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马克龙访华：一场“互打楔子”的中法欧美博弈

作为一个欧洲中等强国的国家元首，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4月初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收获了超乎寻常的接待热情和国际关注，不仅完全盖过了同行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风头，而且也超过此前已经到访北京的西班牙和德国政府首脑，成为这一时节的“现象级”话题。

显而易见，这种话题热度的缘起，不局限于中法双边关系框架内。在这场双边外交的光影中，除了“半在场”的欧盟，还隐藏着“不在场”但并未缺席的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台湾，可以说是“两国交好、多方博弈”。而在中法交好盛况的背后，也各自隐藏着为未来打下的种种楔子，这或将成为未来数年间塑造中法、中欧关系走向的一个个道岔。

在为期三天的访问中，马克龙从中国得到丰厚回馈，却也在国际上引发了不小争议，连他作为“欧洲领袖”的形象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一位在国内改革议程中不甘放低身段的总统，在北京却表现得身段异常柔软。马克龙究竟是真的具有重塑欧洲战略自主性的雄心？还是志大才疏？甚至流于满足于为本国企业谋利的市侩气？

奇特组合遭遇差别待遇

这种“奇特组合”与其说体现了欧洲内部的团结，不如说暴露了内部的不团结。而事实也证明，中国充分地利用了其中的尴尬之处。

所有的观察人士都将“马克龙+冯德莱恩”这对访问组合，解读为马克龙希望为此次国事访问增加更多的“欧洲维度”，这种解读固然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这种组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主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东道主？

事实上，当2022年接近尾声、中国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出现颓势、重新开放显露苗头时，当时便已经有传言称马克龙和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有可能联袂访华，以此传达法德作为欧洲核心国家的共同立场。据称这一设想是法方提出的，但没有得到德国的接受。而朔尔茨也早早于去年11月初便完成访华，比马克龙足足提前了5个月。

这一事态发生前后，法德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时刻（如果尚不能称之为“危机”的话）：两国就欧盟内部的能源政策和防务项目等问题龃龉丛生，甚至连10月底两国间作为最高层级协作标志的内阁联席会议都被推迟。更不用说，和同默克尔的密切合作相比，马克龙与刚上台不久的朔尔茨的个人关系要生疏得多。因此要实现法德元首联袂访华，显然缺少必要的氛围条件。

而在欧盟层面来看，传统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的“双头政治”，近年来在冯德莱恩和米歇尔（Charles Michel）的运作下也遭遇窘境。二人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没有公开化，但也暗流涌动。标志性事件是2021年4月6日发生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沙发门”（sofagate）：当时二人共同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但土方只为宾主双方安排了两把扶手椅，埃尔多安自坐一把，另一把被米歇尔当仁不让占据，冯德莱恩尴尬片刻后只能坐在长沙发上，被“降格”到和土耳其外交部长等同的地位。“沙发门”事件发生后，米歇尔在欧盟内部遭遇强烈抨击。二人虽然尽力淡化事态，米歇尔也表示道歉，但在外界看来似乎验证了欧盟最高层级的内部关系存在竞争和罅隙。在布鲁塞尔，也有传言称，二人麾下各自的工作团队关系紧张。

而在对华关系上，冯德莱恩和米歇尔上一次联袂“会见”习近平是在2022年4月1日，但因为Covid疫情缘故，这次会见事实上通过视频进行，也就免去了线下礼仪安排。但疫情管控松动之后，米歇尔于2022年12月率先单独访华，有悖和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同行的传统，同样引发了舆论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这两位“落单者”，组成了“成员国元首+欧盟领导人”的越级搭配，这难免在议题设置、活动项目上无法完全合拍（行前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即表示，冯德莱恩的行程与马克龙并不重合），也为东道主的礼宾接待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考虑到二人各自经历过的挫折，这种“奇特组合”与其说体现了欧洲内部的团结，不如说暴露了内部的不团结。而事实也证明，中国充分地利用了其中的尴尬之处。

对马克龙，北京祭出了前所未有的欢迎规格：专机降落后外交部长迎接、天安门广场上的阅兵式和礼炮、盛大国宴、习近平在红毯上握手亲迎、并罕见地从首都到广州的两度会谈（包括便装品茶），多达51项内容的两国联合声明，媒体正面全方位覆盖……而冯德莱恩作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则被刻意怠慢：抵达后在普通乘客出口只有环境部长迎接；没有国宴和红毯亲迎待遇，在涉及台湾问题时更遭到习近平“痴心妄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生硬回绝，仅举行单方新闻发布会，中国媒体或是冷落忽略，或是充满敌意的诽谤（例如声称其丈夫孩子都入了美国籍，堪称欧盟“裸官”）等等。

这种待遇反差显然不是无心之失。此前就有声音认为，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联袂来访，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尤其是就在访华行程数天前，冯德莱恩在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和欧洲政策中心（EPC）两大智库共同主办的活动上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对北京当局作出“对内更压迫、对外更武断”的不假辞色批评，虽然否认“脱钩”，但明确提出了“去风险化”（de-risking）策略，可谓“红脸”成色十足。

但在北京看来，所谓“去风险化”，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软脱钩”的代名词而已，其减少对华依赖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正因如此，中国针对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联袂来访，刻意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接待手法。其中虽然没有“沙发门”这样赤裸裸的“抢椅子”游戏，却更得中国传统“恩威并用、剿抚兼施”的帝国统治术精髓。

中欧关系的滑坡

欧盟内部出现越来越多的反思声音，要求以对俄依赖的惨痛教训为诫，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乃至于效仿美国、进行“脱钩”。

近年来，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处于持续“滑坡”态势：就近期而言，短视频平台Tiktok引发的警戒心理在欧美蔓延，欧洲多国日前陆续发出公务手机禁令，中国科技企业是否危害欧洲数据安全成为时下热点，也成了继华为之后欧洲对中国科技企业接纳程度的风向标。

就中期而言，2020年初Covid疫情暴发，暴露出欧洲在药品和医疗用品等领域严重依赖中国；随后两年多时间里，由于中国固守动态清零方针，不仅抑制了国内产能，也导致了国际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芯片和原材料短缺现象影响到欧洲本地的生产；而在电动车大举扩张、取代内燃车几成定局的背景下，中国在相关产业中从稀土到电池制造的优势，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欧盟为此于3月中旬推出《关键原材料法案》，试图扭转受制于中国的局面。

就长期而言，西藏、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自不待言，而中国此前高调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曾令意大利和中东欧国家抱有期待，但近年来的实际运作效果不尽如人意，令相关国家希望破灭；加上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将中国置于尴尬境地：由于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显而易见的偏袒立场，导致传统上对俄罗斯深怀戒心的中东欧国家对华观感急剧下降。

作为观察参照，“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在2019年希腊加入、达到17+1顶峰之后，近年来出现颓势，先是2021年2月的视频峰会遭遇冷待，随后立陶宛因为涉台因素遭遇中国经济制裁而于同年3月退出，2022年8月（俄罗斯侵乌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退出，捷克等国内部也频传退出意向。中国多年来致力于在欧盟内部打造的一个楔子，先是在疫情期间面临停滞，俄乌战争更加速了破局的危险。而在欧盟层面上，3月28日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就《反胁迫工具法案》（ACI）达成协议，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应对中国“经济霸凌”的回应。

凡此种种，加上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洲蒙受俄罗斯断供天然气和能源成本飙升的打击，引发了数十年来罕见的高通货膨胀，使得欧盟内部出现越来越多的反思声音，要求以对俄依赖的惨痛教训为诫，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乃至于效仿美国、进行“脱钩”。而这种反思声音在欧盟最高层级上的集大成者，便是冯德莱恩3月30日的对华政策演说。

法中“互打楔子”的博弈

法方和欧方都声称习近平承诺在时机成熟时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沟通，但何谓“时机成熟”，大概率流于虚与委蛇的应付辞令。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马克龙访华，就成了双方在Covid疫情暌违三年、并因为俄乌战争而隔阂日深之际，重新启动对话，并在对话中互打楔子、互加杠杆的博弈机会。

对法国来说，在战略层面上一个显而易见的重点，是试图游说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表态有所松动，向欧方拉近一步，在中俄之间打入一个楔子（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冯德莱恩在此前对华政策演说中强调“俄中关系已经发生逆转、中国处于更具主导性的一方”，也有同样的用意）；另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的重点，则是再次宣示法国的战略自主权，尤其在美国2022年的《降低通货膨胀法》（IRA）导致欧美因为“绿色补贴”问题僵持、但美国又需要欧盟共同应对中国挑战之际，以强化对华关系，作为间接对美施压的手段。

而在战术层面上，法国的重点则是尽可能地为本国企业拓宽和巩固利润来源，这也是为什么马克龙尽管遭遇质疑、仍然要带一个庞大的商界代表团一同访华的原因。

而对中国来说，之所以用超高规格接待马克龙、同时贬抑冯德莱恩，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不乏动机。

一是如前所述，中国近年来一直将“分化欧美”作为外交和宣传上的一个发力点，此前围绕IRA法案，中国官媒已经不遗余力地渲染“欧美裂痕”“背后捅刀”等等，如今法国试图借助强化对华关系来彰显战略自主性，自然乐见其成，并顺势加码，由此来进一步分化大西洋联盟。更何况，马克龙访华日程正巧和蔡英文过境美国“撞车”，对马克龙的超高规格款待，也就更有了隔空交手的意味。

二是在欧盟内部关系上，一方面通过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之间“一拉一打”表达好恶，以挫对华鹰派的气势；另一方面在俄乌战争导致对中东欧关系遭遇瓶颈的局面下，重新在德法两国下重注（此前朔尔茨访华同样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以经济为杠杆，进一步强化利益绑定，作为分化欧盟内部的楔子，避免欧盟在“脱钩”或“去风险化”方向上越走越远。

目前来看，在外界最为关注俄乌问题上，尽管马克龙不无谦卑地对习近平喊话“我知道可以指望您让俄罗斯回归理性，让所有人都回到谈判桌前”，但对话并没有取得期待中的成果。中方在对俄表态问题上始终讳莫如深，联合声明中甚至没有明确而直接地提及俄罗斯，更不说符合法方期望的立场转变。声明仅笼统表示“双方支持一切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恢复乌克兰和平的努力”，此外专门针对核设施及国际人道法进行表态（后者可以视为对此前俄罗斯被指控掳掠乌克兰儿童的间接回应，但也没有走到谴责的地步）。法方和欧方都声称习近平承诺在时机成熟时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沟通，但何谓“时机成熟”，大概率流于虚与委蛇的应付辞令。

相比政治领域中的语焉不详，联合声明对经济、人文和“全球性挑战”的部分不遗余力地渲染笔墨，尤其是在法国最在意的生态气候和环境保护领域尤为突出。法国在战术层面上想要获得的利益，显然成为中国反手用来在战略层面上施放的诱饵，以此来抵消欧盟方面刚刚提出的“去风险化”策略。

“修辞而已”：一个场外巧合的楔子

中国驻欧盟大使用一种轻忽语气来否定此前王毅曾经郑重其事宣示的“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显而易见不是常规做法。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法面对面的场内会谈与联合公报没有取得进展，并不意味着整个事态毫无变动。同期的某些场外表态同样意味深长。

在马克龙和冯德莱恩启程前，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虽然整体调门并没有脱离中国官方的主基调（尤其是努力试图分化欧美关系），但与此同时，他对于中俄关系的阐释更令人瞩目。在他看来，中俄关系声称的“‘没有止境’只不过是“修辞”而已（“‘No limit’ is nothing but rhetoric”），而针对中国面对俄乌双方显而易见的厚此薄彼态度，傅聪辩称，习近平迄今没有与泽连斯基通话，“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站在俄罗斯一边”，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也没有承认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等乌克兰领土属于俄罗斯。

这一表态的耐人寻味之处，不仅是和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作为“说客”到访北京的时机几近巧合，而且它同样是在火热的中俄关系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通常而言，在习近平的强势主政下，外交系统尤其具备高度的“核心意识”，呈现出“宁左勿右”的战狼风格。驻欧盟大使用一种轻忽语气来否定此前王毅曾经郑重其事宣示的“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显而易见不是常规做法。

对此，外界有声音猜测是高层授意用这种方式为此前调门太高的中俄关系降温，而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思路，明显亦是低调处理，试图把问题主导权返回到最高层：克里姆林宫新闻秘书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针对傅聪的表态简短回应说，应当以普京和习近平“前不久在莫斯科达成的共识之实质和精神为引领”，但不难想象，在巴赫穆特战事正酣之际，从中国外交高官口中说出的“修辞论”，是俄罗斯方面所极不愿听到的，这表明中国外交系统内部仍然有一股思潮，对于全面押注俄罗斯抱谨慎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和驻英、法、德、俄四国大使一样属副部级，但在外交序列中并不如后四者一样具有发言权和晋升空间，受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及。例如在上任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离任后，从2021年底到2022年底，该职位有长达一年的空缺，现任团长傅聪上任至今不过四个月。这番表态是“失言”还是“授意”，恐怕需要从今后傅聪的个人去向、以及某些以“战狼”姿态著称的外交同僚的后续反应中，才能窥得端倪。

马克龙的“自主执念”和“绥靖游戏”

马克龙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似乎要保守得多，甚至被引申为宁可牺牲台湾也要避免中欧对抗。但对於单一议题的表态，还是必须放在整体框架中去审视。

如果说马克龙在华期间的姿态多少有顾及主人面子因素的话，那么他在出访结束的表态，引发的争论甚至要多过他试图平息的问题。

在回程的总统专机上，马克龙接受了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欧洲版、法国《世界报》（Le Monde）和《回声报》（Les Echos）三家媒体的联合采访，试图为此行的决策进行辩护。采访内容曝光后（尤其是根据Politico的版本），引发了如潮批评。

马克龙在访谈中的核心理念，仍然是念兹在兹的欧洲“战略自主性”。他强调，面对美中之争，“我们不想落入阵营对抗的逻辑”，拥有战略自主性的欧洲可以成为“第三极”，而不是沦为“附庸”。这种立场事实上也是马克龙就任一来的一贯立场。但问题在于，这一次，他将台湾问题直接纳入到这一叙事当中——“对于欧洲人来说，问题在于，在台湾问题上加速（危机）符合我们的利益吗？并没有。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想到我们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将成为追随者，适应美国的节奏和中国的过度反应……欧洲面临的陷阱是，在它终于要澄清自己的战略地位时，它被卷入世界的混乱和不属于我们的危机当中。”

这一表态迅速引发了争议，因为其中透露出的思路是，欧洲为了打造自己的“战略自主性”，现阶段应当目光向内，优先完成国防、能源等领域的内部整合，不必也不能在台湾问题上跟随美国的节奏。尤其是在声称遭到爱丽舍宫删改的Politico版本中，还有更加撩拨情绪的一句话：“我们怎么能在台湾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说——‘当心，如果你惹了什么乱子（do something wrong），我们也还会出面’，而如果你真的想增加紧张局势，这倒是一种方式。”（但在《回声报》的问答实录版本中并没有这句话。)

相对于冯德莱恩在北京警告动武绝不可行的表态，马克龙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似乎要保守得多，甚至被引申为宁可牺牲台湾也要避免中欧对抗。但对於单一议题的表态，还是必须放在整体框架中去审视。而马克龙的整体框架，就是避免让欧洲利益成为中美争霸的牺牲品，尤其是考虑到此次发言的背景，是蔡英文过境美国访问中美洲、并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会面。可以说，马克龙的侧重点并不完全是中国大陆和台湾，而仍然在美国，仍然服务于其关于“战略自主性”的论述。

法中双方各自打下的楔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始终处于动态调节进程之中。目前断言此次访问是成功还是失败，仍然为时尚早（尽管来自美国和中东欧的一些声音已经指责马克龙“惨败”或“铸下大错”）。因为和中文语境引人瞩目的台湾问题相比，欧洲语境中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仍然是俄乌战争。如冯德莱恩所言，中国当局如何继续与普京的战争“互动”（interact），将是未来欧中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并非出身于传统上的戴高乐阵营，但马克龙对“战略自主性”的执着（这也是历代法式外交的一个共同点），却深得戴高乐衣钵真传。然而“战略自主性”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通过对威权国家的“大绥靖”来实现对美国的战略自主，这种自主的意义何在，实在是一件值得生疑的事。

“战略自主性”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如果通过对威权国家的“大绥靖”来实现对美国的战略自主，这种自主的意义何在，实在是一件值得生疑的事。

马克龙面临的风险是，此前他锲而不舍地同普京对话，冀图能扭转局势，如今看来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并且遭到中东欧阵营的嘲笑；如今他再度寄希望于北京，凡尔赛式的浮华遇到紫禁城式的帝王，为超高规格的接待而欣欣然，但后续走向却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掌握在他手中；虽然不乏战略上的“楔子”考量，但对于北京的反向对等手法（甚至见效更快），眼下难以看到筑起反制堤坝的胜算。如果没有政治底线决断作为支撑，所谓“楔子”就毫无意义。倘若继对俄政策之后，马克龙在对华政策上重蹈一厢情愿的覆辙，那么他非但无法成为戴高乐式的抵抗者，反而有可能成为张伯伦式的绥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