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英国大罢工：从夏天到冬天，英国人在愤怒什么？

（章罗储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劳工与发展研究硕士）

2022年的夏天，被英国媒体称为愤怒的夏天，因为那是继2014年之后，英国又一次迎来的一次盛大的罢工潮：包括皇家邮政、教师、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护士、公务员、刑事律师在内的各行业的工会，都在准备或正在进行罢工要求加薪；罢工开始时，英国首相还是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他的继任者卓慧思（Liz Truss）在经过近乎魔幻的49天内阁后下台，到现在，英国已经换上了一年内的第三任首相苏纳克（辛伟诚，Rishi Sunak）。唯一不变的是，罢工潮还未停止。比起2014年，这次的罢工潮规模更大，包括亚马逊、码头工人在内的私营企业，大英博物馆这样的文化单位，和大律师（barrister）这样的自雇者，都在罢工。

至2月1日，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火车司机等行业都加入了罢工行列，根据统计，当天英国总共有50万人参加了罢工，《卫报》称之为十年来最大的罢工日。同时，为了反对英国政府提出的罢工（最低服务水平）法案（也被习惯性地称之为反罢工法）（Strikes (Minimum Service Levels) Bill），各个工会还组织了罢工游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预计2023年英国经济将收缩0.6%。令人难堪的是，即使是深陷战争和制裁的俄罗斯，2023年也将预期增长0.3%。

当天的首相问答时间，首相苏纳克说“孩子们今天应该上学”。看起来，他试图像应对其他罢工一样，将工会与公众对立起来。不过，这些说法都没有获得什么实质性影响。根据民意调查，即使看上去最令人怨声载道的火车司机罢工，截至1月31日，YouGov的民意调查仍然显示有40%的英国民众支持他们，而护士罢工的支持率更高达65%。

雪上加霜的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坏资本家赚够了足够多的钱、但不愿意给员工钱的故事。1月3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预计2023年英国经济将收缩0.6%，成为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唯一经济衰退的国家。令人难堪的是，即使是深陷战争和制裁的俄罗斯，2023年也将预期增长0.3%。

保守党“十二年紧缩”的无能？

2010-2020年间，英国社会福利计划每年削减超过360亿元。2010年至2015年期间，公共支出总额实际削减了 3.0%，其中政府预算直接削减了9.1%。

尽管不同行业的工会通过罢工所希望达成的诉求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本次罢工潮的一个主要诉求就是加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全球的通货膨胀率飙升。2020年，英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9.2%，零售业的通货膨胀率更一度达到了19.2%，而大多数行业的薪资增长完全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以在NHS工作的护士为例，他们今年只得到了3%的加薪，因此触发了罢工投票并最后开始了罢工。但即使按照罢工期间政府提出的5%的加薪幅度，他们的工资也远远追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其他行业也大致如此。

更重要的是，对大多数行业来说，通货膨胀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以护士为例，自2010年开始，在加薪与上涨的物价相互抵消后，NHS护士的实际工资一直在下降。根据纳菲尔德信托（Nuffield Trust）的统计，2018年，NHS护士的实际工资比2010年下降了9.3%，即使在大流行投入了额外资金的情况下，2022年护士的实际工资仍然比2010年低了5.9%，而护士只是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行业。

2010年，工党在争取第四次连任时失利，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二战后英国第一个联合内阁。卡梅伦上台前，英国正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而英国的财政预算赤字自2002年后就一直在增加。在开展竞选活动时，卡梅伦已经提出要缩减公共开支。他宣称，预算赤字代表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年代”，而保守党的上台将使得“不负责任的时代让位于紧缩的年代”。

2010年6月，卡梅伦政府的第一次财政预算中，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宣布，该届政府将消除结构性经常预算赤字，同时降低国家债务占GDP的比例。同时，乔治·奥斯本还宣布下调英国的公司税，并预期在2014将公司税调降至24%，并从2015年开始实行单一公司税制度，税率将固定在20%。与其同时，奥斯本还提高了年度投资津贴以给予企业投资补贴。

由这份财政预算开始，英国正式进入了“紧缩的十年”。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2020年间，英国社会福利计划每年削减超过360亿元。2010年至2015年期间，公共支出总额实际削减了 3.0%，其中政府预算直接削减了9.1%。紧缩并非局限在某一特定领域，而是包括警察、道路维修、图书馆、法院、监狱、住房维修、地方政府预算等，甚至国防预算也大幅减少。

尽管名义上NHS和教育行业没有受到紧缩政策的影响，但实际上这两个行业也深受其害。紧缩政策限制了工资的增长，因此出现了教师和医护工资实际下降的情况。另一个时常被人忽略的问题就是，社会福利体系是一个系统，任何环节的改变都会影响整个系统。许多原有行之有效的社会服务被削减，导致许多问题被推给NHS和中小学来处理，因而实际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其实紧缩政策也从未像其提出者那样完全实现。英国国家养老金受到所谓的“三重锁定”（triple lock）公式的保护，即每年以平均收入增长、消费者价格通胀中较高的基准增长，但最高不超过2.5%。自2010年以来，养老金实际增长了8%。由于养老金的领取者多为保守党的支持者，保守党从未提出过养老金改革方案。但是，即使养老金逐年实际上升，2015年开始，老年人的贫困率开始上升至16%，并且自此开始逐年增长。《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自 2010 年以来，地方政府在增加税收情况下收入下降了大约五分之一，由地方政府提供的许多公共服务也被迫缩水。老年人所依赖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少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以现金发放的养老金。这反过来使得削减养老金更不受欢迎，从而使得养老金越来越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

与紧缩政策的提出者所宣称的正好相反，英国不仅没有从紧缩政策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

紧缩政策的效果非常明显。2020年刊登在《英国医学通报》（British Medical Bulletin）的一份研究指出，2014年开始，英国的婴儿死亡率开始上升，2017年英国的婴儿死亡率上升至千分之3.9，而越贫困的地方死亡率越高；自2014年开始，英国的预期寿命出现了下降，无家可归率和所谓的绝望致死导致的死亡率大幅上升。财政研究所（Institute of Fiscal Studies）的报告则指出，2010年至2020年间，英国教育总支出实际削减了8%，每名学生的实际支出下降了9%。最终，2019年，英国和威尔士犯罪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十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时报的分析指出，犯罪率上升可能是紧缩政策对青年和社会服务的削减以及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加剧的连锁反应。2022年11月南安普顿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紧缩政策导致总犯罪率增加 3.7%，暴力犯罪率增加了4.8%，而在“更贫困的社区，地区内的集中犯罪率要高得多”。

即使负面效应如此严重，紧缩政策的提出者和辩护者仍然相信，削减预算将确保各国量入为出，而收支平衡的“预算”将使得政府有空间减税。最终，减税、放松管制、将“臃肿”的公共服务私有化和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将使经济更健康、更强健。遗憾的是，这个理论从未在现实中应验过。

以就业市场来看，在疫情之前，英国的就业就已是不充分的，许多人就业不足，不得不同时从事两份以上的工作来赚取足以维持生活的薪水；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人工作不稳定。同时，由于实质薪资的倒退，高技能人才不断出走，2022年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13.3%的企业存在工人短缺问题，甚至，2022年9月至11月，英国的人才缺口与失业人数相同。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在将失业工人与雇主的职位空缺相匹配方面，效率较低。

糟糕的就业市场导向了糟糕的生产率。2007年前，英国的生产率在十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而在2010年以后，英国的生产率一直持续在0.5%左右。尽管英国目前的公司税率已经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低的，但是，英国的私营部门投资占 GDP 的比例和私营公司的管理质量仍然是七国集团中最低的。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学院（The 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经济学教授西蒙·雷恩·刘易斯（Simon Wren-Lewis）指出，有证据表明，紧缩政策确实对生产率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对产出供应造成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最终，与紧缩政策的提出者所宣称的正好相反，英国不仅没有从紧缩政策中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害。本该拯救经济衰退的紧缩政策反而降低了生产率，降低的生产率影响了经济增长，减少了政府的实际税收，却升高了信贷成本。最终，为了维持所谓的稳健的公共财政，公共开支必须进一步缩减。由此，英国陷入了一场经济衰退的完美风暴。
这也是本次罢工潮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的原因：每个人都在其中受苦，因此也都希望改变。

为何公共财政似乎永远“赤字”？

撒切尔的政府彻底改变了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共识，把市场变成了英国治理的核心问题，成功树立起稳健财政的迷思⋯⋯每当提及公共开支，横亘在公共讨论中的经典问题始终是“赤字怎么办”。

一个老套的说法是，撒切尔改变了这个国家。1980年代，撒切尔担任首相前，英国的最高税率为83%，几乎所有大型公共服务行业都是国有化的，撒切尔推动了欧洲单一市场的产生。私有化的议会住宅创造了大量的富有房主，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制造了一大批从中获利的股东，欧洲单一市场则促进了英国的国际贸易。与一般印象不同，在撒切尔执政期间，英国政府的公共支出每年增长1.1%左右，私有化的所得有助于撒切尔继续维持公共支出和发动一场赢得国内团结的战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撒切尔执政时，英格兰银行仍然不是今天这样的独立机构，对汇率的操纵有助于撒切尔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促成了1980年代后期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由此，撒切尔的政府彻底改变了战后英国的福利国家共识，把市场变成了英国治理的核心问题，成功树立起稳健财政的迷思。

但是，常常被人忽略的是喊着“教育！教育！教育！”上台的新工党政府。布莱尔和布朗没有挑战这种迷思，他们只是为它加上了一层收入再分配的幌子以降低它的影响。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新工党通过重新分配收入而不是财富，让这个国家接受了‘奋斗者 vs 懒惰者’的叙事”。最终，支付公共服务费用巧妙地变成了“不可持续的浪费性支出”。

但是，英国的问题并不在此。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同意，英国政府应该加大投资。非常多的经济学家指出，英国长期缺乏针对性强的公共投资导致英国的金融业不成比例地成为了英国经济的最大支柱，这导致了英国劳动力市场的低技能、低工资、不稳定的就业现状。而英国政府对公共投资的内在反感以及对制造业缺乏战略支持，进一步影响了生产力，也影响了私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使得私人资本过度依赖短期投机而非专注于长期生产性投资。这一问题使得英国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和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又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并使得英国的政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又进一步拖累了英国的经济发展。

而剑桥大学贝内特公共政策研究所（Bennett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2020年发布的《公共债务、公共财富与经济发展》（Public debt, public wealth and economic dynamics）报告指，虽然公共债务增加会带来成本，但对于大多数能够以本国货币借款的国家来说，这些成本目前并没有超过收益。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增加税收，从而逐步提高GDP，这会使得债务开支占GDP和公共开支的比例越来越小。根据工会大会（TUC）的一份报告，如果英国通过放弃紧缩政策和工资限制，进行公共投资，保持1979年之前的平均增长率，国民收入水平或国民生产总值 (GDP) 将高出 2 万亿英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于2020年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进一步指出，如果投资和增长计划成本合理且可信，它应该能保持市场信心、限制政策风险并允许英国继续廉价借贷。

但是，每当提及公共开支，横亘在公共讨论中的经典问题始终是“赤字怎么办”。雷恩·刘易斯曾经提出一个有趣的概念：“传媒宏观经济学”（mediamacro）。他指出，与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相比，它更加强调金融市场以及这些市场参与者的观点；它更喜欢简单的故事而不是更复杂的分析；它喜欢政府和个人之间的类比，即使这些类比通常被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是错误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赤字。

2020年，BBC的政治编辑劳拉·昆斯伯格（Laura Kuenssberg）在讨论国家债务时，曾经简单地把国家债务比作“信用卡”，这一表述导致了包括格拉斯哥大学副校长安东·马斯凯特里（Anton Muscatelli）在内的24名经济学家联名向BBC抗议。在信中，经济学家们强调，“信用卡绝不是公共财政的恰当比喻”。不过，经济学家的说明对英国公众来说不是“常识”，对许多公众来说，国家债务就像自己的信用卡一样必须慎用才是常识。

这种迷思部分反映出为什么即使在紧缩政策已经饱受质疑的当下，英国政府仍然在试图削减500亿英镑的“财政黑洞”。尽管根据进步经济论坛的分析，这个“黑洞”完全是会计规则和预测的变化所虚构出来的，大众与政坛仍然在认真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同样有许多的研究表明，即使这个黑洞确实存在，也与英国扭曲的税制关系更大。

英国看上去是一个高税率的国家，但是英国的税制是完全扭曲的。以最新的财政预算提出的降低所得税附加税率门槛为例，根据财政研究所的分析，任何应税收入约为 9,000 英镑或以上的人的实得工资都将下降，大多数税率较高的纳税人每年下降 1,700 英镑。也就是说，大部分工薪阶层能够明显感觉自己的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钱被用于税收。但是，对出售如股票、债券、财产等的收益征收的资本利得税，目前的税率反而低于所得税，甚至投资者还可以获得年度免税额度。而英国的公司税目前远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和欧盟的平均水平，这与英国公司的低监管共同促使大量的财富被转移到公司以避免征税。

同时，财产税是对经济增长最有利的措施之一，然而，英国的主要房屋税仍然基于 1991 年的相对财产估值，并且是累退的。自 2010 年以来，房地产、私人养老金和股票的飙升价值帮助英国的财富增长了 70%，其中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前10%最富有的家庭。根据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公平的税收改革将确保财富收入和工作收入以相同的税率征税，这将在未来四年内增加 500 亿英镑的税收收入。

这些建议并非如今才提出，却在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过程中被忽视了。

经济学最多告诉我们数字是否相符，却未必能告诉我们一项政策是好是坏。公共财政是一个政治问题。

值得反复指出的是，公共财政并非如某些经济神学的信徒所幻想的那样，是一个必将走向均衡的模型。微观经济学本质上假定经济在最大产出（资源的充分利用）时保持稳定，但现实远比这个复杂。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反复强调，经济活动受到非经济制度的约束，镶嵌在社会当中。经济学最多告诉我们数字是否相符，却未必能告诉我们一项政策是好是坏。公共财政是一个政治问题。

撒切尔时代对工会的强硬打压，也严重损害了工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同时，私有化的改革塑造了一群有少数资本的小资产阶级。卡迪夫大学社会学研究院丹·埃文斯指出，小资产阶级现在至少占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伴随着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能力下降，小资产阶级成为了这个时代主要政治运动的推动力。对大部分小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资产稳定，主要的目的是阻止其阶级向下流动。

低税收和放松管制仍然符合少数但富有的人的利益，他们可以资助政党和智库，其中一些人还拥有主要报纸。这些报纸和智库多年来推销的所谓的“传媒宏观经济学”迎合了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价值观，因此，小资产阶级在过去数十年间拥抱这一套减税、削减开支的政策，并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基础。而执政者，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都在迎合这些票仓的过程中，认定紧缩的公共财政不是问题。

然而，伴随着紧缩，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所谓的年轻的城市左派同样成为了新的小资产阶级。对他们来说，生活从懂事开始就意味着阶级的向下流动，因此他们成为了支持科尔宾成功从党内的边缘人物一跃成为工党领袖的中坚力量。只是，雷恩·刘易斯提出，一个想要代表少数富人利益、牺牲整个社会利益的政党，如果看到媒体无法追究其责任，自然会致力于再次实现这一目标。工党和保守党的政党机器在“保障自我利益”的惯性中抛弃了变革的可能性，而选择了两个乏善可陈的代表，试图复制过去的成功。

会有拐点吗？

在罢工潮中，除了复读机式地重复保守党政府无能外，工党几乎完全失语。真正有声量的，是一个又一个工会和每一个站在罢工纠察线上的普通人，他们中的许多是人生中第一次站在纠察线上。

2月6日，代表NHS护士的皇家护理学院宣称，除非达成他们愿意接受的薪资协议，否则他们将把罢工持续到需要的时候，i新闻（i News）指这意味着罢工至少将会持续到夏天。而其他行业的罢工也将继续持续。尽管保守党和许多媒体持续不断攻击罢工行动，但罢工仍然维持着高水平的支持率。与之相对的，保守党的支持率自2022年一月以来再次下探到2019年大选以来的最低水平，持续低于工党20个百分点。罢工的工人和支持者之间流传着“保守党的十二年残酷统治”导致了现状的说法，工党已经准备利用罢工期间对政党轮替的期待，推进5月即将举行的大规模地方选举，并为明年大选做好准备。

但是，民意调查同样显示，现任工党领袖斯塔默的不受欢迎程度高于受欢迎程度，有45%的选民认为其看起来不像候任首相，42%的选民认为其不是一个好的工党领袖。某种意义上，工党的领先完全是因为选民看起来更厌恶保守党。而斯塔默也的确在政策上摇摆不定，他曾在竞选时宣称自己是“穿着西装的科尔宾”，却在选上领袖后几乎排挤了所有左翼的盟友，并对所有左翼的政策表达了异议。按照他的说法，工党将是一个在财政上“负责任的”的执政党，听上去，与卡梅伦也没什么区别。

或者，真正的战场并不是大选，而是已经展开了。在罢工潮中，除了复读机式地重复保守党政府无能外，工党几乎完全失语。真正有声量的，是一个又一个工会和每一个站在罢工纠察线上的普通人，他们中的许多是人生中第一次站在纠察线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大选的结果已非如此重要，他们正用自己的行动终结过去的紧缩政策，并试图开创一个更好的未来。

毕竟，够了就是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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