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分离主义”的无奈：脱离民众的“民族自决”，如何成为俄罗斯区域霸权的傀儡

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宣布派兵进入乌克兰进行作战。他表示，“形势迫使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 ，因为“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已向俄求助”，而俄罗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原因，“是顿巴斯地区（即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州）居民的愿望、感受以及他们承受的痛苦。”

将乌克兰局势的根源归因于民族矛盾，尤其是乌东部俄语人口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一种简单易懂的理解当地问题的思路。这大致上也是普京对乌克兰问题的解释。这种解释让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可以诉诸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并赋予了俄罗斯的入侵以名义上的法理正当性。

可惜的是，俄军进入乌克兰以来，普京所设想的乌克兰俄语区人民夹道欢迎俄军的场景从未出现。事实上，一些简单的调查数据就足以证明普京这一宣称的不合理。在2016年，渥太华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乌克兰俄语人口支持分离运动的只占12%，即使在顿巴斯地区，这一比例也只有31%。[1]而到了201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项研究则显示，只有29%的顿巴斯人支持从乌克兰分离，而明确表示反对的则占了52%。[2]换句话说，如果普京在战后仿照克里米亚进行一次全民公投，只要公投符合公开透明的标准，普京并不会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如果说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对当地人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分离主义政权又如何维系自己的存在？而它们的存在，对于当地百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所以，虽然普京以“解放乌克兰俄语区人民”的名义发动了战争，但乌克兰人民自己的声音却从未出现。而这牵涉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此次向普京求援、造成俄罗斯入侵直接理由的两个政治实体，即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恰恰取决于分离主义在顿巴斯地区的流行程度。如果说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对当地人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分离主义政权又如何维系自己的存在？而它们的存在，对于当地百姓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将顿巴斯与其他俄罗斯周边的分离主义冲突放在一起观察，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地区“民族冲突”的本质。遍观苏联解体后这一地区四起的冲突，我们会发现，问题从来不是“民族矛盾”或“民族自决”这么单纯。民族主义情绪的确存在，甚至有时程度显著，但更多时候，“民族自决”被统治精英和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用作鱼肉当地百姓的借口。而统治精英与俄罗斯之间的非正式利益交换，以及这种利益交换所造成的当地对俄罗斯的物质依赖，往往成为冲突持久化的深层原因。

更多时候，“民族自决”被统治精英和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用作鱼肉当地百姓的借口。而统治精英与俄罗斯之间的非正式利益交换，以及这种利益交换所造成的当地对俄罗斯的物质依赖，往往成为冲突持久化的深层原因。

格鲁吉亚的“冰冻冲突”：国家与犯罪团伙的界限在哪里？

俄罗斯的西南部邻居格鲁吉亚，拥有两个如顿巴斯一样实质上独立的政治体，即格鲁吉亚西北部的阿布哈兹和北部的南奥塞梯。这两个区域的冲突往往被学术界描述为“冰冻冲突”（frozen conflicts）。这个称谓是指，两地局势虽然没有激化为乌克兰一样的战争局面，但也并未能形成有效的沟通和谈判。而这种冰冻的背后，是地区唯一大国俄罗斯对周边国家施加影响和控制的结果。只不过，与我们平时想像的所谓“大国博弈”不同，这些冰冻冲突之中，充满了被主流国际舆论忽视的的非正式交易、犯罪、以及普通人生存的挣扎。

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离主义始于苏联解体前夕，面对莫斯科中央权力的崩溃，格鲁吉亚苏维埃政府迫不及待地在其新国境内推行格鲁吉亚化政策，尤其是格鲁吉亚语教育。这些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的做法导致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另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阿扎拉的民众不满。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为进一步架空戈尔巴乔夫，号召俄罗斯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境内的自治地区“夺取更大的权力”。很多自治地区政府响应了这一号召，其中包括了日后将给叶利钦本人造成巨大麻烦的车臣和鞑靼斯坦等地，也包括格鲁吉亚的上述三个地区。1990年，南奥塞梯自行宣布由自治州升格为自治共和国。作为回应，格鲁吉亚政府则宣布剥夺南奥塞梯的自治区地位。阿布哈兹同样向格鲁吉亚要求更大的自治权，并在谈判失败后走向内战。1992年和1994年，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分别在俄罗斯的调停下与格鲁吉亚实现停火，俄罗斯则在两地区派遣常驻部队。

然而如果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关于语言政策和民族身份的故事，那就错了，因为真正的故事发生在停火协定之后。如果说90年代初的战争有着更多民族主义情感的牵扯，停火后新国家的运作和维系则更多需要依赖俄罗斯的补给。苏联解体前，南奥塞梯的就业主要依赖矿业（铅矿和锌矿）和农业，而阿布哈兹则主要依赖农业（尤其是榛子和柑橘等商业作物的出口）和黑海沿岸的旅游业。而在90年代初的格鲁吉亚内战后，人口的大规模迁出导致南奥塞梯的矿业不能继续运转，而阿布哈兹的旅游业更由于签证问题而大受打击。

虽然梯利论述的对象是早期现代的西欧国家，但国家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类比，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分离主义政权之中，却可以说得到了极为明确的表达。

对很多新独立的国家政府而言，生存的智慧都体现在如何应对与新的独立一起到来的孤立环境和产业变化。对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政权而言，非正式产业成为了最方便的答案。90年代之后，南奥塞梯始终没能找到任何方法复兴矿业，而没有了出口，从农业获得的财政收入少得可怜。好在南奥塞梯的统治者拥有一项其他国家求之不得的便捷条件——对交通运输的垄断。由南奥塞梯首都茨欣瓦利通向俄罗斯境内北奥塞梯城市弗拉季高加索的高速公路隧道，是南奥塞梯在与格鲁吉亚断绝往来后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路，也是南奥塞梯生意人可走的唯一路线。南奥塞梯政府通过在这条隧道上设卡，除正常关税之外，还收取大量没有正式名头的过路费。这些过路费最终几乎全部被转嫁到南奥塞梯民众日常用品的花费上，而其所得则被用于政府花费或中饱私囊。而在没有这种交通垄断优势的阿布哈兹，半官方的抢劫团伙每年秋天集体行动，劫掠农民出口榛子的车辆。在这两个地区，政府获取收入的另一个渠道，是从毒贩手中收取保护费。由于打击毒品贸易不能给当地半正式的政权带来好处，并且花费巨大，与毒贩的合作便成为了更为合理的选择。

由于与格鲁吉亚的关系无法正常化，俄罗斯几乎是这两个分离主义政权唯一的贸易伙伴，而这种贸易毫无疑问是极端不对称的。一方面，俄罗斯大力扶植当地分离主义政权。当俄天然气公司对格鲁吉亚的天然气贸易提出苛刻条件、重加催债的同时，分离主义地区可以享受优惠待遇。然而，这或许是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人民能够在经济上享受的仅有优惠了，或者甚至这种优惠也无法落到普通百姓的头上。两地的生活用品极端依赖俄罗斯进口，而这种依赖既给了当地政府以垄断的权力，同时也困住了当地人民。在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德左等地，政府发行的货币只能与俄罗斯卢布进行兑换，而当地的俄罗斯雇主使用卢布发放工资，几乎使当地居民在肉身上与俄罗斯相绑定。困境在于，这些地区与其他国家之间交流越少，就越需要依赖俄罗斯，而越依赖俄罗斯，也就越不可能与周边其他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更重要之处则在于，通过仅仅与俄罗斯维持单一联系，当地统治精英能够实现对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垄断。孤立的环境或许在大多数时候是一种诅咒，然而对于这两地的统治精英而言，不与格鲁吉亚关系正常化，反而成为了维持对当地牢固控制和稳定收入的保障。[3]

著名社会学家查尔斯·梯利曾将国家与有组织犯罪相类比，认为国家通过发动战争，制造安全危机，然后通过此种危机，向人民收取保护费（即税收），再利用保护费增强军事力量，在强化对国民控制和收税能力的同时，也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威胁，并以此为理由收取更多的保护费。虽然梯利论述的对象是早期现代的西欧国家，但国家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类比，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两个分离主义政权之中，却可以说得到了极为明确的表达。分离主义政权正是通过战争的危险，建立对当地的控制，并收取（字面意义上的）保护费。而即使这种政权对于当地居民而言几乎完全不提供社会服务，摆脱这种政权却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政权垄断着所有生活必需的资源，也因为在“冰冻冲突”之中，战争的危险仍然时刻悬在当地人民的头上。

这些论述并不是为了否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的民族主义。90年代初，格鲁吉亚政府的文化政策的确造成了少数民族情绪的反弹，并且这种反弹是具有完全的正当性的。然而，俄罗斯的介入、对依赖性政权的扶植，以及这些政权通过有组织犯罪对当地加以控制的手段，却成为了冲突持续的关键。

这些论述并不是为了否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区的民族主义。90年代初，格鲁吉亚政府的文化政策的确造成了少数民族情绪的反弹，并且这种反弹是具有完全的正当性的。然而，俄罗斯的介入、对依赖性政权的扶植，以及这些政权通过有组织犯罪对当地加以控制的手段，却成为了冲突持续的关键。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90年代初期同样曾爆发民族运动的另一自治共和国阿扎拉，自苏联解体以来，一直控制在当地政治家和军阀阿斯兰·阿巴希泽手中，并维持相当程度的自治。然而事态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阿扎拉首要的外界联系对象不是俄罗斯，而是土耳其。由于土耳其对在格鲁吉亚建立代理政权并不十分在意，阿扎拉局势没有演变成武装冲突或“冰冻冲突”，阿扎拉在与第比利斯谈判后，仍享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而阿巴希泽则在2003-04年的“玫瑰花革命”期间被当地民众推翻。

德涅斯特河沿岸：他们是俄罗斯人，他们也只能是俄罗斯人

与俄罗斯隔乌克兰相望的摩尔多瓦，是前苏联地区另一个分离主义“冰冻冲突”的例子。摩尔多瓦东部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简称德左），历史上并非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苏联时期，德左地区曾是钢铁生产重镇，并且因此吸引了大批主要来自俄罗斯的体制内工作者移民居住。除了钢铁企业之外，德左同时还是苏联军队的驻地。因此，德左大多数俄语人口的身份认同和日常生活，都与苏联的党和国家机构紧密相连。在苏联解体的风波中，摩尔多瓦与格鲁吉亚一样，试图在自己境内重申自己作为主体民族的文化主权。这虽然多少也是一种针对苏联长达七十年的俄罗斯文化霸权的反应，但仍然触动了德左地区俄语人口的利益和情感。留在德左的苏联驻军和工厂主管们一起，控制了当地的政府和安全机构，并于摩尔多瓦从苏联独立之后，宣布成立独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在国旗的左上角，这一分离主义共和国仍然以镰刀斧头作为自己的象征物。

虽然与俄罗斯并不接壤，但德左对俄罗斯的依赖并不亚于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俄罗斯军队曾直接参与了1992年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战争。参战虽然是以志愿军的名义，但俄罗斯官方随后还是大大方方地褒奖晋升了“志愿军”的指挥官。俄罗斯在德左建立了军事基地，虽然曾与摩尔多瓦达成撤军协议，但直到今天仍然有俄军驻留在德左地区。在经济上，俄罗斯同样是德左几乎唯一的贸易伙伴——只有一个例外情况，德左作为苏联遗留的老工业基地，在1990和2000年代不断制造步枪等轻武器，出口给同病相怜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和（位于阿塞拜疆境内的）纳卡等其他分离主义冲突地区。卢布在德左的流通程度还要胜过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甚至有消息人士称，德左中央银行的行长在90年代曾长期由俄罗斯情报人员担任，即使在此之后，德左央行也接受莫斯科领导。[4]
在民族主义冲突的研究中，曾经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结论：对于自治地区而言，无论是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还是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程度，在解释分离主义冲突甚至内战风险时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和平年代，中央政府赋予该地区的自治权越大，当危机到来、国家主权受损时，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5]然而实际上，这一结论是“将相关性等同于因果关系”这一逻辑谬误的典型例子。德左的例子正说明了这个观点的错误。在苏联时期，德左并非一个自治地区，却仍然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掌握了对地区的控制权，并最终以战争收场。

更接近事实的一种解释是，和平时期，中央政府给予的自治权越大，当地上层统治精英享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就越大，当地人对地方统治者的依赖越严重。

更接近事实的一种解释是，和平时期，中央政府给予的自治权越大，当地上层统治精英享有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就越大，当地人对地方统治者的依赖越严重。当危机到来、与外部的联系被切断，这些地方统治精英可以更迅速地重建控制权，而当地人则别无选择，只能听命于前者。在德左，虽然没有正式的自治权，但钢厂老板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苏联残留的驻军则保证了军事权力不会旁落。

虽然德左俄语人口的俄罗斯民族认同（或者毋宁说是苏联认同）的确大多是真挚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里，大多数普通居民并没有选择的权力。很多时候，“认同”与其说是一种自主的选择，更像是一种对生活境遇的合理化。当人们的吃穿住行和微薄的收入都与当地统治者以及遥远的莫斯科相捆绑，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往往是作为一种既成事实摆在他们的面前。除了选择已经被选择好的道路，他们无处可去。

回到乌克兰

一直到2010年代初，克里米亚危机爆发的前几年，乌克兰都被主流学者认为已经平稳渡过了苏联解体后的民族主义冲突热潮。这一判断的根据是，“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并不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民族”认同。按照语言划分身份群体的确过于简单化了。事实上，出现“讲俄语的乌克兰人”这一类别本身就说明其中包含着某种乌克兰认同，毕竟在关于身份的调查中一般还有一个“俄罗斯人”的选项可以勾选。顿巴斯地区与基辅之间的确存在诸多分歧，但即使在经济状况最差、局势最动荡的九十年代，其诉求最远也仅止于将乌克兰变更为联邦制国家和让俄语被接纳为官方语言。

战争爆发后的今天，我并不认为这些研究是被现实“打脸”了。在乌克兰东部的大部分俄语地区如哈尔科夫州，乌克兰认同仍然强烈；即使在顿巴斯地区，调查也表明，俄罗斯民族主义呈现弱势。问题在于，民众的想法或许其实是对冲突的预测里最不重要的因素之一。顿巴斯是否要从乌克兰分离、是否要进行战争、分离主义政权是否能够持续，都远非当地普通人可以决定。

问题在于，民众的想法或许其实是对冲突的预测里最不重要的因素之一。顿巴斯是否要从乌克兰分离、是否要进行战争、分离主义政权是否能够持续，都远非当地普通人可以决定。

甚至可以说，在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左、甚至克里米亚，民族主义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当权者腐败、俄罗斯势力渗透，但再逼不得已的民意也可以说是民意，可以赋予政权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在顿巴斯，连这种合法性也消失了。曾经矿业发达的顿巴斯，在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过程中陷入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导致当地亲俄寡头势力长期控制当地政治经济。这里的权力集中于官商勾结的“顿巴斯派系”手中，并因此被学者认为是“乌克兰最不民主、最黑暗的地区”。[6]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正是由寡头派系演变而来，他们不依赖人民，却依赖普京而存在。民调数据足以戳破普京所说的“民族自决”的外衣，暴露出赤裸的帝国主义权力斗争。普京声称要解放乌克兰的俄语人口，但想必他自己也知道，乌克兰的俄语人口对乌克兰政府虽然有很多不满，但也还是比俄罗斯的俄语人口要自由得多。他所做的，只是给乌克兰人缚上更多的绳索。

虽然历史表明，俄罗斯惯于在周边地区扶植依附性的分离主义政权，但陈述这些历史，并不是为了指责分离主义地区为俄罗斯的傀儡（事实上，后苏联时期最真诚而激烈的民族主义表达，反而来自俄罗斯内部的车臣地区）。问题恰恰在于，这些地区的普通人们，在面对局势的动荡、无法预知自己明天是死是活的时候，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成为傀儡的命运。

有必要多嘴一句的是，虽然历史表明，俄罗斯惯于在周边地区扶植依附性的分离主义政权，但陈述这些历史，并不是为了指责分离主义地区为俄罗斯的傀儡（事实上，后苏联时期最真诚而激烈的民族主义表达，反而来自俄罗斯内部的车臣地区）。问题恰恰在于，这些地区的普通人们，在面对局势的动荡、无法预知自己明天是死是活的时候，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成为傀儡的命运。并且，掠夺性的统治者和大国的帝国野心，都不是这些分离主义地区特有的因素。即使在主权国家里，在阿塞拜疆，在白俄罗斯，在中国，在俄罗斯自身，哪个普通人又不是傀儡。统治者通过有组织犯罪建立起的统治，可以随随便便将人推向战争。在地缘政治里，普通人永远是失语者。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很少能够看到关于顿巴斯普通人生存体验的可靠研究。即使在那些冲突爆发已久、冰冻已久的地区，深入的探访仍然少得可怜，以至于我在写作本文时不得不依赖2010年代、甚至2000年代的过时文献。这一方面体现出国际学界的无知和傲慢，对于普通人视角的关注十分不够，尤其对于缺少“战略重要性”的偏远地区毫不在意；另一方面，这种缺席本身就折射出当地人生存的艰难。“战争没有赢家”是一句已经被说烂的话，但我们对它的理解远远不够。那些长期被统治者和所谓的国家利益摧残的普通人，他们不希望再谈什么地缘政治和战略博弈，战略家们以国家为名所做的一切，对于他们，只是侮辱和损害。

参考资料：
[1] Katchanovski, Ivan. “The separatist war in Donbas: a violent break-up of Ukraine?.”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no. 4 (2016): 473-489.

[2] Giuliano, Elise. “Who supported separatism in Donbas? Ethnicity and popular opinion at the start of the Ukraine crisis.” Post-Soviet Affairs 34, no. 2-3 (2018): 158-178.

[3] King, Charles. “The benefits of ethnic war: understanding Eurasia’s unrecognized states.” World politics 53, no. 4 (2001): 524-552;
Lynch, Dov. “Separatist states and post-Soviet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8, no. 4 (2002): 831-848.

[4] King, Charles. The Moldovans: Romania, Russia,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Hoover Press, 2013.

[5] Cornell, Svante E. “Autonom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Caucasian conflict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54, no. 2 (2002): 245-276.

[6] Kuromiya, Hiroaki. “The Donbas: The Last Frontier of Europe?” In 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yk (eds.).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algrav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