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聿文：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何时才能终结？

贵阳三荔高速发生的27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是中国疫情三年以来由“清零”而导致的一起最严重的次生灾害。这起事故表面上看，是一起交通事故，然而它本质上是中国官方的“清零”之过，是一起防疫事故，因为如果没有现在这种严厉的清零措施，基层政府也就没有压力连夜要将涉疫人员转运他处，事故从而就不会发生。

可是，外界从贵州地方政府对此事的处置中，并没有看到将它定性为“清零事故”，而是把它当作单纯的交通事故，官方宣传也是有意识地往交通事故方向引导，甚至事故发生后在贵州省仍然存在深夜安排转运涉疫人员的行为。

地方政府之所以不把它作为清零事故处置，当然不是不清楚它的性质，而是不敢，因为假如将它视作一起清零事故，就必须检讨清零政策的功与过，而这不是地方政府的权限，即使要检讨，也在中央政府，而且是关起门来检讨。

事实上，一旦检讨清零政策，时至今日，其荒谬性就暴露无遗。太多人的悲剧遭遇显示了这点。然而，只因习近平的坚持，它就成了“正确”的东西。

“清零”的出发点

客观地说，“动态清零”政策本身可能并不一定是个坏政策，它的出发点是良善的，为了保护大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抗疫的第一阶段以及德尔塔病毒肆虐的时候，动态清零确实起到了保护民众生命健康的作用，最大程度控制住了疫情，并让经济得已在疫情初期快速得到恢复。

中国大陆至今只五千多例COVID-19死亡病例，且大部分都源于疫情初期的武汉，同全国人口总量相比，这个比例之低，应该归功清零政策，尽管在清零的过程中，它同时造成了大量人道灾难，如从疫情初期的武汉封城开始就屡见不鲜。从时间上说，这一阶段大概到2021年中，假如随着德尔塔病毒让位于奥密克戎病毒，清零政策到此收手，它基本上就算“功大于过”。

进入奥密克戎病毒主导疫情传播的第二阶段，尽管严苛的防疫大幅降低了病毒传播速度——中国目前染疫总人数接近100万，在世界主要人口大国里是非常低的，然而，由于奥密克戎病毒的致死率不高，过度防疫产生的各种灾难以及给社会造成的总成本，已经远高于这一政策带来的收益。

这并不是说人们的生命不重要，即使少数人死亡也要高度重视，但完全可以采用更具针对性的防疫措施来保障民众的生命和安全，这样，因实行动态清零而衍生的各种和疫情相关的灾害，大多数本是可避免的。任何政策走向极端，必然会产生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动态清零政策在实施中的简单粗暴，对人们的个人利益乃至生命安全本身造成的伤害，在西安、上海等大大小小的城市的严密封控、大规模核酸检测以及社交隔绝中，随处可见、触目惊心，和它宣称的保护民众生命健康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例子不胜枚举。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就算大众对动态清零已极度厌倦，各级官员尤其地方官员在清零下苦不堪言，习为什么对社会要求取消动态清零政策的呼声还是无动于衷？他不是经常教导官员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施政及格与否的标准吗？为什么轮到动态清零，该标准就失效？

“清零”为何在持续？

答案在于，习的一人领导体制使他的个人意志在政治和决策中无法得到有效纠偏，而他对动态清零的认知又支撑着他的抗疫决策。

今年6月底，习去了一趟武汉，在这个最早爆发疫情的城市，他说，“如果算总账，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最经济的、效果最好的。”在他看来，“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有社区这个重要基层基础，有能力也有实力实行动态清零政策，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官方宣传对外释放的基调是，近三年的疫情防控实践证明动态清零符合国情、符合科学，路子是对的、效果是好的，是现阶段中国及时控制疫情的最佳选择。

这大概是习对动态清零的基本认知，而这个认知是建立在疫情第一阶段中国较早控制疫情并保持经济增长这样一个事实上，对习来说，既然前面的做法被证明是对的，面对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就更加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而不是去想着改变和取消它。

另外，中国官媒也经常强调，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巨大，还有相当数量的儿童和有禁忌症无法接种疫苗的人群，疫苗接种率尚未形成足以抵抗重症和死亡的屏障，而且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医疗卫生条件存在差异，如果学西方搞“集体免疫”、“躺平”之类的防控政策，势必会在短期内造成大量人群被感染，进而出现大量重症和死亡病例，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最终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不可承受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言为心声，官媒的说法也就是官方的想法，中国政府非常害怕和忌惮出现这种情况。这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或者习近平对中国疫苗的效力不具信心，然而，出于疫苗民族主义的需要，他又不愿去批准采购美国和西方的mRNA疫苗，因此，只能继续采取严格的物理隔离和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做法，来阻断疫情传播。

中国官方常用死亡人数少来宣扬中国的抗疫成就和抗疫模式，并把它上升为制度和领导力的优势，绝口不提为了这个成就和模式，中国社会和民众支付的惨痛代价。2020年6月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布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宣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了这场抗疫，要“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抗疫的经验做法，阐明全球抗疫的中国理念、中国主张”。

显然，发布抗疫白皮书的背后，是炫耀抗疫成就，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突出习掌控大局、运筹帷幄的能力。尽管现在面对不断冒出的疫情，疲于奔命的地方官员，还有抱怨的民众，不再向国际社会高调宣扬抗疫了，但习在这场大考面前不能输，如果放弃清零政策，表明他被奥密克戎这个病毒打败，他曾经夸耀的领导力和正确的指挥与部署，也就不攻自破。虽然这不至于冲击他的权力，然而至少会让他成为笑柄，戳破他全知全能的神一般的形象。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他必须将清零进行到底。

动态清零政策其实也不是三年来一直一成不变。在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年底，有过一段缓和期，今年年中，在外部疫情的缓和下，也一度有所调整，在某些技术环节有所放松，比如缩短隔离时间、可以居家隔离等等。但是，清零政策的最大问题，也是民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是它的政治化，官方虽然制定了一个看似科学、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可一旦遇到某个重大事件，或者在抗疫中发生某起重大事故，地方政府宁紧勿松，层层加码，不惜牺牲公众的人权，追求一种疫情的绝对安全，弄得社会怨声载道。此种时刻不是偶尔为之，在全国此起彼伏，甚至在一个地方也多次出现。

“清零”什么时候能结束？

现在民众最关心的，就是清零政策未来会如何变化，已经封控三年的中国还要封控多久？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清零做法可能永久化。

然而，疫情毕竟有结束的一天，经济和大众的情绪是否能撑更久也是颇令人怀疑的。或许，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建立一种有序退出机制。

预测动态清零何时终止是困难的。但是以下三种状况如果发生，大概率意味着动态清零会被逐渐放弃，即使不是完全放弃。

第一种，经济无法承受高强度的疫情防控。中国的经济今年走到了近十几年最惨淡的局面，应该是多数人的共识。鉴于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尤其在二十大过后，中央选出新的领导层，如果经济在各种刺激措施下仍没有大的起色，届时为避免出现因经济恶化而导致的系统性危机，在权衡利弊后也许会放弃清零，至少会有很大调整，即使那时还有严重疫情。

第二种，因过度防疫，未来继续出现多起像贵阳三荔高速这样的严重事故，很可能点燃大众的不满情绪，让原先半公开化的反对清零的民意爆发，甚至因此发生小规模的民众抗议。在这种状况下，新领导层需要舒缓民众不满，调整和改变清零做法。

第三种，世卫组织宣布COVID大流行结束。日前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采访时称，“尽管美国仍在为控制病毒做大量工作，但大流行已结束”。如果多数国家跟进宣布本国大流行结束，特别是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全球大流行结束，外部世界重新全部开放，中国如若坚持清零，无疑成为全球独岛。世卫总干事谭德塞今年5月曾质疑中国的清零防疫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并且前不久表示全球大流行接近结束。这样看来，世卫假如在今年底或者明年初或者再稍晚些正式宣布大流行结束，中国很可能被迫调整清零政策。

将这三种状况综合评估，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最快应该会在今年底，最慢可能会在明年两会后逐渐退出，但不会完全终止，还会保留少部分做法。无论从个体的自由还是大众的福祉看，不管官方如何借口民众的生命安全，已经蜕变为恶政的动态清零政策，到了必须终结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