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V太太：从跟踪骚扰到少子化，“进步台湾”的厌女反扑？

【编按】：台湾妇女团体推动多年的《跟踪骚扰防制法》，上周由台湾行政院颁布草案，草案明定8种跟踪、骚扰行为样态入罪，最重可判五年有期徒刑。小至约会礼仪，大至跟踪犯罪，都在草案关注范围内，甫出台，就在台湾激起性别对立的舆论争论，更有男性网民称这是“女权自助餐”、“追女生都可能被抓去关，惨啊”、“台女准备好开吉啰”（开吿）等。另外，根据最新数据，台湾预计将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这又激起了一波咎责讨论，其中就包括认为跨国婚姻和跟踪骚扰法要为这种现象负责的言论。在台湾近年性别相关的舆论风波中，这种对立都愈见凸显。本文主要关注在从这些舆论中所反映出的台湾两性在性别意识上的落差，是如何造成的，是否可以理解，又会再如何前进。

在日前一起“假车祸真掳杀”案件引起台湾社会不安与骚动后，妇女团体倡议多年的《跟踪骚扰防治法》终于见到曙光。行政院日前推出草案，将跟踪骚扰行为定义为“以人员、车辆、工具、设备、电子通讯、网际网路或其他方法，对特定人反复或持续为违反其意愿且与性或性别有关的，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之行为”，共纳入了包括跟踪、盯哨、不当追求等八种行为样态。本法将利用书面告诫、保护令及其他罚则来保护跟踪骚扰受害者，行为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本案预计将有机会于五月进入立法院一读，并在今年年底上路施行。

尽管本法可能仍有不明确与值得改进之处，但对于倡议团体及台湾社会的性别平权来说，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里程碑，宣告台湾政府与社会对跟踪骚扰问题的重视；同时，台湾并非独步全球，其他国家也早已认知到跟踪骚扰问题的严重性，而订有类似法规。然而，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草案内容一经公布，竟在台湾社群网站上引起许多人的反弹（其中多为男性），声称该案是女权“膨胀”的结果，台湾男性从此会被当成“预备犯”，只要对女性展开追求就有可能惹上牢狱之灾。

网路群众的愤怒仅仅是因为没有细读法案内容，因此产生误解吗？恐怕也不尽然。

综观网路留言可以发现，法案最“引人反感”的部分乃是八种行为样态中的“对特定人要求约会、联络或为其他追求行为”，让许多人大呼，“这样以后要怎么结婚生子？”然而，这样的说法乃是出于对跟骚法最基本的误解，也就是一项行为要符合“跟踪骚扰”，必须满足另一个关键的元素：“反复或违反当事人意愿”。因此，很明显地，追求行为本身并不是问题，“怎么追求”才是，若行为人在违背另一方意愿的情况下仍旧反复地提出邀约、纠缠，才有可能构成跟踪骚扰。

不过，网路群众的愤怒仅仅是因为没有细读法案内容，因此产生误解吗？恐怕也不尽然。事实上，我们对这样的断裂并不陌生，近年来许多与性别相关的讨论中，我们越来越常看到不同性别间的冲突甚至对立。更正确地说，这些愤怒与冲突恐怕体现的是某些男性群体在婚家神话和亲密关系市场内感受到的巨大焦虑，以及在各种性别主流化和平权政策中，不同群体在性别意识上的断裂。

“旧时代”与“新社会”

这类的断裂可以说最常在亲密关系──或者通俗一点的说是“求偶”──的语境中出现。

随著女性主义受到推广、女性社群企图在父权社会里的性别互动中找回话语权。但性别平权也遇到反扑，台湾社会的厌女情结不减反增，并以更多元的形式构成对女性和性少数的压迫。与此同时，某些男性则觉得自己成为女性主义的受害者，认为女性主义者“无限上纲”，更有许多女性以此为名要求男性，却仍仰仗著父权社会带来的红利，甚至因此促成对男性的不公待遇。

这类的断裂可以说最常在亲密关系──或者通俗一点的说是“求偶”──的语境中出现，例如从2015年崛起的“母猪教”、到“CCR”（Cross Culture Romance，跨国恋情）而起的争议，再到近日再次出现的少子化讨论与本次的《跟踪骚扰法》，都透露出类似的信息：某些台湾男性深感自己成为亲密关系市场中的“底层”与弱势，女性不是只追逐拥有金钱和社会资源的男性为伴侣，就是以各种“不合理”的标准要求其他男性。他们并发展出如“母猪母猪夜里哭哭”和“台女不意外”等口号，以表达自身愤怒与焦虑，谴责女性的心态与行为。

在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后，性别意识的提升让这套旧日的性别文本逐渐不再为某些人所接受，但新的文本仍旧难产中，导致我们缺乏另类的性别互动选项和信息。

笔者认为，这些因性别互动产生的愤怒与焦虑并非完全是无理取闹，而是源自各种信息和感受的不对称，以及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些不对称。首先，我们的生活环境、成长教育，及大众文化（如浪漫爱情电影与偶像剧）长期以来都依循父权社会里的性别规则，为男性和女性设定了不同的角色与义务，要求男女必须符合和自己生理性别相符的性别想像，并以一套固定的方式和另一种性别进行互动。这套互动文本通常指向一个单一的形式跟结果，也就是建立一个双人一世、以养育子女、传承血缘和累积财产为目的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因此，男人必须在亲密关系里主动，女人则要矜持；男人是关系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女人负责照护与情感劳动；男人可以也必须透过展现自己的经济生产力并收获到一个“好女人”来证明自己的阳刚价值，使自己能够加入“合格男性”的行列，而相对地，女人成为“合格女性”的方式则是展现婚姻和生育的成果。

然而，在三波女性主义运动后，性别意识的提升让这套旧日的性别文本逐渐不再为某些人所接受，但与此同时，父权意识形态仍旧掌握大多数的文化话语权，并与资本主义、种族主义与异性恋霸权等其他压迫体系相互合作，因此新的文本仍旧难产中，导致我们缺乏另类的性别互动选项和信息。

两种落差与剥夺感

人们仍旧被教育著，亲密关系、婚姻家庭是人生重要的成就。

这样的结果是，人们仍旧被教育著，亲密关系、婚姻家庭是人生重要的成就，男性必须透过在经济上的自立和亲密关系上的征服来证明自身的阳刚价值，而女性则要付出各种带有阴性属性的服务。但与此同时，进入到亲密关系市场的男男女女们却经常面临彼此相互矛盾的信息，令人感到无所适从，甚至被排挤。这些冲突信息一方面肇因于“旧时代”与“新社会”对性别互动的不同想像，另一方面也因为，个人会因为自身的性别和其他身分，以及这些身分所代表的利益和处境，而采取不同的标准。

比方说，当女性主义者企图创造新的性别互动模式时，为了维持父权社会里男性可以享有的支配位置和既得利益，享有特权的男性则试图巩固旧有的阳刚想像和规范，以此决定其他男性是否“有资格”加入合格男性的俱乐部；他们也对女性执行同样程度的控制，并透过操纵厌女情结来惩戒、处罚那些不遵守规则、难以控制的女性。另一方面，女性也有可能成为父权体制的拥护者，我们或许因为自身的其他条件（如种族、阶级）而能够透过满足父权的性别想像、享受某些利益，或是因为担心遭受到厌女情结的攻击和伤害，不敢、不愿或无法抵抗父权压迫。

另一类的不对称则存在于公私领域中性别权益进展上的落差⋯⋯台湾社会年年都在忧虑少子化问题，然而却对孕妇和母亲极度不友善。

另一类的不对称则存在于公私领域中性别权益进展上的落差。随著女性在公领域中的参与和现身机会增加，并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男性不免感觉，自己在传统被归为阳刚专属的领域中利益遭到剥夺，更甚者，在公领域两性平等之际，某些私领域中的传统性别想像却仍旧屹立不摇，例如男性还是普遍被认定要扮演主要的养家者。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性别规范倡议一套“新好男人”的行为规范，包括分担家务、参与育儿，而就算男性认同新的性别互动方式，这些多元的标准和条件可能使他们体会到一种“两面不讨好”的情绪，不论在公私领域，都感到自己的责任加重，更不甚“合格”。

女性也在经历著类似的感受，当女性被期待进入劳动市场、投入公领域之际，婚姻和育儿却仍旧被看做女性人生最重要的成就，甚至经常成为女性职涯发展的阻碍。进入适婚、育儿年龄的女性可能因此失去就业和升迁的机会，若决定成家，她们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以平衡家庭和工作，更可能因此被迫永远退出就业市场。而对那些继续留在职场里的女性来说，尽管同样负担著经济重担，但家中的家务和育儿劳动分工却仍旧不平均，使这些女性经常成为两头烧的蜡烛。

于是，不同性别双方在各自的情境中感受到了剥夺感，并因此衍生巨大的挫折，而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贫富和阶级差距又会加深这种剥夺感。当薪资停滞、青年陷入贫穷与高工时的循环，并难以获得良好的生活品质，也缺乏对经营家庭的正式支持（如平价的公共托育）时，上述这些生活中的性别矛盾就更有可能造成冲突。在不确定如何回应这些冲突的情况下，“另一个性别的自私与任性”就成为一个常见的解释。

与此同时，因为各种身分交织而享有特权的群体（如中上阶级的异性恋家庭）却有机会可以透过各种资本和外包服务来解决自身需求，例如可以负担较昂贵的私立托育和保母，或是利用聘请外籍家务工来照顾自家的老人和病人。这个群体也可以透过打造公共论述，让大多数的我们误以为“自己不努力”和“对方不珍惜”的确是造成我们眼下困境的主因，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是父权社会不断巩固与强化旧时的性别规范，而资本主义社会则造成资源的垄断。

于是我们一方面看到青年为了高房价低工资挣扎，另一面却总是在媒体上看到各种“三十岁已存百万”的致富神话，借此转移焦点，催眠普罗大众贫穷无关社会结构。又比方说，台湾社会年年都在忧虑少子化问题，然而却对孕妇和母亲极度不友善，例如我们屡屡看到类似事件，当孕妇抱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不便或太过拥挤时，会有网友回应“怕麻烦／危险就自己开车或不要出门”，或是如果有幼儿在公共场所吵闹，他们的母亲总会遭到严厉的批评。这类舆论假设女性应该要足够努力，好让自己成为好的孕妇、母亲，而忽略了社会支持和资源的重要，却又在女性因此恐惧育儿时，回头责怪她们。

“进步台湾”的美丽迷思

把台湾在同性婚姻立法上的先进，等同于台湾性别平等，一直是一种美丽的误会。

近年来，在同性婚姻等性别议题获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其实我们也目睹保守思维在全球社会的大力反扑和抵抗，例如女性的生育自主权依旧受到严厉的管制，台湾保守派团体就屡屡推出各种限缩对胎权的法案。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国家透过赞颂婚姻的神圣性和描绘一幅美好的小家庭图像，把核心小家庭打造成最主要的养育、照护和经济治理单位，必须负责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各种需求和福祉，借此最小化国家的公共建设和福利责任。而为了让核心小家庭得以稳定运作，并承担经济传承、养育子女和其他照护与资源支持的功能，也就必须持续巩固父权社会的性别规范。

这种种相呼矛盾又呼应之情境说明，性别意识并非以线性发展，很多时候更可能“前进三步退两步”，同时也不仅只涉及个人的意愿，而是受到整体社会发展的影响。

因此，不愿结婚的女性被描述成“国安危机”，因为她们背叛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规定，不愿意为男性付出身体、情感与生殖劳动。另一方面，无法进入婚姻关系的男性感到自身的“失格”，同时面临传宗接代的压力，以及深信自己只能透过建立家庭来保障未来有人照顾自己与家人，于是便试图以其他方式满足自身的婚姻需求，例如转向更弱势的全球南方女性，建立跨国婚姻关系。而这些新移民来到台湾后，则背负著巨大而刻板的性别与国族双重想像，得加倍地确认自己“好妻子、好媳妇、好母亲”的身分，来肯定自己的迁移正当性。而和新移民处境相户呼应的，则当然是选择透过亲密关系“向外流动”的台湾女性则要背负“叛国”之骂名。

这种种相呼矛盾又呼应之情境说明，性别意识并非以线性发展，很多时候更可能“前进三步退两步”，同时也不仅只涉及个人的意愿，而是受到整体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少子化为例，某些男性将低生育率归咎于女性太过重视男性的资本（如房屋和车子）、太过挑剔男性伴侣且自私，才会选择不生育，然而，女性在生育后的经济机会遭到限制，育儿会带来的巨大劳动和心理压力，且社会更把育儿成果当成评量女性价值的最终标准，因此为子女确认未来的经济保障也属于母亲的责任，当我们检视女性面临的这些育儿处境时，我们或许也就不难想像，为什么经济层面会是女性面对育儿抉择时的考量之一。

同样的情况也可在男性身上见到。某些男性尽管可能认同女性主义思维，认可女性可以在公领域有同样杰出的表现，但在选择伴侣时，还是倾向于遵从符合传统性别想像的女性，并希望伴侣可以在婚姻与家庭关系中，负担那些被认定属于女性的劳动，尤其当男性们相信，这样的择偶结果让他们更有机会获得其他男性的认可和赞许，成为“人生胜利组”时，更是如此。

不论是“公主病”还是“直男癌”，都不是个体现象，而从跟骚法到少子化讨论，对于如今很多性别议题上的冲突，是不断变动的社会里，不同的压迫体系互相交织以及角力后造成的断裂。

这并不是说每个女性都可能抱持著上述想法，男性也并非伪善或自相矛盾，而是想要指出，不论是“公主病”还是“直男癌”，都不是个体现象，而从跟骚法到少子化讨论，对于如今很多性别议题上的冲突，我们也不能只用个人的理解力和意愿来解释，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不断变动的社会里，不同的压迫体系互相交织后，发生于进步与保守之间的角力，以及角力后造成的断裂，因此也需要我们以更宏观和全面的角度进行理解，并透过挑战、推翻各种既存压迫与特权体制，才能促成改变。

（V太太，台北出生长大，如今在德国煮饭持家，同时翻译并偶尔写字。女性主义者，关心性别议题，相信文字跟沟通的力量，因此觉得回网路上的留言是最难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