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美國對字節跳動旗下短視頻平台 TikTok 「非售即禁」風波中，現任國務卿魯比奧（Marco Rubio）曾發帖稱：「共產中國掌控 TikTok 的算法，是他們監視美國人並操縱美國輿論的入口。」弔詭的是，這種論述難免讓人聯想到中國政府封禁外國社交媒體時的辯解：自 2009 年起，北京將臉書、推特、谷歌等平台視作「境外勢力」對華「和平演變」的秘密武器，強調未經審查的互聯網對國家安全產生威脅。
美國政府曾一度批評中國政府網絡封鎖。2009 年，時任美國總統奥巴馬（歐巴馬）訪問上海時說道：「在美國，互聯網的自由開放是不容置疑的優勢，我認為這應該得到鼓勵。」彼時奧巴馬意欲維護的全球開放互聯網，後來無論在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下，都曾或多或少展開封鎖。而隨著國會推動法案，以「國家安全」理由要求外國公司出售社交媒體平台，華府一度推崇的「互聯網自由」議程，如今似乎趨向完結。
推倒數字柏林牆
在「歷史終結論」的宏大敘事下，後冷戰時期的美國曾對「全球民主化」充滿了期許；隨着西方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鬥爭中的勝利，威權制度雖仍然遍布世界多數國家，它似乎也逐漸失去動能。然而，在世紀交替之後，這種對全球自由主義的樂觀態度經歷許多起伏：在「九·一一」恐襲後，小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期間發動了失敗的伊拉克戰爭；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對其政治制度的信心只增不減。在政治學家討論「民主衰退」、「威權韌性」之際，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挑戰了「華盛頓共識」。無論是認定「經濟發展推動政治自由」的現代化理論，還是推崇「軍事干預捍衛自由世界」的新保守主義，似乎都無法將美國設想的「全球民主化」變成現實。
在 2008 年美國經濟衰退之後，消費互聯網行業的增長不僅推動了美國經濟復甦，也為「歷史終結」提供了新的契機。從 2009 年的伊朗的綠色革命到 2010 年在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革命，當地反對派的政治動員都利用了互聯網技術，在博客與社交媒體平台上抗爭集權政府；學界與媒體巧妙地將阿拉伯之春中的一系列運動稱作是「臉書革命」或是「推特革命」。在全球化浪潮下，互聯網曾推倒現實世界中的柏林牆。
奧巴馬政府意識到，隨着社交網絡將世界變成「地球村」，硅谷開發的技術將成為全球公民社會的平台。時任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 2010 年提出美國政府有責任維護全球範圍內的互聯網自由。她引用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二戰期間的「四大自由」理論，提出言論表達、宗教、免於匱乏、免於恐懼之外，在信息社會中「連接自由」（freedom to connect）必須得到保障。她提出，任何政府都無權剝奪民衆的互聯網自由。而這種對互聯網公司推動「全球民主化」的想象，在當時被科技評論員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稱作為「谷歌主義」（Google Doctrine）。
「谷歌主義」促進了美國政府和硅谷私有資本的聯姻。哈佛法學院教授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指出，美國本世紀初期的「互聯網自由」包括兩個原則。在一方面，其議程假定「市場、個人選擇和競爭」作為全球互聯網發展的指導原則，即以國家政府監管必須讓位於私有企業與全球化的非營利團體。另一方面，華府希望在互聯網上維護言論自由，並打擊中國、伊朗等國對境外網站的限制與封鎖；奧巴馬內閣長期譴責集權國家的「電幕」（electronic curtain，借鑑冷戰中的「鐵幕」）之際，該政府投資開發反網絡審查軟件，其任期內斥資超過一億美元。
與此同時， 「谷歌主義」的擁護者一度認定集權政府對互聯網的審查是不可持續的。互聯網研究員祖克曼（Ethan Zuckerman）曾提出「可愛貓理論」：他強調集權政府若想限制互聯網，必須將政治動員信息和非政治內容（如貓貓迷因）同時封鎖，而封鎖後者將惹惱民衆。時任谷歌首席執行官施密特（Eric Schmidt）在 2012 年採訪中表示，中國的互聯網審查部署將導致該國無法「建設現代的知識社會」。在 2000 年中國入世之際，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宣稱北京的網絡封鎖無異於「試圖把果凍釘在牆上」。而希拉莉則認為，限制互聯網的國家將無法享受二十一世紀科技進步的紅利；沒有公開透明的信息和新聞報道，投資者也將失去對這些市場的長期信心。
互聯網審查的貓鼠遊戲裏，當時的美國政府、學界和業界已經認為自己下注了贏家。
「谷歌主義」及其不滿
此類樂觀的技術決定論將平台和網絡放在政治變化的中心，而忽視了複雜的區域現實和權力關係。莫羅佐夫在 2011 年出版的《網絡錯覺》（The Net Delusion）一書中批評賽博烏托邦主義，提出網絡技術既可以制約，亦可以加固傳統政治權力。抗爭人士通過社交媒體對抗專制政府的同時，當權者也可以通過互聯網技術打壓異議人士，甚至鞏固其現實世界中的政治權力。
從九十年代起，中國政府就對「互聯網自由」論述形成了最大的挑戰：中國在 1994 年接入互聯網，而「防火長城」的雛形在 1997 年已經出現。在 2009 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發生後，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平台在中國被永久封鎖；谷歌搜索也隨即因審查糾紛退出中國市場。在中東民主運動的爆發之際，北京愈發意識到國際互聯網的政治動員能力。
對「互聯網自由」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一方面，中共對「顏色革命」的恐懼，恰恰符合了2000 年代末期美國政府和學界對「互聯網自由」的政治想象。例如，中國《國防報》在 2009 年 7 月的評論文章指出，摩爾多瓦的「推特革命」證明了美國社交網絡平台的「煽動力」，中國必須警惕互聯網成為「外部敵對勢力」對華「政治文化滲透」的新工具。但另一方面，幾乎壟斷全球互聯網服務的硅谷企業，亦有可能成為美國政府的長臂：2013 年斯諾登（Edward Snowden）向媒體泄露的美國國家安全局文件，揭露了「棱鏡」（PRISM）項目對全球計算機通信的監控。美國政府不僅僅長期對外國網絡系統滲透，還向國內科技企業直接索取外國用戶信息。
北京也在理論層面抨擊奧巴馬議程。2010 年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狀況白皮書》首次提出「互聯網主權」概念；2011 年，中國和俄羅斯向聯合國大會上交了《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提議，強調「互聯網有關的公共政策問題的決策權是各國的主權」。2015 年第二屆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習近平首次提出「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而 2017 年的《網絡空間國際合作戰略》則明確「反對任何國家借網絡干涉別國內政，主張各國有權利和責任維護本國網絡安全」。
與此同時，隨着硅谷企業的擴張，互聯網技術的消極一面逐漸展現，美國民衆對網絡平台的態度產生轉變。例如，2016 年總統大選中，曾經幫助奧巴馬當選總統、突尼斯民衆對抗強權的臉書，被視為傳播「虛假信息」、「仇恨言論」的罪魁禍首。在監視資本主義下，社交媒體對個人數據的採集與濫用，以及平台本身的成癮性，都成為了民主黨對硅谷公司問責、對平台內容監管的緣由，但某程度，其引起的爭議是，是否摒棄了反對政府干預網絡空間的原則。
如人所見，數字「公民廣場」的表象下，社交媒體平台並非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理想化的「公共領域」。前 CNN 北京分社社長記者麥康瑞（Rebecca MacKinnon）早在 2012 年就提出，雖然市場化的網絡平台僞裝成公共空間，它們在去監管的政治環境下，缺乏公共問責機制。斯坦福大學傳播學教授弗萊德·特納（Fred Turner）認為，在監視資本主義之下，社交媒體平台將「個性化、表達式」的民主想象，變成了經濟利潤的源泉。在後阿拉伯之春的十年裏，互聯網不但沒有傳播民主的福音，反而成為了自由主義信仰衰退的催化劑。
對硅谷霸權的擔憂，更是促使歐洲在互聯網治理上倒向「主權」一側。即便是當時親美的歐洲，也很難無視斯諾登事件中展現出美國對歐盟政府、企業和民衆隱私的公然侵犯。而歐洲企業和監管機構也難免懼怕美國公司對全球互聯網市場的壟斷：德國企業家多夫納（Mathias Döpfner）在 2014 年的一封公開信中表示，谷歌公司將成為一個凌駕在法律之上的「數字超級國家」。歐盟隨即加強了監管力度：2018 年，歐盟開始執行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旨通過監管約束科技公司對歐盟民衆隱私權利的侵犯，並向違法企業收取鉅額罰款。該規範不僅適用於在歐盟境內運營的企業，還可以處罰設立在境外、為歐盟居民服務的技術公司。2020 年以來，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屢次強調「數字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的重要性，並將其作為從數據監管到電子產業政策的理論依據。
而反觀中國「互聯網主權」議程，在加強政府對網絡言論控制、維護政權穩定的同時，亦開始限制民營科技企業。2017 年發布的《網絡安全法》、2021 年發布的《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再加上 2020 至 2022 年對螞蟻金服、滴滴出行等科技巨獸的強力整頓，都意味着北京和華府、布魯塞爾一樣，面臨着相似的來自科技巨頭的挑戰。而這種挑戰，似乎必須依賴對主權的主張才能得以解決。正如喬治城大學錢德（Anupam Chander）和香港大學孫皓琛兩位法學教授所指出，「數字主權」（digital sovereignty）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保護民衆權利，也降低了政府對社會控制的難度。
幻想的破滅
可以說，中國和歐洲向「互聯網主權」的轉向，源於對美國科技霸權的擔憂；而「互聯網自由」在美國的衰退，則反映了其科技霸權的式微。
TikTok 在美國的成功打破了硅谷對社交媒體平台的壟斷，而這種衝擊恰好來自於美國「科技冷戰」中的對手。2024 年 4 月，時任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國會關於短視頻平台 TikTok「非售即禁」的議案。該法案要求中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出售 TikTok 的美國業務，否則該軟件將受到封禁。
但對 TikTok 的封禁彼時已經經歷了多個不了了之的版本：2020 年川普總統發布行政命令禁止微信和 TikTok；2023 年的 RESTRICT 法案則提出限制包括 TikTok 的「敵對國家」控制的技術。而 2024 年的法案之所以能夠快速通過，部分程度歸因於 2023 年 10 月巴以衝突再次爆發後，巴勒斯坦支持者在 TikTok 上反對以色列政府對加沙地區的種族清洗。在對外國網站「精神污染」國內民衆的假想擔憂中，中美鷹派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識。今年 1 月，TikTok 下線之際，川普決定延期法案的實施，稱將尋找新的美國買家。
在中美科技「脫鉤」之際，科技全球主義正逐漸成為歷史。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對華為、中興的制裁，到拜登政府對中國半導體、量子技術、人工智能（AI）、電動汽車等產業的一系列「小院高牆」的禁令，美國無疑正加速邁向科技民族主義。
反觀整個過程，「互聯網自由」之夢中始終不乏雙重標準和自我矛盾。除斯諾登事件外，在奧巴馬政府宣揚網絡民主時，國內企業正向各國政府提供用於審查和監控的技術和設備；政府對網絡盜版判決重刑，致使 Reddit 聯合創始人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自縊而亡。而在商湯、海康威視等公司備受華府道德譴責的同時，包括 Palantir 在內的美國企業正參與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人權災難。
強調「民主夥伴」的拜登政府，曾以「數字團結」（digital solidarity）回應歐洲「數字主權」所帶來的技術壁壘；時任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 2024 年聲稱，美國政府願與「尊重權利」（rights-respecting）的夥伴合作，抗爭威權政府的科技戰略。這種回歸「普世價值」的嘗試，恐怕再次忽視了科技發展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現實。而在川普「美國第一」的現實主義政策下，這種對科技向善的理想也被擱置一旁。
在新的人工智能革命中，關於科技主權的爭論又在各國大語言模型（LLM）競爭之中再次喚起。隨着中國深度求索（DeepSeek）開放權重的 R1 模型發布對美國競爭對手的意外衝擊，美國衆議院已有議員提出在政府設備上禁止該應用程序；在韓國政府的要求下，各應用商店已經下架 DeepSeek 軟件。雖然包括楊立昆（Yann LeCun）在內的科學家視 R1 的創新為開源技術的勝利，同樣開發模型的美國 Anthropic 公司創始人阿莫迪（Dario Amodei）則建議美國政府加強對華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國 AI 技術創新。
在本月法國與印度政府在巴黎合辦的「人工智能行動峰會」上，科技民族主義的較量也再次上演。美國副總統萬斯（J. D. Vance）稱川普政府不能接受歐盟對美國科技公司的管制，抨擊其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過度監管，並呼籲歐洲政府不與威權國家在 AI 方面合作。而無論是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宣布的法國本土 AI 產業投資計劃，還是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對保障全球南方國家享受技術創新紅利的要求，都體現了在中美科技軍備競賽之間，世界大多數國家對 AI 主權擁有渴望。
在 1996 年發表的《網絡獨立宣言》中，作家約翰·佩裏·巴洛（John Perry Barlow）代表網民喊話工業世界的政府：「作為未來的代言人，我代表未來要求過去的你們別管我們。在我們這裏，你們並不受歡迎。在我們聚集的地方，你們沒有主權。」在中美軍備競賽、全球科技監管的今天，巴洛對「賽博世界無主權」的宣言顯得過於天真。
但必須肯定的是，過去二十年科技行業的飛速發展離不開對開放、民主和全球化的願景。隨着各國技術的巴爾幹化，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科技發展必將面臨新的跨越國界的共同挑戰，甚至生存風險。而無論是相信「科學無國界」的開源技術社群，還是抗爭封閉系統的全球底層民衆，在超級大國與跨國企業的夾縫之中，或許還能找到新的能動性。
讀者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