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南加州的一起案件震惊了本地华人社群，余波至今尚未消散。洛杉矶东郊小城亚凯迪亚（Arcadia）警方在调查一起虐儿案件时，发现一对华人夫妇总共养育了21个孩子，其中至少部分儿童疑为借助代孕所生。
事件源于今年5月初。综合NBC、KTLA、《世界日报》等媒体的消息，5月7日，洛杉矶儿童医院社工报警称，一名因头部受创而入院的两个月大婴儿伤情可疑。随后警探来到婴儿位于亚凯迪亚住处调查，并在这座豪宅中找到多达15名未成年人，后又在房主亲友处陆续发现6名。这些儿童年龄从2个月到13岁不等，但绝大多数小于3岁。所有儿童目前都被送交保护性监护。
据《世界日报》获得的警方在法院发布的搜查记录，这套原有九卧的房子中的三个较大房间被设置成“学习中心”，房内小孩无论男女都被剃成平头。“学习中心”里有六个据信为保姆或老师的中年亚裔女性。房屋中包括卫生间在内装有大量监控摄像头，而户主夫妇居住的主卧中，有一个大显示屏播出各处监控画面。
在获得搜查令后，警方调取了屋内监控与户主手机中的影像资料，并找到了一段关键证据：涉事保姆走出监控拍摄范围之外，而原本在哭闹的婴儿在一声巨响后停止哭喊，随后失去意识。此外，警探还发现几位保姆和教师在“学习中心”中对至少三名儿童打耳光﹑罚蹲的监控影像。警方以“危害与忽视儿童重罪”（felony of child endangerment and neglect）逮捕了户主夫妇——65岁的宣国军（Guojun Xuan）与38岁的Silvia Zhang。这对夫妇随后被释放，一些报道称两人无需支付保释金，但也有报道称保释金为每人50万美元。警方并指现时FBI（美国联邦调查局）已介入调查。
随着7月数名据称为这对夫妇代孕的女性站出来发声，大量媒体开始报道此事。本地电视台KTLA、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报道了不下七位代孕母亲的经历。这些代孕母亲来自美国各地，既有洛杉矶本地人，也有来自德州、佛州、维州、宾州。除了两位尚在怀孕阶段外，其他几人在2022年至今年6月期间，为这对夫妇生下至少五个孩子。她们似乎都被告知，自己是在帮助一对不孕不育的华人夫妇养育第二个孩子，完全不知其他代孕母亲的存在。
亚凯迪亚所在的洛杉矶东郊圣盖博谷（San Gabriel Valley）是南加州著名的华人新移民聚居地，尤其亚凯迪亚的华人比例在一些人口统计中已接近该市总人口的一半。再加上该市有大量高端不动产，因而吸引了大量中国权贵在此置业。早在十年前，中文网络上就有许多报道将亚凯迪亚称为“华人比弗利山庄”，甚至“小三城”。
美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聚焦于虐童﹑人口贩运的可能与代孕欺诈，但端传媒通过查找公开资料发现，这起案件或有更复杂的图景：除了人口贩运的猜测未必可信，而宣国军操作代孕公司的模式，与他操作自己的“主业”——房产买卖空壳公司的模式也高度相似，他的故事，或许能折射出中国外流资本来到美国后，如何利用监管漏洞攻城略地的更广阔画面。
人口贩运的猜测合理吗？
这对夫妇生育那么多孩子的意图到底是什么？美国多家媒体引用了协助其中一位孕母的反代孕行动者Kallie Fell的话，称这其中“有贩运的味道”。孕母的代理律师Rijon Charne也告知《华尔街日报》，已要求当局查明此案是否与人口贩运相关。最早报道此事的保守派媒体The Daily Wire甚至引用一位“联邦官员”的说法，认为这些拥有美国公民权的婴儿“被疏忽照料，然后被运回中国”，因而“这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到了许多中文媒体和自媒体中，“贩卖孩子回中国”更是直接登上标题。
一位曾为二人工作的前员工告诉NBC新闻，她在这座大宅里见过四五个孩子，据她了解，其中一个是Silvia与前夫所生，三个是由一名自称代孕母亲兼保姆的女子所生，还有一个宣国军与Silvia的亲生孩子。多名代孕母亲对媒体透露，移植入她们体内的胚胎由父亲（即宣国军）的精子和捐赠的卵子结合而成。这意味着很可能这些孩子中的大多仅与宣国军有血缘关系。
但没有一家媒体试图仔细辨析或推测，这种贩卖会如何进行，孩子又会被卖给谁？加州EFC生殖中心（Ember Fertility Center）运营总监张敏毅向端传媒表示，两种可能的假设是贩卖给不孕不育的中国夫妇，或贩卖给想借以获得美国国籍的中国父母。但她认为，只要算一下成本账，就会发现这两种模式都不现实。
目前在加州通过第三方辅助生殖（即代孕）生育一个孩子的成本，仅代孕部分（除支付给代孕母亲的补偿金外，还有律师、体检、心理咨询等杂费，以及代孕中介的利润）就需要13-18万美元，医疗成本和支付捐精或捐卵者的费用也不便宜。
记者以顾客身份咨询了几家中国的辅助生殖医疗旅游机构，对方均表示赴美代孕的总价至少要人民币150-200万元（约20-28万美元）。张敏毅认为，即使宣国军二人想把孩子贩运给中国的不孕不育家庭，也未必会有人愿意斥如此巨资，买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另一种假设，即一些中国家庭可能会为了获美国身份而将这些出生在美国的儿童带回中国收养，张敏毅同样觉得并不合理。虽然这么做的花费看起来比投资移民（至少80万美元）等渠道便宜不少，但需要等上将近20年，即孩子成年后，收养者才有可能连带获得美国身份。愿意等上这段时间的人，大可以选择更为便宜的赴美生子（大约5万美元）路径，何况那样孩子还和自己有血缘关系。
至于宣国军本人，在《世界日报》的专访中，坚称孩子都是自己的，没有一个是为了贩卖。而之所以要那么多孩子，就是因为“特别喜欢孩子……老了有那么多孩子在身边多开心，培养他们成材、成长。将来都有一份事业，都超过我。”
空壳公司：代孕欺诈的隐身术
无论想要那么多孩子的原因为何，二人的代孕公司运作模式有诸多不合常理之处。端传媒发现，宣国军家族登记了多家代孕公司，这种“快进快出”的操作在监管薄弱的加州代孕行业中，为其提供了不少“隐身”空间。
根据各孕母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的回忆，Silvia Zhang常以委托父母的身份联系她们，并称自己与一家叫Mark Surrogacy的公司合作。但她隐瞒的是，这家公司就注册在他们自己位于亚凯迪亚的宅邸地址，而她本人即为机构经理。换言之，如果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在这些代孕交易中，这对夫妇其实同时扮演了甲方和中间人的角色，且并没有向乙方透露。
2021年3月，Silvia Zhang就已在与前夫共同拥有的一套房产中，注册了一家名为Hope Surrogacy LLC的机构，业务范围为“咨询”。但这家LLC（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不到3个月即告注销，记者亦没有在公开信息中检索到任何这家机构的推广资料。同年5月，她与另一名黄姓人士共同注册了今次代孕丑闻中被提及最多的Mark Surrogacy Investment LLC。这家LLC的业务范围为“代孕与房地产”，并于2024年10月注销。
Mark Surrogacy的网站已不再运作，而其Facebook主页上发布的内容也多为简单的复制、粘贴。倒数第二则发布的贴文称：“美国是最安全的代孕地……Mark Surrogate位于美国对代孕最友好的加利福尼亚州……代孕妈妈将得到最好的补偿和最安全的医疗服务。”
2024年7月，一家名为Future Spring Surrogacy的公司成立，注册地位于圣盖博谷埃尔蒙特（El Monte）市的一座办公楼中。该楼在2019年被宣国军的前妻李玉琴买下，并由多间宣家名下的公司接力持有。Future Spring Surrogacy的业务范围为“代孕咨询”，并于2025年5月注销，存续时间不足1年。其持有人汤雷军是宣国军的亲戚，也是他在美国的重要业务伙伴。
今年2月，黄姓人士再次在亚凯迪亚的原地址注册了一家完全重名的Mark Surrogacy。这家LLC在6月注销，存续时间不足4个月。
代孕公司频繁注册、注销的同时，本地华人论坛上也经常出现使用宣国军名下房地产公司邮箱，招聘幼儿教师、保姆的贴文。甚至在今年5月虐童案发生，二人的孩子理应都已被接走送去保护性监护（protective custody）后，仍有一则贴文发布，招聘“住家保姆”，要求“有带孩子的经验、做过幼儿教师的优先”。
尚不清楚这些机构只是为服务宣国军夫妇而开设，还是也有其他客户。Silvia Zhang曾回应《华尔街日报》称，Mark Surrogacy“只服务我们家庭”，但洛杉矶本地华人论坛上2023年5月由另一家宣国军名下地产公司人事发布的一则招聘“代孕协调员”的启事则让人怀疑，他们至少曾认真考虑过将代孕发展成一项对外的生意。
这种频繁开关、“换壳”的操作，或许与隔绝法律风险有关。如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24年7月，也就是第一家Mark Surrogacy注销前三个月，就已经有人报警称，宣国军的家中可能存在儿童虐待现象。而Future Spring Surrogacy注销的2025年5月，也正是保姆虐童案东窗事发之时。
记者在加州州务卿网站检索后发现，在加州至少有10组公司和Mark Surrogacy一样，进行过同名更替，意味着这种“换壳”现象在代孕行业并非孤例。加州是美国辅助生殖技术（ART）产业最为发达的州。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DC）2024年9月公布的数据，美国总计457家ART诊所中，仅加州就开有85家，遥遥领先其他各州。这也为位于ART产业链下游的代孕产业提供了发展的土壤。
加州的法律通常被认为对代孕产业非常友好。据张敏毅介绍，在加州，代孕母亲在孕中期时会有专门的法庭程序，将孕母腹中胎儿判给意向父母，此后新生儿的出生证上便会直接写上意向父母的姓名；而在其他一些州，出生证上往往会写代孕母亲的名字，随后再通过复杂的收养程序过继给委托母亲。因此加州也是许多外国人士，尤其华人前往美国寻求代孕服务的首选。
根据OpenCorporates和加州州务卿网站的信息整合，全美有756间名称中带有“代孕”字样的公司，而加州就有261家，也遥遥领先其他各州。在加州的这些公司中，尚在运营的约占一半。此外，从注册者姓名特征判断，至少有93家为华人持有。
埃默里大学5名学者在一篇关于美国的跨境代孕产业的研究中指出，2014-2020年期间，美国的代孕胚胎移植中，有32%是为外国意向父母进行的，而其中又有41.7%来自中国。
尽管加州的辅助生殖与代孕产业都规模巨大，但张敏毅强调，这两个行业在从业资质和监管上都区别巨大。ART诊所的医师都需要有行医执照，遵守美国生殖医学协会（ASRM）指定的行业规范，且诊所要接受食药监局（FDA）、CDC和州一级政府的层层监督。
而代孕中介的工作核心是介绍意向父母、捐卵捐精者和代孕母亲组局，本质上“只是一个媒婆的角色”，对从业者没有任何资质要求，也没有实质性的行业监管。它既不提供医疗服务，也不提供法律建议，“他们能做的只有那么多，大家也不要对他们有太高的期待”。像宣国军夫妇这样为自己代孕那么多孩子的情况，虽然有违常理，但在代孕领域，并没有法律法规可以规管代孕孩童的数量。因此，代孕母亲虽然控诉宣国军二人此前欺骗他们，说自己只有一个孩子，但其实在代孕过程中，意向父母没有义务向孕母透露家中有几个孩子、从事什么职业等信息。
一家名为“冻卵与代孕伦理协会”（缩写SEEDS）的非营利组织试图规范全球代孕行业，并制定了一份行业准则。如果严格按照准则，那么夫妇二人的代孕操作至少违反了其中有关利益冲突披露、多代孕周期并行限制、匹配透明度与重大信息披露等多项条款。不过，这一准则没有任何强制性，哪怕是协会会员，最多也只会被取消会员资格。事实上，根据机构网站上提供的信息，成为其会员的加州代孕排除重复后有66家，而其中名称含有“代孕”的只有33家。若以这个标准换算，大约只有一成多的代孕机构加入了该协会。诸如宣国军家族的Hope、Mark、Future Spring这三家机构，就都非其成员，因此不会受该准则的任何限制。
宣国军夫妇的代孕风波发生后，一些美国媒体推测，未来加州可能会因此加强对代孕产业的监管，不过目前还没有见到有关动议的发布。
端传媒曾发电邮向Silvia Zhang查询其代孕业务和孩子目前情况，她回复称，正在积极配合法律程序推进。“出于对案件公正性与相关人员隐私的保护，我们暂不便就具体问题接受采访。但我们计划在案件结束后，以适当的方式对外发声，澄清事实、回应外在关切。”
从代孕到地产的空壳公司矩阵
代孕事件中的主角宣国军是南加州活跃侨领，而在中国时也曾担任自治区人大代表。端传媒调查发现，宣国军从新疆国企经理人到加州房地产投资人的转身，恰好跨越了中国反腐运动和资本管制收紧的关键十年，而他和Silvia Zhang用于代孕和房地产行业的空壳公司模式，其实是这一时代中国权贵资本外逃的典型路径。
宣国军在1980年代带领濒临破产的国营乌鲁木齐冷冻厂扭亏为盈，并主导企业改制，创建自己的新疆创达冷冻公司。创达公司涉猎过诸多产业，但最终还是中国的房地产增长浪潮成就了创达的商业王国，使其逐渐发展为至少由15家创达系公司组成的大型企业集团。
2008年，宣国军成为新疆自治区第十一届人大代表。2012年底，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就任总书记，虽然发起大规模反腐运动。大约同一时间，宣国军之子宣东超于洛杉矶东南郊的约巴林达（Yorba Linda）购置了一套价值240万美元的大宅。2018年前后，宣国军与其前妻李玉琴、宣东超在美国先后注册了至少9家公司实体。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创达系的多家企业或自行注销，或被母公司撤资，或被其他企业大额注资并改名。天眼查数据显示，宣国军于2019年卸任创达系母公司职务，目前剩余的创达系企业实际控制人大多为李玉琴和宣东超。
据美媒报道称，宣国军夫妇在亚凯迪亚的住所是一套九卧十一卫的豪宅，面积近1000平米，目前市场估价超过400万美元。除了前文提及的两家代孕公司外，在该地址还注册了一家名为HLRB Investment LLC的公司。也正是这家公司在2021年3月买下了这套房产。
在加州州务卿网站上公布的该公司的历史文件、报表中，可以看到其注册地址与负责人信息多有变更，而宣国军、Silvia Zhang、汤雷军的名字都反复出现。
HLRB的注册经营类别为“房地产投资管理”，但在一家招聘网站上，端传媒发现了该公司在2024年8月发布的一份启事，聘人“教授1-6岁儿童英语、数学”、“协助儿童的日常护理活动”等，且要求应聘者必须会普通话。在雇员评价网站Glassdoor上，该公司获得的全部三条评价都为最低的1分。
宣国军家族在美国的生意网络远不止于这一个地址、一家公司。根据对OpenCorporates、BizProfile和加州州务卿等网站公开数据的整合，端传媒发现宣国军夫妇及其亲属、业务伙伴在美国持有至少113家独立公司实体。而这些公司有非常明显的空壳迹象，并呈现出诸多正常经营的企业所没有的可疑特征。大多数公司都注册在埃尔蒙特市的同一个地址上，也就是上文提到的Future Spring代孕公司的注册地。而且这些公司多数生命周期很短。在这113家公司里，只有17家仍在运作，而48家公司的存续时间甚至不足一年。多批公司在同一天注册，并在几个月甚至几周后统一注销，甚至有一批公司仅仅存续了9天。
这种“快进快出”模式不符合正常商业活动的节奏，而且不论是命名方式还是注册日期，都反映出批量注册、用后即弃的特征。宣国军矩阵的多数公司都为LLC，也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在美国房地产投资领域，注册多家LLC进行运营可以帮助投资人避税、隔离不同项目的风险，并保护购房者隐私，并非罕见做法，但宣氏家族的LLC矩阵规模之大、开关之频繁，很难用这些简单的原因来解释。
这些LLC的“操作方法”，可以在Silvia Zhang的房产交易记录中看见端倪。原名张莎莎（音译）的Silvia Zhang是加州持证房产经纪人，五年间共促成超过一亿美元的房产交易，其中多数都与宣家相关。她的销售记录呈现出一个高度一致的模式：大洛杉矶地区的房产经常由宣家旗下的多个LLC接力式转让，每家公司持有时间极短，往往仅数月甚至一个月。这些交易几乎没有出现贷款记录，意味着很可能都采用不受银行反洗钱监管的现金交易。
进一步比对公司注册、注销日期，可以看到许多LLC在完成交易后随即解散，甚至有公司在房产尚未售出前就已注销。这些短命的“投资LLC”与“管理LLC”相互配合：前者专门买入与转售，后者则负责装修、验收与日常管理，并在华人社区网站上招募临时员工。招聘广告常自称“同时有十个以上项目在开发”，内容涵盖收购、设计、翻修、租赁到销售的完整链条。
整体而言，宣家房产网络展现出若干极具可疑性的特征：现金集中买入、短期持有与频繁转让、大量空壳公司参与、以及翻修后迅速出售。再加上公司一旦卷入纠纷便立即注销、另起炉灶，这种架构既能隐藏实际受益人，也能切断法律责任链。黑石集团旗下Citrin Cooperman咨询公司发布的一篇分析罗列了美国房地产洗钱的四大风险征兆：现金交易；与包括房产经纪人在内的其他各方合谋交易；通过空壳公司购买；翻修房产（看似因翻修费用产生现金流，其实资金在自己的公司间流转；装修完又能提高房产价值，并在出售时更多获利）。宣国军房产的运营方式，完全契合这四条的描述。
记者咨询了一批金融与法律业人士的看法，虽然受访者并没有统一的意见，但大多都认为，类似操作至少可以说是有洗钱的嫌疑。
一位国际投行合规总监告诉端传媒，由于房产价格高昂，因此房地产一直就是非常方便的洗钱手段。用公司买房，卖完后把公司注销，钱回到自己手里，又毁灭了洗钱的痕迹，这种操作属于“非常典型的房产洗钱”；另一方面，以公司的名义持有物业，外界就看不到房产的真正出资人，而这些公司可能也并非注册在真正的买家名下，只是“帮别人代持的工具”。另一位银行风险部老总则直接称这种经营模式是“很初级的洗钱手法”。一家大型律所的合伙人认为“挺可疑的”，但不能说一定涉嫌洗钱或违法活动。而一位券商风控人士则表示“实在理解不了，洗钱也没这么洗的”。
监管薄弱的行业如何容许灰色操作？
中国权贵在美国，尤其加州的房产，一直是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在习近平第一任期发起反腐运动期间，就连央视、新华社、《环球时报》这样的中国官媒也都常前去加州，追查因各种原因落马的官员的财产，如令计划出逃美国的弟弟令完成、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河南粮食官员乔建军等。其中乔氏尤其受到关注，因为他不仅在中国追索贪官的“红色通缉令”中位置靠前，且也在美国因移民欺诈和洗钱等被起诉，而洗钱的罪证就包括他在洛杉矶等地购买的一系列房产。不过，《环球时报》在2013年的报道中就已发现，这些官员实名持有房产的做法已经过时，如今真正的大买家在美国买房，都是依靠“白手套公司”。
比起这些官员实名持有的房产，由空壳公司或信托基金代持的高端房产更难被追查。《纽约时报》曾在2015年耗时一年，调查持有纽约豪华房产的大量LLC背后的资金链条，并发布一系列获奖报道。调查揭示，美国高端房地产正被全球政商精英用作隐匿财富与洗钱的管道。来自中国、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国的权贵与其家属，透过匿名空壳公司大量购置豪宅，将数以亿计资金合法化，以规避本国监管。系列报道中的一位重要主人公，便是来自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文良，他被发现通过一家空壳公司，持有纽约时代华纳中心的3套豪华公寓。
在之后10年里，许多研究机构和媒体都曾警告过，匿名空壳公司的存在和行业监管的匮乏已使得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受到全球洗钱和权贵腐败网络的严重腐蚀。全球金融诚信（GFI）组织的一份报告表明，仅2015–2020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中至少有23亿美元被用于洗钱，而这些数字全都来自已报告或判决案件，因而真实数字至少数倍于此。不过，相关的法规却迟迟未有系统修订。2016年，美国财政部下属的金融犯罪执法局（FinCEN）发布了几项小规模的“地理定位令”，要求在迈阿密和纽约曼哈顿，如房产交易超过一定金额门槛，且涉及LLC与现金交易，产权保险公司就必须报告房产的实际持有者。
同年夏天，洛杉矶也被纳入监管范围。这些措施确实在短期内起到震慑效果，压低了匿名壳公司现金购屋的比例，但从长期来看，如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22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所言，对全现金购买“并无总体影响”，甚至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有人试图规避该计划。
10年过后，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深地嵌入全球化，中国玩家在全球洗钱网络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金融时报》2024年的一篇报道揭示，美国执法部门称，中国地下钱庄正利用美国政府无法监督的微信和“镜像转账”等手段，为墨西哥贩毒集团大规模洗钱。而资金链的另一端则是大量试图规避资本管制、将财富转移海外的中国富人，这些美元现金常被迅速投入美国合法经济，包括在加州等地购买房产、豪车等资产，从而既助长了芬太尼毒资洗白，也加速了中国富裕阶层资本外逃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联动。
2024年8月，FinCEN终于制定了全国级别的反洗钱新规，规定只要住宅房地产所有权通过现金交易转让给公司或信托基金，相关的地产专业人士就有必要提交一份关于实际所有人信息和交易细节的报告。《华尔街日报》称之为美国反洗钱框架数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这项规定将从今年12月起实施。目前尚不清楚它会对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什么影响。
在这一脉络下，虽然无法确定宣国军空壳公司矩阵的运作目的，但这个模式全球权贵资本的共同行为高度一致。当然，洗钱的法律构成要件在于资金来源必须属于非法所得。目前公开信息仅能证实宣氏家族的交易结构“具备洗钱功能”并与已知模式相符，但不足以确认其实际运用于非法资金的转化。
很难说宣家的房产和代孕生意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两者还是共享了一些相似的模式。首先，这两个行业都缺乏行业内部的监管，原本多少应起到一些监督作用的中介（房产经纪人、代孕中介机构）在这一案例中根本就是宣家的人。而仅有的外部强制监管环节也可以被轻易绕过——在地产购置时，目前仅有的外部监管来自银行，但只要不申请贷款，就能轻松绕开；同样，在代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受到严格监管的辅助生殖诊所合作，诊所医生未必会同意替客户代孕十几个孩子，但只要分散在不同诊所进行，医生就未必会发现其中蹊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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