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狗，政治学学者）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第一次辩论中，拜登用他虚弱的声音和语无伦次的表达再次坐实了很多人此前几个月甚至四年以来对他的担心：他太老了，可能无法胜任总统一职。（当然，辩论另一边的特朗普也——一如他从2016年以来的那样——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胜任此职位的迹象。）在辩论结束后，民主党的支持者中传来了不少恐慌的声音。一些民主党党内人士表示，他们在辩论期间不断收到捐助人抱怨的短信，要求民主党“做些什么”。不少历来支持拜登的媒体人也公开表示拜登应该考虑退选。
但在辩论之后的几天中，民主党的支持者很快平静了下来。在距离大选只剩五个月、拜登已经在初选中得到足够多票数的时刻，更换候选人几乎没有可能。人们开始重新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支持拜登的内容，包括拜登本人在辩论第二天后在竞选集会上的发言：“我辩论得不如从前好，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的工作”。
在人民对拜登辩论表现的震惊逐渐淡化后，特朗普在辩论中的种种不实之词和对进步价值的攻讦再次成为民主党支持者们新的关注重点。而此前发表社论劝拜登退选的《纽约时报》，则遭到了社交媒体的猛烈抨击，“退订《纽约时报》”一时成为了推特上的热门话题。纽约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里奇∙托雷斯的话很精准地概括了很多民主党人此时的心情。他在接受采访时先是表示自己在观看辩论后“不得不多吃了一点抗抑郁药”，但随后说，“如果特朗普当选，那会让我比观看拜登糟糕的辩论表现更加难受”。
支持拜登的声音也无意间透露出民主党深重的困境：他们在大选中团结选民的最有力武器，并不是自己候选人的能力，而是对对方候选人的恐惧。
然而这些支持拜登的声音也无意间透露出民主党深重的困境：他们在大选中团结选民的最有力武器，并不是自己候选人的能力，而是对对方候选人的恐惧。尽管人们一般避免提及，以防降低支持者的投票热情，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2024年的这次大选（实际上也包括2020年的大选），与2016年如出一辙，人们必须在两种糟糕的前景中进行选择，选出更不糟的那个。
2016年，面对民粹主义的另类右翼候选人特朗普和资深建制派职业官僚希拉里∙克林顿，著名的左翼哲学家齐泽克曾表示，如果他可以投票，他会投给特朗普，因为“那会是一种巨大的唤醒。新的政治进程将被启动”。毫无疑问，从今天来看，他对于这种“唤醒”过分乐观了。但同时，在某种层面上，2016年之后民主党内部的潮流也证明了他是对的。以克林顿和拜登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对于党组织机构的控制，远非一种意识层面的“唤醒”就可以挑战成功。
或者说，真正需要被唤醒的，并不是因为支持进步主义价值观、支持女性权利、反对种族主义而投票给民主党的那部分群众，而是民主党建制派高层。
民主党如何狙击党内左翼
2020年的胜利不能掩盖民主党的巨大困境。
事实上，齐泽克所预言的“唤醒”的确发生了。2018年，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第一次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的议员席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面孔。以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克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为代表的激进左翼人物首次在国会中形成势力，其中最受瞩目的奥卡西奥-克尔特兹击败的是手中握有大量资源的时任民主党众议院党团主席约瑟夫∙克劳利（Joseph Crowley）。奥卡西奥-克尔特兹和奥马尔等人随后组建了民主党内的非正式组织“小分队”（the squad），试图在党内推进激进左翼的议程和主张。
当然，这些议员远不能代表齐泽克所希望的左翼理想。但对于长期浸淫在保守主义文化中的美国而言，这已经是一次突破。“小分队”并非正式的政治组织，因此与共和党内极右翼的“自由党团”（freedom caucus）性质不同（后者拥有明确的核心领导层和决策制定规则），但它仍然对民主党建制派的传统思维形成了挑战。
民主党内部对左翼势力的出现是如何回应的呢？在公开层面，主流的自由派媒体往往只是将这些政坛新人作为种族多样性的装点，却经常试图淡化她们的政治诉求和激进性。在关于她们的报道中，其激进的政治主张，如削减警察部队、废除2003年为反恐而建立的“移民执法局”等，则少有提及，反而是福克斯新闻等保守派媒体往往对这些主张加以夸张的选择性报导，煽动右翼民众的情绪。而在民主党内部，早有消息指出，以佩洛西为代表的建制派高层一直在试图“边缘化”党内左翼，以防止公众将整个民主党认同为“激进势力”。
民主党对党内左翼的阻击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表现尤为突出。在2020年的初选时，激进派代表伯尼∙桑德斯在“超级星期二”前的四个州初选中赢得了三个，其中包括历来被视为风向标的新罕布什尔州，而建制派首推的候选人拜登仅赢下了一个南卡罗莱纳。就在人们认为桑德斯极有可能代表民主党出战特朗普时，在决定性的“超级星期二”之前两天，另外两位建制派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和艾米∙科洛布察忽然同时宣布退选并支持拜登。这一突然的变故不仅让数量众多的选民倒向了拜登，同时也解决了拜登此前面临的竞选经费紧张的问题。在“超级星期二”上，拜登顺利赢下十四个州中的十个，并最终战胜桑德斯获得提名。
这一次建制派对左翼力量有组织的阻击无疑是成功的，并且拜登最终也的确击败了特朗普成为总统。但2020年的胜利不能掩盖民主党的巨大困境。实际上，如今民主党面临的问题已经在当时暴露：拜登的竞选宣传集中在调动人民对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恐惧上，但号称进步的民主党却少有拿得出手的进步议程。其“进步性”往往体现在对于“多样性”的口头应酬上，但这种口头应酬的必然结果就是，以“小分队”成员为代表的左翼群体被当成种族多样性的装点，而得不到实质上发声的机会。她们所代表的本就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反而变得更加边缘。
也正是这样的装点文化，让拜登提名了此前存在感不高的建制派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贺锦丽）作为副总统。当支持者们欢呼美国的第一个女性副总统和第一个黑人副总统时，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哈里斯代表的是一种和奥马尔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黑人女性”。讽刺的是，哈里斯的副总统提名实则为2024年的危机埋下了重要的伏笔。正是因为拜登身边缺乏一个强大而有威信的副总统，民主党才会在四年后感到除了拜登之外无人可推。（拜登不应该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本人此前正是作为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副总统获得了人气。）
然而在特朗普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民主党人并没有去思考应该如何有效地整合和回应左翼的诉求。诚然，人们对特朗普的强烈恐惧在2020年激发了前所未有的超高投票率，但人们从2020年大选中得到的回报是什么？是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的毫无反击之力？是拜登内阁对以色列在加沙所进行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动的无条件支持？还是在BLM运动中高呼“削减警察经费”、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州警面对学生示威者重拳出击？人们投票给拜登后，除了能够有四年看不到特朗普橙子般的面孔频繁出现在屏幕上之外，似乎只是让本来也不怎么样的现状苟延残喘四年而已。
民主党为何紧跟共和党步伐右转
在今天的美国，在对抗极右翼崛起的目标下，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进程。一个是民主党建制派所把持的、通过国家层面选举政治进行的进程；另一个则是在国家体制之外进行的、草根化的政治活动。
左翼与建制派的冲突中，在今年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无疑是今年各地爆发的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示威。各州警察对学生运动的暴力镇压，以及拜登为首的民主党政客对于镇压的背书，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弹。警察进入校园清场的行为，甚至让本身对巴以问题无感的很多年轻人对拜登政府表现出了不信任。固然拜登和他的支持者仍然可以利用对特朗普的恐惧来试图说服学生和其他左翼群众投票，但已经有不少高校学生和教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似乎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区别没有此前认为的那么大。虽然大多数人不会在投票时只考虑单一议题，但这种印象也仍然可能成为十一月大选时不容乐观的因素。
但2024年的经历同时也表明，政治组织能力不止可以通过政党来获得，或许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通过非国家渠道进行的政治参与。可以说，在今天的美国，在对抗极右翼崛起的目标下，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治进程。一个是民主党建制派所把持的、通过国家层面选举政治进行的进程；另一个则是在国家体制之外进行的、草根化的政治活动。
对很多声援加沙民众的抗议者（尤其是学生）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获得政治组织的经验；而同时，在这两年里，以汽车工人为代表的美国工会组织也时隔几十年后重新组织起大规模的罢工活动。这些政治活动都并不依赖于政党的资源，而是试图从社会层面向政党政治施加压力。到目前为止，民主党领导层对这些压力的回应是失败的。
以工会活动为例，虽然工会组织是民主党在竞选活动中的传统盟友，但民主党在立法层面对工会活动的支持最多可以说极为有限。在拜登任期内，备受瞩目的《组织权保护法案》（Protecting the Right to Organize Act）虽然在民调中获得59%全体选民的支持，却没有在在民主党内得到一致支持，也没有得到国会的通过。
这种立法层面的失败是几十年来民主党在支持工会活动上糟糕表现的延续。在2009年，在民主党同时拥有参众两院3/5多数（可以强行终止反对派的拖延辩论[filibuster]）的情况下，却没有成功通过有利于工会组织的《员工自由选择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这一法案本可以大大减少工会组建过程中受到的阻力，并严格禁止雇主因工会成员身份惩罚员工。然而因为民主党内部莫名的顾虑，这一法案在不可能受到太大反对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被拿到参议院上进行辩论。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共和党在各州积极推行反对工会、提高罢工门槛的《工作权法》（Right-to-Work Law，即工人有“权利”在罢工时选择工作），而民主党不仅在联邦层面、并且在州层面也没有提出任何对策。
这种立法上的失败不仅是工会的巨大损失，也是民主党的巨大损失。有研究表明，在实施《工作权法》的州，民主党会由于缺乏工会的组织和动员而失去3.5%的选票。如果说民主党的意图是对“中间选民”的团结，其对左翼运动缺乏系统性的支持，却必然在长期导致离心离德。去年，在美国最大工会AFL-CIO主席史蒂夫∙史密斯宣布支持拜登竞选时，他同样警告道：“没有人应该认为工会成员的支持理所当然”。支持是需要行动来赢得的。
再以女性堕胎权为例，由于保守派大法官主导的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了保障女性堕胎权利的“罗伊诉韦德案”判决而触犯了众怒，堕胎权被普遍认为是此次大选中民主党最能够吸引选民投票的议题之一。然而，在为堕胎权进行的努力中，民主党的执政者却不断告诉人们，为了现实政治的考虑，需要摒弃更为激进的诉求，诸如将堕胎纳入基础医保、将堕胎权视为女性基本自由权等等，而应该将诉求集中在低层次的“恢复罗伊案”上。
以拜登为首的建制派高层似乎故意在忽略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罗伊案并不能保障堕胎权利。即使在罗伊案生效时，很多想要堕胎的人们，尤其是南方州的穷人和黑人，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因此，争取堕胎权还必须包括对医保系统的改革和对反堕胎团体骚扰的抗争。这些内容都是2020年以前堕胎权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却反而在2020年后被拜登政府强行边缘化了。
拜登本人在2019年准备参加总统选举时，才缓和了自己不赞成由联邦资助堕胎的立场。而在今年二月的一场集会上，拜登说，“我不赞成免费堕胎，但我认为罗伊案是正确的”。这一发言受到进步派批评后，有拜登的盟友为他辩护，说“免费堕胎的说法会加深污名化并传播错误信息”。然而实际上，免费堕胎正是罗伊案被推翻前堕胎权运动的主要口号之一。
从关于堕胎权的言论中不难看出，以对抗特朗普的名义，民主党正在将自身变得更加保守。熟悉谈判策略的人都知道，在谈判初期要价更高，才能在后期守住更多的利益。并且，在政治观点越发极化的今天，传统的“争取中间选民”已经不再是竞选中的最优策略。在2016的选举中，特朗普完全放弃了中间选民，凭借在右翼保守派民众中的高人气，剑走偏锋地获得胜利。而2020年，拜登虽然代表民主党建制派，但依靠对特朗普的恐慌情绪，仍然动员起了极高的投票率，从而当选。如何调动选民的投票热情，才是当下选举成功的关键。
更何况，在极右翼不断向更右进发的情况下，所谓的“中间”也只会越来越右移，一味追求“中间选民”的认同，只会让民主党失去自身议程设置的能力，被右翼的政治议程牵着鼻子走，永远处于消极应付的状态。这样的策略，其对堕胎权问题到底能有多大帮助很值得怀疑，更不用说让人看到系统性变革的希望了。
民主党的煤气灯策略会改变吗？
无论是2009年还是2023年，民主党似乎的确都将左翼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在特朗普横空出世之后，他们或许认为更有理由这样做。
千禧一代的学生、工会成员、女权主义者，这些团体从来都是民主党必须尽全力争取的对象。然而，民主党并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实际策略去支持他们的行动，相反，民主党时常主动压缩这些团体的政治诉求，甚至参与打压。
通过恐惧动员左翼的支持，却忽视、乃至压制左翼的政治表达，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煤气灯策略。拜登对选民的喊话意思明确：如果你不想要特朗普，那么除了我，你别无选择。这是事实，但难免让期望根本性社会改革的选民感到背叛。
在今年的大选动员中，民主党试图故技重施。打开拜登的推特账号，他最新一条竞选广告是：“特朗普并不在乎你们”。除此之外，他的首页上充斥着“特朗普是个骗子，我们必须击败他”、“特朗普说xxx，而我不这么认为”。那么他怎么认为？他并不怎么说。
显然，拜登的意图是继续让恐惧支配民众的投票意愿。在这样的策略下，也许民主党高层普遍认为，候选人的年龄和能力完全不是问题，因为只要他还能开口说话，还能指责特朗普，选民就会出于反对特朗普为他投票。直到在大选辩论中，人们发现拜登真的不太能开口说话、也不能有效地煽动起人们的恐惧时，才意识到可能会出问题。但出问题的其实远不止拜登说不明白话这一点。
显然，齐泽克错了。他认为特朗普的当选能带来一次政治上的唤醒。但实际上，本来应该作为这次唤醒之载体的民主党，不仅没有以更勇敢的姿态与极右翼对阵，而是继续让建制派进行统治，甚至将自己的议程设置能力让渡给了对方。但那些驳斥齐泽克的人同样也错了。认为民主党无论是谁上台都会为左翼运动提供更多空间和资源的美好期望，至少在拜登身上并没有实现。恰恰相反，特朗普的存在，实际上给了民主党建制派一根救命稻草。无论他们做出任何违背民众意愿的事，只要祭出“特朗普”，他们就仍然可以获得支持。因为有了特朗普，民主党高层的行为反而变得没有了后果。
当然，由于左翼在民主党阵营中并不是多数，在一些时候，民主党高层的确可以完全抛弃左翼的主张。在今年纽约州的众议员初选中，建制派推举的乔治∙拉铁摩尔（George Latimer）就成功击败了激进派的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让后者成为“小分队”中第一个落选而退出国会的议员。在初选过程中，拉铁摩尔获得了希拉里∙克林顿等建制派政客的高调支持，以及破历史纪录的来自其竞选委员会之外的资金捐助（其中大部分来自亲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游说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7。
拉铁摩尔和鲍曼所竞争的选区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这里是民主党的铁杆票仓，无论民主党推举谁作为候选人，都几乎肯定会在这里击败共和党。然而在全国性的总统选举中，对左翼的煤气灯策略真的能够如建制派高层所希望的那样，让左翼选民在自身的诉求不被回应的情况下，完全出于恐惧而投票给拜登吗？
工会领袖的警告不是没有道理。但无论是2009年还是2023年，民主党似乎的确都将左翼的支持视为理所当然。在特朗普横空出世之后，他们或许认为更有理由这样做。然而口惠而实不至、甚至与共和党合谋右转的无能表现，正在逐渐失去其最忠实支持者的信任。
民调数据已经暴露出本次竞选中拜登的巨大危机。2020年，年轻选民是将拜登送上总统位置的重要力量，其当时在18-29岁投票者中的支持率比2016年的希拉里高出五个百分点之多。但在今年的民调中，拜登在这一年龄段选民中的抽样支持率比2020年的投票数据降低了十三个百分点之多，在工会成员中的支持率也降低了六个百分点。当然，选前民调很不可靠，但其警告意味也已经十分浓厚了。
如果说这种趋势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或许可以说齐泽克当年的命题还是有其正确的一面。如果民主党在败选后能够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不是没有后果，左翼选民不是只用煤气灯就可以动员起来，而是必须正视和重视其政治诉求，那么从长期来看，败选还可以提供一个教训。当然，类似的教训，民主党之前也不是没有面对过；况且吸取教训的前提，也在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不会对民主制度造成彻底的、不可逆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