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V太太：從跟蹤騷擾到少子化，「進步台灣」的厭女反撲？

【編按】：台灣婦女團體推動多年的《跟蹤騷擾防制法》，上週由台灣行政院頒布草案，草案明定8種跟蹤、騷擾行為樣態入罪，最重可判五年有期徒刑。小至約會禮儀，大至跟蹤犯罪，都在草案關注範圍內，甫出台，就在台灣激起性別對立的輿論爭論，更有男性網民稱這是「女權自助餐」、「追女生都可能被抓去關，慘啊」、「台女準備好開吉囉」（開吿）等。另外，根據最新數據，台灣預計將成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這又激起了一波咎責討論，其中就包括認為跨國婚姻和跟蹤騷擾法要為這種現象負責的言論。在台灣近年性別相關的輿論風波中，這種對立都愈見凸顯。本文主要關注在從這些輿論中所反映出的台灣兩性在性別意識上的落差，是如何造成的，是否可以理解，又會再如何前進。

在日前一起「假車禍真擄殺」案件引起台灣社會不安與騷動後，婦女團體倡議多年的《跟蹤騷擾防治法》終於見到曙光。行政院日前推出草案，將跟蹤騷擾行為定義為「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的，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之行為」，共納入了包括跟蹤、盯哨、不當追求等八種行為樣態。本法將利用書面告誡、保護令及其他罰則來保護跟蹤騷擾受害者，行為人可能被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本案預計將有機會於五月進入立法院一讀，並在今年年底上路施行。

儘管本法可能仍有不明確與值得改進之處，但對於倡議團體及台灣社會的性別平權來說，確實可以算是一個里程碑，宣告台灣政府與社會對跟蹤騷擾問題的重視；同時，台灣並非獨步全球，其他國家也早已認知到跟蹤騷擾問題的嚴重性，而訂有類似法規。然而，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草案內容一經公布，竟在台灣社群網站上引起許多人的反彈（其中多為男性），聲稱該案是女權「膨脹」的結果，台灣男性從此會被當成「預備犯」，只要對女性展開追求就有可能惹上牢獄之災。

網路群眾的憤怒僅僅是因為沒有細讀法案內容，因此產生誤解嗎？恐怕也不盡然。

綜觀網路留言可以發現，法案最「引人反感」的部分乃是八種行為樣態中的「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讓許多人大呼，「這樣以後要怎麼結婚生子？」然而，這樣的說法乃是出於對跟騷法最基本的誤解，也就是一項行為要符合「跟蹤騷擾」，必須滿足另一個關鍵的元素：「反覆或違反當事人意願」。因此，很明顯地，追求行為本身並不是問題，「怎麼追求」才是，若行為人在違背另一方意願的情況下仍舊反覆地提出邀約、糾纏，才有可能構成跟蹤騷擾。

不過，網路群眾的憤怒僅僅是因為沒有細讀法案內容，因此產生誤解嗎？恐怕也不盡然。事實上，我們對這樣的斷裂並不陌生，近年來許多與性別相關的討論中，我們越來越常看到不同性別間的衝突甚至對立。更正確地說，這些憤怒與衝突恐怕體現的是某些男性群體在婚家神話和親密關係市場內感受到的巨大焦慮，以及在各種性別主流化和平權政策中，不同群體在性別意識上的斷裂。

「舊時代」與「新社會」

這類的斷裂可以說最常在親密關係──或者通俗一點的說是「求偶」──的語境中出現。

隨著女性主義受到推廣、女性社群企圖在父權社會裏的性別互動中找回話語權。但性別平權也遇到反撲，台灣社會的厭女情結不減反增，並以更多元的形式構成對女性和性少數的壓迫。與此同時，某些男性則覺得自己成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認為女性主義者「無限上綱」，更有許多女性以此為名要求男性，卻仍仰仗著父權社會帶來的紅利，甚至因此促成對男性的不公待遇。

這類的斷裂可以說最常在親密關係──或者通俗一點的說是「求偶」──的語境中出現，例如從2015年崛起的「母豬教」、到「CCR」（Cross Culture Romance，跨國戀情）而起的爭議，再到近日再次出現的少子化討論與本次的《跟蹤騷擾法》，都透露出類似的訊息：某些台灣男性深感自己成為親密關係市場中的「底層」與弱勢，女性不是只追逐擁有金錢和社會資源的男性為伴侶，就是以各種「不合理」的標準要求其他男性。他們並發展出如「母豬母豬夜裏哭哭」和「台女不意外」等口號，以表達自身憤怒與焦慮，譴責女性的心態與行為。

在三波女性主義運動後，性別意識的提昇讓這套舊日的性別文本逐漸不再為某些人所接受，但新的文本仍舊難產中，導致我們缺乏另類的性別互動選項和資訊。

筆者認為，這些因性別互動產生的憤怒與焦慮並非完全是無理取鬧，而是源自各種資訊和感受的不對稱，以及不知道如何回應這些不對稱。首先，我們的生活環境、成長教育，及大眾文化（如浪漫愛情電影與偶像劇）長期以來都依循父權社會裏的性別規則，為男性和女性設定了不同的角色與義務，要求男女必須符合和自己生理性別相符的性別想像，並以一套固定的方式和另一種性別進行互動。這套互動文本通常指向一個單一的形式跟結果，也就是建立一個雙人一世、以養育子女、傳承血緣和累積財產為目的的婚姻和家庭關係。

因此，男人必須在親密關係裏主動，女人則要矜持；男人是關係裏的主要經濟支柱，女人負責照護與情感勞動；男人可以也必須透過展現自己的經濟生產力並收穫到一個「好女人」來證明自己的陽剛價值，使自己能夠加入「合格男性」的行列，而相對地，女人成為「合格女性」的方式則是展現婚姻和生育的成果。

然而，在三波女性主義運動後，性別意識的提昇讓這套舊日的性別文本逐漸不再為某些人所接受，但與此同時，父權意識形態仍舊掌握大多數的文化話語權，並與資本主義、種族主義與異性戀霸權等其他壓迫體系相互合作，因此新的文本仍舊難產中，導致我們缺乏另類的性別互動選項和資訊。

兩種落差與剝奪感

人們仍舊被教育著，親密關係、婚姻家庭是人生重要的成就。

這樣的結果是，人們仍舊被教育著，親密關係、婚姻家庭是人生重要的成就，男性必須透過在經濟上的自立和親密關係上的征服來證明自身的陽剛價值，而女性則要付出各種帶有陰性屬性的服務。但與此同時，進入到親密關係市場的男男女女們卻經常面臨彼此相互矛盾的資訊，令人感到無所適從，甚至被排擠。這些衝突資訊一方面肇因於「舊時代」與「新社會」對性別互動的不同想像，另一方面也因為，個人會因為自身的性別和其他身分，以及這些身分所代表的利益和處境，而採取不同的標準。

比方說，當女性主義者企圖創造新的性別互動模式時，為了維持父權社會裏男性可以享有的支配位置和既得利益，享有特權的男性則試圖鞏固舊有的陽剛想像和規範，以此決定其他男性是否「有資格」加入合格男性的俱樂部；他們也對女性執行同樣程度的控制，並透過操縱厭女情結來懲戒、處罰那些不遵守規則、難以控制的女性。另一方面，女性也有可能成為父權體制的擁護者，我們或許因為自身的其他條件（如種族、階級）而能夠透過滿足父權的性別想像、享受某些利益，或是因為擔心遭受到厭女情結的攻擊和傷害，不敢、不願或無法抵抗父權壓迫。

另一類的不對稱則存在於公私領域中性別權益進展上的落差⋯⋯台灣社會年年都在憂慮少子化問題，然而卻對孕婦和母親極度不友善。

另一類的不對稱則存在於公私領域中性別權益進展上的落差。隨著女性在公領域中的參與和現身機會增加，並掌握越來越多的話語權，男性不免感覺，自己在傳統被歸為陽剛專屬的領域中利益遭到剝奪，更甚者，在公領域兩性平等之際，某些私領域中的傳統性別想像卻仍舊屹立不搖，例如男性還是普遍被認定要扮演主要的養家者。另一方面，新時代的性別規範倡議一套「新好男人」的行為規範，包括分擔家務、參與育兒，而就算男性認同新的性別互動方式，這些多元的標準和條件可能使他們體會到一種「兩面不討好」的情緒，不論在公私領域，都感到自己的責任加重，更不甚「合格」。

女性也在經歷著類似的感受，當女性被期待進入勞動市場、投入公領域之際，婚姻和育兒卻仍舊被看做女性人生最重要的成就，甚至經常成為女性職涯發展的阻礙。進入適婚、育兒年齡的女性可能因此失去就業和升遷的機會，若決定成家，她們往往難以獲得足夠的社會支持以平衡家庭和工作，更可能因此被迫永遠退出就業市場。而對那些繼續留在職場裏的女性來說，儘管同樣負擔著經濟重擔，但家中的家務和育兒勞動分工卻仍舊不平均，使這些女性經常成為兩頭燒的蠟燭。

於是，不同性別雙方在各自的情境中感受到了剝奪感，並因此衍生巨大的挫折，而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貧富和階級差距又會加深這種剝奪感。當薪資停滯、青年陷入貧窮與高工時的循環，並難以獲得良好的生活品質，也缺乏對經營家庭的正式支持（如平價的公共托育）時，上述這些生活中的性別矛盾就更有可能造成衝突。在不確定如何回應這些衝突的情況下，「另一個性別的自私與任性」就成為一個常見的解釋。

與此同時，因為各種身分交織而享有特權的群體（如中上階級的異性戀家庭）卻有機會可以透過各種資本和外包服務來解決自身需求，例如可以負擔較昂貴的私立托育和保母，或是利用聘請外籍家務工來照顧自家的老人和病人。這個群體也可以透過打造公共論述，讓大多數的我們誤以為「自己不努力」和「對方不珍惜」的確是造成我們眼下困境的主因，而忽略了，真正的問題是父權社會不斷鞏固與強化舊時的性別規範，而資本主義社會則造成資源的壟斷。

於是我們一方面看到青年為了高房價低工資掙扎，另一面卻總是在媒體上看到各種「三十歲已存百萬」的致富神話，藉此轉移焦點，催眠普羅大眾貧窮無關社會結構。又比方說，台灣社會年年都在憂慮少子化問題，然而卻對孕婦和母親極度不友善，例如我們屢屢看到類似事件，當孕婦抱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不便或太過擁擠時，會有網友回應「怕麻煩／危險就自己開車或不要出門」，或是如果有幼兒在公共場所吵鬧，他們的母親總會遭到嚴厲的批評。這類輿論假設女性應該要足夠努力，好讓自己成為好的孕婦、母親，而忽略了社會支持和資源的重要，卻又在女性因此恐懼育兒時，回頭責怪她們。

「進步台灣」的美麗迷思

把台灣在同性婚姻立法上的先進，等同於台灣性別平等，一直是一種美麗的誤會。

近年來，在同性婚姻等性別議題獲得重大進展的同時，其實我們也目睹保守思維在全球社會的大力反撲和抵抗，例如女性的生育自主權依舊受到嚴厲的管制，台灣保守派團體就屢屢推出各種限縮對胎權的法案。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國家透過讚頌婚姻的神聖性和描繪一幅美好的小家庭圖像，把核心小家庭打造成最主要的養育、照護和經濟治理單位，必須負責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各種需求和福祉，藉此最小化國家的公共建設和福利責任。而為了讓核心小家庭得以穩定運作，並承擔經濟傳承、養育子女和其他照護與資源支持的功能，也就必須持續鞏固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

這種種相呼矛盾又呼應之情境說明，性別意識並非以線性發展，很多時候更可能「前進三步退兩步」，同時也不僅只涉及個人的意願，而是受到整體社會發展的影響。

因此，不願結婚的女性被描述成「國安危機」，因為她們背叛了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與規定，不願意為男性付出身體、情感與生殖勞動。另一方面，無法進入婚姻關係的男性感到自身的「失格」，同時面臨傳宗接代的壓力，以及深信自己只能透過建立家庭來保障未來有人照顧自己與家人，於是便試圖以其他方式滿足自身的婚姻需求，例如轉向更弱勢的全球南方女性，建立跨國婚姻關係。而這些新移民來到台灣後，則背負著巨大而刻板的性別與國族雙重想像，得加倍地確認自己「好妻子、好媳婦、好母親」的身分，來肯定自己的遷移正當性。而和新移民處境相戶呼應的，則當然是選擇透過親密關係「向外流動」的台灣女性則要背負「叛國」之罵名。

這種種相呼矛盾又呼應之情境說明，性別意識並非以線性發展，很多時候更可能「前進三步退兩步」，同時也不僅只涉及個人的意願，而是受到整體社會發展的影響。以少子化為例，某些男性將低生育率歸咎於女性太過重視男性的資本（如房屋和車子）、太過挑剔男性伴侶且自私，才會選擇不生育，然而，女性在生育後的經濟機會遭到限制，育兒會帶來的巨大勞動和心理壓力，且社會更把育兒成果當成評量女性價值的最終標準，因此為子女確認未來的經濟保障也屬於母親的責任，當我們檢視女性面臨的這些育兒處境時，我們或許也就不難想像，為什麼經濟層面會是女性面對育兒抉擇時的考量之一。

同樣的情況也可在男性身上見到。某些男性儘管可能認同女性主義思維，認可女性可以在公領域有同樣傑出的表現，但在選擇伴侶時，還是傾向於遵從符合傳統性別想像的女性，並希望伴侶可以在婚姻與家庭關係中，負擔那些被認定屬於女性的勞動，尤其當男性們相信，這樣的擇偶結果讓他們更有機會獲得其他男性的認可和讚許，成為「人生勝利組」時，更是如此。

不論是「公主病」還是「直男癌」，都不是個體現象，而從跟騷法到少子化討論，對於如今很多性別議題上的衝突，是不斷變動的社會裏，不同的壓迫體系互相交織以及角力後造成的斷裂。

這並不是說每個女性都可能抱持著上述想法，男性也並非偽善或自相矛盾，而是想要指出，不論是「公主病」還是「直男癌」，都不是個體現象，而從跟騷法到少子化討論，對於如今很多性別議題上的衝突，我們也不能只用個人的理解力和意願來解釋，因為它們所反映的，是不斷變動的社會裏，不同的壓迫體系互相交織後，發生於進步與保守之間的角力，以及角力後造成的斷裂，因此也需要我們以更宏觀和全面的角度進行理解，並透過挑戰、推翻各種既存壓迫與特權體制，才能促成改變。

（V太太，台北出生長大，如今在德國煮飯持家，同時翻譯並偶爾寫字。女性主義者，關心性別議題，相信文字跟溝通的力量，因此覺得回網路上的留言是最難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