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宫崎骏之乱——AI伦理、艺术、知识产权

由特朗普会见泽兰斯基的新闻照、环保少女的meme图，到权力游戏的剧照，这一段间以来，大量照片被网友转换成“吉卜力风格”，发布在各种平台。当这些照片不断洗版时，开始有人关注这些AI生成的图片对艺术的影响，不少人引用宫崎骏曾经的观点，指AI破坏了艺术：

“创作这些东西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痛苦。我感到极度厌恶。如果你真的想做这种诡异的东西，那就随便你吧。我绝不会想把这种技术融入我的作品中。我强烈觉得这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侮辱。”——宫崎骏2016年NHK纪录片

本文无意讨论“艺术的本质”。技术发展必定会取代人的工作，这不是AI艺术独有的问题。早在AI出现前，机器已经取代了手工拉面、手打牛丸，我们未必会说“机器破坏了拉面的本质”，以此为理由限制机器的发展。本文不以艺术的角度讨论，而从媒体和机器的角度出发，尝试分析这个现象背后更大的AI伦理和科技发展问题，以及我们能如何与机器共存。

AI伦理：抄袭还是平等参与？

反对AI制图者首先大量提及的是AI与创作伦理。伦理不是法律，是可以辩论之物。相对地，AI发展之快只是近三五年之事，法律尚未能回应有关讨论。而且，法律是伦理的延伸，旨在通过机制实践伦理共识。因此，问题不在于违法与否，而是“应不应该”。宫崎骏的主观意志对“应不应该”的问题有多大的话语权？这是值得讨论的，而非因为宫崎骏个人的反感，就成了一个独裁者般禁止所有AI创作的原因。

关于混搭文化（remix culture）的讨论，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些参考。混搭文化指的是组合现成媒体作品而成的衍生品，例如粉丝根据原作二度创作的小说。这类作品的特点在于体现了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据媒体学者Henry Jenkins所述，参与文化的重点在于（Henry Jenkins,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 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能生产和创作媒体作品；
2. 观众可以组成社群，合作创作；
3. 技术门槛低，每一个观众都可以参与其中；
4. 能分享给共同爱好者；
5. 组成粉丝社群和粉丝文化 (fans culture)

Jenkins对参与文化的看法颇为乐观，认为当中体现了再创造者的能动力，而相关的粉丝社群亦已经广被研究。

混搭文化与AI生成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如创作粉丝小说，再创作者亦需要投入自己的创意劳动，但AI生成却把创意劳动过程分配给AI程式，再创作者不需要自己动手写、动手画。是否只有“写”和“画”才是创作过程呢？“想法”难道就不是一项创作过程中的必须之物？

批评者其中一个论点是AI抄袭宫崎骏的作品。我们如何定义抄袭呢？一摸一样的当然是抄袭，甚至用相同人物创作的衍生作品，也可能陷入版权危机，因为这成了原著的“续集”，可能影响原作者后续作品的销量和其经济利益。但AI生成的作品究竟“抄袭”了什么？是抄袭了宫崎骏的“风格”吗？“风格”并非具体之物。尤其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文学家或多或少受前人风格影响，如新海诚的作品就受宫崎骏影响甚大（致敬“魔女宅急便” 新海诚“铃芽之旅”藏彩蛋. 琅琅悦读,, 2023年3月26日. 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046/7047846.）。因此，风格类近并不是判定抄袭的理由。艺术家可能有相同的风格，但回应的题目各异。同一种风格，可以造就女性主义艺术、后殖民艺术、环境保护艺术等——最重要的是“想法”。

媒体理论会讲到“科技的日常化（domestication of technology）”，意思是媒体如何被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这种使用的重点就在于想法（Thomas Berker et al., eds.,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5).）。举例说，我用AI把几张与伴侣的照片改成吉卜力风格然后传给他，调和我们长距离恋爱中的枯燥；另一个例子，如果可以用AI生成已离世亲人的图像，“重现”他们，也是通过人的想法决定个人技术使用的情形。没有想法的挪用，或可以称之为抄袭；想法能令作品个人化，个人化后就是人人不同的作品，没有抄袭之说。这更进一步体现了Jenkins所说的降低门槛。创作不再是艺术家独有的权利，而开始民主化，可以令更多人参与。

“对生命侮辱”：原作者的话语权

回到“宫崎骏反感”的问题，宫崎骏究竟应该对其自己的作品有多大的话语权？在混搭文化中，也可能出现原作者主观上不喜欢的作品（无关经济利益）。这在同性爱（BL/GL）的二次创作上尤其常见。例如粉丝把《哈利波特》的哈利和荣恩设计成BL情侣，这完全违反原作的设定，可能会引来原作者的不满，但原作者就可以禁止这类创作吗？同理，宫崎骏出于任何原因，可能不满AI作品中出现他的风格，但单纯因个人喜恶而禁止却说不过去，毕竟这大幅限制了创意的再生产和再创造。

在美国，这些再创造都被公平取用（fair use）原则保障。公平取用是一项法律防御机制，容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版权作品，只要该使用具“转化性，例如作为评论、戏仿（parody）、批评或教育用途“。法院通常会区分“评论或戏仿”与单纯“延续原作”的再创作，后者较难成立公平取用。譬如，《The Wind Done Gone》从奴隶角度批判《乱世佳人》，被视为转化性的社会评论，因此被法院认定为公平取用；但瑞典作家Fredrik Colting的《60年后：穿越黑麦田》（60 Years Later: Coming Through the Rye）中未经授权续写《麦田捕手》的小说，则被判不构成公平取用，因为它只是延伸原著故事，而非对其提出评论或批判。在这些法律判例中，重点都在于新作是否有加入新的意义与讯息，是否有转化原作的内容与目的。因此，再创作者的想法才是核心。参考“科技的日常化”，这些想法可以是平常普通的，只是把艺术作品融入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方式使用AI创作。

未经授权的训练

就使用者的伦理而言，使用AI进行创作未必存在问题，AI公司的训练却可能产生伦理问题，且是已被法律条文化的伦理共识。承上所述，如果粉丝的衍生作品侵犯了原作者的经济权利，甚至以衍生作品作商业用途，就需要支付版权费。例如用金庸武侠小说做主题的手机游戏，就是授权使用，需要支付一定的版权费。AI公司在训练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网路资料，不论是文字还是图像。这些资料——无论是《纽约时报》的新闻文字，乃止维基百科上的编辑资料，到摄影图像——都是版权所有物。AI公司使用这些材料训练他们的AI模型，并未对原作者支付任何授权费。AI模型属于商业运作的范畴，公司从顾客的订阅费中获利。如此一来，就如无限制地使用生产原材料，完全占据生产而得的盈利。

在英国，音乐人推出无声专辑，以抗议AI公司未经授权使用他们的作品作商业用途（Dan Milmo, “Kate Bush and Damon Albarn among 1,000 Artists on Silent AI Protest Album,” The Guardian, February 25, 20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25/feb/25/kate-bush-damon-albarn-1000-artists-silent-ai-protest-album-copyright.）。早前，英国政府提出允许 AI 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来训练他们的模型，前提是权利持有人未明确选择退出。​许多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如Paul McCartney和Elton John，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将威胁艺术家的权利和收入。他们主张，政府不应偏袒大型科技平台，应保护创意产业的权利和收入。 ​

这问题亦可见于AI制作的吉卜力画风图像上。如果AI公司未曾用现有的吉卜力作品训练其AI模型，AI模型不会能够掌握吉卜力风格的特点，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吉卜力风格。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合理推断AI模型的训练过程中，必定使用了吉卜力的版权所有物。在过程中，他们却从未支付任何授权费。夸张地说，现时AI公司的做法是无本生利。

作品的“温度”

机器进步是社会发展的方向。机器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人为阻碍机器发展的意图都是徒劳的。技术取代艺术，不是AI年代独有的事。早在一百多年前，摄影技术被发明时，已经有人担心艺术会被取代。1990年，Ursula Franklin提出“规范性技术”（prescriptive technologies）的概念，认为这些技术削弱了工人技能与自主性，间接导致社会权力从劳工转移到资本与技术，服务于更宏大的新自由主义逻辑（Ursula Franklin, The Real World of Technology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1999).）。 AI无疑是规范性技术的极致，它将创作过程高度自动化，彻底减少了对人力的需求。过去的艺术与设计，不论是写诗、作画还是配乐，都需倚赖人的技术、经验与情感劳动；AI的出现，使这些原本需要手工与脑力投入的创意工作，转化为一种由演算法驱动的流程。

机器复制的时代使艺术商品化，同时亦更清晰地划分艺术和商品的界限。AI模型生产的是商品——人们通过订阅费获取的商品——可以满足他们对创作的任何要求。画得可爱年轻一点、把背景从城市变为郊区，通通没有问题。AI可能取代的不是艺术，是商业化的创作。后者是满足顾客需求而设计的，可以使用吉卜力风格、写实风，调整直到顾客满意为止——这是今天商业化设计师的工作。AI不是可以很好的完成吗？甚至没有最高修改次数的限制。

至于艺术，我认为重点仍在于想法。宫崎骏的作品，比起画风，更重要的是传达的讯息，或所谓作品的“温度”——《哈尔移动城堡》中的反战主题、《幽灵公主》中的环境保护思想、《苍鹭与少年》对人生和成长的反思，这些才是宫崎骏作品作为艺术的核心，是AI不能取代的。宫崎骏电影的观众不会因为AI可以画出吉卜力的风格，就选择不看他的作品。与其说AI取代艺术家，AI取代的其实是设计。至于艺术，这一直以来都是小众市场，欣赏的人会继续欣赏，不欣赏的人也不会因此变得欣赏。

AI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拒绝AI就像是在90年代末拒绝使用电脑一样。用电脑作画，乃至创作电子艺术，已经是现代艺术家、设计师的必备能力。我不是要批评宫崎骏守旧的态度，至少他有本钱守旧，因为他沿用的传统的作画方式，令他获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功。但如果扩大到AI与艺术的层面，对身处AI年代的我们就需要问：我们应该如何与科技共存？

创意授权：AI创作的出路？

版权是现代法律的产物，与资本逻辑密切相关，旨在确保创作者对其“财产”的控制权。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开始讨论“版权”这个概念，著名哲学家Slavoj Žižek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将无法整合所谓的知识产权。知识性的成果在本质上就是共产的，它们能够自由流通。这种产品的免费可得性，已经在开辟一个非资本主义的空间——即使它是由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所生产的。” （Slavoj Žižek, “Slavoj Žižek Webchat – As It Happened,” The Guardian, October 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live/2014/oct/06/slavoj-zizek-webchat-absolute-recoil. ）芝加哥大学英文系教授Rachel Galvin在其挑衅性的文章《诗歌是盗窃》（Poetry Is Theft）中指出知识史和艺术史上，“盗窃”不是永恒不变的概念，诗歌一直通过窜改、重写、混合，挑战现代知识产权的定义（Rachel Galvin, “Poetry Is Thef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51, no. 1 (2014): 18–54, https://www.jstor.org/stable/10.5325/complitstudies.51.1.0018.）。或者用Julia Kristeva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理解，一个文本必定置于另一个文本之中，由众多其他文本共同建构，“抄袭”的定义如今更需要再斟酌。

在这对知识产权的反思中，创意授权（Creative Commons）或可提供一条具体的实践路径，以开放对作品的公平使用。这是一套由法律学者Lawrence Lessig于2001年发起的授权机制，旨在让创作者可以根据自身意愿，主动释出部分权利，允许他人分享、再制与改作作品，同时保留基本的著作权，例如署名权。创意授权常被总结为“部份保留权利”，作为对“全权保留”传统版权制度的回应，也被视为资讯时代中“知识共享”理念的具体化工具（Lawrence Lessig, Free Culture: How Big Media Uses Technology and the Law to Lock Down Culture and Control Creativity (New York: Penguin, 2004).）。从维基百科、Flickr 到MIT OpenCourseWare等大型平台，均采用了创意授权，成功建构出大规模的共享资源库，使全球用户能合法使用、再创与改写内容。这类“法律上的开源”制度，大大降低了创作与协作的门槛，呼应了Jenkins等媒体学者对资讯民主化的期待。既然使用网上资料无可避免，与其禁止AI模型在训练和运行时使用版权资料，不如在创意授权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开放使用，并要求AI公司公正地补偿原作者和再分配其盈利所得。

补偿原作者的原因，上文已有解释。AI公司在建立模型时，普遍使用了网络上已存在的资料，这些资料本应属于创作者所有，若作为商业训练用途，理应支付授权费，否则就是变相地以零成本取得创作原材料，再将其转化为盈利商品。这既占据了创作者的成果，又回避了责任承担与经济补偿。

补偿之外，“再分配其盈利所得”进一步追问AI产业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AI公司之所以能产生价值，并非凭空建立，而是依赖海量的人类知识与文化素材所累积出的模型数据。从这个意义来说，AI产品的每一分利润，都隐含了庞大且难以量化的集体贡献。这些贡献者——无论是宫崎骏的画风，还是无名摄影师的Flickr图片——都是AI生成作品的基础建材。那么，为何这些贡献者无权分享这笔利润？当内容平台可以按照播放数与观看次数分润给创作者，AI平台为何不能有类似机制？此处可参考音乐串流平台的做法，如Spotify或YouTube Music皆有根据播放量分润给音乐人与版权人。（编者注：许多音乐创作者对串流平台的分润仍保持怀疑及反对态度。）这不仅是一种补偿机制，也是一种对创作价值的制度性承认。在AI时代，如果我们仍然认为创作有其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那么创作者理应分享AI产业所创造出的价值。否则，AI公司就成了拥有不劳而获的特权机器，原创者则只能被动观赏自己的作品风格被“致敬”、“学习”，却无从得益。

补偿和盈利再分配一说并非理想化甚或异想天开。就算在欧美国家，现在AI法律还未成熟，甚至完全没有。平台研究的学者近年来已多番提及对平台的管制，并鼓励立法规管。欧盟在2019 年通过了《数位单一市场版权指令》（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其中要求社交媒体平台给予新闻出版商补偿，以弥补新闻业因新闻产业数码化而失去其传统出版物盈利的损失。如此一来，既推动资讯民主化，让一般人可以公平使用文化产品，又可以补偿从业者的损失。自ChatGPT-3.5于2022年末开放公众使用，已经过去两年多，在其越来越普及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和制定相关法规，面对其弊。“宫崎骏之乱”或许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借此讨论艺术的公平使用原则和AI伦理。我们现在就像回到2010年代初社交媒体兴起时的“网络无政府状态”，AI完全不受规管，且AI公司的伦理意识薄弱。然而，科技发展的历史同时告诉我们，补偿和盈利再分配并不是空想，只不过现时还没出现而显得遥远。

结语：人终被淘汰？

在艺术内外，AI取代人力是大势所趋，亦是“历史在重演”的故事。我们经历了机器取代耕牛的年代，机器取代工厂工人的年代，机器取代设计师的年代——在每一个年代中，机器发展的目的都是为了取代人，为了节省人力成本而增加企业利润。在经历过无数的经济结构转型后，“人”可否在这次的经济转型中更获得重视？

本文从使用层面和商业运作层面讨论了AI生成图像的伦理问题和更广泛影响。就用家使用而言，我并不认为构成任何抄袭和侵权行为，甚至这种行为值得鼓励，因为它体现了资讯的民主化，降低艺术创作的门槛，令艺术科技可以被“日常化”地使用。这些好处，不应该单纯因原作者个人的喜恶而被搁置。同时，我绝对同意AI对艺术家、设计师等职业的潜在影响。不过，拒绝AI并不是可行办法。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通过社会机制补偿他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以AI为本，而以人为本，使人能安稳过渡科技和经济转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