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翰：新媒介上的台湾民族梦——如何面对社群离散与身份政治的挑战？

因应美中对抗局势严峻、中国侵台的意图白热化，台湾民间对“全民防卫”的关注，在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捐助黑熊学院“三年300万人次黑熊勇士计划”的带动下，来到新一波高峰。要实现“全民防卫”，除了关于军事／认知作战、组织动员、急难医护等项目的训练推广之外，不少论者也进而呼吁台湾社会必须建立面对威权侵逼的“韧性”（resilience）。

但是，何谓“韧性”？这却不容易具体定义。近年来，“韧性”在西方知识界与舆论圈中成为热门关键词，起先是为了回应所谓后冷战时期的“民主开放社会”结合“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主流建制，在复杂的全球化态势下所遭遇的一连串挑战，诸如：金融泡沫、贫富差距扩大、气候变迁与生态浩劫、移民（或难民）潮、乃至于传染病⋯⋯等。这些挑战彼此环环相扣且跨越国界，让个别国家的民主治理与代议制显得失能，导致主流建制的合法性危机，并给予另类或极端化的民粹与身份政治（例如极端的宗教或种族身份认同）大量操作空间，最终加剧社会的离心力，不同群体间也因而日趋过敏、易碎化。

西方的“系统竞争对手”若要针对这种深深嵌入全球化互相依赖之网路中、过敏易碎的开放社会下手，套用英国学者盖雷欧蒂（Mark Galeotti）的话说：“万物皆可被武器化”（Galeotti, 2022）——除了传统军事威胁之外，威权敌人更可以利用经济勒索、假消息、大外宣、间谍活动、贿赂渗透、结合在地犯罪组织等多元手段来造成各种非传统侵略的、但复合效应难以评估的伤害。

面对这种与传统军事侵略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的“无声的侵略”，人们于是开始呼唤“韧性”。这个概念大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在技术的层面上，诉诸弹性化与分散风险的策略，增强自身的耐受程度（甚至找到操作余裕，反过来利用互相依赖的关系来打击威权对手）。其次，则是在更根本的认知层面上，透过政治沟通与扩大民主参与，建立抵抗认知作战与颠覆渗透、甚至愿意改变生活习惯（例如现时欧洲社会呼吁节用天然气以反制俄罗斯）或耐受经济损失的意志。

换言之，从更根本的层面来看，“韧性”是一种在民主国家力有未逮、处于合法性危机时，诉诸公民社会的参与来修补合法性、重新肯定民主生活之共识、形塑抵抗威权之共同意志的倡议——“韧性”最终依然指向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共同体，而这样的共同体想像，现实上无法透过国家力量由上而下来强制动员，因为它更先于国家力量，是后者合法性的来源。

然而，我们却可以进一步质问：如今台湾面对前所未有的中国军事威胁，公民民族主义式的抵抗共同体——这种经常被批评者嘲讽为过度理想化之“学者爱国主义”的想像——是否还有运作的余裕？它遭遇了哪些来自当前现实的新挑战？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顾近年来台湾公民民族主义的成形轨迹与现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