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丰县“八孩母亲”的身份谜案，与中国城乡的想象鸿沟

就在冬季奥运会于北京举办的同时，江苏北部徐州丰县一名生育了八个孩子、被铁链锁着的“精神疾病母亲”的故事依旧在中文互联网上被广为讨论。甚至，将中美精英身份的奥运冠军谷爱凌和“丰县女子”进行对比，也成为了网民们表达对时事不满的姿态。尽管，随着围绕冬奥的话题发酵，丰县的热度已经开始减退。

与此同时，春节假期叠加上可能存在的宣传禁令，也使得各路媒体对丰县事件鲜有实地调查报道。这就形成了讽刺的媒介局面：一方面，媒体之外的各路个人公众号、视频博主纷纷讨论丰县事件，构成了强烈的舆论声讨和义愤情绪；另一方面，应该参与揭示真相的机构媒体对此没有声音；再一方面，政府后续跟进的通报不仅没有起到足够的“澄清”效果，还遭遇了民间的强烈质疑。

最新一次的公告是2月7日深夜，丰县所在的江苏省徐州市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发布了对事件的调查进展。公告称“八孩母亲”的结婚登记申请记录显示“云南省福贡县亚古村”字样，遂派员前往云南调查，确认该女子为亚谷村人，原名“小花梅”。其“1994年嫁至云南省保山市，1996年离婚后回到亚谷村”。公告还称该女子“言语行为异常”，因而其母亲委托一名“已嫁至江苏省东海县”的同村人“桑某某”带她“到江苏治病并找个好人嫁了”，其后“小花梅”在带到江苏后走失，“当时未报警，也未告知小花梅家人”。

这份公告发布后，许多网民都表示了不信任。首先，之前的丰县公告称女子是本地人，又说是街上带回的流浪者，前后不一的通报显得政府完全没有公信力；其次，云南到江苏数千公里距离，无论是出嫁还是“看病”都显得有悖常理，莫名其妙，让一些网民怀疑是临时编造的故事；再次，“小花梅”像是个化名，“连姓氏都没有”；最后，网民认为各路视频中这名女子说话不像云南口音。

然而，徐州的这份公告虽然细节乱七八糟，却确实给出了事件背后的一种可能性。尽管其指向的逻辑，和网民的义愤未必是同一个方向。

丰县故事中，被忽略的可能性与权益

政府公告发出后，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联系到了一名研究云南福贡的学者陈业强，并和其做了访谈。陈曾经长期研究福贡县当地社会，并出版了著作《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这篇访谈与研究著作中的信息，似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八孩母亲”和徐州通报的背后意味。

陈在福贡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到2000年代间，当地有大量的年轻女性嫁到包括徐州在内的东部沿海省份，而这个过程中，欺骗、拐卖和人身控制也都是常见的情况。徐州官方给出的调查通报，则有不少符合这一历史情景之处。

首先，如果“八孩母亲”真的来自福贡县，那么这个跨越了数千公里的人口贩卖故事就确实有可能成立。福贡县的傈僳族山区有非常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输送女性人口的历史。比如陈业强访谈了一个两千多人口的村，三十年间有103名女性离开村落外迁——包括被拐卖。这是个相当不可思议的数字。毕竟福贡就算到云南省会昆明也有近700公里路程，如果不走高速公路甚至需要17个小时。

接着，这名称为“小花梅”的女性曾经先嫁到云南保山，之后离婚，然后再被家人托人带到江苏。这符合研究者对福贡当地妇女干部的采访。当地干部称，最早外嫁的福贡女性一般先去比较近的云南保山市，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山东江苏等地就开始成规模地“输入”福贡女性了。

再然后，通告中的“桑某某”的身份，也和历史上福贡女性远嫁的情况较为吻合。桑是一个当地傈僳族改汉姓时会使用的姓。比如《中国新闻网》曾报导怒江的“傈僳族邮递员桑南才”。而外嫁的女性、甚至被拐到外地的女性，转身变成婚姻中介乃至人贩子，将老家的女性带到自己的迁入地，按照研究的结论，在现实中也是常见现象。因而这名“桑某某”完全可以是老乡兼婚姻中介，又或是老乡兼人贩子。

最后，如果这名八孩母亲真的是“小花梅”的话，其看起来“精神疾病”和语言不通的情况就可以有一种解释——这名女子可能是一名傈僳族女性，如果没有得到良好对待，她完全可能没办法学会汉语，从而没有和当地人交流的能力。而不会傈僳语的外来人员——无论是视频博主还是记者，都无法和她正常交流。作为一名傈僳语母语者，她的汉语可能是从诸如电视节目和当地人交流中破碎地学习的，带着任何口音都有可能。而这也能解释“小花梅”这个名字——傈僳族和很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姓氏，如果没有上过学，基本也不会有带姓氏的汉族名。

2020年，腾讯新闻的《谷雨实验室》曾经做过一篇长篇非虚构报导，讲述的是一个被从贵州云南交界处的山区拐卖到河南的布依族妇女的寻亲故事。这篇题为《一个名字叫做“喂”的女人》的文章中，呈现的是诸多现实的缩影——西南山区的不会说汉语的少数民族被当地人贩子拐卖，再转手卖到遥远的中原地区。这些女性一直不太能和人交流，这使得她们在社区中地位很低，也很难找到办法回乡。

此次“八孩母亲”事件，网民直接预设徐州政府的通报作假，也许会造成一个未必是有意为之的后果：有些关键的、涉及当事人权益的问题，无法经社会舆论的声音放大倡导出来。

首先，这名“八孩母亲”是否是傈僳族？如果是的话，可不可以请到专人用傈僳语同其交流，以验证其究竟是精神有恙，或只是因为语言不通和处境极为艰难而显得“神志失常”？

其次，虽然通报中称“小花梅”的父母均已过世，但家中是否还有其他亲属仍然在世？能否有机会组织其亲属到徐州，进一步确认这名女子的身份（包括网民极为重视的DNA测验）？而如果这位“八孩母亲”真的是从怒江被拐卖到徐州的，她能否有机会选择是留在徐州还是回到怒江——假设当地仍有亲属一类的支持网络的话？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名“八孩母亲”并不是政府通报的“小花梅”。但是对当地政府来说，如果要选择编造故事，那么为何要如此费尽周章？直接继续死撑宣布“八孩母亲”是身分不明的流浪人员（就像最早宣布的那样）就可以了。因而更可能的情况是，徐州的调查组确实是试图追踪这名女性的来源地，并且找到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福贡县，得到了他们心中认定“大概是真相”的一个结论。只是，以他们的能力和认识，对其中的很多细节都没有办法解释和描述清楚，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大概他们至今也很困惑为什么网民一直穷追不舍，毕竟以政府内部的标准来说，千里追踪的一份调查报告已经“很用心”了。

而对不少继续质疑的网民来说，他们心目中想象的故事是另一个，舆论一直追问“八孩母亲”是否是1996年四川省南充市失踪的家中独女李莹。但当地警方的DNA测试不支持这一结论。李莹的家属已经向公安部提出再次测试的请求，而网民则继续向这个方向讨论这一事件。李莹是一个城市女性，家中独女，她的被拐卖故事，更符合当今城市中产的恐惧想象。而如果故事本身是“老少边穷”地带拐卖到另一个“老少边穷”地带，也许网民就觉得“习以为常”了。

“拐卖”的地理学：黄泛区与滇西南

就算到头来徐州只是用另一个故事“狸猫换太子”，也丝毫不会影响一个事实：在中国大陆，最大规模的人口贩卖模式，并不是网民想象中城市年轻女性被抓起来卖给农村单身汉，而是从更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和边疆农村地区将女性作为商品“出售”到其他农村地区。更可怕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合法婚姻”和“人口拐卖”之间的界线往往非常模糊。

在这场“八孩风波”中，同时牵扯出的，是两个区域的处境。

一个是围绕着徐州北部丰县的“黄泛区”。丰县位于江苏最北部，毗邻的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合围困的区域，历史上是黄河多次改道的平原地带。这里人口稠密，以农业为生。历史上陈胜吴广的大泽乡、《水浒》中宋江的水泊梁山均在这一地区。

笔者这几天和多位来自这一地区的朋友聊起“八孩母亲”事件，他们都说在老家一带，“花钱娶媳妇”的情况不少，甚至亲戚中就有“买媳妇”的例子。与之并列的是对社会治安的记忆：曾经在这里人们坐火车到站要关上窗户，以防扒手和抢劫——因人口众多，治安不好，偷盗抢劫和治安事件频发。在“八孩母亲”被发现后，有网友翻出了1980年代报告文学记者武勤英的文章，其中记述了这一地区糟糕恶劣的治安状况和猖獗的人口买卖现象。“黄泛区”人口众多，单个县的人口都常常在百万以上，而清末以来这里就经济落后，贫困、自然灾害频发。

当地的朋友也告诉我，在网民们一致抨击的男权主导的保守乡村社会观念之外，高额的彩礼文化也是这一地区的特色。为了结婚，男方往往要向女方提供一大笔钱。这使得很多当地的“光棍”或条件不好的男青年愿意为了结婚生子向外省花钱“娶亲”。这一过程中，自然有无数的灰色地带就此产生。

事实上，如今的“黄泛区”，经济条件已大有改善。甚至，丰县的经济相比周围同样区域的其他县还位列上游，比位于山东境内已经成为网红的制造业大县曹县的人均GDP都要高出近两万人民币。在经济条件大为改善的情况下，这里的农村里依旧有被男性拴着铁链的妇女，是极为遗憾和可怕的现实：经济发展并未彻底动摇这里根深蒂固的无比重视结婚生子的思想观念；而经济发展也同时让这里对偏远地区的女性产生了某种吸引力，使得成规模的人口贩卖成为可能。

在网民对人口贩卖的想象中，人口贩卖似乎是这样的画面：一名女性一下子被拉上车打晕，醒来时已经出现在了一户农家的牛棚里。但现实中最多见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偏远地区的一家人有一个女孩，家里条件不好，希望把她嫁出去换取一笔彩礼钱，女孩自己也想离开山区去发达地区。于是他们给某个中间人一笔钱，介绍了一个嫁去东部地区的婚事。跋涉几千公里到达“婆家”之后，女孩发现这家人其实也穷，只是凑了笔钱结婚，“买”了这个老婆。这时她想回家，但婆家用各种办法——甚至包括拘禁和殴打，逼她留下成婚生子。除非自杀，否则女孩此刻已经别无选择。这样的婚姻，其实和人口买卖就只在一线之间。

来自福贡的女性面对的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她们家乡所在的怒江山区，是云南最贫困的地区。这里毗邻缅甸，交通极为不便。峡谷山地中的生存条件很差，在一些当地村干部近年的扶贫日记中，2015年前后在当地过江都主要要依赖危险而原始的“溜索”。可以想象，以娶亲为名出现的人口买卖乃至暴力的贩卖，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是这里的常态。

在从云南西部到江苏北部的女性人口流转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内部同时存在的“三个世界”——一线大城市已经进入富足的“第一世界”，他们想象着农村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场面；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小城市和农村是小康的“第二世界”，他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无法像大城市人那样生活；而偏远地区的农村就是“第三世界”——就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村落，在2000年代初还因为贫困乐于接受外界人来支付彩礼钱“娶亲”。

城市居民对这些地方有种种诟病和批判，似乎这些地方野蛮而未开化，充满了人性之恶。但他们忽略了，无论是徐州的村民还是怒江的山寨，都早就卷入了庞大的货币经济中，他们也向往更高水平的生活，也向往金钱和物质生活的优越。如今许多人援引一位法律学者的话，扬言如果一个地方过于邪恶，那么不如毁灭这里算了。但导致这些恶的，难道不是不均衡的发展和对教育与医疗的不均衡的投入吗？把拐卖问题当作“黄泛区问题”或者当作“少数民族落后问题”，都拒绝了面对问题的核心：如何让“黄泛区”真正现代起来？如何让少数民族享有更平等的机会和发展的权利？

社会进步与舆论

直至现在，围绕丰县事件的舆论，还是倾向于将这个故事理解为中产女性被拐卖的故事。这样的城市vs农村的二元结构，在曾经的“杨改兰案”和《残酷底层物语》一类文章的流行中都反复出现着：农村被当作充满着魔幻、猎奇和可怕场景的、和城市迥然不同的空间，而城市人更愿意消费和阅读的农村新闻，也恰恰需要将农村按照这样的想象加以描绘。

“八孩母亲”也引发了种种如何改良社会、促使社会进步的讨论。比如，广受好评的法学学者罗翔的建议是，对人口贩卖的购买一端加重刑罚；有许多人则认为要重拳打击贩卖人口的犯罪团伙；另有很多人认为重点还是要让农村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才能够破除愚昧思想。

与此同时，有许多事情也是更值得关注的。

其一，拐卖人口问题不是简单就能依靠政府解决的。在《谷雨实验室》的布依族女性回家的故事中，发挥了最大作用的是黔东南自治州的一群包括了公务员、文化人在内的布依族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和媒体、志愿者一起，解决了多例被拐卖女性寻找家乡的难题。丰县事件中我们也看到，当地警方对从云南到江苏的横跨了大半个中国的婚姻买卖网络并不具有充分的掌握。在类似事件中，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的、可以解决不同层面困难的连接在未来会是很重要的。而这种具体的连接和合作，和当前网络舆论的愤慨与疾呼并不是同一回事。

其二，人口贩卖当然值得打击，但是也许比人口贩卖更为重要的是建立家庭暴力的应对机制和保护机制。这种机制和相关的知识、支持，在农村地区尤为稀缺。且不要说买来的妇女会被殴打，就算是自由恋爱，农村的男女关系中也常常会出现严重的家庭暴力问题。试想，如果当地有应对家庭暴力的机制，当地警方能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这位“八孩母亲”至少不会沦落到现在令人发指的生活状态。而同样，也可以依据反家庭暴力，反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就实现追责。

何况，在未来，随着中国国内打击人口贩卖，和各种公安数字化项目的落地，可以想见从国内某地到另一处的人口贩卖会持续减少，但跨国人口买卖和犯罪的案例则会日渐增加。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越南新娘”、“缅甸新娘”便是如此。这些国际婚姻——就算不是人口贩卖——本身也包含了人口买卖和人身控制的因素。试想就算是一名通过中介而不是非法人贩嫁到河南或山东某地农村的越南新娘，她能够多大程度上在婆家面前有独立性和话语权呢？然而这次事件前后，甚少看到中文舆论对这一愈来愈重要的话题有所讨论。

可以想见，在婚姻买卖和“拐卖”之间的灰色地带和互通性，使得我们必须要将反家庭暴力和相关的支持系统作为最重要的事项之一。然而，这也就意味着要面临这样一个情况：要想消灭或者最大程度上消除家庭暴力，我们就必须依赖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司法、立法和执法，且不讨论司法是否要具备独立性的问题，这无不意味着如今在乡村层面仍然是以“搅浑水”为主的国家权力要进一步下移、固化——至少是更深地介入家庭生活——或是移风易俗敲打“彩礼”文化，或是干涉介入家庭暴力，或是为残障人士提供社会支持等等。

这其实意味着对国家介入的更多期待。而当前舆论不满的，其实也是政府的不作为和怠政。但如何让政府更有效地承担起更多责任，就要看民间舆论能往什么方向施加压力并给出倡议，更高层级的政府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加以贯彻了。而另一边，舆论场和民间社会的行动，也需要有更广泛、更专业的声音。如非如此，徐州当地挤牙膏式的回应和舆论愤怒却无力的感受，还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日常。机构媒体的集体失声和其后反映出的舆论控制，则是我们丝毫无法感到乐观的重要参考。

（李海，媒体人，中国社会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