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擊落佩洛西！」：失控的好戰民意，中國宣傳口的雙重事故

當地時間8月2日晚，美國衆議院議長佩洛西飛抵台北，這是1997年時任議長金裏奇訪台以來的首次高級別訪問，在獲得媒體廣泛關注的同時，也在大陸民族主義網民中引起戲劇性的情緒地震。

佩洛西計劃訪台的消息大約在7月18日經由英媒《金融時報》流出。如果說在等待靴子落地的兩週中，大陸網民表示出的憤怒、輕蔑，甚至期待（認爲此次訪問可以讓「武統」名正言順）等情緒都可以在民族主義框架內理解，專機落地當晚民間的失望情緒大爆炸則體現出新的症候性。

這種失望如同兩波潮水，大體分爲兩個層次：最先爆發的是對國家，尤其是部隊不作爲、「讓她平安來平安走」的失望；第二波則是對宣傳機關「宣傳事故」的失望。這一層失望比較微妙，既反映了民衆對於宣傳機器態度的變化，也直白揭示了「宣傳口」本身的一些特點，本文將在後面重點討論這第二層失望。

失望，以及關於失望的失望

如此戲劇性的失望放在現代政治語境中當然有詭異的一面：竟然有這麼多人情真意切地期望在衆目睽睽之下擊落外國議長的專機，並因爲這件事沒有發生而震驚沮喪。

佩洛西的專機當日下午3:42分從馬來西亞起飛前往台灣，據信兩岸先後有數百萬人懷着不同期待在航班追蹤軟件Flightradar24上實時關注這架飛機的軌跡，導致服務器數度崩潰。飛機降落，佩洛西在夜色中出艙的照片流出後，大陸網民第一時間紛紛表示「失望透頂」、「無法接受」、「國恥」。就筆者的社交媒體所見，一些人將社交媒體頭像換成黑色，或者宣布退出社交平台「閉關」；一些店鋪掛出了「老闆傷心，休假一天」的通告；甚至有人在深夜街頭和陌生人抱頭痛哭。

如此戲劇性的失望放在現代政治語境中當然有詭異的一面：竟然有這麼多人情真意切地期望在衆目睽睽之下擊落外國議長的專機，並因爲這件事沒有發生而震驚沮喪。另一方面，考慮到今年不斷高漲的由官方主導的反美情緒，以及被默許乃至鼓勵的民間「武統」呼聲，尤其考慮到7.19-8.2之間，外交部和各大媒體頻繁高調發出威脅、措辭不斷升級，頗有爲軍事行動造勢之感；前《環球時報》總編、野生官方代言人胡錫進甚至直接放言「解放軍戰機有權向美國飛機發射導彈，擊落美軍戰機和佩洛西乘坐的專機」——這些鋪墊又讓失望情緒的爆發顯得很「正常」。

多少超出預期的是，這波失望的矛頭毫不掩飾地直指國家和部隊——本來在簡中互聯網主流輿論中，「國家永遠是對的」的信條已經久經考驗，從防疫政策到住房爛尾，無論多麼強烈的不滿、尖銳的指責，都有「下級部門」、「地方政府」背鍋，不會落到國家的頭上，但此次輿論中出現大量諸如「對政府寒心」、「讓我怎麼相信國家」、「感覺信仰崩塌了」的聲音。對公權力的質疑竟然發生在這種語境下，難怪有網友感慨：「貪官污吏新聞曝光時，你沒有信仰崩塌；性別暴力和歧視，你沒有信仰崩塌；中國工人被鎮壓時，你沒信仰崩塌，等到真的因爲各種各樣原因沒去挑起地區衝突，你信仰崩塌了。」

很大程度上，第二波對於宣傳口的失望，是對這第一波「信仰崩塌」的反應，是「關於失望的失望」。

很大程度上，第二波對於宣傳口的失望，是對這第一波「信仰崩塌」的反應，是「關於失望的失望」。最初幾個小時的情緒宣泄後，8月3日，很多人刪除「昨晚的氣話」、「給祖國賠禮道歉」，開始試圖用「理中客」的方式修復國家形象，表示國家本來「大局在握」，但宣傳部門出現嚴重「宣傳失誤」，才導致了普遍失望，微博kol@兔主席、@無爲李爺、@子午俠士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對於謹小慎微的官媒，「宣傳事故」的定性是準確的。無論隨後幾天海陸空三軍的環島軍演直播如何霸屏，各種「贏麻了」、「贏兩次」的分析如何巧妙自圓其說，外交部發言人主動回應「很多中國人對沒有采取更多措施阻止佩洛西訪台表示失望」、「相信大家理性愛國」，並被官媒統一口徑轉載，本身就說明外交部和宣傳部都意識到了輿論失控。隨後，各大社交平台都對佩洛西訪台話題的討論進行了限流，還有很多企事業單位員工和黨員表示接到統一通知，要求不要參與對此事的討論。

即便如此，可見的評論中嘲諷仍然大量存在，只不過對象從國家轉移到了宣傳系統自身，且大有積怨已久之勢。

「我以爲只有外宣這麼爛」

批評意見很快集中在兩個關鍵詞上：對外宣傳和對內宣傳，簡稱外宣和內宣。前者負責向國外傳遞信息、樹立中國形象，後者則負責在國內進行思想和意識形態工作。

有趣的是，批評宣傳系統的人熟悉和關切宣傳工作，但他們不是宣傳者，而是作爲宣傳對象中自認爲更精英、更高瞻遠矚的一部分，關心針對自己的宣傳工作。批評意見很快集中在兩個關鍵詞上：對外宣傳和對內宣傳，簡稱外宣和內宣。前者負責向國外傳遞信息、樹立中國形象，後者則負責在國內進行思想和意識形態工作。

大約在2020年起，大陸網民就開始用「沒有大外宣」作爲框架批評中央的對外宣傳工作。網民對「大外宣」的理解，往大說是阿爾都塞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一切外國人看得到的行爲都是大外宣，往小說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企業公關。「中國沒有大外宣」是很多人的口頭禪，各種問題最後都落在上面：Covid病毒被懷疑來自中國，是因爲中國沒有大外宣；「彭帥在哪裏」事件被國際關注，是因爲中國沒有大外宣；迪士尼拍出洋味《花木蘭》，也是因爲中國沒有大外宣……有人誇張地說，「噴外宣不力已經成爲流量密碼了」。

同時，網民又會用「大外宣」的框架審視美韓日台的國際文化項目，嘲諷中並不掩飾對以好萊塢迪士尼模式爲代表的意識形態輸出的羨慕，並把希望寄託在李子柒、烏合麒麟，甚至胡錫進這樣的非官方kol上。

此次佩洛西訪台事件中，批評內宣的人也很多。內宣主要由中宣部負責，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央媒和廣電總局。很少有人會直接批評宣傳部或《人民日報》，但此次事件中，很多人表示「我以爲只有外宣不行，原來內宣也和外宣一樣差」。對內宣的主流批評是起高調，給人民虛假希望，結果造成了失望情緒。也有大旗論者說製造失望是刻意爲之，讓世界看到動武是民心所向，但這種說法接受的人比較少。

圍繞這個事件，「內宣」完全是由外交部承擔的。

無論哪種說法，都覺得宣傳口辜負了大家「樸素的愛國熱情」，言外之意，他們作爲願意爲肉食者謀的人，自己的愛國熱情不是樸素的、本能的，而是理中客的、有大局觀的。

在針對（老胡也被包括在內的）內宣機關的批評中，些許的異議就是：我一個普通人，抒發正義的感情，憑什麼要求我事事從大局出發。從這種聲音，以及兩波層次分明的失望情緒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台灣問題上民族主義情緒的民粹和精英傾向的分野。

不過，有大局觀的精英愛國者分析的「內宣起高調」，細究起來其實存在一個重要問題：佩洛西來訪前，內宣部門看似威脅造勢，實際上沒有起任何「調」，只是外交部的轉發機器。8月2日之前，《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負責定調的紙媒都完全沒有提及佩洛西，只是有限度地報道了中美元首的通話。而社交媒體上負責宣傳的各級賬號，雖然發布了大量內容，但幾乎百分之百都是統一轉發外交部發言人的直接引語（另有少數是轉發解放軍的海禁通知），也就是說，圍繞這個事件，「內宣」完全是由外交部承擔的。

外宣內宣化，內宣機器化

如今華春瑩和趙立堅可謂是國民每天最常見的兩張臉，但2012年時的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和洪磊還有誰記得？

長期以來，內宣基本由中宣部負責，對國際事務涉及比較少，和外交部井水不犯河水。

2013年，王毅出任外交部部長以來，強硬而充滿戲劇性和表演色彩的外交新風格既大受上級賞識，也頗迎合了國內逐漸升溫的民族主義口味。因此，外交事務在實際上逐漸成爲了內宣的重要組成部分。王毅帶着他的發言人「天團」，日益頻繁地出現在鏡頭下、頭版上，成爲國家實力的活體代言人——如今華春瑩和趙立堅可謂是國民每天最常見的兩張臉，但2012年時的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和洪磊還有誰記得？

外交事務進內宣的結果，一是外交內容越來越根據國內「觀衆」口味量身定製：突出「霸氣側漏」的表演性；頻繁「出大招」、「放狠話」；甚至大段大段使用俗語、成語和文言文，似乎根本沒打算讓外國人看懂。二是既然自身成爲了內宣的重要部分，外交部就順理成章地開始負責國際事務相關的內宣工作。

據相關工作人員介紹，每次新聞發布會後，外交部新聞司會發布新聞稿，供中宣部下屬的各級媒體自行轉載，有時也會通過中宣部下屬的外宣辦要求統一轉載特定內容。很多央媒員工都曾在私人場合抱怨過外交部插手內宣事物，讓工作銜接起來很困難。

中宣部下屬的各級媒體，就像此次佩洛西訪台前夕一樣，只能原封不動地轉載外交部產出的內容。雖然他們理論上需要爲這些搶眼的狠話負責，但實際上並沒有這個能力。

通常來說，中宣部下屬的各級媒體，就像此次佩洛西訪台前夕一樣，只能原封不動地轉載外交部產出的內容。雖然他們理論上需要爲這些搶眼的狠話負責，但實際上並沒有這個能力。而外交部接管了內宣工作，但只要即興表演的路線沒問題，並不需要對這份工作負責。據訪談，外交部本身既沒有專攻所謂輿情分析的部門，也很少主動和宣傳部協調工作，只要上級認可，並不在乎自己的宣傳效果。

也就是說，沒有人真正在爲關於國際事務的內宣，以及這種內宣導致的戰爭狂熱負責。

而對於宣傳部門來說，在國際事務宣傳上被外交部架空只是拼圖的一塊。國家政權穩定運行越來越依賴於宣傳部門，宣傳工作越來越被擺在顯眼的檯面上，幾乎必然會導致宣傳部門自身的職權越來越小。傳統上，官媒既可以傳達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文章，也可以自己發表集體或個人署名的評論員文章（其中集體署名的更爲重要）。

現在，前一部分穩定佔據每日絕大部分版面，而評論員文章中，負責評論國際事務，署名「鐘聲」和「國紀平」的文章非常少，並且內容和前一部分趨同；而負責評論國內事務，署名「任仲平」的文章雖然較多，但沒有實際內容的優美修辭和長排比句佔據了絕大部分，以至於很多中學生用它來提高作文水平。

雖然宣傳部門享有更多職權，不意味着就能承擔社會責任和反映人民呼聲，但缺少職權意味着它無法爲自己造成的影響力負責；同時也意味着靈活的宣傳權轉移到不需要爲此負責或者負責較少的外交部、共青團中央，乃至於胡錫進身上，這也是希望把握大局的精英kol如兔主席擔心的地方（雖然他自己也是）。

失控的好戰民意，甚至稱不上民族主義

十年間，大陸對台灣的主流態度從友好夾雜好奇，到充滿惡意，使用大量誣衊性稱呼，希望部隊「狠狠教他們做人」。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不能完全解釋這一變化。

這種外宣內宣化、內宣轉發機器化的宣傳模式會有什麼後果呢？

最簡單的後果已經體現在近幾年大陸普通人對台灣普通人的態度上了。十年間，大陸對台灣的主流態度從友好夾雜好奇，到充滿惡意，使用大量誣衊性稱呼，希望部隊「狠狠教他們做人」。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不能完全解釋這一變化——韓國民族主義者對朝鮮人、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對東烏克蘭人，民族主義同樣流行的90年代大陸人對台灣人，都沒有類似的惡意。

王毅就任外交部長之前的2008-2013年，曾經是國台辦主任，這段時間兩岸關係比較穩定，他的工作風格據回憶也比較友好，眼前的敵意不是他一人造成的。但他成爲外交部長時，中國已經逐漸爲自己營造出「積極謀求全球霸權」的國際形象，並置自身於緊張的國際關係中，台灣問題被完全外部化爲國際問題，隸屬於反美問題；而台灣也在實際的外交和宣傳工作中被簡化爲敵國處理——華春瑩本次答記者問時使用了「中國、美國和台灣」的措辭，可謂道破天機。

強硬而單向度的「放狠話」外交之外，對台宣傳和聯絡基本癱瘓（這項工作雖然效果一直不佳，但2000年代還是重要工作），國台辦也成了茶水衙門。被外交部主導的內宣領域，更是極力避免和台灣相關的內容，連電視台都不再播放台灣旅遊節目，台灣藝人來到大陸發展也要經過層層背調（背景調查）。可以說在大陸的視野中，台灣早就不是血脈相連的同胞，而是只在外交部狠厲措辭中出現的美國幫閒，因此很難產生共情。

這種宣傳調動起來的好戰情緒，已經很難用任何主義概括——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哪怕中國被指責的霸權主義，都基於現代國家理性，具有一定的目的和規劃，而不只是追求暴力本身。

進一步說，這種放狠話式內宣調動起來的是否是通常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已經很難講了。很多出征Twitter、試圖主動承擔大外宣責任的大陸網民，被提問「爲什麼必須統一台灣」時，只能說出美國陰謀、主權尊嚴等等，而不能給出一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和二十世紀90年代時注重文化民族主義的宣傳不同，外交部主導的放狠話內宣追求短平快的擁護和滿足，不追溯百年國恥的歷史苦難，也不塑造血脈相連放民族認同，甚至根本懶得提供任何敘事：打你並不需要太多理由，考慮到最近對韓、日、印等其他周邊國家的態度，打得甚至也不一定是你。

這種宣傳調動起來的好戰情緒，已經很難用任何主義概括——民族主義、帝國主義、沙文主義、軍國主義，哪怕中國被指責的霸權主義，都基於現代國家理性，具有一定的目的和規劃，而不只是追求暴力本身，哪怕是頻頻被拿來類比，並和今日情形具有很大相似性的冷戰思維，背後也有更宏觀的敘事框架。

有爲肉食者謀的精英擔心，這種崇拜暴力，因爲國家沒有擊落外國首腦專機而大失所望的「樸素民意」，會像90年代失控的民族主義情緒抑鬱，反噬國家，造成對政權的大量不滿。但民衆所盼望的暴力，完全依賴壟斷暴力的國家來實現，加上維穩工作的大力加持，所以反噬大概不會發生，而小麻煩還是會不斷產生，拉高維穩成本。

製造這種民意，即便對政權自身有什麼好處呢？或許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畢竟，若實際上每個部門都在對「上意」而不是民意負責，那可推測，設計宣傳、執行宣傳的人都未必知道自己在幹什麼，遑論爲這樣的行爲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