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Goodall去世后，科学研究、环境保育、乃至影视娱乐，各行各业都纷纷纪念。可能会令人意外的是，她的研究其实对近几年的宗教学领域也有极大启发，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科学”与“宗教”，“理智”与“情感”，似乎应该是相对的。
在观察大猩猩和猴子时，Goodall发现牠们会因为瀑布的流动而欣喜舞蹈，也会因同伴逝世而集体哀悼，她称之为“灵长目的灵性”（primate spirituality）。美国宗教学学者Donovan Schaefer提出“宗教情感”（religious affects）的概念，被认为颠覆了宗教学过往的所有理论，而他正是由此受到的触动：宗教包括经典、历史、组织等等文本与思想元素，但更包括敬畏（awe）、惊奇（wonder）、感动等情感，而灵长目表现出来的情感也是它们对周围世界的反应和认知，这种情感认知并非与理性认知相对。
我们一直用理智将人类与动物分开，而“理智”常常是通过语言而表达出来的。可是，虽然拥有情感认知的动物没有语言，但是牠们和人类一样拥有理智和认知能力，我们也能通过共情而理解牠们，分享了不经语言调和的认知。
非语言的认知和感受如何将私人与公共连结在一起？Jane Goodall的科学研究，与情动理论的发展，以及宗教情感的研究，都可说产生了互镜和交织的作用。
情动（affect）和情绪（emotion）有何不同？
情感理论或情动理论（affect theory）是当今人文学界最热门的理论之一。不仅在以理论见长的文化研究、政治学、媒体研究、文学、史学等领域，乃至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也都广受推崇和应用，比如以情感理论视角研究员工情绪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等等。Affect theory并无固定中文翻译，常见的“情感”、“情动”都捕捉了该理论的关注点。
那么，关乎情感，为何不是更常见的“emotion”，而是“affect”？英文原文affect theory中的“affect”一词与emotion虽说类似又有不同。
在《牛津英语词典》里，affect作为名词最早可以追溯至一则1537年的词条，解释为与身体有关的感官经验（senses relating to the body）。一则1891年的词条则将affect运用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中，表示一种感受或主观体验，它是伴随感想、行动或外界刺激而产生的。它的复数形式可以是情感或情绪的外在表现（outward display of emotion or mood），通过脸部表情、身体语言、举止动作、音调等等呈现出来。
由此可见：affect更侧重身体的表达和反应，而emotion则以情感作为抽象概念。但也有学者譬如Sara Ahmed就坚持用emotion或两者混用，因为觉得affect不是日常词汇，太生僻，让人难以理解（毕竟是身体力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啊）；但强调affect作为动词，比如being affected or affeting的时候用前者。
情感理论通常关注非语言的、非认知的、或更综合的认知方式，著重身体因何而动，如何而动，尤其是如何受语言和理智之外的力量所驱使，因此情感理论是关乎权力的研究，包括不同政治势力与主张如何吸引普通人。
每位学者对这个词的使用和定义也都有所不同。比如学术论著《在跨国印尼：看见美，感受种族》（Seeing Beauty, Sensing Race in Transnational Indonesia, 2013）中，作者L. Ayu Saraswati认为affect包括生理上的变化，并沿用了澳大利亚哲学家布伦南（Teresa Brennan）的定义：伴随理智判断的生理变化（physiological shift accompanying a judgment）。
Saraswati提出，我们对身体之美的感受是对不同权力关系的回应，比如亚洲人对白皮肤的推崇，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对亚洲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权力关系就是白人对亚洲人的相对优势，而我们的潜意识认可了这种权力关系，推崇白皮肤之时不自觉地对它进行判断，其外在表现为惊叹、渴望⋯⋯等等生理反应，因此种族也是一种affect。
对Saraswati而言，身体对美所表现出来的“惊叹”，和看到令人恐惧的事物时所感到的“畏缩”，可以用同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些生理反应都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因为它们都是特定的社会语境和结构的产物。了解身体何时、如何以及为何对特定身体产生某些影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其身处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在此意义上，《看见美，感受种族》一书沿袭了情感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认为种族、性别和肤色是通过情感建构的。美国学者Sharon P. Holland在《种族主义的感官生活》（Erotic Life of Racism, 2012）中也提到，白人至上主义包括身为种族主义者的生理快感。
情感理论也强调情感不是个体内在的东西或某种属性，而是个体对外界的回应和相互生成，构成或打破内外之间界线，情感是在运作的。从这一点来说， affect和emotion确实有所不同。有感于911之后西方社会的恐穆（islamophobia）和对难民的恐惧，酷儿女权主义理论家Sara Ahmed发展出情感经济学（affective economies），是最能解释情感理论这一特点的。她认为情感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一样，都是在流通过程中获得价值，无论是仇恨，爱还是恐惧。
哲学如何看待情感？
Affect一词或情感研究本身当然有更悠远的学术发展与运用。
它的单数形式affect与复数形式affects也有不同意义和脉络。单数形式受欧陆哲学家影响，意指没有结构的“原感受”，与流变、强烈程度等概念联系在一起，通常与“理智”相对或分开。
复数形式affects则常与emotion，feeling等其它表达情感的词汇互通，由女权主义、酷儿研究、情感心理学、现象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发展而成，意指给予具身经验一定结构的情感纹理。
在哲学领域，从斯宾诺莎到伯格森再到德勒兹，三位哲学家的理念传承被认为是一条重要的奠基性脉络，加拿大哲学家Brian Massumi是这一脉络的继承者。这一脉络中最著名的概念，“流变”（becoming），从动态上说类似于今天情感研究所说的情动，但这一脉络认为affect不属于认知、语言和情绪（emotion），而是从根本上具有“外在性”。
这一脉络受到诸多挑战，尤其从心理学、酷儿及女权主义研究视角，代表学者包括Silvan Tomkins，Sara Ahmed和Eve Sedgwick。心理学家Silvan Tomkins发扬了达尔文提出的动物与人类情感相通的观点，结合但修正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欲力（drive），指出情感、情绪与认知之间的联系。
酷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Eve Sedgwick也受到Silvan Tomkins的影响，认为情感构成了人的具身经验。Ann Cvetkovich也在《忧郁症：一种公众感受》（Depression: A Public Feeling）中指出，德勒兹主义者倾向于严格维持所谓情感的边界，而所谓情感应该是文化建构和从中产生意识的过程，例如愤怒、恐惧或喜悦，因此“情感”（affect）一词涵盖情绪情感和感觉，其中包括以多种方式历史性构建的冲动、欲望和感受，因此更适合用复数形式affects。
Sara Ahmed发展出情感的现象学视角，认为主体是由不断重复的经验建立出的感受，比如国家是情感的共同体，一个社会对移民、难民、他者的厌恶也是一种建立特权共同体的特定情感。从历史学角度，William Reddy提出“情感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和“情感体制”（emotional regime）的概念，认为特定语境中总有不同的情感体制，比如公共话语和文化会左右甚至框限弱势群体和个人的情感表达。
这些领域集合而成的脉络回应了将affect与becoming视为同义的欧陆哲学脉络，认为其忽略了物质与具身经验，对权力也有偏颇理解。后来者认为，权力不只是外部作用，还是不断迂回、模糊内外边界的复杂动态。
大猩猩的舞蹈：与万物生灵情动
在宗教情感理论之前的理论，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开始，不同学者在定义宗教时都会将宗教分为“智识”与“仪式”两个部分，而Schaefer则将两者融合。
在此之前，美国宗教研究学者Catherine Bell在讨论仪式就已经暗示身体参与可以产生意识，巴基斯坦裔人类学家Saba Mahmood更提出仪式化行为不仅是信仰的外在表达，还是生成信仰的方式，从宗教信仰的仪式化行为中可以进一步生成政治愿景和力量。“宗教情感”就是Schaefer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专门提出的新概念。Schaefer追随酷儿及女权主义研究对affect的定义，认为affect包括历史、政治、文化面向的具象生活，强调身体的动态，尤其身体对不同力量和权力关系的回应。
因此，宗教情感理论认为宗教未必由智识或语言决定，而是由情感发起。这与经典宗教学理论不同。过往多从基督教新教的角度定义宗教，而且是从语言、命题入手，包括宗教教义、经典、宗教对教育、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影响等等。但Schaefer 认为宗教和其它权力的形式一样，在用语言思考、信仰、和表达之前，就已经通过“感受”传递了最关键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这种用身体去传递和感受宗教力量的现象涉及政治，因为我们总是在特定语境中回应某些力量和权力关系。著名的宗教人类学家Talal Asad就曾经强调，产生或抹灭穆斯林或弱势群体能动性的政治语境，比“他们是否具有能动性”这个问题更重要。
Schaefer 所说的宗教情感不同于于过去根植于西方基督教的神学家Rudolf Otto以及宗教心理学家William James所说的宗教经验，因为后者不讨论经验的历史政治语境。而且William James在其著名的《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中所讨论的“经验”（experience）是私人的，但宗教情感理论所讨论的“affect”则恰恰相反，强调的是情感的公共性，情感如何与外部世界互动，尤其是政治性的力量。
这一点区别，就意味著宗教情感研究是去殖民的，挑战韦伯以来认为现代社会应该祛魅（disenchant）、世俗化，即宗教应该从公共生活退位、成为私人经验的说法。而且受到Goodall影响的宗教情感理论提出的挑战，比提出“宗教并未消退”更进一步，因为跳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语言为中心的对宗教的定义。
祛魅的情感
Jane Goodall对宗教情感理论的贡献更在于进一步打破“理智”与“情感”相对的迷思。从宗教学角度来看，理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经过祛魅的现代品质，这也是韦伯的经典理论。对韦伯而言，天主教通过繁复的仪式、感官（比如焚香、音乐）带来迷信的、充满情感的宗教信仰，现代社会应该以科学和理性替代。但Goodall与“观察对象”的情感纽带更让人看到科学未必是冰冷“客观”和“祛魅”的。
在经典的《卵子与精子：科学如何基于性别刻板印象建构了罗曼史》（The Egg and the Sperm: How Science Has Constructed a Romance Based on Stereotypical Male-Female Roles）一文中，人类学家Emily Martin则用非常幽默的方式指出，“生命如何产生的”这一生物学事实，其实也充满科学家及其社会环境的偏见。比如“射精”、精子“穿刺”（penetrate）卵子，都是用异性恋规范的语言在浪漫化科学，其实是将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复制到了科学领域，让男性显得勇猛、主动，女性显得温柔、包容。由此产生的“科学事实”，也就充满了社会偏见。而这种偏见，就是Ahmed等学者所说的在流通中产生价值的情感。
Goodall与大猩猩的互动，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可能：科学未必需要自诩客观，而可以是带著科学家的共情，这种共情反而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观察者的角色、立场和思想预设。她的共情，又进一步预兆了宗教学领域最新的理论：cogency theory——情理合一，理智和思考必须经由情感产生、也饱含情感、并在情感中产生动能和生命力。另一方面，自诩为客观理性科学至上而嘲弄宗教信仰为“愚昧”、“迷信”、“落后”，认为现代社会必须世俗，其实也是一种浸淫情感的立场：祛魅的情感。
但可惜的是，也有人指出Goodall的研究机构Jane Goodall Institute与以色列官方的合作，包括她生前在以色列生态与环境协会的演讲、计划在被占领的加沙地区建立Jane Goodall Institute分会。同时也有声音说她的遗愿是将不喜欢的人送上太空，包括内塔尼亚胡。如果说Goodall对环境问题的毕生努力可以为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力量和灵感，可能也要包括对Goodall本人毕生事业所处历史语境的持续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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