陆所得到的机遇、香港的教育制度和通识科、以至08奥运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等因素，均是国民身份认同增强的推力，例如，2010年文汇报一篇名为《细析国家认同感增强之因》的专题报道中，这些因素就被解读成为港人归心的主要原因。类似的说法也不止一次出现。

换言之，以往党国对香港政治的解释视角是“中国崛起”令港人慢慢归心。但近年中港交恶，同样的因素又变了负面因素。内地近年流行的说法倒过来认为中国崛起令港人羡慕妒忌恨，“废青”因此心理不平衡，香港乱象就是源于港人心理失衡。但对比两代的说法，就会见到这种解释路向有一定随意性，几乎是可以随著政治需要而随意搬弄。

不过，不少中国大陆的评论也尝试避免这种片面的批判，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会发展的条件才可能是香港政治丕变的底因。例如，新华社在去年9月就发表了题为《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的长篇专题报道，报道中明确指出，香港社会存在地价楼价过高的问题，而且社会固化，产业多元化不足，令港青看不到未来。文中把这种困境的政治成因归疚于反对派的阻挠及既得利益阶层的左右，甚至不避言特区政府在施政上有错：“不可否认，有些民怨确实是特区政府政策上缺乏远见所导致的。”

这种尝试用宏观政治经济角度切入香港问题的视角，为香港社会近年的政治改变提供了一点不同的解释面向，亦因此令内地社会看待香港问题不至于流于“香港人就是贱”这样本质化和片面。香港问题是由经济因素诱发的解释，在中国大陆是一种颇受欢迎的分析视角。

把治理和制度割开来的分析方向，不能够把握香港当下问题的全貌。

这种经济论述当中有著几个明显的倾向。第一，认为经济本身就是社会演变的重要原因，一个安居乐业的平等社会发生动乱的机会，当然远比一个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社会为低。在香港本地，针对中港政治的讨论往往由意识形态和价值主导，经济视角反倒不常见，中国大陆的宏观分析倾向的确为香港提供了另一个解读视角。

第二，纯粹专注于经济面的分析也起著“消毒”香港问题的论述的作用，符合中国大陆在社会议题讨论上的去政治化需求。一些分析面向例如价值因素就在经济分析前面变得不值一提。例如，有香港学者曾经提出过“后物质主义”在香港民主运动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在中国大陆纯粹经济面分析中，这个面向多数被无视掉，反正经济才是正经事。当中的客观效果淡化香港民主运动也有理想化的一面，不去谈运动是不是有追求民主的真心。即使近年中央对港智囊也开始提及中港的价值差异，但这些后物质文化追求也只被视作一种新式的资社差异，是当代中国要解决和治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

第三，倾向于把香港问题的根源视为一种治理式的错误，而如果我们需要问责有权力的人，那么特区政府将是主要被问责的对象。如果香港的民生管治搞不好，在港人治港的原则下，那也是港人自己该背的锅，和中国大陆无涉。而且，这个错误也只是一种决策失误，任何批判都不应和制度挂勾；甚至，就算在制度上有问题，那也只能是一国两制下给予特区太大自主权上面出了问题，一国两制的初心没有问题，大陆的威权政治干涉更不是香港问题的成因。

当中界线十分明显，就是万方有罪，罪在英殖、港人、特区政府，甚至是港澳系统的官员，但不在“朕躬”。这里的问题意识和中国大陆分析境内问题的意识一脉相承：治理上的失误通常都被归类为执行者的过错，地方政府要埋单，但高层领导的用心却总是好的。但把治理和制度割开来的分析方向，不能够把握香港当下问题的全貌。如果香港的高楼价问题是许多政治问题的根源，那么，高楼价的政策为何可以持续？如果利益集团如此庞大，为何历届香港政府都没有打击他们的决心？为何利益集团在香港的持分这么多？是谁给予他们权利的？

皇帝治港的新衣，穿在哪里？

在香港公民社会与政府决战的当下，这些核心盟友很愿意和港府一起和反对派决战，也随时准备被动员，北京愈是碍于形势依赖他们，就愈不能解决香港问题。

长久以来，政治学研究都认为威权政府要有效管治一个地区，不能单靠管治集团一堆孤家寡人，至少也要建立策略性的管治联盟，即道理就是寡头统治也要联结社会上的其他有力者，以建立一个能统治大多数人的联盟 —— 黄四郎和张麻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打不起来。

这也是回归前后香港的政治现实。在回归时，香港有强大的资本家财团，也有著庞大的中产阶级、英式的政治中立官僚系统、拥抱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异议式媒体及已成形的反对派。这种社会现状和中国境内由党掌控社会一切的独大情况大相径庭。而且，一个内地化的香港也没有意思，改变香港也不合乎“长期利用、充分打算”的国策，北京在回归早期并没有试图更改香港的利益分配架构，甚至乎，它加固了这些结构。

针对回归早期北京的部署，社会学家吕大乐就曾经提出过一个名为“急冻香港”的看法，意思即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之时，香港人对回归并没有多大信心，当时的主流意见是希望回归之后除了换上另一面国旗，一切维持原状，最好是在日常生活中连改变都感受不到，这种想法也符合中方的利益，这就是“马照跑、舞照跳”和“五十年不变”的时代背景。

这里要留意的是，香港的大部分草根市民其实并没有多大议价能力，北京顾虑的是社会中上层的忧虑，不希望资金撤走，亦不想人才离开。当时北京要稳住香港精英的心，唯有承诺一切不变，甚至可以把承诺变成制度。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安排完全向企业家和专业界别倾斜，一众地产商直接或间接控制大量的特首选委席位和立法会议席。直至今天，在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的发起人名单 中，大量的香港资本家仍是全家大小都在列。但当年为了稳住香港精英的承诺，因此对他们的大幅度让利，却成了社会政经结构进一步扭曲的底因。

在香港政界，一个近乎常识的现实是，每一任的特首都必须得到大地产商某种程度的支持或认可，否则将难以施政。他们在立法会有众多的代理人，在功能组别和特首选委中票数众多，商界精英霸占香港社会公职，不少官员都有本地商界背景。大地产商的生意亦偏布全国，盘根节错。不少报道都指出，北京的重大香港决策都会咨询香港的地产商。北京恒常地邀请大地产商直接面见访问。他们多年来亦努力在内地经营人脉和不同的红色家族建立联系。例如，四大地产商家族之一的郑裕彤则被指与温家宝家族相熟，并曾出资资助国家领导人李源潮留学美国。这在在都显示，香港的地产商巨企能够接触到的政治层级远高于特首，能够直达北京。

他们并非林郑月娥们的盟友，而是北京挑选的盟友。一旦要更改香港的政经利益结构，例如收回他们囤积的新界农地建屋、改变高地价政策等，他们的游说对象亦不会是本地出身的特首，而是北京本身。香港的既得利益之难根除，与其说只是港府的决心不足，不如说特首面对的是可以对自己上级直接作政治游说的对手。香港的既得利益问题，其实是整个中国社会权力架构的延伸，是必然受大局影响的小局。但在大陆不少针对香港问题的经济分析当中，这一层面的制度批判却被隐去了，变成治理失败的责任全在港府。而港府实际上是无权改变现状的。

另一个反映港府无权改变现况的明显例子，反映于新界原居民的处理上。港英政府于七十年代开发新市镇时，为了免于世代居于新界的原居民反对，于1972年推行“丁权”政策，承咨男性原居民可以免补地价于农地上建造一栋三层高的独立屋。当年此政策尚未酿成严重后果，但随著社会发展，土地愈来愈稀缺，原居民的丁权便愈来愈奇货可居，原居民更加积极和大地产商交易，令丁权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原居民把丁屋一层留作自住，两层出租，那就一世无忧，香港政府亦因此需要保留900多公顷土地兴建丁屋。因此，原居民素来在香港印象不好，普遍被视为拥有血统特权，几乎已成全民共识。

香港回归本来是解决这些社会不公的好时机。但在回归前，既得利益者也早已布局。乡议局早就著手联络北京，成为第一批上京试探中方态度的香港团体，透过政治游说成功争取在《基本法》中把“丁权”列入基本法内。自此，本地乡绅也加入了香港的管治联盟。他们的特权之难以根除，可以体现在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以往的尝试打击失败中。在2012年，时任发展局长的林郑指出丁权不可能无限期维持下去，建议在2047年后废除政策，并在2029年划界取消丁权，但遭到原居民激烈反对，政策立即要搁置。同年，林郑亦曾尝试由较小处著手，希望处理丁屋的大量违法僭建问题，结果原居民亦激烈反对，政策亦在短时间内不了了之。这些事件是当年有“好打得”外号的政治新星林郑罕见的败仗，而且是一触即溃，连稍作坚持都做不到。

在这种结构下，他们本身就是管治问题，但同时又是管治联盟的核心；他们是香港沉沦的原因之一，但却大量列阵于“香港再出发”的队伍之中。

这些既得利益者阻碍了社会改革，但又碰不得，累积下来的社会不公无法解决，令港人怨气渐重。结果，这种形势也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弱势的港府更加没有政治能量去收拾他们，形格势禁，甚至要依赖他们来帮助港府执政。这些既得利益团体也在取态上紧跟北京，以“爱国”为政治杠杆来延续体制特权。他们表起态上来比谁都忠诚，甚至因太凶悍而带来新的管治麻烦。例如，在721元朗白衣人事件中，元朗乡民主动前往地铁站截击示威者，这与其说目的是为了保家卫族（事实上，本地人一般不愿意走入围村）﹐倒不如说是一种激烈的“爱国”政治表演。

在这种结构下，他们本身就是管治问题，但同时又是管治联盟的核心；他们是香港沉沦的原因之一，但却大量列阵于“香港再出发”的队伍之中。这种“再出发”等于是带著问题再出发。而在香港公民社会与政府决战的当下，这些核心盟友很愿意和港府一起和反对派决战，也随时准备被动员，北京愈是碍于形势依赖他们，就愈不能解决香港问题，和社会大多数人愈走愈远，甚至限制了北京的政治动员范围 —— 当港府需要笼络现有的政商精英，而这些精英的利益又和大众对立，港府就更难动员群众。

“经济拔高、政治强堵”，治理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些原因与其说是治理式的，倒不如说是结构性的；与其说是特首该背的锅，倒不如说牵涉了更复杂和高层次的政治布局考虑。

这种困境，用内地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北京政府在回归以来，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并没有坚持群众路线。因为香港长期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已经开始浮现一些属于资本主义的典型问题，例如贫富悬殊和高地价等，而在回归之时，北京不单不去介入处理这些问题，反倒选择和既得利益者结盟，以求以最低代价及最高的安全系数来“急冻香港”。这种“急冻香港”的战略企图久而久之就成为了“固化香港”，本身已出现苗头的笼断式资本结构和党国的威权结构起了化学反应，形成严重的裙带资本问题，去到尾大不掉的地步。

这些原因与其说是治理式的，倒不如说是结构性的；与其说是特首该背的锅，倒不如说牵涉了更复杂和高层次的政治布局考虑。固化的政经结构加剧了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则是香港人怨气的温床，把这些怨气和港人的后物质价值追寻交相分析，才能更让我们了解今日香港问题的宏观政治经济框架。

展望将来，如果香港的既得利益仍然能够稳稳站队和政权相互勾连，那么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便不可能被解决，社会仍会长期充斥不稳定的因子。

展望将来，如果香港的既得利益仍然能够稳稳站队和政权相互勾连，那么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便不可能被解决，社会仍会长期充斥不稳定的因子。因此，北京为香港开出的药方如果只是“经济拔高、政治强堵”，而且继续由原有的政商联盟去实行此对策，那是移船就磡，避开最大矛盾的点，毕竟没有根本地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问题。用内地官场术语来说，就是庸政懒政，不假思索地走最易最方便的路，避过困难点不去攻坚。而当中关键的一点，就是香港反对派可以在中国官方的香港敍事中永远背锅，成了一道奇特风景：管治问题的首要责任竟然优先算在没有实权的反对派头上，政府倒是受害者，港府头上的布局者更完全撇清了责任。这种困境，是香港管治的悲歌，这种责任颠倒的敍事居然大行其道，则是另一种中国政治特色。

事实上，北京现时对港的取态，不过是延续了回归以来对港布局的大方向，属于旧思维里酿出来的新酒。这种手法一直已算是做得不差，只是终究有其极限而已。在经济上，北京希望以高速经济增长掩盖香港的再分配问题，而香港在回归以来的经济发展一直很好，虽然难以和大陆相比，但比欧美许多发达经济体都出色；堵字诀也是北京一贯的对港政策，多年来一直在实施，只是现时加快进行。因此，现时北京主导的“香港再出发”绝不是破革思维，而是反映出一种要把旧思维再走得彻底一点的觉悟。

这种路向其实并未脱出中国威权政治文本，“经济拔高、政治强堵”本就是北京一贯处理国内问题的国策。而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裙带资本问题向来是威权政体难以处理的顽疾，此疾非香港所独有，亦是中国内地以至许多威权政体都要面对的潜在问题。所以，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其实和中国境内深层次矛盾有所共同，甚至是延伸。在中国，这种结构体现为红色家族笼断了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两者，然后不同的家族以血缘和私人关系搭建裙带利益网；在香港，则是港英年代遗留的既得利益者和中共结盟，分享管治利益。而旧精英亦积极参与在经营红色利益网。两者的玩法和玩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它们在逐渐趋同。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其实和中国境内深层次矛盾有所共同，甚至是延伸。

由此可见，香港问题有其独特性，但却未必真的超越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逻辑。中国经济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劳动力密集低薪优势都会在不远的将来走到尽头，而社会阶级在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创新年代之后亦已慢慢固化，楼价问题一样可以在一些大城市见到。这些因素其实都存在，只是现时中国经济仍在高速增长，一大部分的人口又在较差的物资条件中成长，形成较低的比较基数﹐这些经验都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因此压抑了深层次矛盾的爆发。无论如何，在分析香港深层次矛盾时，我们实不应该单纯把其视为一个治理选择的问题，而忽视其制度性的面向，即威权政体和资本主义两者的交互影响，中港的分析框架在这个层次有太多重合之处。

香港的现在会不会是中国的未来，这段历史尚未开展，分析者只有拭目以待了。

（梁一梦，传媒人，政治传播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