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香港跨商、美国红利和全球化，如何形塑今日的中美格局

【编者按】：在失语的日子里，我们还可以怎样谈论香港？如何理解香港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个读书栏目，我们追踪最新的香港学术研究，重读香港研究的经典著作，希望提供香港的一种读法，展现理解香港的多种可能。到头来，我们或者发现，香港从来都是在多种力量、网络和偶然中，生成和变化著的实体，不能被简单定义。

当香港一片哀愁，“我都唔知道”成为很多人的现况，我们还想试著阅读，再说一说：香港究竟是怎样的香港。

若不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港人可能没有那么察觉这座城市和美国的关系。在这场当代香港最激烈的抗争运动中，连结美国一度成为香港抗争者和政治人物的重要策略，后来也构成港区国安法立法后政权清算的罪证。

翻开战后历史的扉页，香港和美国的联系一直广泛而深入，却并不总是由上述的政治人物推动。历史上港美的民间联系，很大程度上由香港的华商推动，而他们的跨太平洋美国联系，一方面形塑香港的经济面貌，另一方面也推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不过，这样的故事并未写进主流的香港历史著作。

韩墨松笔下的跨太平洋香港故事无疑挑战了最新的官学定论。

Made in Hong Kong：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作者：Peter E. Hamilton

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时间：2021年1月

近来，岭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韩墨松（Peter E. Hamilton）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香港制造：跨太平洋网络与全球化新历史），正正要补足上述香港史研究的空白，讲述“香港故事”被遗忘、被遮蔽的港美关系面向。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1945-1990年代有深厚美国联系的香港华商（作者称为“跨商”)，他们在战后利用横跨美港两地的社会网络，在全球地缘政治变动、美国势力在亚洲大幅扩张的情形下，巩固和壮大自身的财富和政经地位。他们首先推动香港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其后亦促使中国进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政经秩序，重写全球化的历史。当香港已然成为中美角力的前沿，这本书写冷战时期香港在中美关系中的历史作用的最新著作，正好帮助我们思考香港的地缘政治角色。

“跨商”关系圈：战后香港与美国联系的菁英网络

他们大多出生在苏浙和广东一带，一或接受教会学校教育，一或留学美国。进入社会后，他们或是任职美资企业，或是和美国有生意往来，建立起现代化的知识、跨文化的背景、以及美国的人脉——这就是作者书中所述早期的“跨商”。

作为英国殖民地，战后香港的发展却和美国密不可分——这是作者韩墨松贯穿全书的主题。这是因为美国作为战后世界第一大国，正逐渐将其在华的资源和网络转移到香港，开启西太平洋的冷战工程，并重塑全球的资本主义进程。当中，一群有美国联系的香港商界菁英，成为美国势力扩张的在地协力者。

清末民初，一批新型社会菁英冒起，他们不是传统的士绅阶层，而是接受新学和依附在各列强的政治家、工业家、商人、学者、买办和专业人士，当中不少有美国联系。他们大多出生在苏浙和广东一带，一或接受教会学校教育，一或留学美国。进入社会后，他们或是任职美资企业，或是和美国有生意往来，建立起现代化的知识、跨文化的背景、以及美国的人脉——这就是作者书中所述早期的“跨商”。在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转型（1946-1952）期间，他们移居香港，成为七十万人逃港的少数派。

众所周知，南来的上海工业家促使香港的工业起飞，但背后具体的美国联系却未必为人熟知。回到当时的语境，这些跨商来港再兴实业其实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失去厂房和机器，加上韩战爆发、联合国禁运中国，而欧洲重建、各国大兴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令他们的工业制品难有销路。幸好，这些跨商早在中国时就完成美国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帮助他们找到美国这一庞大买家。以“纺织大王”唐炳源为例（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祖父的堂兄），他在商业上的成功就离不开其深厚的美国人脉。

这些跨商来港再兴实业其实并非易事，实际环境令他们的工业制品难有销路。所幸他们早在中国时就完成美国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帮助他们找到美国这一庞大买家。

生于江苏无锡望族，唐炳源先后受教于美国圣公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清华学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商学院。而早在家乡无锡，唐炳源就已经创立纺织厂，其后先在中日战争爆发迁至上海租界，后于国共内战时移师香港，在1948年创立南海纱厂（90年代改名南海公司，现为于品海持有）。

初来香港时，尽管唐炳源失去厂房和机器这些抵押品，工厂亦未有可观的盈利纪录，但唐炳源积累的人脉使其借得贷款作营运资金，因为他深得和他有相似美国联系的银行家信任。除此，在1955年，唐炳源更藉著战后美国放宽种族移民政策，入籍美国。

韩墨松指出，美国公民的身份确保唐炳源在美国禁运的敏感时期得以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假设所有香港华人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严格审核中国产品进入美国）；而哈佛商学院的背景，则为他的产品找到商业买家。韩墨松翻查出1951年哈佛商学院的校友杂志，上面载有唐炳源的求助文章：“我的公司每天生产2400件衣服，请问有没有校友是百货公司买手，可以帮我一把？”（笔者意译）最后，唐炳源的美国军人朋友确实伸出援手，在韩战和越战期间，美军成为南海纱厂的固定买家。正是这些美国联系，造就美国在1959年已成为香港产品的最主要市场；而南海纱厂亦在1970年左右，成为全港最大的生产商。

教会、基督教高校和香港中文大学：编织跨太平洋教育网络

如果说南来资本家的最大贡献是把美国的消费市场带到香港制造商眼前，那么同样有美国联系的教会、传教士和基督教高等院校则是将美国的“国家-私人网络”引进香港。

如果说南来资本家的最大贡献是把美国的消费市场带到香港制造商眼前，那么同样有美国联系的教会、传教士和基督教高等院校则是将美国的“国家-私人网络”（state- private networks）引进香港。

根据韩墨松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美国教会和基督教高校都肩负改造中国的使命，但共产主义转型把他们逐出中国，香港于是成为他们新的落脚点。在1950年代，香港因逃港潮爆发人道危机，各个美国教会（如循道卫理）先后在多区兴建社区中心、职业训练中心、天台学校、中小学，成为援助南来难民和传教的最前线力量——根据推算，共有四分之一的港人受到这些教会的援助。

当然，这些活动是有政治色彩的，美国领事就成立专门的部门在背后统筹和拨款数百万美元支持。对此，殖民政府在小心提防的同时，又相当依靠这些美国教会分担政府的社会服务，一同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人道危机。值得注意的是，跨商在其中担当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往往也是基督教徒，可以被任命为美国教会在港的领袖，在美国政府、美国教会总部、香港教会和殖民政府间协商，形成“美国人管钱，华商管事”的结构。韩墨松提醒我们，正是因为跨商的华人面孔，掩盖了这些项目背后的美国色彩和政治元素。

和美国教会相似，基督教高等院校同样因中共执政后被赶至香港，成为“逃亡大学”（Refugee Colleges）。1951年成立的崇基学院，就是延续十三所中国基督教大学（如金陵大学、沪江大学）的办学使命，成为殖民地以中文为主的基督教高等学府。和南来教会一样，韩墨松认为有美国联系的跨商对这些基督教高校至关重要，他们担当这些高校的领袖，一方面招揽美国资金（如岭南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等），另一方面争取殖民政府的支持建校。这并非一件易事，因为高等教育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重镇，殖民政府看得很紧。在1959年，殖民政府就打算统合有美国联系的高等院校，建立殖民地的第二所大学（即香港中文大学），令其重新导向英联邦教育系统。

然而，当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时，其首任校长还是有深厚美国联系的跨商——李卓敏。1912年出生的李卓敏是美籍华裔经济学家，他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曾任职国民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并代表国民政府在1944年出席决定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布列敦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当他被挑选为中文大学的首任校长，他是少数殖民地公共机构的华人首长。韩墨松指出，在李卓敏掌舵下的中文大学，到最后没有成为英国制度的大学，而是演变成美国导向的“跨太平洋大学”（Transpacific University）。他的美国联系，不但为中文大学引入美国系统的课程（如MBA课程）和学者，更筹集丰厚的美国资金，为师生创造到美国深造的机会，成为香港连接美国的桥梁。

在韩墨松看来，这种美国导向、跨商协力的社福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造对殖民管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香港的“非正式解殖”。

在韩墨松看来，这种美国导向、跨商协力的社福建设和高等教育改造对殖民管治产生深远的影响，推动香港的“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的权力秩序发生改变：美国越来越重要，形塑很多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而很多未来的社会领袖也导向美国的教育网络——在1970年代，香港一跃成为全球最多美国留学生的地区，促使三十多万港人在1950-1989期间入籍美国。

韩墨松提醒，这种教育和移民的选择恐怕很大程度上是由富庶的家庭占据，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留给一般的家庭。也正是这一批人，编织起横跨香港和美国的庞大网络，促使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落地香港。

美国联系和香港经济起飞

“宪制上是英国负责香港的管治，经济层面则是美国更加重要。”

“宪制上是英国负责香港的管治，经济层面则是美国更加重要。”引用1983年，时任民政司黎敦义（Denis Bray）在香港美国商会（AmCham）的发言，韩墨松进一步展示，美国对香港越来越重要，乃至推动“非正式解殖”，更显著的范畴还是在经济层面。

在金融机构方面，尽管殖民地最重要的银行——汇丰银行被认为是英国人的银行，但当有美国联系的民国银行家（跨商）沈熙瑞在韩战后成为汇丰银行的“非正式顾问”，并在1964年成为首任华人总经理，其商业视角也逐渐转向美国。

这种美国导向，指的是沈熙瑞说服、驱使汇丰银行借贷给有相似美国联系的上海工业家，促进后者出口香港制造的纺织品到美国。事实上，这群上海工业家渐渐成为汇丰银行盈利的重要客人，除了工商贷款的收入，工厂出口赚到的美元还会留在汇丰银行，成为供汇丰银行在全球买卖的美元资产。

此外，美国更直接的经济影响是对港的直接投资。挖掘过去研究者甚少注意的香港工商管理署档案，韩墨松指出在1960年-1973年，香港工业吸收大量的外来投资，当中最大来源国依次为美国、日本和英国。这些美商的投资，除了包括两大能源巨头埃克森和美孚——他们在香港建成亚洲最大发电厂和全世界最大私人屋苑项目（即美孚新邨），还集中在以美国为出口目的地的纺织业和电子产业。有趣而不意外的是，美资的落地往往靠有美国联系的跨商协力。

美国的经济影响还有美式的管理、技术和市场，他们往往由第二代跨商落地香港。

更进一步，韩墨松指出美国的经济影响还有美式的管理、技术和市场，他们往往由第二代跨商落地香港。透过留学和移民美国的路径，第二代跨商维持美国联系，学习美式商业知识，进而改变家族企业的面貌。如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70年代参与家族航运公司东方海外，将公司业务拓展到货柜航运，胡应湘将家族企业由建筑公司转型为商业地产发展商，冯国经与其弟冯国纶将利丰集团从贸易公司发展成供应链管理巨头，都是第二代跨商利用美国联系、转化美式商业经验的例子。

由此，韩墨松提醒，当谈论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时，不能忽视当中的跨太平洋网络以及富商采用的教育和移民策略。

中国崛起的香港源起：移植跨太平洋网络

如果说，香港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离不开美国联系，那么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也和香港的跨太平洋网络密切相关。

如果说，香港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离不开美国联系，那么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也和香港的跨太平洋网络密切相关。

1979年2月，邓小平在中美建交后访美，有一个随行的人问他为什么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言外之意，中国也要这么做。这本书指出，香港就是中国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重要地方，而这种关系甚至推前到1971年中美恢复贸易后就发生，当中的主角是广东地方政府、国企、香港美国商会和香港跨商。

尽管1970年代初的中国仍处于政治运动起伏不定、追求意识形态净化的毛时代，但这不代表中国就孤立于国际贸易，尤其是中港和中美间的贸易。比如，不少国企就透过香港从美国企业购得先进的科技和产品；广东的地方领导亦抱持开放态度，邀请香港美国商会（AmCham）的企业家参加广州交易会，寻求经济合作机会，而香港商人更在1973年更于宝安（深圳前身）开展补偿贸易。

一代香港跨商也由此成为中国高层统战的宠儿，他们不仅带来资金和技术，还提供接驳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跨太平洋视野和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成立的香港美国商会（AmCham）在中美贸易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他一方面汇聚了香港最重要的商业精英（当中不必然是美国公司和美国公民，而有很多本地华商），不但经常关注、讨论中国的商业形势，还和中国官员密切交流（比如介绍美国的贸易制度和关税）。另外，香港美国商会亦和美国外交圈有联系，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正常化。由此，韩墨松指出，早在1978年前，很多香港跨商就预料到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并为此做好准备。

当1978年深圳特区成立，香港的跨商自然就成为先行一步的开拓者，成为邓小平口中“踏著石头过河”的“第一块石头”。一代香港跨商也由此成为中国高层统战的宠儿，他们不仅带来资金和技术，还提供接驳到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的跨太平洋视野和网络。冯氏兄弟的利丰集团和胡应湘的合和集团就是当中的表表者，前者将中国工厂纳入到美国消费者市场的供应链，后者则兴建广深高速公路，为珠三角的工业起飞架设完善的交通网络，两者都促成同一个目标：将全世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接上全世界的消费市场。

六四之后：保护跨太平洋网络

然而，这样的连线不无危机，1980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都冲击中美港三方的局势和香港跨商的商业利益。

一般人的印象是，香港前途问题的结果——“一国两制”是中英谈判的结果。但韩墨松指出：香港资本家和北京权力关系不像今日理解的那么不平等，“一国两制”实际上是北京和香港资本家协商的结果。作为交易，香港资本家同意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即不撤资），加速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相反北京则同意维持香港的自主。就是这样，香港问题获得暂时安置，香港资本家得以大举投资中国，继续担任中美经济的中间人角色，推动中国经济起飞，直到六四来临。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血腥镇压，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由香港跨商担任中间人的中美跨太平洋经济网络。对香港的跨商来说，中间人的两头都已改变，北京的一方领导层经历洗牌，其政治同盟者赵紫阳和许家屯失去权力，而美国一方白宫和国会则热烈辩论对华政策，后者更发起跨党派议案封锁北京，废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MFN）。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血腥镇压，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由香港跨商担任中间人的中美跨太平洋经济网络。

自1980时代开始，美国总统都向国会提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建议，再由国会批准通过。这项贸易协定对中美贸易和香港都至关重要，因为一旦改变将提升关税，危及香港经济。究竟是否维持中国最惠国待遇，白宫和国会的立场各异，前者视中国为制衡苏联的盟友，希望维持中国的关系，故抱持支持的态度，国会的态度则相对激烈，希望以此议题挂钩中国的人权问题。

在美国“后六四”的政策大辩论中，港英政府、香港美国商会和香港资本家史无前例地并肩作战，结成游说最惠国待遇的同盟。当中，香港华商的美国联系，更是“爱国爱港”的利器，协助北京突破国际封锁。他们在台前幕后，用尽各种在美国政界和商界人脉，尝试建立一种论述：取消最惠国待遇使香港成为受害者，并丧失香港影响中国的作用；只有继续和中国交往，才使中国继续改革，迈向自由化。换言之，中美港三方的跨太平洋缔结，是需要继续维持的。

将香港纳入对华政策的讨论加强了老布什的政策论述。最后，美国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附上人权条款。此后数年，每年香港的华商都组团访美，在台前幕后动用一切的美国联系游说美国朝野，直至1995年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永久化。

韩墨松指出，将香港纳入对华政策的讨论加强了老布什的政策论述。最后，美国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但附上人权条款。此后数年，每年香港的华商都组团访美，在台前幕后动用一切的美国联系游说美国朝野，直至1995年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永久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政策游说团包括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他是当时“港美经济合作委员会”的主席。韩墨松指出，除了忠诚和有负于北京以外（霍英东和中国银行在八十年代注资濒临破产的东方海外，被认为是北京幕后操手、统战董建华的举动），董建华在众多行政长官候选人脱颖而出的一大原因是：广泛的美国人脉。我们有理由相信，对九十年代的北京来说，董建华拥有的美国人脉是其他港英政务官和香港商人无法企及，更是香港管治、经济发展和香港继续促进中国改革的有利因素，因此他被北京选为特首。我们不要忘记，董建华至今仍是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席，为中美关系穿针引线。

结语：美国对香港意味著什么？

总括而言，本书切入角度独特，原始资料扎实，一方面为香港研究引入美国因素，另一方面为中美关系和全球化研究引入香港视角，两者都令人眼前一亮。当香港研究迈向“全球香港”范式的时候，韩墨松这本著作正正示范了如何动听地说一个“全球香港”的故事。或者我们不难发现，由跨商串起的香港经济转型、中国崛起和全球化，是一个“圈子决定成败，关系改变世界”的成功学故事，是一个财富累积和跨代承传的故事，更是一个阶级固化和不平等增长的故事。

如果香港故事是成功故事，那么韩墨松笔下的跨太平洋香港故事无疑挑战了最新的官学定论。根据董建华创立的团结香港基金牵头编撰的《香港地方志》，香港成功的原因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深水港、英国人的自由港政策、香港人的灵活头脑和拼搏精神、中国政府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国策、国家改革开放等有利因素汇集在一起”。这里面五大因素，两个是关于“背靠祖国”，没有任何笔墨提及美国。但《香港地方志》背后的推手董建华一定相当清楚，无论是香港的发展，还是他家族的财富和本人的官位，其实都离不开美国联系。

根据董建华创立的团结香港基金牵头编撰的《香港地方志》，香港成功的五大因素，两个是关于“背靠祖国”，没有任何笔墨提及美国。但《香港地方志》背后的推手董建华一定相当清楚，无论是香港的发展，还是他家族的财富和本人的官位，其实都离不开美国联系。

这是一个甚有说服力的故事，但也似乎过于顺滑，美国和香港跨商的关系好像可以化约成“跟著美国就发达”，两者仿佛没有矛盾、角力和制约。另一方面，本书的美国和香港跨商的经济联系似乎集中在产业和贸易，而没有涉及金融行业和金融化的问题——但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面向。置身在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跨商和美国和全球化应有更多的金融故事值得发掘书写。

读毕此书，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美国对香港意味著什么？对很多人来说，美国是“民主的灯塔”、香港民主运动的支持者。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美国是干预香港事务的外国势力，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但对本书的跨商来说，美国并非“霸权”和“帝国”，而是发展的机遇、先进的知识体系和资本累积的社会网络，更是家族成员移民和教育的自然选择。到后来，美国联系甚至还是贡献“国家所需”的优势，协助中国跃升为美国秩序下的强国。

在作者看来，这种美国导向是香港“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也许更像是“再依附”的进程，即将香港从宗主国英国“再依附”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

在作者看来，这种美国导向是香港“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的过程，但实际上，这也许更像是“再依附”的进程，即将香港从宗主国英国“再依附”到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在这个过程，香港的权力精英就算真的由英国导向转向美国导向，但这恐怕不是解殖，因为香港殖民的结构、制度和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反而大致保留和延续。

对北京而言，美国联系也许是香港精英和香港这座城市的重要资产，至少在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是这样。但如今中国似乎正在修正、重塑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美关系亦更加对立。在这种情形下，香港（精英）的美国联系，会否从资本转变为负债和“原罪”，还是在表面紧张的局势下更显重要？而他们对美国和中国又将有怎样的取向？这也许是当下中美间的战略竞争，关于香港的一种暧昧。

从历史来看，“识时务”的一代香港精英善于通过移民和教育两大路径建立大国联系（包括英国和美国），累积家族财富和社会网络，那么如今的香港精英似乎也应该要将家族成员移居中国和到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这似乎仍不是香港精英的集体选择。由此观之，这是否意味著中国仍未是一个能和美国匹敌的强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