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4日，上海女子沙白在瑞士通过辅助自杀手段离世，并留下一系列视频解释自己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在中文互联网上先是引发众多惋惜和赞叹之声，随后又引发一波口诛笔伐。斯人已逝，音容杳然，但安乐死、辅助死亡、辅助自杀等话题由此再度进入公众视野（三者在伦理和法律后果上有区别，但鉴于在“尊重当事人求死意愿”这一本质上没有根本差异，本文不作详细辨析）。
沙白之死不仅让人回想起2018年罹患胰腺癌而求死的台湾著名体育主播傅达仁的先例，而且就在近一年来，法国和英国都曾出现过类似的著名人物寻求辅助自杀的事例。但相关人物并不满足于“一死了之”，而是在生命最后时刻向主政者喊话，努力让自己的死亡成为推动公众进一步正视、社会心态进一步开放的契机；公共舆论也没有沦为一场失焦的混战，并且得益于政治上吐故纳新的契机，在制度层面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在英国，罹患晚期肠癌的53岁女子宝拉·马拉（Paola Marra），今年3月20日在瑞士通过辅助自杀结束生命。在临终之前，她留下一段视频，批评英国在有关安乐死法律上的保守态度导致“不公且残忍”的局面，并给英国各政党领导人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他们尽快在议会中推进安乐死和辅助自杀合法化进程。在法国，著名歌手弗朗索瓦丝·哈蒂（Francoise Hardy，亦译阿迪）因喉癌于6月11日去世，享年80岁。哈蒂之死并不是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造成的（因为她的身体状况已经无法支撑出国旅行），但她本人在生前曾多次表达相关愿望，尤其是2023年12月17日曾公开致信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宏），要求能尽快让安乐死在法国合法化。
随着现代医学和科技的进步，亿万富翁斥重金推动生物技术突破、甚至亲自上阵通过“换血”和基因改造等方式延缓乃至逆转衰老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不死”似乎正在成为富人所竭力追求的一种特权（尽管眼下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而在生命的另一端，虽说“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一个平静的、有尊严的、免于极度痛苦的死法，同样是可遇而不可求。“安乐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特权”，与经济实力、法权身份、舆论关注、社会观念等高度相关，而非人人可以获得的“权利”。正是在这一点上，宝拉·马拉和哈蒂都意识到自己的“特权”。她们寻求的不仅仅个人的解脱，同时也是“为民请命”，呼吁当局重视和自己一样饱受疾病摧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可怜人。但在华人世界，这一话题还远远没有得到相应重视，甚至受到刻意压制。
宝拉·马拉：“拒绝让绝症支配我的余生”
在近期所有事例中，英国的宝拉·马拉或许和中国的沙白最有相似之处：和众多垂垂老矣的临终者相比，她们辞世时都还正值中年；而且在生命的最后关头，都留下视频作为此生的印记。只不过和快意恩仇的沙白相比，宝拉·马拉用温和镇定的口气，留下了一篇檄文、一声号角。
年仅53岁的宝拉·马拉，生前备受晚期肠癌困扰，这种疾病持续下去，将会导致肠破裂和败血症，而她偏偏又对大多数用于镇痛的阿片类药物过敏，因此在生命末期将注定会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于是她萌生了前往瑞士寻死的念头，并得到了著名安乐死机构“尊严”（Dignitas）的接纳。在准备后事的过程中，她前往伦敦一家工作室拍摄肖像遗照，摄影师得知真相后倍感震惊，但看到她已经下定决心，于是提议拍摄一部视频，作为对这个世界的遗言。
在这部名为“最后的要求”的视频开头，宝拉·马拉开宗明义地告诉观众：“当你看到这个（视频）时，我已经死了。”她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辅助死亡，是因为“拒绝让绝症支配我的余生”——痛苦会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尊严也会被缓慢地侵蚀，她将失去自理能力，“所有让生命值得经历的东西，都会被剥夺殆尽”，在这种困境下，“辅助死亡不是要放弃，而是要重新获得掌控；它并非事关死亡，而是事关尊严，是给予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带着同情和尊重来结束痛苦的权利”。
这份遗言的目的，不是为了自辩，而是为了呼吁公众推动改变英国有关辅助死亡的法律。在同时致英国各政党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中，宝拉·马拉悲叹，鉴于英国法律对安乐死的严厉态度（1961年的《自杀法》禁止“鼓励”和“协助”自杀行为，违者最高可能被判14 年监禁），她不仅无法在英国得到相应服务，而且不得不孤身一人飞往国外，以免给亲友惹上麻烦。在她看来，现状既不公平，又很残忍。因为对于许多无法拿出15000英镑前往瑞士结束生命的垂死之人来说，他们只能被迫在痛苦中死去，或者选择自杀。她希望在自己离世一周年之际（2025年3月），英国的安乐死合法化进程能够取得真正的进展，给垂死之人提供选择的权利。
希克曼：人生跑道的终点是海滩
在宝拉·马拉辞世两个月后，另一位英国女性特拉西·希克曼（Tracy Hickman）于2024年5月也通过辅助自杀离世。希克曼此前罹患乳腺癌，病情在一度稳定之后，于2023年2月复发，并迅猛扩散到骨骼和大脑。她在治疗过程中备受煎熬，日夜依靠吗啡来镇痛。相比充满不确定性地痛苦多活两三个月，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
作为长跑爱好者，希克曼在短短57年的人生中曾经充分燃烧了自己的生命。她在全世界参加了30多场马拉松比赛和8场超级马拉松比赛，甚至2023年癌症复发之后，她仍然完成了波士顿马拉松。5月22日，在这条人生跑道的终点，希克曼在伴侣和家人的陪伴下，躺在新西兰一处阳光明媚的海滩上接受医疗团队的注射，平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相比孤身凄凉上路的宝拉·马拉，希克曼幸运地同时拥有新西兰国籍，这使得她能够满足新西兰相关法律的要求。即便如此，她在临终前也向英国政界呼吁：“看看新西兰所做的一切吧，然后做得更好。对生命权已经有很多关注了，但人们也应该有平静、安详地死去的权利。”而她生活在英国、同样患有乳腺癌（此外还有帕金森症）的妹妹，眼下只能悲凉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在2024年7月的英国大选中，此前一直敌视安乐死立法的保守党遭遇历史性惨败，宝拉·马拉和希克曼的遗愿，迎来前所未有的实现机会。工党政府上台后推出了法案，给予生命只剩六个月的成年绝症患者结束生命的权利。目前法案正处于议会辩论阶段，如果最终通过，将改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现行规则。而在单独立法的苏格兰，2024年3月提交的一份法案建议给予罹患绝症晚期的苏格兰成年居民结束生命的权利，目前该法案仍处于早期阶段，预计于2025年提交投票。在北爱尔兰，虽然相关立法进程尚未启动，但目前第一大党新芬党（Sinn Féin）、第三大党联盟党（Alliance）、第五大党社民工党（SDLP）都表达了积极态度。与此同时，英属泽西岛和马恩岛议会的相关立法进程，也都在2024年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社会观念和政治格局的共同推动下，整个英国的坚冰正在松动。
哈蒂：残生看到了开头，却没能等来结果
在法国，近年来最为瞩目的辅助自杀事例，是“新浪潮”电影奠基人之一、导演戈达尔（Jean-Luc Godard）于2022年9月13日在瑞士离世，享年91岁。而2024年去世的著名影星阿兰·德龙（Alain Delon），尽管拥有瑞士国籍和长期生活经历，生前也曾表达过安乐死愿望，但未及实现就病逝于法国的家中（一个插曲是：阿兰·德龙的遗愿之一是让他的爱犬安乐死陪葬，但由于动物保护组织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就在戈达尔去世的同一天，法国国家伦理咨询委员会（CCNE）作出一项表态，认为在“严格条件”下，“积极”协助死亡可以合法化。这标志着该委员会态度的重大转向，同时意味着给下一步的立法行动亮出绿灯，此前它曾拒绝修改2016年的“克莱埃-利奥内蒂法”（Loi Claeys-Leonetti）。该法律禁止安乐死和辅助自杀，只允许医生为极其痛苦、预期寿命即将结束的绝症晚期患者实施“深度而持久的镇静措施，直到死亡”。在该委员会的表态之后，马克龙发起的“公民大会”（Convention citoyenne）也在辩论后于2023年4月公布了相同的立场。
在这两起引人瞩目的表态后，法国殿堂级歌手弗朗索瓦丝·哈蒂投书媒体，发表致总统马克龙的公开信，呼吁在法国推进安乐死合法化。哈蒂在18岁时曾以一首《所有的男孩和女孩》声名鹊起、并成为此后几代法国人的偶像。但进入老年后，她罹患淋巴癌和喉癌，饱受病魔和放射治疗副作用的折磨：剧痛、耳聋、呼吸困难、无法分泌唾液导致进食困难……她形容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沦为“一场噩梦”，“当一个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并且无法治愈时，不结束他们的痛苦是不人道的。”
耐人寻味的是，哈蒂在致马克龙的公开信中，通篇都没有抱怨自己的痛楚，而是以平淡语气讲述了所见所闻的三件事：一是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和编剧弗洛伦斯·马尔罗（Florence Maltaux）罹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的悲惨境遇；二是自己的母亲同样罹患肌萎缩侧索硬化之后，在两位“富有同情心和勇气”的医生的帮助下，事实上采取安乐死方式离世（她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了规避法律的“同谋”）；三是自己在治疗癌症期间遇到的其他绝望病人期盼安乐死的心声。哈蒂没有恳求总统对她个人的同情，而是呼吁后者能对没有治愈希望的重病患者感同身受，尽快将安乐死合法化。
在残生的最后六个月时间里，哈蒂等来了法国政府提交包含解禁辅助自杀的“生命临终法案”，却来不及看到这一法案走完冗长的立法日程。“生命临终法案”原本是马克龙总统第二任期的重头戏，但在即将完成一读审议之前，马克龙于6月8日解散议会，三天之后哈蒂在病痛中离世。而此后的议会选举导致右派和极右派势力崛起，再加上财政危机的冲击，这一法案面临着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胶囊自杀舱”：激进创新的“民主化”思路
在受基督教文化影响深厚的欧洲，自杀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罪孽，直到19世纪之后才逐渐被看作是相对正常的社会现象。早在1942年，瑞士率先将辅助自杀（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安乐死）予以合法化；进入21世纪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跟进。而自2020年代以来，随着战后“婴儿潮”一代老去，人口老龄化和临终关怀压力加大，德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陆续将辅助自杀合法化，这一潮流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扩展。
在天主教传统深厚的意大利，尽管还没有相应立法，但宪法法院废除了起到直接阻碍作用的刑法条文，首例辅助自杀于2022年6月得以实施，44岁的男子卡博尼（Federico Carboni）在遭遇车祸导致瘫痪多年后，“我终于可以自由地飞到任何我想去的地方了”。
在同样深受天主教影响的葡萄牙，议会三年来四度通过辅助自杀法案，但均被保守派总统德索萨（Marcelo de Sousa）驳回，最终经议会于2023年5月按照原文再度投票通过后，总统被迫按照宪法规定签字放行，最终完成了立法进程。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允许安乐死或辅助自杀的国家，都将精神疾病排除在外，换句话说，只有难以忍受的肉体痛苦，才能成为结束生命的正当理由。但一个显著例外是荷兰，不仅明确将（严格意义上的）安乐死合法化，并为精神疾病患者为保留了通道，而且相关数量逐年递增。2024年5月，有抑郁、焦虑、创伤、人格障碍和自闭症等多重精神疾病，但没有任何严重身体疾病的29岁荷兰女子佐拉亚·特·比克（Zoraya ter Beek），经过长达10年的失败治疗和3年半的评估之后，成功获得审批，并于5月22日通过辅助自杀离世，成为相关领域新趋向当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案例。
在这股潮流冲击下，在运作历史最悠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允许外国人在境内实施辅助自杀的瑞士，伦理和制度堤坝也持续面临着压力。正是在这里，出现了迄今为止最为激进、也最令人不安的“创新”。
根据瑞士现行法律规定，患者只有在不治之症并且承受难以忍受的疼痛、同时具有健全判断力，才能寻求辅助自杀。但2022年5月，瑞士医学科学院（SAMS）修订了相关条例，要求医生在出具诊断书之前，必须和患者进行至少两次深入谈话，而且间隔至少两周，并且重申不能接受为非绝症患者实施辅助自杀。这一条例本身没有直接的法律效力，但作为瑞士医生协会的基本职业守则，对医生有职业道德上的约束力。条例的修订，不仅意味着确认对非绝症患者关上了大门，而且适格人群也面临着更高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对外国人来说尤其如此。
但与此同时，另一个方向上出现了规避管制、实现“自助式自杀”的新趋向：早在2019年就已经面世的“自杀胶囊舱”，在饱受争议之后首次正式投入使用。
2024年9月23日，在瑞士沙夫豪森州Merishausen镇附近的森林中，来自美国的一位64岁匿名女性躺进名为Sarco（意为石棺）的“自杀胶囊舱”。舱盖关闭后，她亲手按下释放氮气的按钮，舱内氧气浓度在30秒内急剧降低，她无痛苦地陷入昏睡，大约五分钟后因缺氧而死亡。
这位美国女性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但送她踏上最后一程的人，却面临着司法上的大麻烦。瑞士警方当天在现场拘捕了四人，其中包括专门为推广该仪器而成立的安乐死协会The Last Resort的主席和律师，设备也被没收，自杀者遗体送交法医进行尸检。这一设备的发明者、澳大利亚人菲利普·尼奇克（Philip Nitschke）在德国远程监控胶囊舱的运作，免于当场被捉。尽管被拘捕者两天后获释，但检方已经宣布针对“诱导、协助和教唆自杀“的罪名提起刑事诉讼，一场漫长的法律战才刚刚开始。
不仅瑞士当局对“自杀胶囊舱”持否定态度，当地几乎所有的安乐死机构也对该设备并不认可，最主要的质疑来自两方面：一是瑞士目前的主流模式是“医疗辅助自杀”，即必须有医务人员介入，但在Sacro目前的运作模式下，病人只需提交精神状态证明、确认有正常认知和判断能力即可，医生作为最后一道“防火墙”的作用无从发挥（更不必说“两次谈话、间隔两周”等技术性要求）；二是这种模式让人处在完全孤独的密闭空间里离世，缺少亲人送别和祝福，仿佛一个“微型毒气室”，在本质上是不人道的。
但发明人和推广者的思路则完全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有些人就是希望用最少束缚的方式，独自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既不需要“白大褂”，也不需要“亲友团”，而医生也可以由此免除职业伦理困境——此前瑞士已经出现过医生因为给非绝症患者（自愿陪同患有绝症的丈夫离世）实施辅助自杀、而遭遇司法追诉的例子。
“自杀胶囊舱”并不是高科技精密设备，运作机制非常简单，此外，氮气成本低廉，通常不是管制物资，许多国家并不需要医生处方就可以获取（甚至瑞士主流的“医疗辅助自杀”模式下也偶尔使用）。据Sarco的推广者称，为了实现“人人用得起”的理念，“自杀胶囊舱”基本上是免费使用的，用户仅仅需要为氮气支付18瑞士法郎。而在现有辅助自杀机构中、通过医生处方获得致死剂量的安乐死用药戊巴比妥，要收费1万到1.5万瑞郎。按照推广者的说法，相比花掉最后一点积蓄来寻求死亡，“这要平等得多”，“你不必很有钱也可以有一个体面的死亡”。
耐人寻味的是，Sarco一度被称为“安乐死特斯拉”，其发明人尼奇克也被称为“辅助自杀界的马斯克”，但实际上，穿透工具性的器物层面，它更接近于马斯克的另一桩生意——脑机接口所提出的挑战：即技术进步有可能重塑伦理的边界，它隐隐暗示了某种“安乐死民主化”的趋向。在尼奇克看来，死亡权是一项人权（更确切地说，“平静的死亡是理性成年人的权利”），而不是一种医疗或法律特权，任何人都不应该被“是否病得足够重才有资格死”的规则所束缚，只要年满70岁的人都应当有选择死亡的权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激进创新”一旦遭遇人性“滑坡”，其负面后果也完全不难想象。现有胶囊舱可以通过3D打印制造，这就意味着，一旦模型文件开源，或者有其他类似更简易模型出现（例如删减远程监控生命体征的功能），这一产品的制造技术壁垒很容易被突破。此外，如果推广者无意或无力对申请者的材料进行严密确凿的审核，这辆“安乐死特斯拉”不仅难以实现“自动驾驶”，更可能遭遇滥用，成为一辆“死亡列车”。
谈或者不谈，问题都在那里
在欧洲，对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的讨论，基本上限定在一个高度“情境化”的语境里，即主要针对在生命晚期康复无望、又无法维持最基本的体面生存的人群。此外，整个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保障可以提到某种“托底”作用，这个话题不容易逸出它原本所在的领域，演变成“羡慕你可以如此不顾死活”、或者“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大范围共鸣，而一旦逸出这一领域，则折射出某种整体性的社会心态危机、一种“人矿”隐隐枯竭、“说明大家都不想活了“的危机。
沙白面对生死的态度无论多么动人，这一故事很大程度仍然是个人化的。不管这种生命体验多么热烈而绚烂，如果无法从个人经历上升到集体观念水位提升、并进而凝聚成为制度共识，那么终将是昙花一现。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吊诡现象：在一个据说是“集体本位”的社会中，客观上享有“特权”的先行者（用沙白自己的话说，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得到了很多一般人都得不到的东西”），高扬“个人价值”的旗号、无意对整体福祉负责、甚至有意识地与之划清界限；而在一个据说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在安乐死道路上先行一步的宝拉·马拉、希克曼和哈蒂，对自身在无形中所享有的”特权“不乏认知，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对“我”的执念，从个人命运推而广之到公民同胞的福祉，展现出一种“社会有机连带”。而在傅达仁及其家人对安乐死理念的推广上（尽管不乏争议），则可以看到“集体本位”的社会中，这种连带关系是如何展现的。
这种反差，固然有“刻板印象”造成的认知偏移，但同时也体现了不同政治体的价值偏好。从特权到权利，其中关键一环是立法确定普遍规则、适格标准和防范滥用机制，但这已经远远不是舆论口水战能够解决的，而是留给政治与政制的考题。
让生命之火已接近熄灭的公民，从人生体面退场，借用宝拉·马拉的话说，这“不是要放弃，而是要重新掌控”，是让尚未走到这一步的公民意识到尊严、解脱、出路的存在，从而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在“未富先老”的下行洪流中，在对人兼对己的绝望中滑向失控。安乐死或辅助自杀议题本身，固然只涉及社会边缘的一小部分人（随着人口规模的递增，这“一小部分人”的绝对数量也极为可观）；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方式——或者索性拒绝讨论——则折射出社会对于生命本身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缠绵病榻的癌症晚期患者，和戾气横生的街头戮童凶手，虽然在现实中罕有重合，但面对的是同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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