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快评 WSJ 解雇香港记协主席郑嘉如：先跪为敬？一个错而坏的决定

（吴焕，笔名，记者）

2024年7月17日，《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下简称 WSJ）即时解雇其驻香港、报导电动车行业的记者郑嘉如（Selina Cheng），理由是郑嘉如是冗员。郑嘉如即日下午在 WSJ 的香港办公室楼下召开记者会，称向她当面宣布这个决定和原因的，是从英国飞来的国际版总编 Gordon Fairclough。

事前三个多星期，6月22日中午，郑嘉如当选香港记者协会（下简称“记协”）新一任主席。记协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自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以来，备受香港政府、香港警队、以及中国政府的批评，被指控在社会运动期间“滥发记者证”、“纵容假记者妨碍警方执法”、其有关香港新闻自由和警记冲突的立场和声明属“抹黑政府”、“成员构成没有代表性”等等。

解雇记协主席郑嘉如，是2020年7月香港进入国安时代后，外媒驻港本地记者遭遇的最严重针对事件。在6月22日记协公布选举结果前，已有两人宣布退选，至郑嘉如被辞退翌日，有传媒发现，记协官方网站上执委名单再少两人。

当事人郑嘉如上任不到1个月，并未遭受任何基于报导或工会参与为由的违法指控，也没有以其记者或记协主席身分参与任何公共及或政治行动。

按照目前已知的信息，解雇行为并非由政府或国家代理人要求——即便在记协新一届执委上任之后，除了保安局长邓炳强曾指“大部分参选人是外媒记者”之外，并无公开已知的任何针对行动。当事人郑嘉如上任不到1个月，并未遭受任何基于报导或工会参与为由的违法指控，也没有以其记者或记协主席身分参与任何公共及或政治行动。

是次解雇是由一间享负盛名、多次在社论中猛烈批评北京和香港政府压迫人权的美国大报（legacy paper），主动和直接对其海外雇员采取的。其表面原因——郑嘉如为冗员——明显站不住脚。且不说郑所报导的电动车产业是全球最热门的产经新闻话题，而且在该报早前撤离香港、裁减和转移驻港员工时，郑也没有被裁员，更没有被要求改变报导领域。在记者会声明中，郑指出 WSJ 在保留其职位时，曾明言该报导领域非常重要。

而这一决定令不少人直接联想到一年多来、时至今日，WSJ 都在全力推动的 Stand With Evan 行动。

2023年3月，WSJ 驻莫斯科记者 Evan Gershkovich 被捕，后被检控“间谍罪”，拘禁至今，刚刚在上个月进行了闭门审讯。Evan 在 WSJ 的上司 Paul Beckett 自得悉他被捕开始，就全力投入救援和组织声援行动，WSJ 上至 CEO 兼出版人 Almar Latour、2023年2月上任的新总编辑 Emma Tucker ，下至远在香港办公室的员工，都参与到了 Stand With Evan 的行动中，且言必称捍卫新闻自由。WSJ 的法务总监 Jason Conti 更在去年要求联合国宣布 Evan 遭到了任意拘禁（arbitrary detention）。普罗大众要参与到 Stand With Evan 的行动中，可以到WSJ 网站专页看案件进展，有行动网站可以去，可以写信给他，甚至有各类社交媒体头像贴纸可以使用。用“不遗余力”来形容 WSJ 对 Evan 的营救并不为过，郑嘉如在她的记者会中也肯定了 WSJ 对营救 Evan 的努力。

那为什么对 Evan 这样，对郑嘉如则是另一个样？

错而坏的决定

新一届记协执委并未受到政府部门任何公开的、强烈的指控、并未受到警检部门有关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他们甚至尚未展开新一年的工作，WSJ 就率先跳出、移除风险，实际上对谁有利呢？

目前我们无法得知 WSJ 的决策层内部讨论，直接对比两个个案的话，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点：

1、WSJ 对 Evan 的关切是他作为 WSJ 雇佣的记者而被俄罗斯政府针对；WSJ 对郑嘉如的关切是她作为记协主席而记协被香港政府针对。

2、Evan 已经被俄罗斯政府拘捕、检控并闭门审讯；郑嘉如尚未被香港当局采取任何强力措施。

3、对 Evan 的指控是间谍罪；香港当局对记协的批评大致属于反政府、鼓励暴乱、甚至勾结外国势力。

如果站在 WSJ 的管理层的视角，俄罗斯针对 Evan 的行动，直接关系到 WSJ 在俄罗斯编采运作的性质和空间，而香港政府对记协的针对，与 WSJ 在香港的运作则没有直接的关系。WSJ 已经为营救 Evan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是否要因为员工担任香港记协主席而背负上额外的风险这个问题，成为管理层的考量虽不是理想的正确，但并不为奇。

然而，即便从这样的考量出发，WSJ 解雇郑嘉如的决定既不对，也不好。

诚如郑嘉如在她的记者会中所言，新闻自由是新闻机构赖以生存的根基，是基本人权，并不应该因为地域而对其维护有所差异。新闻机构既是新闻自由最大的需要者、使用者、受益者，新闻机构中的所有人——至少是采编部门的成员，就有相应的责任去捍卫新闻自由。在日常工作中报导事实、不偏不倚是在行使新闻自由中捍卫新闻，加入记者职工会维护行业权益则更是在广泛的结构和制度上捍卫新闻自由，后者——亦如郑所言——是比前者是更长远的工作，理应得到业界更坚定的支持，至少不应该被新闻机构的高层主动“斩首式”惩罚。因此，WSJ 解雇郑嘉如的决定不对。

但现实就是原则与风险的双向动态测试。WSJ 知悉在记协担任领导职位，在香港后国安法时代的政法和舆论环境中的惹火和风险，并有所考量，是应当的。但是，既然要做政治的、策略的思考，就至少应当贯彻政治的、策略的计算。目前我们不知道 WSJ 是否受到任何政府部门的压力，因此我们以政府部门没有介入为讨论起点。

新一届记协执委并未受到政府部门任何公开的、强烈的指控、并未受到警检部门有关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他们甚至尚未展开新一年的工作，WSJ 就率先跳出、移除风险，实际上对谁有利呢？是 WSJ 的声誉吗？是郑嘉如吗？是记协吗？假设确实有得利的一方，得利者会记 WSJ 一功吗？相反，WSJ 的这个决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 WSJ 的员工每日也身在其中——至少可以说是百上加斤、落井下石。它自己损失了一名优秀的记者，还要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诘问、嘲讽和批评。因此，WSJ 解雇郑嘉如的决定也不好。

外媒例外？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对“外媒”都有一种神化想像。在后国安法时代，这些神化想像的语境和效应发生了一些变化。

不过恐怕这样不对也不好的决定，在 WSJ 的视角来看，都可以是“过眼云烟”。

距今超过10年前、2013年11月，知名调查记者 Michael Forsythe 宣布从彭博新闻（Bloomberg News）离职，事前《纽约时报》披露彭博新闻的总编辑 Matthew Winkler 毙掉了Forsythe 主理的针对中国富商王健林的官商关系的调查报导，担心理由是，报导发表会让彭博被踢出中国。而当时 Forsythe 一家已经从北京搬到了香港，据 Forsythe 的妻子 Leta Hong Fincher 事后在 The Intercept 撰文披露，他们一家因为 Forsythe 有关中国领导人家产的调查报导遭遇死亡威胁，但彭博新闻要求他们封口，在香港派出律师要求她签署保密协议，并威胁说如果曝光事件，就要他们一家偿还彭博搬迁费和 Forsythe 的预支薪水。

如今这个事件，莫说是普罗大众，就算是传媒业内，在郑嘉如被解雇后的24小时内，都鲜少有人再提起。

人的善忘在组织机构作出错而坏的决定时，总归只是一个较小的考量，WSJ 解雇郑嘉如事件背后更大的议题是“外媒例外”的迷思——和外媒面对现实时的不能例外。

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对“外媒”都有一种神化想像，其基底构成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面对本地审查和有司当局压力时，对本地体系带来改变的无力感，二是对国际声援力量的想像，前者往往过分低估本地体系力量，后者往往过分高估国际声援力量，其差距塑造了在地外媒一个奇特的光环。这个神化想像的内容一般包括：“这件事得到了外媒报导，是大事”、“这次某某（通常是有司当局）要在国际上出丑了”、“外媒记者这都懂，很懂行，很关心我们”、“这些还是要靠外媒来报导，本地传媒都会被噤声”等等。就香港而言，这种“神化想像”在2019年社会运动、2020年迈入国安法时代之后，更被强化。

虽说是“神化想像”，在地社群对外媒的期望也并非全无现实基础。在地外媒不受本地传媒“每日填版”“再小都要报”的业务要求困身，较之于本地传媒，外媒要面对的直接来自政府或自身机构自上而下的审查压力也要少得多，记者一般有较大的自由去追访某些议题，尤其是本地媒体记者往往不被允许去追的敏感议题；而且由于要面向国际（通常是英语）读者，外媒的议题选择往往必须有国际性的考量，其报导也因此将香港置于一个环球版图之中、或以香港为舞台承载一些国际瞩目的角色（players），可以引起国际上的回响。

外媒自身并没有主动要求或者刻意塑造这种光环，但要说外媒从业者是在对此毫不知悉的情形下进行本地工作、或没有因为这些想像而得到工作上的便利，也非事实。在后国安法时代，这些神化想像的语境和效应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地社群一方面对外媒仍然维持高期望，一方面又因为法律的变化而变得不愿意公开发声，无论是对本地媒体、外媒还是其他公共平台；香港政府对外媒报导的监察和反击也大大加强，Brand Hong Kong 网站上一整版不断更新的反驳声明清楚明白，高级官员暗示外媒是境外敌对势力、或意图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也不止一两次；外媒机构对香港的关切急速下跌——尤其是在俄乌和以巴两场战争爆发之后——留在香港的外媒记者大部分都不是在报导香港本地的事情，更多或最多只是以香港为一个平台或通道，进行有关中国、亚洲、或行业性的报导，而继续进行香港和中国政法报导的记者面对更高、更不确定的安全风险。

一旦这样“少惹麻烦”的心态登场，原则与风险的双向互动测试就往往会向风险一侧大大偏移，即便不是因为直接受压、不是想求和示好讨人喜欢，也会更加自我设限。

对于外媒来讲，在后国安法（两条）时代，要付出多大的保安成本去支撑在香港的采编营运，是一条在不断变化中的方程式。毕竟十年前，Forsythe 被逐离北京之后可以留在香港，不足十年后，在2020年中美贸易战中被驱离北京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记者，连香港都不能留了。

不少外媒仍然希望保留香港这个最接近中国的报导据点——并非对香港本身仍很有兴趣，那么保留采编人员在香港所能创造的价值——比如接近中国、能够接触到不同的人公司和项目、仍有一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保障、开放便捷的传输网络和交通接驳等，要至少不跌破多少，才值得一间外国传媒机构，在当前香港的政法环境下，维持驻港记者或者驻港新闻部？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做到什么程度？远在欧美的外媒机构高层，又对香港在地情况有多实际的掌握可以帮助他们作出对而好的决定？在地的管理人员，又会对他们在海外的高层作出怎样的建议？

在这样的考量下，“少惹不必要的麻烦”的心态——比如不想为员工参与与公司无直接关系、而被政府公开针对的职工会负上额外风险，其实和本地传媒并无太大差别，甚至可能因为高层“离地”而高估风险；同时对维护香港本地各种基本权利和自由，外媒也并没有比本地机构和本地人有更迫切的动机、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一旦这样“少惹麻烦”的心态登场，原则与风险的双向互动测试就往往会向风险一侧大大偏移，即便不是因为直接受压、不是想求和示好讨人喜欢，也会更加自我设限，比如在大刀阔斧减缩驻港编采规模之后，WSJ 高层对郑嘉如说出，“员工不应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推动新闻自由”这种话来。

权利麻烦，但是就不要了吗？

WSJ 以行动实证了自己“有力并响亮地宣扬新闻自由”其实更接近“胜利球迷”——只捧会赢的队，只在有新闻自由的地方维护新闻自由。

诚如郑嘉如在其记者会中所言，大家往往认为外媒在地记者有较大的报导自由，这或许是真的，但当基本权利受到威胁的时候，没有人会因为他/她是为外媒工作的记者而得到例外优待。面对新闻自由与强力压迫时的权衡和懦弱、欺善怕恶、先跪为敬等等，也不会因为一间机构是生于香港或生于外国就必定一个更差，一个更好。

实际上，这方面的取态也许更与这些因素有关：新闻机构的所有权结构和商业利益、新闻结构与政府（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国）的关系性质和亲疏、最直接影响到新闻机构的国际政治关系、新闻机构决策层的人事构成和监管机制。毕竟新闻是为公众利益服务，但大部分新闻机构是商业机构——公营机构要实现新闻为公也有其重重困难。如果讲到这里会发出“还是为了利益”之类的简单慨叹，就不妨再多想一步，对新闻机构捍卫新闻自由维持高期望、高要求的社会成员，能够只靠他们自己养起一家或几间新闻机构吗？新闻消费者会为好新闻、好记者、好机构，付出多少？纯粹靠公众捐助运营的媒体就能在面对这些风险时更坚强吗？

没有谁比谁更高尚，也没有谁比谁更卑微，无论是“率先屈从”还是“坚持站直”，都是人做的决定，有权者可能懦弱作恶而无甚后果，无权者可能善良正直但承欺受压。

《华尔街日报》解雇郑嘉如，无疑是一个极坏的案例。尽管前文尝试分析这个错且坏的决定为何其来有之，这并不代表这个决定是必然的、是有道理的（justified）、是可以被谅解的。像 WSJ 这样的大报，客观来讲，承受和处理风险的能力，相对本地传媒，或者规模、声誉较小的外媒，都要稍强一些——毕竟可以对战莫斯科。而且就解雇郑嘉如事件本身而言，风险尚未到 Evan事件这样的程度，WSJ 就不仅没有主动支持和保护记者，反而主动成为惩罚记者、破坏本身已经很脆弱的新闻自由的加害者，这就是 WSJ 以行动实证了自己“有力并响亮地宣扬新闻自由”（be a fierce and vocal advocate for press freedom）其实更接近“胜利球迷”——只捧会赢的队，只在有新闻自由的地方维护新闻自由。

期望 WSJ 自行纠错——可能微乎其微；期望事件没有加剧寒蝉效应——恐怕也难以逆转；似乎比较大可能的好的结果是“祛魅”，没有谁比谁更高尚，也没有谁比谁更卑微，无论是“率先屈从”还是“坚持站直”，都是人做的决定，有权者可能懦弱作恶而无甚后果，无权者可能善良正直但承欺受压。这次是新闻自由，下次若是别的权利、别的专业、别的群体，或者总有一日，每个人都要面对类似的问题：权利重要，但麻烦，很麻烦，那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