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击落佩洛西！”：失控的好战民意，中国宣传口的双重事故

当地时间8月2日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飞抵台北，这是1997年时任议长金里奇访台以来的首次高级别访问，在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在大陆民族主义网民中引起戏剧性的情绪地震。

佩洛西计划访台的消息大约在7月18日经由英媒《金融时报》流出。如果说在等待靴子落地的两周中，大陆网民表示出的愤怒、轻蔑，甚至期待（认为此次访问可以让“武统”名正言顺）等情绪都可以在民族主义框架内理解，专机落地当晚民间的失望情绪大爆炸则体现出新的症候性。

这种失望如同两波潮水，大体分为两个层次：最先爆发的是对国家，尤其是部队不作为、“让她平安来平安走”的失望；第二波则是对宣传机关“宣传事故”的失望。这一层失望比较微妙，既反映了民众对于宣传机器态度的变化，也直白揭示了“宣传口”本身的一些特点，本文将在后面重点讨论这第二层失望。

失望，以及关于失望的失望

如此戏剧性的失望放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当然有诡异的一面：竟然有这么多人情真意切地期望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落外国议长的专机，并因为这件事没有发生而震惊沮丧。

佩洛西的专机当日下午3:42分从马来西亚起飞前往台湾，据信两岸先后有数百万人怀着不同期待在航班追踪软件Flightradar24上实时关注这架飞机的轨迹，导致服务器数度崩溃。飞机降落，佩洛西在夜色中出舱的照片流出后，大陆网民第一时间纷纷表示“失望透顶”、“无法接受”、“国耻”。就笔者的社交媒体所见，一些人将社交媒体头像换成黑色，或者宣布退出社交平台“闭关”；一些店铺挂出了“老板伤心，休假一天”的通告；甚至有人在深夜街头和陌生人抱头痛哭。

如此戏剧性的失望放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当然有诡异的一面：竟然有这么多人情真意切地期望在众目睽睽之下击落外国议长的专机，并因为这件事没有发生而震惊沮丧。另一方面，考虑到今年不断高涨的由官方主导的反美情绪，以及被默许乃至鼓励的民间“武统”呼声，尤其考虑到7.19-8.2之间，外交部和各大媒体频繁高调发出威胁、措辞不断升级，颇有为军事行动造势之感；前《环球时报》总编、野生官方代言人胡锡进甚至直接放言“解放军战机有权向美国飞机发射导弹，击落美军战机和佩洛西乘坐的专机”——这些铺垫又让失望情绪的爆发显得很“正常”。

多少超出预期的是，这波失望的矛头毫不掩饰地直指国家和部队——本来在简中互联网主流舆论中，“国家永远是对的”的信条已经久经考验，从防疫政策到住房烂尾，无论多么强烈的不满、尖锐的指责，都有“下级部门”、“地方政府”背锅，不会落到国家的头上，但此次舆论中出现大量诸如“对政府寒心”、“让我怎么相信国家”、“感觉信仰崩塌了”的声音。对公权力的质疑竟然发生在这种语境下，难怪有网友感慨：“贪官污吏新闻曝光时，你没有信仰崩塌；性别暴力和歧视，你没有信仰崩塌；中国工人被镇压时，你没信仰崩塌，等到真的因为各种各样原因没去挑起地区冲突，你信仰崩塌了。”

很大程度上，第二波对于宣传口的失望，是对这第一波“信仰崩塌”的反应，是“关于失望的失望”。

很大程度上，第二波对于宣传口的失望，是对这第一波“信仰崩塌”的反应，是“关于失望的失望”。最初几个小时的情绪宣泄后，8月3日，很多人删除“昨晚的气话”、“给祖国赔礼道歉”，开始试图用“理中客”的方式修复国家形象，表示国家本来“大局在握”，但宣传部门出现严重“宣传失误”，才导致了普遍失望，微博kol@兔主席、@无为李爷、@子午侠士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对于谨小慎微的官媒，“宣传事故”的定性是准确的。无论随后几天海陆空三军的环岛军演直播如何霸屏，各种“赢麻了”、“赢两次”的分析如何巧妙自圆其说，外交部发言人主动回应“很多中国人对没有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佩洛西访台表示失望”、“相信大家理性爱国”，并被官媒统一口径转载，本身就说明外交部和宣传部都意识到了舆论失控。随后，各大社交平台都对佩洛西访台话题的讨论进行了限流，还有很多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党员表示接到统一通知，要求不要参与对此事的讨论。

即便如此，可见的评论中嘲讽仍然大量存在，只不过对象从国家转移到了宣传系统自身，且大有积怨已久之势。

“我以为只有外宣这么烂”

批评意见很快集中在两个关键词上：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简称外宣和内宣。前者负责向国外传递信息、树立中国形象，后者则负责在国内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

有趣的是，批评宣传系统的人熟悉和关切宣传工作，但他们不是宣传者，而是作为宣传对象中自认为更精英、更高瞻远瞩的一部分，关心针对自己的宣传工作。批评意见很快集中在两个关键词上：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简称外宣和内宣。前者负责向国外传递信息、树立中国形象，后者则负责在国内进行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

大约在2020年起，大陆网民就开始用“没有大外宣”作为框架批评中央的对外宣传工作。网民对“大外宣”的理解，往大说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一切外国人看得到的行为都是大外宣，往小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企业公关。“中国没有大外宣”是很多人的口头禅，各种问题最后都落在上面：Covid病毒被怀疑来自中国，是因为中国没有大外宣；“彭帅在哪里”事件被国际关注，是因为中国没有大外宣；迪士尼拍出洋味《花木兰》，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大外宣……有人夸张地说，“喷外宣不力已经成为流量密码了”。

同时，网民又会用“大外宣”的框架审视美韩日台的国际文化项目，嘲讽中并不掩饰对以好莱坞迪士尼模式为代表的意识形态输出的羡慕，并把希望寄托在李子柒、乌合麒麟，甚至胡锡进这样的非官方kol上。

此次佩洛西访台事件中，批评内宣的人也很多。内宣主要由中宣部负责，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和广电总局。很少有人会直接批评宣传部或《人民日报》，但此次事件中，很多人表示“我以为只有外宣不行，原来内宣也和外宣一样差”。对内宣的主流批评是起高调，给人民虚假希望，结果造成了失望情绪。也有大旗论者说制造失望是刻意为之，让世界看到动武是民心所向，但这种说法接受的人比较少。

围绕这个事件，“内宣”完全是由外交部承担的。

无论哪种说法，都觉得宣传口辜负了大家“朴素的爱国热情”，言外之意，他们作为愿意为肉食者谋的人，自己的爱国热情不是朴素的、本能的，而是理中客的、有大局观的。

在针对（老胡也被包括在内的）内宣机关的批评中，些许的异议就是：我一个普通人，抒发正义的感情，凭什么要求我事事从大局出发。从这种声音，以及两波层次分明的失望情绪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台湾问题上民族主义情绪的民粹和精英倾向的分野。

不过，有大局观的精英爱国者分析的“内宣起高调”，细究起来其实存在一个重要问题：佩洛西来访前，内宣部门看似威胁造势，实际上没有起任何“调”，只是外交部的转发机器。8月2日之前，《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负责定调的纸媒都完全没有提及佩洛西，只是有限度地报道了中美元首的通话。而社交媒体上负责宣传的各级账号，虽然发布了大量内容，但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统一转发外交部发言人的直接引语（另有少数是转发解放军的海禁通知），也就是说，围绕这个事件，“内宣”完全是由外交部承担的。

外宣内宣化，内宣机器化

如今华春莹和赵立坚可谓是国民每天最常见的两张脸，但2012年时的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和洪磊还有谁记得？

长期以来，内宣基本由中宣部负责，对国际事务涉及比较少，和外交部井水不犯河水。

2013年，王毅出任外交部部长以来，强硬而充满戏剧性和表演色彩的外交新风格既大受上级赏识，也颇迎合了国内逐渐升温的民族主义口味。因此，外交事务在实际上逐渐成为了内宣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毅带着他的发言人“天团”，日益频繁地出现在镜头下、头版上，成为国家实力的活体代言人——如今华春莹和赵立坚可谓是国民每天最常见的两张脸，但2012年时的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和洪磊还有谁记得？

外交事务进内宣的结果，一是外交内容越来越根据国内“观众”口味量身定制：突出“霸气侧漏”的表演性；频繁“出大招”、“放狠话”；甚至大段大段使用俗语、成语和文言文，似乎根本没打算让外国人看懂。二是既然自身成为了内宣的重要部分，外交部就顺理成章地开始负责国际事务相关的内宣工作。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每次新闻发布会后，外交部新闻司会发布新闻稿，供中宣部下属的各级媒体自行转载，有时也会通过中宣部下属的外宣办要求统一转载特定内容。很多央媒员工都曾在私人场合抱怨过外交部插手内宣事物，让工作衔接起来很困难。

中宣部下属的各级媒体，就像此次佩洛西访台前夕一样，只能原封不动地转载外交部产出的内容。虽然他们理论上需要为这些抢眼的狠话负责，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能力。

通常来说，中宣部下属的各级媒体，就像此次佩洛西访台前夕一样，只能原封不动地转载外交部产出的内容。虽然他们理论上需要为这些抢眼的狠话负责，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能力。而外交部接管了内宣工作，但只要即兴表演的路线没问题，并不需要对这份工作负责。据访谈，外交部本身既没有专攻所谓舆情分析的部门，也很少主动和宣传部协调工作，只要上级认可，并不在乎自己的宣传效果。

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在为关于国际事务的内宣，以及这种内宣导致的战争狂热负责。

而对于宣传部门来说，在国际事务宣传上被外交部架空只是拼图的一块。国家政权稳定运行越来越依赖于宣传部门，宣传工作越来越被摆在显眼的台面上，几乎必然会导致宣传部门自身的职权越来越小。传统上，官媒既可以传达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也可以自己发表集体或个人署名的评论员文章（其中集体署名的更为重要）。

现在，前一部分稳定占据每日绝大部分版面，而评论员文章中，负责评论国际事务，署名“钟声”和“国纪平”的文章非常少，并且内容和前一部分趋同；而负责评论国内事务，署名“任仲平”的文章虽然较多，但没有实际内容的优美修辞和长排比句占据了绝大部分，以至于很多中学生用它来提高作文水平。

虽然宣传部门享有更多职权，不意味着就能承担社会责任和反映人民呼声，但缺少职权意味着它无法为自己造成的影响力负责；同时也意味着灵活的宣传权转移到不需要为此负责或者负责较少的外交部、共青团中央，乃至于胡锡进身上，这也是希望把握大局的精英kol如兔主席担心的地方（虽然他自己也是）。

失控的好战民意，甚至称不上民族主义

十年间，大陆对台湾的主流态度从友好夹杂好奇，到充满恶意，使用大量诬蔑性称呼，希望部队“狠狠教他们做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变化。

这种外宣内宣化、内宣转发机器化的宣传模式会有什么后果呢？

最简单的后果已经体现在近几年大陆普通人对台湾普通人的态度上了。十年间，大陆对台湾的主流态度从友好夹杂好奇，到充满恶意，使用大量诬蔑性称呼，希望部队“狠狠教他们做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能完全解释这一变化——韩国民族主义者对朝鲜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东乌克兰人，民族主义同样流行的90年代大陆人对台湾人，都没有类似的恶意。

王毅就任外交部长之前的2008-2013年，曾经是国台办主任，这段时间两岸关系比较稳定，他的工作风格据回忆也比较友好，眼前的敌意不是他一人造成的。但他成为外交部长时，中国已经逐渐为自己营造出“积极谋求全球霸权”的国际形象，并置自身于紧张的国际关系中，台湾问题被完全外部化为国际问题，隶属于反美问题；而台湾也在实际的外交和宣传工作中被简化为敌国处理——华春莹本次答记者问时使用了“中国、美国和台湾”的措辞，可谓道破天机。

强硬而单向度的“放狠话”外交之外，对台宣传和联络基本瘫痪（这项工作虽然效果一直不佳，但2000年代还是重要工作），国台办也成了茶水衙门。被外交部主导的内宣领域，更是极力避免和台湾相关的内容，连电视台都不再播放台湾旅游节目，台湾艺人来到大陆发展也要经过层层背调（背景调查）。可以说在大陆的视野中，台湾早就不是血脉相连的同胞，而是只在外交部狠厉措辞中出现的美国帮闲，因此很难产生共情。

这种宣传调动起来的好战情绪，已经很难用任何主义概括——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哪怕中国被指责的霸权主义，都基于现代国家理性，具有一定的目的和规划，而不只是追求暴力本身。

进一步说，这种放狠话式内宣调动起来的是否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已经很难讲了。很多出征Twitter、试图主动承担大外宣责任的大陆网民，被提问“为什么必须统一台湾”时，只能说出美国阴谋、主权尊严等等，而不能给出一个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和二十世纪90年代时注重文化民族主义的宣传不同，外交部主导的放狠话内宣追求短平快的拥护和满足，不追溯百年国耻的历史苦难，也不塑造血脉相连放民族认同，甚至根本懒得提供任何叙事：打你并不需要太多理由，考虑到最近对韩、日、印等其他周边国家的态度，打得甚至也不一定是你。

这种宣传调动起来的好战情绪，已经很难用任何主义概括——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哪怕中国被指责的霸权主义，都基于现代国家理性，具有一定的目的和规划，而不只是追求暴力本身，哪怕是频频被拿来类比，并和今日情形具有很大相似性的冷战思维，背后也有更宏观的叙事框架。

有为肉食者谋的精英担心，这种崇拜暴力，因为国家没有击落外国首脑专机而大失所望的“朴素民意”，会像90年代失控的民族主义情绪抑郁，反噬国家，造成对政权的大量不满。但民众所盼望的暴力，完全依赖垄断暴力的国家来实现，加上维稳工作的大力加持，所以反噬大概不会发生，而小麻烦还是会不断产生，拉高维稳成本。

制造这种民意，即便对政权自身有什么好处呢？或许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毕竟，若实际上每个部门都在对“上意”而不是民意负责，那可推测，设计宣传、执行宣传的人都未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遑论为这样的行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