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分離主義」的無奈：脱離民眾的「民族自決」，如何成為俄羅斯區域霸權的傀儡

2月2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發表講話，宣布派兵進入烏克蘭進行作戰。他表示，「形勢迫使我們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行動」 ，因為「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已向俄求助」，而俄羅斯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獨立的原因，「是頓巴斯地區（即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兩州）居民的願望、感受以及他們承受的痛苦。」

將烏克蘭局勢的根源歸因於民族矛盾，尤其是烏東部俄語人口的民族主義傾向，是一種簡單易懂的理解當地問題的思路。這大致上也是普京對烏克蘭問題的解釋。這種解釋讓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可以訴諸於民族自決的原則，並賦予了俄羅斯的入侵以名義上的法理正當性。

可惜的是，俄軍進入烏克蘭以來，普京所設想的烏克蘭俄語區人民夾道歡迎俄軍的場景從未出現。事實上，一些簡單的調查數據就足以證明普京這一宣稱的不合理。在2016年，渥太華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烏克蘭俄語人口支持分離運動的只佔12%，即使在頓巴斯地區，這一比例也只有31%。[1]而到了2018年，哥倫比亞大學的另一項研究則顯示，只有29%的頓巴斯人支持從烏克蘭分離，而明確表示反對的則佔了52%。[2]換句話說，如果普京在戰後仿照克里米亞進行一次全民公投，只要公投符合公開透明的標準，普京並不會得到他想要的結果。

如果說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對當地人而言並沒有那麼重要，分離主義政權又如何維繫自己的存在？而它們的存在，對於當地百姓而言，又意味着什麼？

所以，雖然普京以「解放烏克蘭俄語區人民」的名義發動了戰爭，但烏克蘭人民自己的聲音卻從未出現。而這牽涉到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則是，此次向普京求援、造成俄羅斯入侵直接理由的兩個政治實體，即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其政權存在的合法性恰恰取決於分離主義在頓巴斯地區的流行程度。如果說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對當地人而言並沒有那麼重要，分離主義政權又如何維繫自己的存在？而它們的存在，對於當地百姓而言，又意味着什麼？

將頓巴斯與其他俄羅斯周邊的分離主義衝突放在一起觀察，或許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地區「民族衝突」的本質。遍觀蘇聯解體後這一地區四起的衝突，我們會發現，問題從來不是「民族矛盾」或「民族自決」這麼單純。民族主義情緒的確存在，甚至有時程度顯著，但更多時候，「民族自決」被統治精英和俄羅斯沙文主義者用作魚肉當地百姓的藉口。而統治精英與俄羅斯之間的非正式利益交換，以及這種利益交換所造成的當地對俄羅斯的物質依賴，往往成為衝突持久化的深層原因。

更多時候，「民族自決」被統治精英和俄羅斯沙文主義者用作魚肉當地百姓的藉口。而統治精英與俄羅斯之間的非正式利益交換，以及這種利益交換所造成的當地對俄羅斯的物質依賴，往往成為衝突持久化的深層原因。

格魯吉亞的「冰凍衝突」：國家與犯罪團伙的界限在哪裏？

俄羅斯的西南部鄰居格魯吉亞，擁有兩個如頓巴斯一樣實質上獨立的政治體，即格魯吉亞西北部的阿布哈茲和北部的南奧塞梯。這兩個區域的衝突往往被學術界描述為「冰凍衝突」（frozen conflicts）。這個稱謂是指，兩地局勢雖然沒有激化為烏克蘭一樣的戰爭局面，但也並未能形成有效的溝通和談判。而這種冰凍的背後，是地區唯一大國俄羅斯對周邊國家施加影響和控制的結果。只不過，與我們平時想像的所謂「大國博弈」不同，這些冰凍衝突之中，充滿了被主流國際輿論忽視的的非正式交易、犯罪、以及普通人生存的掙扎。

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的分離主義始於蘇聯解體前夕，面對莫斯科中央權力的崩潰，格魯吉亞蘇維埃政府迫不及待地在其新國境內推行格魯吉亞化政策，尤其是格魯吉亞語教育。這些格魯吉亞民族主義者的做法導致阿布哈茲、南奧塞梯和另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阿扎拉的民眾不滿。與此同時，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為進一步架空戈爾巴喬夫，號召俄羅斯和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境內的自治地區「奪取更大的權力」。很多自治地區政府響應了這一號召，其中包括了日後將給葉利欽本人造成巨大麻煩的車臣和韃靼斯坦等地，也包括格魯吉亞的上述三個地區。1990年，南奧塞梯自行宣布由自治州升格為自治共和國。作為回應，格魯吉亞政府則宣布剝奪南奧塞梯的自治區地位。阿布哈茲同樣向格魯吉亞要求更大的自治權，並在談判失敗後走向內戰。1992年和1994年，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分別在俄羅斯的調停下與格魯吉亞實現停火，俄羅斯則在兩地區派遣常駐部隊。

然而如果認為這僅僅是一個關於語言政策和民族身份的故事，那就錯了，因為真正的故事發生在停火協定之後。如果說90年代初的戰爭有着更多民族主義情感的牽扯，停火後新國家的運作和維繫則更多需要依賴俄羅斯的補給。蘇聯解體前，南奧塞梯的就業主要依賴礦業（鉛礦和鋅礦）和農業，而阿布哈茲則主要依賴農業（尤其是榛子和柑橘等商業作物的出口）和黑海沿岸的旅遊業。而在90年代初的格魯吉亞內戰後，人口的大規模遷出導致南奧塞梯的礦業不能繼續運轉，而阿布哈茲的旅遊業更由於簽證問題而大受打擊。

雖然梯利論述的對象是早期現代的西歐國家，但國家與有組織犯罪之間的類比，在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兩個分離主義政權之中，卻可以說得到了極為明確的表達。

對很多新獨立的國家政府而言，生存的智慧都體現在如何應對與新的獨立一起到來的孤立環境和產業變化。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的政權而言，非正式產業成為了最方便的答案。90年代之後，南奧塞梯始終沒能找到任何方法復興礦業，而沒有了出口，從農業獲得的財政收入少得可憐。好在南奧塞梯的統治者擁有一項其他國家求之不得的便捷條件——對交通運輸的壟斷。由南奧塞梯首都茨欣瓦利通向俄羅斯境內北奧塞梯城市弗拉季高加索的高速公路隧道，是南奧塞梯在與格魯吉亞斷絕往來後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通路，也是南奧塞梯生意人可走的唯一路線。南奧塞梯政府通過在這條隧道上設卡，除正常關税之外，還收取大量沒有正式名頭的過路費。這些過路費最終幾乎全部被轉嫁到南奧塞梯民眾日常用品的花費上，而其所得則被用於政府花費或中飽私囊。而在沒有這種交通壟斷優勢的阿布哈茲，半官方的搶劫團伙每年秋天集體行動，劫掠農民出口榛子的車輛。在這兩個地區，政府獲取收入的另一個渠道，是從毒販手中收取保護費。由於打擊毒品貿易不能給當地半正式的政權帶來好處，並且花費巨大，與毒販的合作便成為了更為合理的選擇。

由於與格魯吉亞的關係無法正常化，俄羅斯幾乎是這兩個分離主義政權唯一的貿易伙伴，而這種貿易毫無疑問是極端不對稱的。一方面，俄羅斯大力扶植當地分離主義政權。當俄天然氣公司對格魯吉亞的天然氣貿易提出苛刻條件、重加催債的同時，分離主義地區可以享受優惠待遇。然而，這或許是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人民能夠在經濟上享受的僅有優惠了，或者甚至這種優惠也無法落到普通百姓的頭上。兩地的生活用品極端依賴俄羅斯進口，而這種依賴既給了當地政府以壟斷的權力，同時也困住了當地人民。在阿布哈茲、南奧塞梯，以及下文將要提到的德左等地，政府發行的貨幣只能與俄羅斯盧布進行兑換，而當地的俄羅斯僱主使用盧布發放工資，幾乎使當地居民在肉身上與俄羅斯相綁定。困境在於，這些地區與其他國家之間交流越少，就越需要依賴俄羅斯，而越依賴俄羅斯，也就越不可能與周邊其他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更重要之處則在於，通過僅僅與俄羅斯維持單一聯繫，當地統治精英能夠實現對生活和生產資料的徹底壟斷。孤立的環境或許在大多數時候是一種詛咒，然而對於這兩地的統治精英而言，不與格魯吉亞關係正常化，反而成為了維持對當地牢固控制和穩定收入的保障。[3]

著名社會學家查爾斯·梯利曾將國家與有組織犯罪相類比，認為國家通過發動戰爭，製造安全危機，然後通過此種危機，向人民收取保護費（即税收），再利用保護費增強軍事力量，在強化對國民控制和收税能力的同時，也進一步擴大戰爭的威脅，並以此為理由收取更多的保護費。雖然梯利論述的對象是早期現代的西歐國家，但國家與有組織犯罪之間的類比，在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兩個分離主義政權之中，卻可以說得到了極為明確的表達。分離主義政權正是通過戰爭的危險，建立對當地的控制，並收取（字面意義上的）保護費。而即使這種政權對於當地居民而言幾乎完全不提供社會服務，擺脱這種政權卻是不可能的，不僅因為政權壟斷着所有生活必需的資源，也因為在「冰凍衝突」之中，戰爭的危險仍然時刻懸在當地人民的頭上。

這些論述並不是為了否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地區的民族主義。90年代初，格魯吉亞政府的文化政策的確造成了少數民族情緒的反彈，並且這種反彈是具有完全的正當性的。然而，俄羅斯的介入、對依賴性政權的扶植，以及這些政權通過有組織犯罪對當地加以控制的手段，卻成為了衝突持續的關鍵。

這些論述並不是為了否認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地區的民族主義。90年代初，格魯吉亞政府的文化政策的確造成了少數民族情緒的反彈，並且這種反彈是具有完全的正當性的。然而，俄羅斯的介入、對依賴性政權的扶植，以及這些政權通過有組織犯罪對當地加以控制的手段，卻成為了衝突持續的關鍵。形成有趣對照的是，在90年代初期同樣曾爆發民族運動的另一自治共和國阿扎拉，自蘇聯解體以來，一直控制在當地政治家和軍閥阿斯蘭·阿巴希澤手中，並維持相當程度的自治。然而事態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阿扎拉首要的外界聯繫對象不是俄羅斯，而是土耳其。由於土耳其對在格魯吉亞建立代理政權並不十分在意，阿扎拉局勢沒有演變成武裝衝突或「冰凍衝突」，阿扎拉在與第比利斯談判後，仍享有自治共和國的地位，而阿巴希澤則在2003-04年的「玫瑰花革命」期間被當地民眾推翻。

德涅斯特河沿岸：他們是俄羅斯人，他們也只能是俄羅斯人

與俄羅斯隔烏克蘭相望的摩爾多瓦，是前蘇聯地區另一個分離主義「冰凍衝突」的例子。摩爾多瓦東部的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區（簡稱德左），歷史上並非一個獨特的少數民族聚居區。在蘇聯時期，德左地區曾是鋼鐵生產重鎮，並且因此吸引了大批主要來自俄羅斯的體制內工作者移民居住。除了鋼鐵企業之外，德左同時還是蘇聯軍隊的駐地。因此，德左大多數俄語人口的身份認同和日常生活，都與蘇聯的黨和國家機構緊密相連。在蘇聯解體的風波中，摩爾多瓦與格魯吉亞一樣，試圖在自己境內重申自己作為主體民族的文化主權。這雖然多少也是一種針對蘇聯長達七十年的俄羅斯文化霸權的反應，但仍然觸動了德左地區俄語人口的利益和情感。留在德左的蘇聯駐軍和工廠主管們一起，控制了當地的政府和安全機構，並於摩爾多瓦從蘇聯獨立之後，宣布成立獨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在國旗的左上角，這一分離主義共和國仍然以鐮刀斧頭作為自己的象徵物。

雖然與俄羅斯並不接壤，但德左對俄羅斯的依賴並不亞於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俄羅斯軍隊曾直接參與了1992年的德涅斯特河沿岸戰爭。參戰雖然是以志願軍的名義，但俄羅斯官方隨後還是大大方方地褒獎晉升了「志願軍」的指揮官。俄羅斯在德左建立了軍事基地，雖然曾與摩爾多瓦達成撤軍協議，但直到今天仍然有俄軍駐留在德左地區。在經濟上，俄羅斯同樣是德左幾乎唯一的貿易伙伴——只有一個例外情況，德左作為蘇聯遺留的老工業基地，在1990和2000年代不斷製造步槍等輕武器，出口給同病相憐的阿布哈茲、南奧塞梯和（位於阿塞拜疆境內的）納卡等其他分離主義衝突地區。盧布在德左的流通程度還要勝過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甚至有消息人士稱，德左中央銀行的行長在90年代曾長期由俄羅斯情報人員擔任，即使在此之後，德左央行也接受莫斯科領導。[4]
在民族主義衝突的研究中，曾經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結論：對於自治地區而言，無論是少數民族人口占比，還是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程度，在解釋分離主義衝突甚至內戰風險時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和平年代，中央政府賦予該地區的自治權越大，當危機到來、國家主權受損時，該地區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越大。[5]然而實際上，這一結論是「將相關性等同於因果關係」這一邏輯謬誤的典型例子。德左的例子正說明了這個觀點的錯誤。在蘇聯時期，德左並非一個自治地區，卻仍然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掌握了對地區的控制權，並最終以戰爭收場。

更接近事實的一種解釋是，和平時期，中央政府給予的自治權越大，當地上層統治精英享有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就越大，當地人對地方統治者的依賴越嚴重。

更接近事實的一種解釋是，和平時期，中央政府給予的自治權越大，當地上層統治精英享有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就越大，當地人對地方統治者的依賴越嚴重。當危機到來、與外部的聯繫被切斷，這些地方統治精英可以更迅速地重建控制權，而當地人則別無選擇，只能聽命於前者。在德左，雖然沒有正式的自治權，但鋼廠老闆掌握着當地的經濟命脈、蘇聯殘留的駐軍則保證了軍事權力不會旁落。

雖然德左俄語人口的俄羅斯民族認同（或者毋寧說是蘇聯認同）的確大多是真摯的，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決定自己命運的過程裏，大多數普通居民並沒有選擇的權力。很多時候，「認同」與其說是一種自主的選擇，更像是一種對生活境遇的合理化。當人們的吃穿住行和微薄的收入都與當地統治者以及遙遠的莫斯科相捆綁，民族和國家的認同往往是作為一種既成事實擺在他們的面前。除了選擇已經被選擇好的道路，他們無處可去。

回到烏克蘭

一直到2010年代初，克里米亞危機爆發的前幾年，烏克蘭都被主流學者認為已經平穩渡過了蘇聯解體後的民族主義衝突熱潮。這一判斷的根據是，「講俄語的烏克蘭人」並不被認為是一個穩定的「民族」認同。按照語言劃分身份群體的確過於簡單化了。事實上，出現「講俄語的烏克蘭人」這一類別本身就說明其中包含着某種烏克蘭認同，畢竟在關於身份的調查中一般還有一個「俄羅斯人」的選項可以勾選。頓巴斯地區與基輔之間的確存在諸多分歧，但即使在經濟狀況最差、局勢最動盪的九十年代，其訴求最遠也僅止於將烏克蘭變更為聯邦制國家和讓俄語被接納為官方語言。

戰爭爆發後的今天，我並不認為這些研究是被現實「打臉」了。在烏克蘭東部的大部分俄語地區如哈爾科夫州，烏克蘭認同仍然強烈；即使在頓巴斯地區，調查也表明，俄羅斯民族主義呈現弱勢。問題在於，民眾的想法或許其實是對衝突的預測裏最不重要的因素之一。頓巴斯是否要從烏克蘭分離、是否要進行戰爭、分離主義政權是否能夠持續，都遠非當地普通人可以決定。

問題在於，民眾的想法或許其實是對衝突的預測裏最不重要的因素之一。頓巴斯是否要從烏克蘭分離、是否要進行戰爭、分離主義政權是否能夠持續，都遠非當地普通人可以決定。

甚至可以說，在阿布哈茲、南奧塞梯、德左、甚至克里米亞，民族主義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當權者腐敗、俄羅斯勢力滲透，但再逼不得已的民意也可以說是民意，可以賦予政權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在頓巴斯，連這種合法性也消失了。曾經礦業發達的頓巴斯，在蘇聯解體後的私有化過程中陷入了嚴重的腐敗問題，導致當地親俄寡頭勢力長期控制當地政治經濟。這裏的權力集中於官商勾結的「頓巴斯派系」手中，並因此被學者認為是「烏克蘭最不民主、最黑暗的地區」。[6]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正是由寡頭派系演變而來，他們不依賴人民，卻依賴普京而存在。民調數據足以戳破普京所說的「民族自決」的外衣，暴露出赤裸的帝國主義權力鬥爭。普京聲稱要解放烏克蘭的俄語人口，但想必他自己也知道，烏克蘭的俄語人口對烏克蘭政府雖然有很多不滿，但也還是比俄羅斯的俄語人口要自由得多。他所做的，只是給烏克蘭人縛上更多的繩索。

雖然歷史表明，俄羅斯慣於在周邊地區扶植依附性的分離主義政權，但陳述這些歷史，並不是為了指責分離主義地區為俄羅斯的傀儡（事實上，後蘇聯時期最真誠而激烈的民族主義表達，反而來自俄羅斯內部的車臣地區）。問題恰恰在於，這些地區的普通人們，在面對局勢的動盪、無法預知自己明天是死是活的時候，別無選擇，只能接受成為傀儡的命運。

有必要多嘴一句的是，雖然歷史表明，俄羅斯慣於在周邊地區扶植依附性的分離主義政權，但陳述這些歷史，並不是為了指責分離主義地區為俄羅斯的傀儡（事實上，後蘇聯時期最真誠而激烈的民族主義表達，反而來自俄羅斯內部的車臣地區）。問題恰恰在於，這些地區的普通人們，在面對局勢的動盪、無法預知自己明天是死是活的時候，別無選擇，只能接受成為傀儡的命運。並且，掠奪性的統治者和大國的帝國野心，都不是這些分離主義地區特有的因素。即使在主權國家裏，在阿塞拜疆，在白俄羅斯，在中國，在俄羅斯自身，哪個普通人又不是傀儡。統治者通過有組織犯罪建立起的統治，可以隨隨便便將人推向戰爭。在地緣政治裏，普通人永遠是失語者。

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很少能夠看到關於頓巴斯普通人生存體驗的可靠研究。即使在那些衝突爆發已久、冰凍已久的地區，深入的探訪仍然少得可憐，以至於我在寫作本文時不得不依賴2010年代、甚至2000年代的過時文獻。這一方面體現出國際學界的無知和傲慢，對於普通人視角的關注十分不夠，尤其對於缺少「戰略重要性」的偏遠地區毫不在意；另一方面，這種缺席本身就折射出當地人生存的艱難。「戰爭沒有贏家」是一句已經被說爛的話，但我們對它的理解遠遠不夠。那些長期被統治者和所謂的國家利益摧殘的普通人，他們不希望再談什麼地緣政治和戰略博弈，戰略家們以國家為名所做的一切，對於他們，只是侮辱和損害。

參考資料：
[1] Katchanovski, Ivan. “The separatist war in Donbas: a violent break-up of Ukraine?.”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7, no. 4 (2016): 473-489.

[2] Giuliano, Elise. “Who supported separatism in Donbas? Ethnicity and popular opinion at the start of the Ukraine crisis.” Post-Soviet Affairs 34, no. 2-3 (2018): 158-178.

[3] King, Charles. “The benefits of ethnic war: understanding Eurasia’s unrecognized states.” World politics 53, no. 4 (2001): 524-552;
Lynch, Dov. “Separatist states and post-Soviet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affairs 78, no. 4 (2002): 831-848.

[4] King, Charles. The Moldovans: Romania, Russia,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Hoover Press, 2013.

[5] Cornell, Svante E. “Autonomy as a source of conflict: Caucasian conflict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54, no. 2 (2002): 245-276.

[6] Kuromiya, Hiroaki. 「The Donbas: The Last Frontier of Europe?」 In Oliver Schmidtke and Serhy Yekelchyk (eds.). Europe’s last frontier?: Belarus, Moldova, and Ukraine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algrav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