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美国对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平台 TikTok “非售即禁”风波中，现任国务卿鲁比奥（Marco Rubio）曾发帖称：“共产中国掌控 TikTok 的算法，是他们监视美国人并操纵美国舆论的入口。”吊诡的是，这种论述难免让人联想到中国政府封禁外国社交媒体时的辩解：自 2009 年起，北京将脸书、推特、谷歌等平台视作“境外势力”对华“和平演变”的秘密武器，强调未经审查的互联网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美国政府曾一度批评中国政府网络封锁。2009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上海时说道：“在美国，互联网的自由开放是不容置疑的优势，我认为这应该得到鼓励。”彼时奥巴马意欲维护的全球开放互联网，后来无论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当政下，都曾或多或少展开封锁。而随著国会推动法案，以“国家安全”理由要求外国公司出售社交媒体平台，华府一度推崇的“互联网自由”议程，如今似乎趋向完结。
推倒数字柏林墙
在“历史终结论”的宏大叙事下，后冷战时期的美国曾对“全球民主化”充满了期许；随着西方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胜利，威权制度虽仍然遍布世界多数国家，它似乎也逐渐失去动能。然而，在世纪交替之后，这种对全球自由主义的乐观态度經歷許多起伏：在“九·一一”恐袭后，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期间发动了失败的伊拉克战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对其政治制度的信心只增不减。在政治学家讨论“民主衰退”、“威权韧性”之际，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挑战了“华盛顿共识”。无论是认定“经济发展推动政治自由”的现代化理论，还是推崇“军事干预捍卫自由世界”的新保守主义，似乎都无法将美国設想的“全球民主化”变成现实。
在 2008 年美国经济衰退之后，消费互联网行业的增长不仅推动了美国经济复苏，也为“历史终结”提供了新的契机。从 2009 年的伊朗的绿色革命到 2010 年在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當地反对派的政治动员都利用了互联网技术，在博客与社交媒体平台上抗争集权政府；学界与媒体巧妙地将阿拉伯之春中的一系列运动称作是“脸书革命”或是“推特革命”。在全球化浪潮下，互联网曾推倒现实世界中的柏林墙。
奥巴马政府意识到，随着社交网络将世界变成“地球村”，硅谷开发的技术将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平台。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 2010 年提出美国政府有责任维护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自由。她引用小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二战期间的“四大自由”理论，提出言论表达、宗教、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之外，在信息社会中“连接自由”（freedom to connect）必须得到保障。她提出，任何政府都无权剥夺民众的互联网自由。而这种对互联网公司推动“全球民主化”的想象，在当时被科技评论员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称作为“谷歌主义”（Google Doctrine）。
“谷歌主义”促进了美国政府和硅谷私有资本的联姻。哈佛法学院教授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指出，美国本世纪初期的“互联网自由”包括两个原则。在一方面，其议程假定“市场、个人选择和竞争”作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指导原则，即以国家政府监管必须让位于私有企业与全球化的非营利团体。另一方面，华府希望在互联网上维护言论自由，并打击中国、伊朗等国对境外网站的限制与封锁；奥巴马内阁长期谴责集权国家的“电幕”（electronic curtain，借鉴冷战中的“铁幕”）之际，该政府投资开发反网络审查软件，其任期内斥资超过一亿美元。
与此同时， “谷歌主义”的拥护者一度认定集权政府对互联网的审查是不可持续的。互联网研究员祖克曼（Ethan Zuckerman）曾提出“可爱猫理论”：他强调集权政府若想限制互联网，必须将政治动员信息和非政治内容（如猫猫迷因）同时封锁，而封锁后者将惹恼民众。时任谷歌首席执行官施密特（Eric Schmidt）在 2012 年采访中表示，中国的互联网审查部署将导致该国无法“建设现代的知识社会”。在 2000 年中国入世之际，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宣称北京的网络封锁无异于“试图把果冻钉在墙上”。而希拉里则认为，限制互联网的国家将无法享受二十一世纪科技进步的红利；没有公开透明的信息和新闻报道，投资者也将失去对这些市场的长期信心。
互联网审查的猫鼠游戏里，当时的美国政府、学界和业界已经認為自己下注了赢家。
“谷歌主义”及其不满
此类乐观的技术决定论将平台和网络放在政治变化的中心，而忽视了复杂的区域现实和权力关系。莫罗佐夫在 2011 年出版的《网络错觉》（The Net Delusion）一书中批评赛博乌托邦主义，提出网络技术既可以制约，亦可以加固传统政治权力。抗爭人士通过社交媒体对抗专制政府的同时，当权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打压异议人士，甚至巩固其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权力。
從九十年代起，中国政府就对“互联网自由”论述形成了最大的挑战：中国在 1994 年接入互联网，而“防火长城”的雏形在 1997 年已经出现。在 2009 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发生后，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被永久封锁；谷歌搜索也随即因审查纠纷退出中国市场。在中东民主运动的爆发之际，北京愈发意识到国际互联网的政治动员能力。
对“互联网自由”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中共对“颜色革命”的恐惧，恰恰符合了2000 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和学界对“互联网自由”的政治想象。例如，中国《国防报》在 2009 年 7 月的评论文章指出，摩尔多瓦的“推特革命”证明了美国社交网络平台的“煽动力”，中国必须警惕互联网成为“外部敌对势力”对华“政治文化渗透”的新工具。但另一方面，几乎垄断全球互联网服务的硅谷企业，亦有可能成为美国政府的长臂：2013 年斯诺登（Edward Snowden）向媒体泄露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文件，揭露了“棱镜”（PRISM）项目对全球计算机通信的监控。美国政府不仅仅长期对外国网络系统渗透，还向国内科技企业直接索取外国用户信息。
北京也在理论层面抨击奥巴马议程。2010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首次提出“互联网主权”概念；2011 年，中国和俄罗斯向联合国大会上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提议，强调“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2015 年第二届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而 2017 年的《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则明确“反对任何国家借网络干涉别国内政，主张各国有权利和责任维护本国网络安全”。
与此同时，随着硅谷企业的扩张，互联网技术的消极一面逐渐展现，美国民众对网络平台的态度产生转变。例如，2016 年总统大选中，曾经帮助奥巴马当选总统、突尼斯民众对抗强权的脸书，被视为传播“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的罪魁祸首。在监视资本主义下，社交媒体对个人数据的采集与滥用，以及平台本身的成瘾性，都成为了民主党对硅谷公司问责、对平台内容监管的缘由，但某程度，其引起的争议是，是否摒弃了反对政府干预网络空间的原则。
如人所見，数字“公民广场”的表象下，社交媒体平台并非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理想化的“公共领域”。前 CNN 北京分社社长记者麦康瑞（Rebecca MacKinnon）早在 2012 年就提出，虽然市场化的网络平台伪装成公共空间，它们在去监管的政治环境下，缺乏公共问责机制。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弗莱德·特纳（Fred Turner）认为，在监视资本主义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将“个性化、表达式”的民主想象，变成了经济利润的源泉。在后阿拉伯之春的十年里，互联网不但没有传播民主的福音，反而成为了自由主义信仰衰退的催化剂。
对硅谷霸权的担忧，更是促使欧洲在互联网治理上倒向“主权”一侧。更是促使欧洲在互联网治理上倒向“主权”一侧。即便是當時亲美的欧洲，也很难无视斯诺登事件中展现出美国对欧盟政府、企业和民众隐私的公然侵犯。而欧洲企业和监管机构也难免惧怕美国公司对全球互联网市场的垄断：德国企业家多夫纳（Mathias Döpfner）在 2014 年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谷歌公司将成为一个凌驾在法律之上的“数字超级国家”。欧盟随即加强了监管力度：2018 年，欧盟开始执行一般资料保护规范（GDPR），旨通过监管约束科技公司对欧盟民众隐私权利的侵犯，并向违法企业收取巨额罚款。该规范不仅适用于在欧盟境内运营的企业，还可以处罚设立在境外、为欧盟居民服务的技术公司。2020 年以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屡次强调“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从数据监管到电子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而反观中国“互联网主权”议程，在加强政府对网络言论控制、维护政权稳定的同时，亦開始限制民营科技企业。2017 年发布的《网络安全法》、2021 年发布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再加上 2020 至 2022 年对蚂蚁金服、滴滴出行等科技巨兽的强力整顿，都意味着北京和华府、布鲁塞尔一样，面临着相似的来自科技巨头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似乎必须依赖对主权的主张才能得以解决。正如乔治城大学钱德（Anupam Chander）和香港大学孙皓琛两位法学教授所指出，“数字主权”（digital sovereignty）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保护民众权利，也降低了政府对社会控制的难度。
幻想的破灭
可以说，中国和欧洲向“互联网主权”的转向，源于对美国科技霸权的担忧；而“互联网自由”在美国的衰退，则反映了其科技霸权的式微。
TikTok 在美国的成功打破了硅谷对社交媒体平台的垄断，而这种冲击恰好来自于美国“科技冷战”中的对手。2024 年 4 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国会关于短视频平台 TikTok“非售即禁”的议案。该法案要求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的美国业务，否则该软件将受到封禁。
但对 TikTok 的封禁彼时已经经历了多个不了了之的版本：2020 年川普总统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微信和 TikTok；2023 年的 RESTRICT 法案则提出限制包括 TikTok 的“敌对国家”控制的技术。而 2024 年的法案之所以能够快速通过，部分程度归因于 2023 年 10 月巴以冲突再次爆发后，巴勒斯坦支持者在 TikTok 上反对以色列政府对加沙地区的种族清洗。在对外国网站“精神污染”国内民众的假想担忧中，中美鹰派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今年 1 月，TikTok 下线之际，川普决定延期法案的实施，称将寻找新的美国买家。
在中美科技“脱钩”之际，科技全球主义正逐渐成为历史。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华为、中兴的制裁，到拜登政府对中国半导体、量子技术、人工智能（AI）、电动汽车等产业的一系列“小院高墙”的禁令，美国无疑正加速迈向科技民族主义。
反观整个过程，“互联网自由”之梦中始終不乏双重标准和自我矛盾。除斯诺登事件外，在奥巴马政府宣扬网络民主时，国内企业正向各国政府提供用于审查和监控的技术和设备；政府对网络盗版判决重刑，致使 Reddit 联合创始人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自缢而亡。而在商汤、海康威视等公司备受华府道德谴责的同时，包括 Palantir 在内的美国企业正参与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人权灾难。
强调“民主伙伴”的拜登政府，曾以“数字团结”（digital solidarity）回应欧洲“数字主权”所带来的技术壁垒；時任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 2024 年声称，美国政府愿与“尊重权利”（rights-respecting）的伙伴合作，抗争威权政府的科技战略。这种回归“普世价值”的尝试，恐怕再次忽视了科技发展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现实。而在川普“美国第一”的现实主义政策下，这种对科技向善的理想也被搁置一旁。
在新的人工智能革命中，关于科技主权的争论又在各国大语言模型（LLM）竞争之中再次唤起。随着中国深度求索（DeepSeek）开放权重的 R1 模型发布对美国竞争对手的意外冲击，美国众议院已有议员提出在政府设备上禁止该应用程序；在韩国政府的要求下，各应用商店已经下架 DeepSeek 软件。虽然包括杨立昆（Yann LeCun）在内的科学家视 R1 的创新为开源技术的胜利，同样开发模型的美国 Anthropic 公司创始人阿莫迪（Dario Amodei）则建议美国政府加强对华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国 AI 技术创新。
在本月法国与印度政府在巴黎合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科技民族主义的较量也再次上演。美国副总统万斯（J. D. Vance）称川普政府不能接受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的管制，抨击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过度监管，并呼吁欧洲政府不与威权国家在 AI 方面合作。而无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宣布的法国本土 AI 产业投资计划，还是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对保障全球南方国家享受技术创新红利的要求，都体现了在中美科技军备竞赛之间，世界大多数国家对 AI 主权擁有渴望。
在 1996 年发表的《网络独立宣言》中，作家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代表网民喊话工业世界的政府：“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在中美军备竞赛、全球科技监管的今天，巴洛对“赛博世界无主权”的宣言显得过于天真。
必须肯定的是，过去二十年科技行业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对开放、民主和全球化的愿景。随着各国技术的巴尔干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科技发展必将面临新的跨越国界的共同挑战，甚至生存风险。而无论是相信“科学无国界”的开源技术社群，还是抗争封闭系统的全球底层民众，在超级大国与跨国企业的夹缝之中，或许还能找到新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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