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大宗教组织的领袖，也是唯一能以主权身份展开外交活动的牧者，贝尔格里奥（Bergoglio，方济各的姓氏）教宗自当选之日起，极大改变了教廷参与公共生活的方向和立场。他在社会正义、可持续发展、性别、移民、乌克兰战争等公共议题上的取态，时常受到持各种不同立场的人士所反对，甚至抨击。
在教会内外，围绕他的赞扬和争议持续不断。要理解这位教宗复杂的立场，就必须从他人生的背景，和他对天主教的社会教义的理解谈起。
阿根廷的耶稣会士
教宗方济各1936年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领洗时名为乔治·马里奥·贝尔格里奥（Jorge Mario Bergoglio）。他的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按照教宗妹妹的说法，他们的父亲1919年迁往阿根廷时，并非因为经济困难，而是源自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不满。
他本人在技术学校毕业，做过夜店安保人员和清洁工，而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则在实验室任职。他当时的上司Esther Ballestrino是一名著名的政治活动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被阿根廷军政府所杀害。1976年，在这位上司面对军政府威胁时，已经是阿根廷耶稣会省会长的贝尔格里奥曾帮她运走家中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保护她的家人。
1958年，贝尔格里奥加入耶稣会。他提起自己圣召的开端时，忆及16岁时的一场经历。1953年9月21日，贝尔格里奥在参加一场派对的路上经过教堂，感到自己需要去办告解。他不认识那个神父，也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突然觉得要办告解。当他完成告解之后，发现“天主一直在等待着自己来寻求宽恕”。他感到自己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相信天主要他成为一位司铎。
加入耶稣会之后的数年里，贝尔格里奥接受文学、哲学培育，参与修会工作、修读神学。1969年他被祝圣为神父。
1973年，贝尔格里奥成为正式修士，随即就被委任为阿根廷耶稣会的总负责人，可见他青年时已备受重用。随后，他又从1980年开始，担任该国耶稣会神学院的院长，直至1986年。
贝尔格里奥担任阿根廷耶稣会要职的期间，教会和他的国家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962-1965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天主教会由过往强调信仰令“个人得救”的一面出发，逐渐开始重视同当代人对话，以及人以行动参与世界整体性的转化。在过去信理和伦理原则没有否定的前提下，教会内部浮现出各种不同的思潮和声音。也有人将新理论和改变视为对教会本身的威胁。围绕着礼仪、性伦理和教会在社会中角色等问题的辩论，至今仍未结束。
阿根廷则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许多动荡。1955年，支持中央集权、直接民主和以国家调和不同团体利益的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被政变推翻。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阿根廷陷入政治动荡。1976年，军事独裁政权成立，随即恐怖镇压反对派。直到1983年，该国才恢复民主制度。
一直有指控宣称，贝尔格里奥是军政府损害人权的同谋。他一直否认这些指控。阿根廷天主教会曾经组织了一项研究，检讨教会在军政府时期的角色。这项研究显示，贝尔格里奥曾经协助受迫害人士逃脱。
不过，贝尔格里奥神父也不是政治活动家。在省会长任内他更强调日常的圣善（everyday holiness）而非政治。按他自己的话说，他曾被视为“极端保守派”（ultraconservatist）。在离任神学院院长后，贝尔格里奥和耶稣会领导层的关系并不热络。有一种观点指出，这正是因为相对于此时政治上“过于激进”的耶稣会，他对于“社会公义”的重视不足，不符合耶稣会当时的潮流。
1960、70年代，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在拉丁美洲兴起。天主教传统上将“罪”（sin）首先视为个人的道德过犯，解放神学却将重点摆在“结构性罪恶”（structural sin）上，将不公义的社会结构视为“罪”，强调天主作为解放者的角色，并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方法。在解放神学流行的年代，贝尔格里奥也被视为其敌人。
有人评论贝尔格里奥“不信任意识形态，因其试图解释一切，而基督徒的希望超越意识形态，因其为天主的作为留出空间”。这种观点可以为他对解放神学的反对意见做注脚，也为他后来的社会行动做了解释。
但贝尔格里奥身上也反映出他青年时所处的阿根廷政治的影响。不少人都将贝尔格里奥称为庇隆主义（Peronismo）者，他也曾表示自己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同庇隆主义相关。作为阿根廷平民政治主流的庇隆主义以领袖崇拜、直接同民众对话沟通，强调社会正义和调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而著称。这样一种既“左”又“右”，既被支持者视为大众民主，也被反对者批评为民粹独裁的政治风格，也对贝尔格里奥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从主教到教宗
1992年，贝尔格里奥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委任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辅理主教，1998年接任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又在2001年成为枢机。
在就任枢机之际，他请那些希望去罗马为他庆贺的教友将旅费捐给穷人。同时，他也没有入住主教的豪华官邸，而是住在附近的公寓，亲自做饭，乘坐公共交通。
这位总主教上任后，以强调社会公义闻名。他将服务贫民窟的神父数目翻倍，亲自访视他们，将他们组织为团体。正是因此，他得到了“贫民窟主教”的称号。他也要求教会为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所犯下的罪做公开补赎，批准推动被军政府杀害的神职人员和修生列入圣人的程序，还要求调查他们的命案。
2005年，若望·保禄二世去世后，贝尔格里奥已经被视为教宗的潜在人选，但当选的是来自德国的本笃十六世。
被视为保守派的本笃十六世在2013年辞位，贝尔格里奥随即当选为教宗。他是741年额我略三世（Pope Gregory III）去世后，第一位来自欧洲之外的教宗，第一位来自南半球的教宗，也是第一位出身耶稣会的教宗。他的教宗名号来自亚西西的圣方济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这位圣人出身富家，却将全部财产变卖，施舍给穷人，且创立了一个新的修会，以贫穷的方式生活。
贝尔格里奥就任教宗后解释说，选择“方济各”为名，是希望带领一个贫穷的，与人民同在的教会。他也的确延续了总主教任上简朴风格，不入住教宗官邸宗徒宫（Palatium Apostolicum），而是住在教廷招待所圣玛尔大之家（Domus Sanctae Marthae）的房间里。
带领教会的方向：退出文化战争？
性别与性伦理是当代西方自由派与右翼最为重视的问题，也是“文化战争”的主题之一，还是天主教会长期以来的关注重点。教会强调由一男一女缔结婚姻，组织家庭，终身相守的模式，同西方右翼力量所要求的道德秩序相同。不少保守主义政党在历史上也同天主教会有特殊渊源。
方济各没有直接改变教义，却改变了教会处理性别伦理的模式。他在践位之初曾在耶稣会美国（America）杂志的专访中指，“不能只在堕胎、同性婚姻和避孕问题上坚持”，而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需要“纳入背景”。这预示了方济各在处理性别伦理问题上将采取与教廷过往不同的方式。
2016年，方济各发表了论家庭之爱的宗座劝谕《爱的喜乐》（Amoris Laetitia），当中重申了天主教对家庭伦理的传统观点。然而，文件第305段的一个注脚引起了争议。在这则注脚中，方济各提到：“我也要指出圣体圣事‘不是完美者的奖品，而是弱者的特效药和营养品’”，这令强调伦理明确性的人士非常担忧，要求教宗正式澄清“离婚后再婚的教徒能否领圣体”的疑问。
按照天主教会的一贯立场，至少两名基督徒之间的婚姻是无法解除的。根据圣经，夫妇关系是自然的、毫无保留的爱与交托，指向天主出于爱创造世界。所以在教义上，婚姻指向人“认识、爱慕天主，从而达到幸福”的存在目的。
在这种背景下，天主教教义不将终身不可拆散的婚姻视为重担，而是因不断寻求天主的恩宠成为可能。天主教的整个伦理观都建立在这种自然观和目的论哲学的基础上，在任何处境中，人都要寻求天主的指引和助佑。因而当代天主教虽“宽容”了国家法律上的离婚程序，但教会法中不承认再婚，并将其视为通奸。“明知而通奸”属大罪，因此再婚者除非没有性行为，是不可以领圣体的。
方济各在《爱的喜乐》中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人面对复杂的情况，有很多减轻罪责的可能性，因此应该以慈悲的角度看待，不能作出非黑即白的定论。在回复阿根廷主教团关于执行劝谕的指引时，方济各也确认在该国主教容许在某些情况下离婚后再婚而仍有性关系者领圣体“反映了正确的教导”。
就这个问题，有四位枢机向方济各提出了四条“疑问”（dubia）。他们一方面怀疑新方式同过去这方面的训导逻辑上不能并存，另一方面认为通奸是本质上罪恶的（intrinsically evil），这样的性关系自然也是习惯性罪（habitual sin），新方式似乎否定了这种性质。四位枢机要求教宗直接回答，是否允许了过去被认为禁止的做法。
对于这四位枢机的“疑问”，方济各选择行使不回应的权力。
类似的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另一例是，2021年，方济各批准了信理部对“教会是否有权力对同性结合予以祝福”的否定复文，内容一如天主教会历来的观点，强调一切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罪，涉及这类性行为的关系不可被祝福；而2023年，他则批准了信理部的另一项声明，指司铎可以祝福在同性结合中的人，但不代表赞成他们的结合，随即又引发了声明是否与教会传统训导相统一的争论。
为信徒的良心提供指引是教宗和主教们的传统角色。为了避免信徒陷入混乱，教廷长期以来都重视伦理判断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并会公开声明自身的判断，尽力避免令人产生误解。教会主张的个人道德义务往往被视为西方传统的延续，其对伦理明确性的要求也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构。由于这种联系，即使教会对西方右翼的政策主张有意见，两者的关系仍往往比较亲近。公众经常见到教会领袖和教徒对同性婚姻和性解放表达明确的反对，这些声量很容易被西方右翼的政治动员所吸收。
方济各则对道德问题采取了另一种处理方式。他没有改变教会所主张的伦理典范，但却不乐于强调“罪”与“非罪”之间的明确界线。他更希望体谅信徒的处境，让他们在牧者的陪伴下作出经反省的选择。因此，在教廷的公共发言中，谴责性的语言减少了。这种措施在教义上的正确性或有争议，但在公共领域的效果是，教会被鼓励从聚焦于性与堕胎的“文化战争”中抽身，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方向。
慈悲的社会面貌：“捍卫生命”与“人类团结”
对于教会公共参与的重点，方济各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的立场仍然根植于天主教的社会教义，但仍显现与前几代教宗不同的作风。
“捍卫生命”（pro-life）是教会的传统立场，源自社会训导四原则中的“人性尊严”。在当代政治的场域中，这首先表现为反对堕胎。
方济各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他认为堕胎是错误的，但不直接回应“支持堕胎的天主教政治人物能否领圣体”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方济各将“捍卫生命”的立场延伸到了堕胎争议之外。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方济各对移民和难民的态度。
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期间，梵蒂冈城国就身体力行安置了部分难民，方济各本人也多次为难民发声。
当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准备废除“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时，方济各直称这并非“捍卫生命”。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副总统万斯是天主教徒，他引用圣奥斯定“爱的秩序”（ordo amoris）概念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辩护，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爱必须从身边的家庭向外推展。
方济各不久后就移民议题致函美国主教，指出真正的“爱的秩序”必须在默想建立无例外的兄弟情谊的爱德中发现，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人”。他在信中还直接批评特朗普政府，称其驱逐“往往由于极端贫困、缺乏安全、剥削、迫害或环境的严重恶化而离乡背井的人”，破坏了他们的尊严，令他们沦入格外脆弱和无法自保的境地。
天主教教义承认国家管制边境的权力。因此，接收哪些移民是政策决定的范畴。对于因种种困境而迁移的人，教会虽然一向同情，但并未给目的国划定界限分明的道德义务。因此，方济各在此对当权者直接、明确的批评就格外醒目，也和他在性和堕胎等问题上较为软化的语气形成对比，足见他对这一议题的重视。
可持续发展也是方济各所重视的“生命”议题之一。他在2016年发表通谕《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称气候变化、用水不足和生物多样性的减退是当代的重大危机。他还称北半球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对南半球国家造成了损害，留下了前者对后者的“生态债务”。
对于这类危机，他提出一方面要以精神层面回应，改变人类唯我独尊、对各种事物“用后即弃”、把他人和大自然当成物体而统治的逻辑；另一方面，他提倡“优先关爱贫穷人”，认为各方对环境危机负担不同责任——呼应国际气候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他还批评国际社会领导层“缺乏政治决策，故未能达成真正重大而且有效的全球性环境协议”，及强调市场机制无法恰当维护环境利益。
COVID-19疫情期间，方济各发布通谕《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其大意是：
1-批判只强调效率，不愿受到限制的市场和经济自由；
2-承认不幸和天资不足的人也有尊严，有寻求发展的权利；
3-强调国家对于保护弱小者所扮演的角色；
4-呼吁人类普遍的团结，要求发达地区负起责任，尤其是不能让国际债务问题妨碍贫穷地区的存续和发展。
方济各的这些呼吁在天主教的社会训导中都并不新鲜，但他更多强调反思人类在时代中的具体处境，并呼吁以行动作出回应。和前任本笃十六世相比，方济各更强调处境神学，简单来说类似于“时代需要我们做什么”、“天主在召叫我们做什么”的问题。
从处境出发的对华外交？
教廷外交的传统目标集中于促进正义和平，以及维护宗教自由和教会权利。在方济各重视处境，而非不断重申原则的风格下，他的外交也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教廷和中国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敏感问题，而主教任命又是其重中之重——天主教会自古以来都强调教会选任主教的自由，近代又基本确立了由教廷代表考察人选，教宗任命主教的模式。但在中国大陆，中共建政后驱逐了教廷公使，并推行“自选自圣”，还主导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其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凌驾于主教之上。主教选举制度和爱国会被视为政府控制教会的手段。神职人员往往被要求加入爱国会才能履行职责。拒绝接受这套体制的团体则转入地下。
方济各任内的2018年，中国和教廷双方缔结了关于主教任命问题的《临时协议》，在2020、2022年延期两次后，又在2024年延期4年。《协议》的内容至今没有公开。根据报导，中国方面会维持由教区代表选出主教人选的方式，呈交中国当局后，再循外交渠道向教廷提出主教，最后由教宗决定是否任命。《协议》公布之后，7名未获教宗批准而祝圣的地上主教获得赦免。至于爱国会如何处理，先前由教宗任命的地下主教如何安排等问题，据报《协议》并无涉及。
教廷如何决定缔结一份不全面的协议，又如何接收了来自中国教会和社会的声音，公众不得而知。2010年教廷和越南达成的谅解是，越南政府对教廷选择的主教人选有否决权。考虑到不少人对中国主教选举的疑虑，与“越南模式”相比，很难说这份《协议》令中国政府认可教会的应有自由。
方济各多次谈及《协议》与对华关系问题。他常常表达对中华民族的敬意，表示希望访华。在2018年《协议》签订之后给中国教徒的讯息中，方济各表达了“团结”和“修和”的愿望，显然是对中国教会分为“地上”和“地下”团体的指涉。
对于正式的官方关系和教会的法律地位，他则在2023年表示“我们要耐心与中国同行”，以保护中国的教会团体。这些言辞似乎表明，方济各希望藉《协议》维持和中国当局的对话，逐渐改善中国教会的处境，促成教会内部的修和，而非要求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容纳当局的某些担忧。
然而《协议》达成后，对中国天主教会的压迫仍然存在。文件签署后不久，就传出教廷施压原本依教会法委任的地下主教辞职，向过去由爱国会系统任命的主教让位的情形。中国当局也不止一次违反《协议》任命主教。
2023年，中国当局将沈斌主教由海门调任上海，教廷发表声明，指中方单方面作出决定，但方济各在一段时间后仍然予以追认；河北宣化的崔泰主教自2018年被政府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而直到2025年，闽东的郭希锦主教仍然被政府隔离，限制同教友的接触。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其他宗教受到的打压，以及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等议题，方济各治下的教廷都没有作出太多回应。许多人质疑这份《协议》是否达成了方济各所期待的效果，也质疑他是否能够推动宗教自由和人权议程。
在战争来临时，能激进地呼吁和平吗？
根据报导，在乌克兰问题上，教廷也曾经试图担当调停角色。然而方济各在这一问题上的取态却引发不少争议。2022年2月24日，普京宣布展开“特别军事行动”。方济各次日一反外交常例，亲自到访俄罗斯大使馆，表达对冲突的关切。教廷国务卿随即发出声明，呼吁和平。但教廷的言论自始就不愿同当时西方各国一样，谴责“俄罗斯非法侵略乌克兰”。
为了完成调停角色，在言辞上保持适当克制，并非不可接受的做法。但方济各的另外一些言论则让他看起来像是指责乌克兰。在2024年3月初播放的一段访问中，方济各提出应该有勇气“举起白旗”，引发了轩然大波。教廷发言人事后指，教宗是单纯的呼吁停火，并不是要求乌克兰投降。对于战争的起因，方济各也曾称俄罗斯的入侵“可能是被刺激了（provoked）”。
公允地讲，方济各多次表达了同乌克兰人民之间的团结，包括称乌克兰为“殉道”（martyred）的国家；承认乌克兰有权自卫；以及在特朗普再度就职美国总统，削减对乌克兰的援助之际，直言“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战争”三周年是“全人类痛苦和羞愧的时刻”。然而这些表态往往同方济各的另外一些言论相互冲淡，令人难以确定他的道德立场如何，或将以什么方向展开外交。
由于外交的秘密性，很难得到足够资料，为方济各和教廷在俄乌战争中的态度寻找完备的解释。不过，至少有两点可以作为理解的抓手。
其一是方济各对战争的激进拒绝。
天主教信仰一贯追求和平，将战争视为对和平的重要破坏之一，但教理也指出“在一切和平方法用尽之后，不应否认政府有合法的自卫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侵略的伤害持续、严重和确定”，“有成功的可靠条件”，且“诉诸武力不会招致比应铲除的恶，有更大的恶及混乱”，则可以行使自卫的权利。
在近几十年来，教会愈发关注战争造成的伤害。二战以来的历任教宗都强烈主张裁军和废除核武器，保禄六世在1965年向联合国致辞时更留下了“再也不要战争”的知名句子。延续这种思路，方济各在《众位弟兄》中铺陈了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危险，以及战争对平民的伤害，实质上怀疑“不会招致更大的恶及混乱”的可能性。他还指出，人往往倾向于宽松的解读“正义战争”的标准——即使是防卫性的行动——为自身的行为辩护。因此，他直接否定了在当代运用“正义战争”理论的可能性。
其二仍是方济各对于处境的关注，以及对划定“罪”与“非罪”界线的拒斥。在2022年6月接受教会媒体访问时，方济各指不能将乌克兰战争的双方简化成“好人和坏人”。访问中，他一方面谴责俄罗斯军队的暴行，另一方面又谴责兵器工业是战争的激励因素之一，一方面引述不具名的国家元首称俄罗斯“帝国主义”（imperial），不容许外人近身，另一方面又引述同一个人的说法，指这种情况下北约的行动可能引致战争。
考虑到这两点，方济各可能不愿意正面应用正义战争的原则，直接确认乌克兰抵抗的正义性和俄罗斯入侵的非正义。他或许会担心，这样的言论可能削弱自己“反对一切战争”讯息的不妥协，以及危害针对军工联合体等战争“深层原因”的反省和行动。另外，他可能认为俄罗斯以外的各方，包括北约，对局势的恶化也有责任，因此不能算是“一切和平方法用尽”。这样一来，也就没有理由将俄罗斯排除在对话之外。
在中国和俄罗斯两个案例中，方济各都强调维持对话的重要性。但作为对话的代价，对话对手之外的一些群体得到的对待未见得完全公平。在中梵谈判的过程中，中国的信徒并没有得到表达的机会，《协议》也并没能维护他们的权利。而在俄乌战争中，即使有种种复杂的背景，乌克兰人自卫的权利也值得应有的肯定。方济各的牧职强调“仁爱”，其拉丁文也可译成“慈悲”。保禄六世有言，公义是最低限度的爱德。即使是出于高尚的目的，在教廷给予某些群体的对待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方济各的外交在促进正义和平方面的价值恐怕难免面临争议。
结语
很难全面总结教宗方济各的全部作为——他的一生和牧职都相当漫长，而且任何总结都有着过分简化的危险。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是一位相当重视社会事务的教宗。
他试图将教会从集中于性和堕胎的道德战场上撤出，将伦理关怀放在牧者对信徒的陪伴上，自然疏远了同西方右翼的距离。
他在关怀贫穷人，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团结、和平上的声音相当响亮，反映出他在阿根廷面临的贫穷和缺乏安全的社会背景。
不论是在教理的正统性，抑或是外交的有效性上，方济各都面临着来自不同立场人士的质疑。但他在社会议题上也毫不妥协，其政治遗产也将颇为深远。
1900年，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生活在欧洲。到了2022年底，生活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教徒已是欧洲的六倍有余。不论在教义上的观点如何，来自第三世界的信徒都和他们的近人一起，面对贫困、环境破坏和不稳定的威胁。这样的教会呈现出“穷人”的面貌，也是应有之义。
而方济各的作为正回应着这个教会的需求。全球南方教会中生长的神职人员和平信徒领袖未见得清楚教廷就堕胎议题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表达的保留意见，却不可能对身边的贫穷、瘟疫和压迫视若无睹。对于他们来说，方济各的牧职将成为他们争取公义的长久资源，而罗马周围的世界也不可能永远忽视他们的声音。
评论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