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哲翰：新媒介上的台湾民族梦——如何面对社群离散与身份政治的挑战？

因应美中对抗局势严峻、中国侵台的意图白热化，台湾民间对“全民防卫”的关注，在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捐助黑熊学院“三年300万人次黑熊勇士计划”的带动下，来到新一波高峰。要实现“全民防卫”，除了关于军事／认知作战、组织动员、急难医护等项目的训练推广之外，不少论者也进而呼吁台湾社会必须建立面对威权侵逼的“韧性”（resilience）。

但是，何谓“韧性”？这却不容易具体定义。近年来，“韧性”在西方知识界与舆论圈中成为热门关键词，起先是为了回应所谓后冷战时期的“民主开放社会”结合“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主流建制，在复杂的全球化态势下所遭遇的一连串挑战，诸如：金融泡沫、贫富差距扩大、气候变迁与生态浩劫、移民（或难民）潮、乃至于传染病⋯⋯等。这些挑战彼此环环相扣且跨越国界，让个别国家的民主治理与代议制显得失能，导致主流建制的合法性危机，并给予另类或极端化的民粹与身份政治（例如极端的宗教或种族身份认同）大量操作空间，最终加剧社会的离心力，不同群体间也因而日趋过敏、易碎化。

西方的“系统竞争对手”若要针对这种深深嵌入全球化互相依赖之网路中、过敏易碎的开放社会下手，套用英国学者盖雷欧蒂（Mark Galeotti）的话说：“万物皆可被武器化”（Galeotti, 2022）——除了传统军事威胁之外，威权敌人更可以利用经济勒索、假消息、大外宣、间谍活动、贿赂渗透、结合在地犯罪组织等多元手段来造成各种非传统侵略的、但复合效应难以评估的伤害。

面对这种与传统军事侵略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的“无声的侵略”，人们于是开始呼唤“韧性”。这个概念大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在技术的层面上，诉诸弹性化与分散风险的策略，增强自身的耐受程度（甚至找到操作余裕，反过来利用互相依赖的关系来打击威权对手）。其次，则是在更根本的认知层面上，透过政治沟通与扩大民主参与，建立抵抗认知作战与颠覆渗透、甚至愿意改变生活习惯（例如现时欧洲社会呼吁节用天然气以反制俄罗斯）或耐受经济损失的意志。

换言之，从更根本的层面来看，“韧性”是一种在民主国家力有未逮、处于合法性危机时，诉诸公民社会的参与来修补合法性、重新肯定民主生活之共识、形塑抵抗威权之共同意志的倡议——“韧性”最终依然指向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共同体，而这样的共同体想像，现实上无法透过国家力量由上而下来强制动员，因为它更先于国家力量，是后者合法性的来源。

然而，我们却可以进一步质问：如今台湾面对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威胁，公民民族主义式的抵抗共同体——这种经常被批评者嘲讽为过度理想化之“学者爱国主义”的想像——是否还有运作的余裕？它遭遇了哪些来自当前现实的新挑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近年来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成形轨迹与现况。

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成形轨迹

“天然”正是用来表示他们跳脱上一世代的身份认同框架、是横空出世的一群现代公民，处于传统台独论述力所未及之处，但却理所当然地主张台湾要成为正常的独立国家。

台湾大约在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首度执政的时期，开始在自身的特殊脉络下遭遇全球化所引发的第一波民主合法性危机。台湾版的“全球化”问题其实就是本土资本外移中国（以及随后的中资大举入台）所伴随的一连串现象，诸如：经济衰退、金改失败、企业大型化、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分化、世代冲突⋯⋯等，让台湾从过去发展上的“奇迹典范”沦为“衰退典范”的典型案例（李宗荣、林宗弘编，2017）。

在此一态势下，中国更以“大国崛起”的态势以商逼政，使得才刚完成民主化不久的台湾社会顿时开始怀疑民主治理的正当性，视国家主权问题为累赘、视公民意识为傲慢，乃至于产生认同威权统治“有效率”、“会拚经济”等自视为“务实”的民情风向（这种经济民粹、政治犬儒的潮流，随后在2018年便被一则选举口号所强势代言：“经济100分，政治0分”）。

台湾社会持续累积对民主化的自我怀疑，最后被陈水扁执政末期的密帐丑闻所引爆。2008年国民党重返执政，民进党声望破产，而后者作为前此台湾民主化价值的主要代言者，这意味著台湾社会来到了第一波民主合法性危机的高峰——但也继而促使了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崛起。

根据中研院台史所吴叡人的见解，在2008到2016年之间，台湾民间的社会力量取代了民进党，成为实质上的政治反对势力。在野草莓、反旺中媒体垄断、反大埔强拆、反美丽湾开发案、万人送仲丘⋯⋯等遍地开花的抗争过程中，先前遭遇民主合法性危机而一度政治冷感、犬儒化、并退缩回个人“小确幸”之私领域的台湾社会，开始藉著对财团垄断、媒体操纵、贫富差距、青年低薪、环境破坏、制度不公等议题的关注，重新打造“公共领域”、召唤“公民社会”。

于是，一个新世代的共同体想像就这样出现了，它的本质可以用“公民赋权”与“公平正义”两个词来概括。因此很自然地，护卫在地公民权力、抵抗中国透过两岸政商集团与国民党仲介买办的渗透与收编——或者说“抗中保台”——就是这个共同体想像的一体两面。

从这个脉络来看，新世代抗中保台的身份认同在诞生之初，并没有直接和前此台湾独立运动／民族主义的系谱接轨。此种“台湾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最初是对现代政治公民身份的想像，它跳脱了传统蓝绿与省籍族群的框架，而其所呼唤的共同体——台湾国家——则并非由特定历史文化或族群所形构，而是在宪政与审议民主的实践中，为公民赋权、实现公义，并同时反抗中国威权侵略及其仲介买办所形成的命运共同体。

也因此，拥抱这种新台湾人认同的世代被称做“天然独”：“天然”正是用来表示他们跳脱上一世代的身份认同框架、是横空出世的一群现代公民，处于传统台独论述力所未及之处，但却理所当然地主张台湾要成为正常的独立国家。

这种从一系列公民运动中汇聚出来的台湾新国家认同，即是吴叡人所称之“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其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达到成熟的高潮（吴叡人，2016）。

从太阳花运动所汇聚的各方势力，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吸纳的光谱相当多元：从基本教义左派、自由左派、自由保守派、到右翼民粹，从解殖派、国家正常化派、到所谓“华独派”，甚至许多政经或统独立场仍未明确者，皆能寄托（或暂时寓居）于“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共识下。

也正是在这场浩大集结的运动中，光谱多元纷呈的“天然独”世代，开始回头对接上传统世代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资源——史明在占领立法院的现场受到年轻辈的热情簇拥、并引发随后的“史明热”，即是最明显的表征。换言之，新一代的台湾认同在以公民民族主义的姿态崛起后，自然地发生“历史著床”，并随后延伸到历史记忆（如2015年反课纲运动）、转型正义等议题的关注上。

如今回顾这段历程，我们可以说：在2008到2016年间，台湾确实透过社会力的动员，以公民民族主义重新为民主生活的共同体奠基，初步克服了民主合法性危机。相较于遭遇类似危机的西方社会，台湾此一堪称成功的经历的确罕见，这也侧面说明了当年太阳花运动之所以备受西方瞩目的一个缘由。从代表本土进步势力的蔡英文上台、通过同婚法案、乃至如今“数位治理”、假新闻查核机制、抵抗中国威权⋯⋯等，这一系列欧美媒体至今尚存之“进步台湾”、“韧性之岛”等理想化的叙事，多半都可追溯到当年太阳花运动与台湾公民民族主义遗留下的印象。

然而，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在2014年的成熟，却不代表它随后即健全运作，反之，其成熟也正是逐渐变质的开端。在谈论这个后续发展之前，我们必须先分析一下公民民族主义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作者按：下文其实是以“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内涵来解释“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尽管这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但我认为前者更贴近太阳花运动所造就的台湾共同体想像。不过为了方便，我还是依照台湾多数论者的习惯，仍将之称为“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民主主义作为“修复式”的共同体想像

公民民族主义仍是“修复式的”而并非“创建式的”，它是传统民族认同陷入泥淖或失灵时，所发展出来之跳脱传统民族框架的“升级版”共同体。

公民民族主义是一种“后民族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它凝聚认同的方式相当违反一般人的直觉：其认同的对象并不是“民族”，而是民主宪政的价值和程序——人们并非先相信大家同属一个民族才共同创建国家，而是先在既有国家的共同生活中，以合乎民主宪政价值的程序处理公共事务，例如公共沟通、审议民主、遵守程序正义等，并透过这种方式承诺公平实现众人自由、财产、福利等权利，方才取信于众人，使得人们不问血缘、族群、语言、文化等因素，而纯粹以身为一个民主宪政社会下的公民为认同，进而愿意捍卫这个民主宪政共同体的价值。

当然，我们很难想像，在现实中有哪个民族能光靠信仰民主宪政的价值，就可以从零开始完成民族建国运动，但我们也不该对公民民族主义抱持错误期待、进而对其产生错误的反对——因为它主要仍是“修复式的”而并非“创建式的”，它是传统民族认同陷入泥淖或失灵时，所发展出来之跳脱传统民族框架的“升级版”共同体。如前文所述，太阳花运动前后的台湾共同体想像，即是回应民主合法性危机与传统台湾认同所遭遇之挫败与泥淖的、修复／升级式的认同。此外，最为人熟知的实例该数当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认同。

二战后，为了修复犯下战争罪行所遗留的社会创伤与分裂，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乃呼吁放弃传统德意志民族的认同，转而以新成立之联邦共和国的民主宪政文化作为新的认同对象。实现这种转变的方式是，建立能让所有人都能自由沟通的政治文化，并且举国来以反思战争罪责、清算历史，透过在民主宪政的政治文化下实践关于历史记忆的公共辩论，重新凝聚大家对新生德国的认同。

这种战后德国疗愈分裂创伤的认同方案，随后也在哲学家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那里被继续发展。公共沟通与辩论可以从反思历史延伸到一切政治议题上，并且哈伯玛斯更加强调：在沟通辩论的过程中，不需要强迫大家形成共识，就能根据对民主宪政的信念，在各种歧见中依然形成共同体的认同，亦即所谓“歧见中的政治统一体”（politische Einheit im Dissens）。

太阳花运动前后的台湾公共领域亦昙花一现地呈现出某种“歧见中的政治统一体”：各种不同光谱的立场在当时刚普及不久的社群网路上，针对一波又一波的关键字进行沟通与辩论：从“公民不服从”、“审议式民主”、“法治国”、“分配正义”、“批判性思考”、“第四权”、“新自由主义”、“党国资本主义”、“反动的修辞”⋯⋯直到“22K”、“小确幸”以及“贱民”。这些高频率的公共讨论触及了大量政治素人，也使新媒体、新粉专、新KOL、新兴政治团体的数量出现一波猛爆性成长，并在歧见纷呈与“网内互打”的争吵中大抵维持一种呼唤公民社会、追求民主宪政价值、与建立台湾国家的共识（甚至连部分右翼民粹都暂时认同自由价值、拿当时仍光环耀眼的“左派”标签来自我标榜）——用当时的话叫“分进合击”。

除了以民主宪政为认同、透过公共辩论来维持共同体的纽带之外，公民民族主义还有另一项同样违反直觉的特征：对民主宪政的认同，表面上看起来既生硬空洞又唱高调不接地气（故有“学者爱国主义”的嘲讽），但实际运作起来却完全不是“世界公民式的”、对抽象价值的普世认同。

反之，公民民族主义式认同必定只能著床在每个社会所处的特殊历史脉络里，例如：联邦德国的认同并不是空洞的“民主宪政”、“审议民主”、“普世人权”抑或康德哲学，而是历经1970年代冷战缓和与“东进政策”（Ostpolitik）、1980年代“史家大辩论”（Historikersteit）与“历史清算”（Vergangenheitsaufarbeitung，台湾叫“转型正义”）、1990年代两德统一，一路辩论实践而来的结果。

就如同在台湾经历了太阳花运动前后所谓“公民觉醒”之政治启蒙的一代，绕不开“历史著床”的过程。台湾社会并不是在空白的试卷上回答民主宪政的考题，而是在外有中国侵略、内有认同长期分裂问题的具体历史脉络下作答的。公共辩论绕不开台湾特殊的历史条件，而要处理认同为何分裂，从日治时代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直到后太阳花时代，一代代追索辩论民主宪政与自决的挣扎轨迹，都必然累积成共同体记忆的一部份。

每个新世代的实践都将重新改变共同体的记忆与认同内容，站在当下探问民主宪政的实践，并回顾这一切。而当人们站在当下回顾一代代的记忆、挣扎、冲突、辩论与成就，自然会产生切身在地的情感连结与认同感，使你成为“台湾人”，而不是抽象空洞的“民主宪政人”——换句话说，民主宪政实践到最后，你想不接地气也很困难。

简短地总结公民民族主义运作的特征：它能绕开传统“民族”的某些包袱，不必强制求同、也不必刻意追求认同想像的正典，只需聚焦在民主宪政价值与程序正义的实践上，透过争辩沟通的过程，就能带来原本“民族”所提供的情感连结与认同感——只要能维持健全之公共论域的话。

因此，在理论上，这种“修复／升级版”的、不必加糖就有甘甜味的民族主义，也被认为适合用来整合全球化潮流下多元化、碎片化、易脆化的新型社会，并回应“万物皆可被武器化”的新时代下民主合法性危机与威权侵略的挑战。

新媒介、半公共领域与公民民族主义的挑战

公民民族主义相较于传统民族主义，更加依赖传播媒介所提供之公共沟通和辩论的品质——或者更确切地说，公民民族主义的共同体本身，正是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公共领域”。

但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而是在历经太阳花运动前后的发展高峰后，接著又渐趋僵固化与质变。

此一发展的客观因素当然就是公民社会完成阶段性胜利后，在2016年将权力交付给胜选的蔡英文与完全执政的民进党。此前动员的社会力迅速被民进党政府收编，并进入休兵与离散的周期。共同运动的暂时消停与权力收编所带来的冲突摩擦，让原先聚集在台湾公民民族主义想像下多元组成的差异明显化，“太阳花菁英”与“大肠花贱民”、自由派与保守右翼、公民与民粹、台独与“华独”、建制与反建制⋯⋯，新生台湾想像共同体的政治板块，开始沿著各种纵横交错的界线分裂。

这与其说是衰落，不如说是卸下运动嘉年华式的华服、恢复现代公民社会的原貌。在多元嘈杂中秉持民主宪政的共同信念来彼此争论碰撞，原本就是公民民族主义共同体日常实践的特色。然而就在前一波公民运动催生的民主文化尚未在台湾社会稳固生根时，台湾公民民族主义随即又遭遇了一场不容轻忽的结构性挑战——新型态媒介带来的政治效应。

我们知道，任何“想像共同体”的成形都必须以传播媒介为基础，塑造出一群透过共读、共思、共感，进而能想像彼此共存的群众。过去民族主义的基础是印刷纸媒以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而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承载媒介则无疑是网路：社群网路、新媒体、影音平台、粉专、乃至于KOL自媒体等。

此外，又由于公民民族主义相较于传统民族主义，更加依赖传播媒介所提供之公共沟通和辩论的品质——或者更确切地说，公民民族主义的共同体本身，正是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公共领域”。那么，网路媒介塑造出何种特性的社群？对沟通辩论的“公共领域”带来了什么改变？这些问题就至关重要。

哈伯玛斯在今年9月中旬刚出版的新书里，鉴于当前新媒介的发展回应了其60年前的成名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并对网路媒介在公共领域的效应深感担忧。其主要论述为：由于每个网路媒介的使用者都能扮演“自媒体”，透过“过滤泡泡”与“回音室效应”，容许个人以直觉来汇聚同温层抱团取暖，因此形成诸多彼此竞争、排他性的“半公共领域”（即一般俗称的“平行世界”），传统媒介守门人所维系的公共领域因此被裂解。

坦白说，这位联邦德国公民民族主义的国师级思想家，其对新媒介效应的分析显得相当老调且平淡，不过其核心主张仍值得参考：网路媒介所造就的诸多“半公共领域”最大的特征，就是将私人情感与旨趣膨胀成“虚假的公共意识”。哈伯玛斯援引了当前德国备受瞩目之社会学家雷克维兹（Andreas Reckwitz）的概念，称这些“半公共领域”所追求的是满足私人自我认同的“独异性”（Singularität / singularity）——换言之，即追求所谓的“身份政治”。

总而言之：网路媒介倾向将原本的公共领域分裂成个人私密的身份政治，进而淘空公民民族主义的根基，使得对共同体的想像再次离散。

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身份政治的内容并不限于台湾阅听众经常耳闻之美国学院主流各种进步派的“政治正确”，除此之外，宗教基要主义、右翼民粹种族主义（例如川普主义的白人至上）、乃至于狂热的民族主义等（例如小粉红和小粉绿），皆同样属于典型的身份政治。

香港反送中，助台湾跨过第二波民主危机

在公共领域被迷因梗图懒人包与出征淹没的趋势下，原先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共同体的内部差异也迅速台面化，转为身份政治群体之间的壁垒。

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在2016年后所遭遇的挑战，正是身份政治化的冲击：先前公民运动之“网路嘉年华”的特征，让台湾公共领域中的沟通，在后太阳花时期继续发展成官方小编、匿名侧翼粉专与网红KOL掀起的迷因梗图政治、懒人包式沟通、乃至于出征文化，其立竿见影的宣传效果，大幅取代了太阳花运动前后那种人多嘴杂又费力的公共沟通与辩论。在公共领域被迷因梗图懒人包与出征淹没的趋势下，原先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共同体的内部差异也迅速台面化，转为身份政治群体之间的壁垒，在已逐渐教条化的“台湾认同”大旗之下，仿佛就要形成了将“政治正确”身份品牌化了的“觉青”，与反政治正确之右翼民粹的对立。

公民力量沉淀、公共意识退居后台、而执政者又自满于掌握网路声量此一“魔戒”，再加上2018年公投被当作政治对决的工具，对公共沟通与政策辩论的呼吁，顿时背负了“为敌递刀”的原罪，继而台湾社会又遭遇中国大举渗透与认知作战，并结合卷土重来之传统“经济民粹、政治犬儒”浪潮。最后，2018年11月24日，韩国瑜高雄市选战的大胜、以及十项公投中进步与本土价值的全面溃败，标示了第二波民主合法性危机的正式降临。

“1124”这场民主宪政的创伤，进而让“台湾认同”的内部分裂加剧：伴随著“进步价值”被责难、“公民社会”被嘲讽为象牙塔，太阳花时期耀眼的“左派”与“觉醒青年”等身份品牌于是普遍被冠以负面意涵而落入败部。同时，网路媒介台面上舆论的风向则开始右翼民粹化。这样的趋势又在美中展开贸易战后，与外部局势相呼应，并将“挺台”的期望单方面投射到美国川普主义与宗教基要主义上，继而模仿吸纳其政治世界观、回头改造对台湾认同的想像，使后者更加身份政治化。

然而，尽管台面上侧翼粉专与KOL的声浪往更加极端的右翼身份政治靠拢，但这种聚焦在辨识内敌的路线，并无力面对第二波民主合法性危机、再为台湾民族的共同体想像奠基——因为实际上让台湾第二度跨越此危机的，是香港的牺牲。它重新唤起了退入台面下的、远超出网路身份政治受众的大众对公民民族主义的记忆。2019到2020年的“亡国感”与青年返乡投票潮，几乎复刻了太阳花运动前后“公民觉醒”动员的神韵。

2020年蔡英文以史上最高得票数连任，随即国际局势急转直下：在中国武汉发现的首起疫情散播世界、美中对立加剧、中国战狼外交与军事扰台、乃至于2022年俄罗斯侵乌战争以及第四次台海危机。与此相应地，主导这将近三年来台湾共同体想像的最大因素，当然就是与狂热化之中国民族主义及其在地协力者（如国民党）的镜像对抗，而不再像太阳花运动前后那时，还以“公民赋权”与“公平正义”的价值来对接“抗中”的论述。这也让如今台湾共同体的想像处于一言难尽的状态。

在台面上，身份政治化的右翼民粹台湾认同占据著最大的声量，并广为外溢，成为关注政治之群众最方便的选项。人们在持这种想像对抗侵略性的中国民族主义时，却也同时是民主合法性的隐性怀疑者、对公民社会的民主防卫能力抱持疑虑，成为构成新型态社会之“易脆性”的一项不稳定因素。当台湾开始必须面对香港流亡者、疫情中防守国门，以及俄罗斯侵乌战争爆发后，舆情急速朝向自保的孤立主义收缩，这亦加深了拥抱上述台湾认同的倾向。因此，台湾目前台面上以认同民主宪政为原则的公共沟通，仍大体瘫痪僵持不前。

而在台面的周边，太阳花时期累积的公民民族主义认同依然存在于社会各处，以及部分积极参与公共讨论的群众。以公民民族主义的想像对抗威权民族主义侵略的公民力量，近年来在认知作战与全民防卫的领域较为突出，例如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与黑熊学院。

共同体想像的最终答案

要对抗威权侵略，共同体想像的最终答案必然只能是民主宪政下的公民社会本身。这个最终答案，随著台湾公民民族主义诞生的当下即在一波多折中远离。

以上两种台湾共同体的想像当然有彼此交叠互通的部分，然而更多时候也彼此推挤拉扯，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在推挤拉扯的过程中，公共领域本身处于瘫痪的泥淖里、无法扮演民族认同的对象，我们便看到台湾民族主义不断在不同的临时选项之间漂流摸索，例如先前的“防疫共同体”，以及近来的“护国神山晶片共同体”。而在这些选项上，我们同时都可以看到右翼民粹与公民民族主义式的论述在争夺领地。

在一系列注定无法成功的临时选项中，台湾人最有共识、最接近成功的认同想像，既非防疫、也非护国神山，而是“美食共同体”。正所谓“战中国台湾我可以忍，战到美食我不能忍”（从这角度来说，府城不但是绿营大本营，府城人也是台湾美食共同体战力最强执念最深的选手）。只有在战海鲜、看外国YouTuber逛夜市、报导日本人疯珍奶时，台湾人才有一丝丝短暂如夏日恋爱烟火般的共同体体验。

然而，要对抗威权侵略，共同体想像的最终答案必然只能是民主宪政下的公民社会本身。这个最终答案，随著台湾公民民族主义诞生的当下即在一波多折中远离，因而台湾公民民族主义仿佛成为奥德赛，在胜利之后随即却迷途漂流而迟迟未能返家。

因此我们始终都必须担忧经济民粹与政治犬儒的挑战一波波的复返，不管以哪种形式、来自哪个世代——甚至连被认为必定是“天然独”的新新世代也不必然免疫。例如近来有一些观察认为，后太阳花的年轻世代普遍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这使得与其说他们是“天然独”，不如说是“天然的孤立主义”：中国不干我的事、也别来管我，但美国也一样，最好也别来干涉我。这种政治无所谓的务实主义，让他们也乐于拥抱抖音与小红书，而较他们年长的世代往往却只能把对这种去政治化孤立主义的隐然担忧，模糊不精确地表达为“中国用语／中国娱乐文化侵略”的问题。

回到本文最初的话题：台湾若要成为真正的“韧性之岛”，那么民主防卫的概念就需要扩大到深化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认同上。这一方面当然可以透过动员社会力参与“全民防卫”的各种讨论与实践，除了习得防卫、救护、组织等技能之外，也在相关公共领域的沟通与辩论中加深公民社会的互信，并重新确认民主宪政的合法性——这是最直接了当的方式。

另一方面，公民民族主义共同体的实践，也要求台湾人重新反思自身共同体的认同史：不是为了布道祷告、不是为了皈依正典，而是为了理解追求价值理念过程中的挣扎冲突与迷途漂流的奥德赛，理解一切复杂暧昧尴尬纠结，然后形成一种出于在地历史脉络、具有历史情感的对民主宪政的认同。

当公民很麻烦，当一个台湾公民民族主义下的公民，更是需要在麻烦之中还能定下心来沉淀累积。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曾描绘台湾人性格中的四个特征：忍受性、冲动激情但气短、孤立而不持久、以及突然一击的爆发性。总结起来就是：“不宽阔不大方，同时带有浓厚的顺从性，但有时也会突然起来猛烈的反抗一番，然后又是气短的忍受下去。”

台湾人初期的反抗史或许如此，但历经四百年后，当下实践台湾公民民族主义、克服民粹式认同的课题，或许是让我们彻底走出那种历史人设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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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的完成，要特别感谢先前与吴叡人老师的长谈所带给我的知识与诸多启发。然而本文所有内容、乃至于我对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诠释，应由作者自负一切文责。此外，这篇文章完稿前一天，陈信聪宣布卸任公视《有话好说》的制作人与主持人、向观众告别，我也愿藉本文来向为台湾公共沟通与辩论贡献最久的节目与媒体人致上个人最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