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博索纳罗：热爱军政府的巴西“鸵鸟政治家”

2020年7月中旬，65岁的博索纳罗确诊Covid-19，被迫隔离在巴西总统府。

隔离期间，他显得有些无聊，甚至有些脆弱。百无聊赖的他在总统府花园里养起了美洲鸵鸟。一向抵触佩戴口罩的他被媒体拍到了戴着口罩喂食鸵鸟的画面。有好事的媒体称，博索纳罗不慎惹怒一只自己饲养的美洲鸵鸟，被其咬伤，十分狼狈。

2019年初，博索纳罗席卷5780万张选票当选巴西总统。彼时，他的形象是一个强硬的、清廉的、坚守传统价值的右翼角色。许多媒体把他称为“热带特朗普”。就职时，他宣布巴西从此“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正确中解放出来了”。他嘲讽左派前总统卢拉（Lula da Silva）和各式各样的政客，把素人军官出身的自己标榜为真正巴西人的代表。许多人担忧，摆脱军政府独裁才三十多年的巴西，有再度陷入右翼军人统治的危险。

上任之后，博索纳罗本人危机连番。2019年，亚马孙雨林大火肆虐，国际舆论一边倒地批评博索纳罗，他巍然不动，与指责他种族主义的媒体、组织与个人唇枪舌战。到了2020年，巴西疫情形势持续严峻，博索纳罗仍然面带微笑地出现在集会现场，和他的狂热支持者一起做俯卧撑，展现对病毒的蔑视和男子气概。

但关在总统府里隔离时，博索纳罗多少有些泄气，他对外表示“隔离真是糟糕啊”，“下一个军政府”的形象，似乎也有些崩塌了。

某种程度上，鸵鸟有些像巴西当代政治的表征。面对一个政治碎片化、党派林立的巴西，博索纳罗的强硬语言和张扬动作掩盖他在政治上的处处受限。

体制和社会的不稳定积重难返，让人们期待右翼强人的降临。然而这人恐怕不是博索纳罗。

小镇青年、异见军官、边缘政客

博索纳罗曾经是不折不扣的小镇青年。1955年，在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一座叫做格利塞利奥（Glicerio）的小城里，牙医杰拉尔多·博索纳罗（Geraldo Bolsonaro）和他的妻子奥林达（Olinda）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夫妇俩为孩子取名雅伊尔（Jair），和彼时当红的足球明星同名。

博索纳罗的家族，属于与巴西国内约3100万意大利裔巴西人的一员。他们被称为“oriundi”。1880年到1920年之间的40年间，从意大利来到巴西的移民超过一百万。如同来到美国纽约的移民在纽约落地生根，这些意大利移民绝大部分定居在了他们上岸的地点——圣保罗，融入了圣保罗的大都市圈，掌握巴西的核心权力与财富。在巴西，“oriundi”约占人口的15%，这里也是意大利血统人口在意大利以外聚集人数最多的地方。

博索纳罗的曾祖父维托里奥十岁随父母来到巴西，是一战前意大利向巴西的移民大军中的一员。博索纳罗出生时，家庭常常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父亲到没有专业牙医的地方行医。博索纳罗因此也需要不断辗转于一个个城镇。最后，一家人来到了圣保罗西南部的埃尔多拉多（Eldorado）。这座小城直到2015年的人口也仅有约1万5千人，与1200多万人的圣保罗市比起来不值一提。

1970年，博索纳罗15岁，小城埃尔多拉多发生了一件大事：上尉卡洛斯（Carlos Lamarca）在附近的河谷地区率部队起义，加入了反军政府的游击队。军政府随即派兵来镇压。少年时代的博索纳罗和他的朋友们被军队迷上了：和驻地的军人交谈时，军人们甚至向他们展示了荷枪实弹的武器。博索纳罗决定远走里约热内卢，报考巴西陆军系统中最大的军事学院：阿古拉斯·内格拉斯军事学院（Academia Militar das Agulhas Negras）。1974年，巴西军政府建立整整10年，博索纳罗入读内格拉斯军事学院。

“参军光荣”对博索纳罗来说不是戏言。巴西的军政府独裁能从1964年维持到1985年，与巴西军队在巴西人心中的极高威望有关。这来源于博索纳罗的父辈踏上巴西土地之前的巴拉圭战争——拉美各国独立以来最血腥的战争。巴拉圭战争（也称“三方联盟战争”，联盟指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爆发于1864年，那时候巴西刚刚独立不久，正处在建立崭新的民族认同形成期，巴西各地区的语言割裂、人口比例失衡。历史学者托马斯·维格汉姆（Thomas Whigham）认为，那时候的巴西缺乏“社会统一性”（social unity）。对此，巴西采用了最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与邻国开战。战争结果是，巴拉圭损失了超过半数男性人口。作为获胜方之一的巴西军方则在国内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喝彩。从那时开始，近现代巴西的政权和意识形态不断摇摆变换，军队的影响力却始终如一。

军队不只是独裁和高压，也塑造了自身崇尚经济发展和高效的正面形象：博索纳罗的支持者普遍认为，军政府时期对异见者的迫害是维护政权和国家安全的正当行为。巴西军政府统治期间极尽政治打压迫害，却为巴西人留下了“经济腾飞”的印象。那时有着“巴西奇迹”，每年GDP增速高达10%，城市化也迅速实现。如今住在巴西各大城市的工薪阶级中年人，大多都记得这段辉煌时期。另外，军政府协议下台时国家经济问题还没有完全暴露，人们未必会把后来严重的经济萎缩与军政府联系起来，反而对那个遍地黄金的年代无比怀念。

不难想见穷小子博索纳罗是带着怎样的仰慕心情进入军旅生涯。然而，军队却并不是他的天堂。军队的将领元帅大都是像1964年军事政变领袖卡斯特罗·布朗科（Castelo Branco）将军这样的精英：富有的家庭、良好的教育、军衔闪亮的亲戚。正如维格汉姆所说：“巴西的国家政权反映的是精英的利益。”巴西的军队和右翼、保守派也总是挂钩的。

1986年，博索纳罗发的一次牢骚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巴西此时刚刚开始进入民主化。经历了数十年高速发展的巴西经济正在逐渐减速，政府的紧缩政策并未控制住通胀和失业率的飙升。当年9月，以爱博眼球著称的杂志《Veja》刊登了一篇博索纳罗的自述。这是篇直白的文章，标题叫做“薪水太低”（O salario esta baixo）。在文章里，博索纳罗抨击国家给军人的待遇糟糕，军队领导开除士兵纯粹是因为削减预算，而不是所谓的“品行不端”。

这篇檄文让博索纳罗吃了十五天牢饭，却歪打正着，让他在士兵和眷属口中赢得了一个耿直的名声。这些人虽然未必身居高位，但却对军队十分忠诚。他们难以跻身精英阶级，但也享受军队福利，信奉强人政治，对民主化后巴西的文人政府不满。博索纳罗的出现，让他们感到了共鸣：这是一个能代表他们声音，并对体制无所畏惧的人。

《Veja》事件后续发展颇为戏剧。仅仅一年后，杂志就发布了另一篇文章，指控博索纳罗其战友因薪资问题尝试在其母校内格拉斯军事学院附近埋伏炸弹。虽然没有其他实质证据，但这段报导为博索纳罗几乎看不见未来的军旅生涯画上了句号。此后，毁誉参半的博索纳罗当选了里约市议员，成为了一名政客。

在卢拉的阴影下

尽管当上了议员，博索纳罗还是有些“政治冷感”。在任职里约市议员的两年内，他沉默寡言，不功不过。同一时期，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是崛起于圣保罗一家钢铁工会的左翼领袖卢拉。卢拉和伙伴们刚刚争取到了民众直接普选总统的权力，他领导的劳工党也刚刚崭露头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卢拉将会成为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政客。而也是卢拉的失势，为博索纳罗的成功谱好了序曲。

如果没有卢拉史无前例地调动巴西选民的政治热情，也许今天的巴西仍然被独裁时代遗留下来的两个建制派大党统治着：一个是独裁时期的官方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PMDB）；另一个是与劳工党势不两立的巴西社会民主党（PSDB）。

卢拉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是博索纳罗的先声；他戳中了后独裁时期巴西普通人的痛点——选民们受够了精英集团的统治。一方面，这种统治造成了根深蒂固的恩庇主义政治文化和大规模贪腐，这让人们对整个政体信心尽失；另一方面，精英集团长期掌权，让民主化后的巴西仍笼罩在寡头政治的阴影中，更阻绝了选民主动建设民主体制——选民们本就缺失政治参与度、对参政方法和组织手段不熟悉。这让巴西政党体系缺乏群众基础和可信度，巴西人因此企盼一名“救世主”以一己之力扭转灰暗的政治现实，而卢拉填补了这个空缺。

在任期间，卢拉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经济答卷，成功挺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两年并维持增长，并实施了如家庭帮扶计划（bolsa familia）等有口皆碑的民生福利项目。

尽管如此，卢拉却没能解决巴西政治的核心问题：政党体制不稳固。比例代表制下，巴西政治中小党林立，一切议题都需要广泛平衡小党利益才能推动；此外，巴西有着数量可观的“独立选民”。这些选民不依附于党派，很少持续认可某种意识形态。他们选举的标准非常简单，就是看政客本人是否具有足够吸引力，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就算卢拉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劳工党，但在许多政治学者看来，早在2006年选举时卢拉就已经脱离了劳工党的议程和框架，他的连任仅仅是他个人的胜利。

在2016年，劳工党政府陷入危机时，一个政治机会在博索纳罗面前出现了。在军队和议会里“闷声”多年的博索纳罗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决定参选，然后很快地包装了自己：博索纳罗，前陆军上尉、军队的狂热拥护者，在政界无不良记录。他宣称愿意快刀斩乱麻地解决劳工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怎么办？不如增强警力、立法保护警察；经济衰退怎么办？不如紧缩政策和私有化；资源开发慢怎么办？不如别管环境先开发再说。将卢拉送上总统宝座的草根浪潮，此刻有了新的代言人——尽管药方都与卢拉恰恰相反。

2016年5月，就在卢拉继承者罗塞夫被弹劾下台的同一个月，还是议员的博索纳罗前往中东朝圣，在约旦正式受洗成为福音派教徒，为他施洗的是福音派神召会（Assembleia de Deus）的领袖之一、巴西基督教社会党党魁Pastor Everaldo。博索纳罗本是意大利裔，也是天主教徒，但他选择在选前受洗，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方面拉拢一个关键群体的支持：福音派信徒。

在1970年代前，巴西乃至整个拉美都是天主教徒占多数。但1970年代后，随着大部分拉美国家步入民主化，宗教也变得更加多元。德国研究者Claudia Zilla认为，福音派弱化教派本身的等级制度，强调教徒与上帝更直接的联系、上帝的力量对教徒生活的高度参与，与等级森严的天主教相比更受信徒欢迎。福音派人数在巴西增长迅猛。1970年，新教徒整体仅占全国人口约5%。到2010年，仅福音派教徒就占巴西人口的20%。另外，一大批教会组织逐渐形成。此外，福音派经过了拉丁美洲的本地化，倾向于支持更为保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有趣的是，博索纳罗在受洗之后并未正式放弃天主教徒身份，一直对个人信仰问题含糊其辞。这有点类似他不断更换政党。1991年当选联邦众议员的博索纳罗在他任内的28年间，总共更换了6个政党，平均不到五年就“跳槽”一次。 在很多国家，这相当于拿自己的选举资源和政治生命赌博。但在巴西，博索纳罗的多党背景恰恰让他从选民中获取了信任，因为多党派政客更难和贪腐挂钩。

在2018年初，博索纳罗退出深受福音派影响的基督教社会党，并加入了社会自由党。后者迅速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方向大幅右转，并在短短半年后就提名了博索纳罗作为总统候选人。

媒体常常把博索纳罗刻画成和特朗普类似的右翼民粹分子，他们的政治经验和资源很少，但出于某种原因与选民产生了紧密连结，在某些争议巨大的话题上与主流舆论唱反调。浮夸和博人眼球甚至成为了他们领袖魅力（Charisma）的一部分。然而，博索纳罗的胜利其实与特朗普大有不同，“法律与秩序”的说辞在巴西和美国吸引了不同的两拨选民。博索纳罗的选民当中，16-34岁的年轻人占60%，与特朗普的“高龄票仓”大相径庭。许多年轻一代的政治记忆是被卢拉和劳工党占据的，他们对卢拉政府的不足有深切体会，而对军政府年代经济腾飞抱有不切实际的怀旧。不比美国有大量劳工阶层支持特朗普，在巴西反而是大量城市中产愿意为博索纳罗投票，因为他们与卢拉们所关心的低收入群体在生活环境和心理上都存在隔阂，并对劳工党左倾的意识形态颇有微词。

在一场牵涉甚广的贪腐官司后，卢拉锒铛入狱，被提前逐出2018年大选的赛道，博索纳罗则凭借政治局外人的形象将那些本来支持卢拉的独立选民拉拢到自己的阵营。

强势上台的弱势总统

2019年1月1日，博索纳罗洋溢着他标志性的愉悦笑容，从卸任总统特梅尔手中接过了总统绶带，成为巴西第38位总统。这是小镇男孩、失意军人、“小透明”议员博索纳罗的高光时刻。他不会想到，在他的总统之路上埋伏的第一个困难马上就会到来。

虽然博索纳罗个人的成功对巴西右翼政治起到了带动，但在巴西众议院的513个席位中，博索纳罗曾在的社会自由党和右翼联盟仅占据了257席的微弱多数，比中间党派和左翼反对党的总席位仅高出一席。从国会的席位分布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巴西精英阶层对政治局势的影响：传统两大党在参议院中占据总席位的4分之一；在众议院中，则接近7分之一。

就算博索纳罗在上台时得到了一部分资本的支持，但政商精英对政治资源的深度控制仍然以非正式的方式制衡总统，裹挟着民意上台的总统又往往会和代表精英寡头的国会产生冲突。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博索纳罗的政治议程难言明确，多少有些投机主义的色彩。他的议程甚至未必与任何一个党派相契合，还和国会不断出现摩擦。博索纳罗最值得夸耀的政治工程，是养老金制度改革和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但这些项目在国会的数轮谈判中被“稀释”了不少。国会还阻挡了他“噱头”化的政策提议，比如全面放开枪售，收紧堕胎政策等。他在大选途中提出的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也因为肆虐许久的亚马孙林火而被迫搁置。

比起这些“实在的政绩”，人们在过去数年不断看到的，只是他在社交媒体和电视屏幕上攻击环保主义者、女性和原住民，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批评他的环境政策时，他回击对方“亚马孙是巴西的”，斥责欧洲人的关心是殖民主义。

Covid-19席卷全球后，巴西的状况也不出所料。博索纳罗更多像是制造新闻来回避联邦政府的行动。Covid-19病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巴西：它横扫了基建薄弱、卫生条件不佳的城市贫民窟和对外来疾病没有抵抗力的亚马孙丛林，使全巴西的各大医院瘫痪。而在此时，博索纳罗称Covid-19病毒是“媒体制造的幻觉”。巴西各州州长迟迟没有等到联邦政府的隔离政策，自己抢先行动了起来。

然而，就在博索纳罗看上去快一败涂地的时刻，民意再次迎来了翻转。8月中旬，就在博索纳罗解除隔离后不久，巴西民调机构显示博索纳罗的反对率奇迹般地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支持率上升5个百分点。直到2020年12月中旬，博索纳罗支持率仍处高位。

巴西人发现，博索纳罗拒绝停工停产的政策挽救了不少普通人的生计，他们开始对博索纳罗回心转意。“他（博索纳罗）帮了我们太多，”一名巴西人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当下，全面复工复产对仍深陷疫情的拉美诸国来说仍然遥不可及，呼唤复工的声音也逐渐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博索纳罗的“反其道而行之”的确有些出奇制胜。

但民意对博索纳罗的执政来说显然也不是一切。就在11月，巴西与科兴生物合作的Covid-19疫苗临床试验项目中一名志愿者不幸去世，巴西不得不暂停该试验项目，但位于圣保罗研发中心主管向媒体表示，这名志愿者的死亡和疫苗试验并无联系。有关志愿者之死，博索纳罗和圣保罗州长多利亚（Joao Doria）各执一词：一直怀疑中国疫苗的博索纳罗把这次事故称为自己的“另一场胜利”，多利亚和圣保罗政府则认为此事可能是自杀。有趣的是，仅仅暂停两天后，巴西卫生部就重启了疫苗试验，12月，疫苗就被联邦政府正式宣布有效——尽管许多人认为其预防作用可能不够理想。

在充满即时性且难以捉摸的民调和舆论中，博索纳罗可以瞬间成为英雄，也可以被瞬间拉下神坛。民意的反复无常，无非再一次揭示了巴西政治生态的现状。

依然游走于边缘的巴西民主

纪录片导演佩特拉·科斯塔在《民主的边缘》（The Edge of Democracy）中展示了巴西当代政治的矛盾和撕裂。博索纳罗的入局仅仅出现在影片的后半段，在他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明争暗斗，卢拉和劳工党向资本和寡头做出的妥协，军队势力的若隐若现，无一不让巴西游走在“民主的边缘”。

如今，博索纳罗仍然试图塑造看似不可撼动的强人形象。但他却无法像他想像地那样统治巴西。甚至，他仍然在复制他所批判的那些问题：社会的撕裂和民主体制的不成熟、“蜜月期”过后民意的流失，一切都让他手中的总统行政权限制重重。

博索纳罗无法解决巴西政治的支离破碎，就像卢拉从政30余年，也没能成为巴西的救世主一样。它来自整个地区长期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以及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惯性。拉丁美洲为了应对这阵痛寻找种种办法：民粹主义者，独裁军政府，左翼领袖……他们在历史上轮番登场，又被轮番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