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快評 WSJ 解僱香港記協主席鄭嘉如：先跪為敬？一個錯而壞的決定

（吳煥，筆名，記者）

2024年7月17日，《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下簡稱 WSJ）即時解僱其駐香港、報導電動車行業的記者鄭嘉如（Selina Cheng），理由是鄭嘉如是冗員。鄭嘉如即日下午在 WSJ 的香港辦公室樓下召開記者會，稱向她當面宣佈這個決定和原因的，是從英國飛來的國際版總編 Gordon Fairclough。

事前三個多星期，6月22日中午，鄭嘉如當選香港記者協會（下簡稱「記協」）新一任主席。記協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記者組織，自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以來，備受香港政府、香港警隊、以及中國政府的批評，被指控在社會運動期間「濫發記者證」、「縱容假記者妨礙警方執法」、其有關香港新聞自由和警記衝突的立場和聲明屬「抹黑政府」、「成員構成沒有代表性」等等。

解僱記協主席鄭嘉如，是2020年7月香港進入國安時代後，外媒駐港本地記者遭遇的最嚴重針對事件。在6月22日記協公布選舉結果前，已有兩人宣布退選，至鄭嘉如被辭退翌日，有傳媒發現，記協官方網站上執委名單再少兩人。

當事人鄭嘉如上任不到1個月，並未遭受任何基於報導或工會參與為由的違法指控，也沒有以其記者或記協主席身分參與任何公共及或政治行動。

按照目前已知的信息，解僱行為並非由政府或國家代理人要求——即便在記協新一屆執委上任之後，除了保安局長鄧炳強曾指「大部分參選人是外媒記者」之外，並無公開已知的任何針對行動。當事人鄭嘉如上任不到1個月，並未遭受任何基於報導或工會參與為由的違法指控，也沒有以其記者或記協主席身分參與任何公共及或政治行動。

是次解僱是由一間享負盛名、多次在社論中猛烈批評北京和香港政府壓迫人權的美國大報（legacy paper），主動和直接對其海外僱員採取的。其表面原因——鄭嘉如為冗員——明顯站不住腳。且不說鄭所報導的電動車產業是全球最熱門的產經新聞話題，而且在該報早前撤離香港、裁減和轉移駐港員工時，鄭也沒有被裁員，更沒有被要求改變報導領域。在記者會聲明中，鄭指出 WSJ 在保留其職位時，曾明言該報導領域非常重要。

而這一決定令不少人直接聯想到一年多來、時至今日，WSJ 都在全力推動的 Stand With Evan 行動。

2023年3月，WSJ 駐莫斯科記者 Evan Gershkovich 被捕，後被檢控「間諜罪」，拘禁至今，剛剛在上個月進行了閉門審訊。Evan 在 WSJ 的上司 Paul Beckett 自得悉他被捕開始，就全力投入救援和組織聲援行動，WSJ 上至 CEO 兼出版人 Almar Latour、2023年2月上任的新總編輯 Emma Tucker ，下至遠在香港辦公室的員工，都參與到了 Stand With Evan 的行動中，且言必稱捍衛新聞自由。WSJ 的法務總監 Jason Conti 更在去年要求聯合國宣佈 Evan 遭到了任意拘禁（arbitrary detention）。普羅大眾要參與到 Stand With Evan 的行動中，可以到WSJ 網站專頁看案件進展，有行動網站可以去，可以寫信給他，甚至有各類社交媒體頭像貼紙可以使用。用「不遺餘力」來形容 WSJ 對 Evan 的營救並不為過，鄭嘉如在她的記者會中也肯定了 WSJ 對營救 Evan 的努力。

那為什麼對 Evan 這樣，對鄭嘉如則是另一個樣？

錯而壞的決定

新一屆記協執委並未受到政府部門任何公開的、強烈的指控、並未受到警檢部門有關違法犯罪行為的調查，他們甚至尚未展開新一年的工作，WSJ 就率先跳出、移除風險，實際上對誰有利呢？

目前我們無法得知 WSJ 的決策層內部討論，直接對比兩個個案的話，可以看到這些不同點：

1、WSJ 對 Evan 的關切是他作為 WSJ 僱傭的記者而被俄羅斯政府針對；WSJ 對鄭嘉如的關切是她作為記協主席而記協被香港政府針對。

2、Evan 已經被俄羅斯政府拘捕、檢控並閉門審訊；鄭嘉如尚未被香港當局採取任何強力措施。

3、對 Evan 的指控是間諜罪；香港當局對記協的批評大致屬於反政府、鼓勵暴亂、甚至勾結外國勢力。

如果站在 WSJ 的管理層的視角，俄羅斯針對 Evan 的行動，直接關係到 WSJ 在俄羅斯編採運作的性質和空間，而香港政府對記協的針對，與 WSJ 在香港的運作則沒有直接的關係。WSJ 已經為營救 Evan 投入了大量的資源，是否要因為員工擔任香港記協主席而背負上額外的風險這個問題，成為管理層的考量雖不是理想的正確，但並不為奇。

然而，即便從這樣的考量出發，WSJ 解僱鄭嘉如的決定既不對，也不好。

誠如鄭嘉如在她的記者會中所言，新聞自由是新聞機構賴以生存的根基，是基本人權，並不應該因為地域而對其維護有所差異。新聞機構既是新聞自由最大的需要者、使用者、受益者，新聞機構中的所有人——至少是採編部門的成員，就有相應的責任去捍衛新聞自由。在日常工作中報導事實、不偏不倚是在行使新聞自由中捍衛新聞，加入記者職工會維護行業權益則更是在廣泛的結構和制度上捍衛新聞自由，後者——亦如鄭所言——是比前者是更長遠的工作，理應得到業界更堅定的支持，至少不應該被新聞機構的高層主動「斬首式」懲罰。因此，WSJ 解僱鄭嘉如的決定不對。

但現實就是原則與風險的雙向動態測試。WSJ 知悉在記協擔任領導職位，在香港後國安法時代的政法和輿論環境中的惹火和風險，並有所考量，是應當的。但是，既然要做政治的、策略的思考，就至少應當貫徹政治的、策略的計算。目前我們不知道 WSJ 是否受到任何政府部門的壓力，因此我們以政府部門沒有介入為討論起點。

新一屆記協執委並未受到政府部門任何公開的、強烈的指控、並未受到警檢部門有關違法犯罪行為的調查，他們甚至尚未展開新一年的工作，WSJ 就率先跳出、移除風險，實際上對誰有利呢？是 WSJ 的聲譽嗎？是鄭嘉如嗎？是記協嗎？假設確實有得利的一方，得利者會記 WSJ 一功嗎？相反，WSJ 的這個決定對香港的新聞自由環境—— WSJ 的員工每日也身在其中——至少可以說是百上加斤、落井下石。它自己損失了一名優秀的記者，還要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詰問、嘲諷和批評。因此，WSJ 解僱鄭嘉如的決定也不好。

外媒例外？

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對「外媒」都有一種神化想像。在後國安法時代，這些神化想像的語境和效應發生了一些變化。

不過恐怕這樣不對也不好的決定，在 WSJ 的視角來看，都可以是「過眼雲煙」。

距今超過10年前、2013年11月，知名調查記者 Michael Forsythe 宣佈從彭博新聞（Bloomberg News）離職，事前《紐約時報》披露彭博新聞的總編輯 Matthew Winkler 斃掉了Forsythe 主理的針對中國富商王健林的官商關係的調查報導，擔心理由是，報導發表會讓彭博被踢出中國。而當時 Forsythe 一家已經從北京搬到了香港，據 Forsythe 的妻子 Leta Hong Fincher 事後在 The Intercept 撰文披露，他們一家因為 Forsythe 有關中國領導人家產的調查報導遭遇死亡威脅，但彭博新聞要求他們封口，在香港派出律師要求她簽署保密協議，並威脅說如果曝光事件，就要他們一家償還彭博搬遷費和 Forsythe 的預支薪水。

如今這個事件，莫說是普羅大眾，就算是傳媒業內，在鄭嘉如被解僱後的24小時內，都鮮少有人再提起。

人的善忘在組織機構作出錯而壞的決定時，總歸只是一個較小的考量，WSJ 解僱鄭嘉如事件背後更大的議題是「外媒例外」的迷思——和外媒面對現實時的不能例外。

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對「外媒」都有一種神化想像，其基底構成包括兩大部分，一是面對本地審查和有司當局壓力時，對本地體系帶來改變的無力感，二是對國際聲援力量的想像，前者往往過分低估本地體系力量，後者往往過分高估國際聲援力量，其差距塑造了在地外媒一個奇特的光環。這個神化想像的內容一般包括：「這件事得到了外媒報導，是大事」、「這次某某（通常是有司當局）要在國際上出醜了」、「外媒記者這都懂，很懂行，很關心我們」、「這些還是要靠外媒來報導，本地傳媒都會被噤聲」等等。就香港而言，這種「神化想像」在2019年社會運動、2020年邁入國安法時代之後，更被強化。

雖說是「神化想像」，在地社群對外媒的期望也並非全無現實基礎。在地外媒不受本地傳媒「每日填版」「再小都要報」的業務要求困身，較之於本地傳媒，外媒要面對的直接來自政府或自身機構自上而下的審查壓力也要少得多，記者一般有較大的自由去追訪某些議題，尤其是本地媒體記者往往不被允許去追的敏感議題；而且由於要面向國際（通常是英語）讀者，外媒的議題選擇往往必須有國際性的考量，其報導也因此將香港置於一個環球版圖之中、或以香港為舞台承載一些國際矚目的角色（players），可以引起國際上的迴響。

外媒自身並沒有主動要求或者刻意塑造這種光環，但要說外媒從業者是在對此毫不知悉的情形下進行本地工作、或沒有因為這些想像而得到工作上的便利，也非事實。在後國安法時代，這些神化想像的語境和效應發生了一些變化：

在地社群一方面對外媒仍然維持高期望，一方面又因為法律的變化而變得不願意公開發聲，無論是對本地媒體、外媒還是其他公共平台；香港政府對外媒報導的監察和反擊也大大加強，Brand Hong Kong 網站上一整版不斷更新的反駁聲明清楚明白，高級官員暗示外媒是境外敵對勢力、或意圖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論也不止一兩次；外媒機構對香港的關切急速下跌——尤其是在俄烏和以巴兩場戰爭爆發之後——留在香港的外媒記者大部分都不是在報導香港本地的事情，更多或最多只是以香港為一個平台或通道，進行有關中國、亞洲、或行業性的報導，而繼續進行香港和中國政法報導的記者面對更高、更不確定的安全風險。

一旦這樣「少惹麻煩」的心態登場，原則與風險的雙向互動測試就往往會向風險一側大大偏移，即便不是因為直接受壓、不是想求和示好討人喜歡，也會更加自我設限。

對於外媒來講，在後國安法（兩條）時代，要付出多大的保安成本去支撐在香港的採編營運，是一條在不斷變化中的方程式。畢竟十年前，Forsythe 被逐離北京之後可以留在香港，不足十年後，在2020年中美貿易戰中被驅離北京的《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記者，連香港都不能留了。

不少外媒仍然希望保留香港這個最接近中國的報導據點——並非對香港本身仍很有興趣，那麼保留採編人員在香港所能創造的價值——比如接近中國、能夠接觸到不同的人公司和項目、仍有一定的新聞和言論自由保障、開放便捷的傳輸網絡和交通接駁等，要至少不跌破多少，才值得一間外國傳媒機構，在當前香港的政法環境下，維持駐港記者或者駐港新聞部？有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做到什麼程度？遠在歐美的外媒機構高層，又對香港在地情況有多實際的掌握可以幫助他們作出對而好的決定？在地的管理人員，又會對他們在海外的高層作出怎樣的建議？

在這樣的考量下，「少惹不必要的麻煩」的心態——比如不想為員工參與與公司無直接關係、而被政府公開針對的職工會負上額外風險，其實和本地傳媒並無太大差別，甚至可能因為高層「離地」而高估風險；同時對維護香港本地各種基本權利和自由，外媒也並沒有比本地機構和本地人有更迫切的動機、願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一旦這樣「少惹麻煩」的心態登場，原則與風險的雙向互動測試就往往會向風險一側大大偏移，即便不是因為直接受壓、不是想求和示好討人喜歡，也會更加自我設限，比如在大刀闊斧減縮駐港編採規模之後，WSJ 高層對鄭嘉如說出，「員工不應在香港這樣的地方推動新聞自由」這種話來。

權利麻煩，但是就不要了嗎？

WSJ 以行動實證了自己「有力並響亮地宣揚新聞自由」其實更接近「勝利球迷」——只捧會贏的隊，只在有新聞自由的地方維護新聞自由。

誠如鄭嘉如在其記者會中所言，大家往往認為外媒在地記者有較大的報導自由，這或許是真的，但當基本權利受到威脅的時候，沒有人會因為他/她是為外媒工作的記者而得到例外優待。面對新聞自由與強力壓迫時的權衡和懦弱、欺善怕惡、先跪為敬等等，也不會因為一間機構是生於香港或生於外國就必定一個更差，一個更好。

實際上，這方面的取態也許更與這些因素有關：新聞機構的所有權結構和商業利益、新聞結構與政府（無論是本地還是外國）的關係性質和親疏、最直接影響到新聞機構的國際政治關係、新聞機構決策層的人事構成和監管機制。畢竟新聞是為公眾利益服務，但大部分新聞機構是商業機構——公營機構要實現新聞為公也有其重重困難。如果講到這裡會發出「還是為了利益」之類的簡單慨嘆，就不妨再多想一步，對新聞機構捍衛新聞自由維持高期望、高要求的社會成員，能夠只靠他們自己養起一家或幾間新聞機構嗎？新聞消費者會為好新聞、好記者、好機構，付出多少？純粹靠公眾捐助運營的媒體就能在面對這些風險時更堅強嗎？

沒有誰比誰更高尚，也沒有誰比誰更卑微，無論是「率先屈從」還是「堅持站直」，都是人做的決定，有權者可能懦弱作惡而無甚後果，無權者可能善良正直但承欺受壓。

《華爾街日報》解僱鄭嘉如，無疑是一個極壞的案例。儘管前文嘗試分析這個錯且壞的決定為何其來有之，這並不代表這個決定是必然的、是有道理的（justified）、是可以被諒解的。像 WSJ 這樣的大報，客觀來講，承受和處理風險的能力，相對本地傳媒，或者規模、聲譽較小的外媒，都要稍強一些——畢竟可以對戰莫斯科。而且就解僱鄭嘉如事件本身而言，風險尚未到 Evan事件這樣的程度，WSJ 就不僅沒有主動支持和保護記者，反而主動成為懲罰記者、破壞本身已經很脆弱的新聞自由的加害者，這就是 WSJ 以行動實證了自己「有力並響亮地宣揚新聞自由」（be a fierce and vocal advocate for press freedom）其實更接近「勝利球迷」——只捧會贏的隊，只在有新聞自由的地方維護新聞自由。

期望 WSJ 自行糾錯——可能微乎其微；期望事件沒有加劇寒蟬效應——恐怕也難以逆轉；似乎比較大可能的好的結果是「祛魅」，沒有誰比誰更高尚，也沒有誰比誰更卑微，無論是「率先屈從」還是「堅持站直」，都是人做的決定，有權者可能懦弱作惡而無甚後果，無權者可能善良正直但承欺受壓。這次是新聞自由，下次若是別的權利、別的專業、別的群體，或者總有一日，每個人都要面對類似的問題：權利重要，但麻煩，很麻煩，那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