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西安封城：防疫中被夸大的人，和防疫中被无视的人

西安封城引发的舆论争议还在继续发酵。

先是资深媒体人江雪的一篇长文《长安十日》将西安封城中的各种困境放到舆论场聚光灯下。接着，西安12月底开始“硬封城”后，因政策极其严苛而出现的孕妇流产和急病病人死亡事件也开始得到媒体报导。在微博和微信自媒体上掀起了一股批判西安防疫和城市管理的浪潮——保障居民供应的人员用人手传菜、健康码不断宕机无法流畅使用、防疫“志愿者”殴打居民、混乱的核酸检测、不分青白的集中转运隔离……

同时，西安宣传部门仍在努力为城市管理辩护和摇旗呐喊：将大量有接触风险的居民集中隔离在条件可能不好的地方，从而让其他区域“社会清零”的新手段，被当作重大成就予以宣传；在微信写文章大骂西安的北京公务员被通报撤职……尽管官方撤换了西安雁塔区和大数据管理局的的官员，又惩罚了引发“责任事故”导致孕妇流产的医院管理人员。但显然，相比网民们汹涌澎湃的批评，“组织”其实对西安官员是颇为袒护的了。先前疫情中被问责的广州、南京等地官员，看到如今情形，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相比做得一团糟的西安政府，西安人更为不幸，他们受到的网络抨击可能还要更多点。“西北不行”，或者“这城市不行”或者干脆“西安人素质不行”的声音此起彼伏。对这座城市虚假的“新一线”地位的嘲讽也比比皆是。但公允地说，拿西安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相比，恐怕确实是要求过高了。而西安防疫中出现的许多现实悲剧和荒诞，却并非西安一地和西安人可以承受。

只是，西安的疫情提醒着人们，现时的“清零”式防疫，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漏洞了。

两个西安

连日来，网络上的西安个体居民的不幸故事，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广为流传。

最新在新闻上出现的，是一位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李先生。这名男子在2021年12月31号心脏病发，多次拨打急救电话无果，打通之后又因没有核酸报告无法入院，辗转多家医院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此前一位在微博上哭诉因防疫而失去父亲的女士的故事也是类似，她的父亲心绞痛病发，医院却要等到出具核酸检测报告才予以救治，最终父亲也没有抢救过来。

更不用说被全网关注，以至于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都要下场引导舆论的孕妇流产事件。西安市目前仍在为这起引发公愤的事件收拾后续。6日下午，西安卫健委主任还亲自代表卫生系统对孕妇及家人鞠躬道歉。但也有网友不无讽刺地批评说，拒绝接收孕妇的医院没有被处理，而允许孕妇坐着的等待的那家却撤换领导，成了最大的“替罪羊”。

在此之前，更被广泛关注的是西安各地蔬菜供应不畅，居民“没菜吃”的局面。一些截图中，居民申诉被迫购买贵价蔬菜。而在一些爆发了疫情的小区，居民除了没有蔬菜供应，还被强制要求集中隔离，并且据一些居民称，隔离过程中使用大巴、防护设备和配套都没有跟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老人没处上厕所，只能自己在车上解决。

但也有许多人为西安辩护，说自己的生活并未受到影响，种种批评夸大其词。这些言论其实不乏“真实”，因为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在封城中“折叠”了起来。询问了一些家中有人在西安的朋友，一些人表示其亲属所在的小区物资供应顺利，没有出现困难的情况。而在微博上，西安不同区的网民也抱怨为何有些区域得到了足够的供给而有些区域则一团乱麻。

这背后其实是西安城市发展的某种缩影。许多被集中隔离的小区都位于城市的新区。这些新建设的区域无论是社会服务还是街坊邻里的熟识都远远不如老城区。而在那些政府机关住宅区、国有企业的大院，物资供应看似就要正常得多。而更少被媒体报导覆盖的是，在西安的许多城中村中的打工人群，和城市小区中的群租住客，他们既缺少本地的身份，也没有足够的社会网络和经济能力支撑封锁下的困难生活。

从2000年到2021年，西安的人口从700万增加到1300万。整个城市在2018年之后的抢人大战中“杀红了眼”。这背后，则是西安以房地产行业占GDP总量常年超过30%的比例，位居全国最依赖房地产行业的城市之列。所谓的“新一线”地位，更多来自于城市的快速扩张和房价攀升，而非公共设施的提升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这也是西安就算和武汉的防疫相比都要更加捉襟见肘的原因之一。

在西安封城下，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的境遇差别之大让人咋舌：一些人仍然正常生活，另一些人已经在为果腹乃至生命挣扎。但这种境况并非不可想像。在严格实行封城的防疫体系下，人的流动被完全阻止，能够决定一人生死的，其实完全在于当地的街道和社区两端体系如何运作。这和武汉疫情封城初期的情况类似。当时，社区干部决定了哪些危重病人能够获得为数不多的医疗资源——救护车和病床，而在工作压力极大并且完全超负荷的情况下，社区干部的一念之差就使居民有了天上与地狱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西安的疫情中小区防疫的“志愿者”突然间特别有“权力”——因为是他们手上掌握着居民的日常补给和生活安排。

而这就是当前中国引以为傲的治理体系的另一个问题——整个体系建立在对“人”的能力的过度加压之上，与此同时，人又变得仅仅只是“治理”的工具和对象。

无限的人和有限的人

在西安市发布的种种防疫通告，乃至地方高级官员的视察新闻中，常常能看到特别“战斗式”的语言。比如，1月4日，陕西省委书记刘国中在考察防疫工作时就要求各级官员和公务员“咬紧牙关、坚持奋战”，“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这种社会主义大会战式的“铁人精神”，在前前后后的许多防疫操作中屡见不鲜。

但是，许多观察者都指出，西安的防疫中遇到的问题，恰恰并非工作人员能力不足或者意识不到位，而是整体上就缺乏足够的人手。长期从事减灾工作的一名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在西安，平均一名负责社区工作的人员或下沉干部，要服务超过两百名市民的日常需求——包括了核酸检测、防疫管理、物资分发等等，“压力可想而知”。在物资运输一端也是如此：在西安的防疫交通管制下，路上“能正常行驶的车估计只有百余辆”。从而一方面保证物资供应的部门会宣称物资充足，另一方面不少基层市民根本得不到物资供给。

为什么政府在第一时间不考虑人手或运力是否不足，而要将问题归咎于工作人员的不努力或不够坚持？这种情况从2020年疫情开始以来就反复发生且令人困惑。在武汉2020年封城后，一度是社区工作人员处理所有病人的居家隔离和送医安排，人手严重不足导致了不少病亡在家的悲剧。这一局面直到政府要求各级事业单位员工和干部“下沉”至社区才有见效。而在此后的吉林通化封锁中，同样的困境——人手不足导致居民供应不及时，也再次出现。西安的问题只不过是同样境况再次重演，这次还“错”得更为彻底——武汉封城时仍有大量志愿者可以参与社会服务，外卖和快递也依旧运营。但西安则一刀切把社会和商业服务功能和居民一起关在了家里。

也许可以说，对人的能力、潜力的无限想像和拔高，似乎属于当前时代中国管理的某种基本意识。习时代的种种党员教育——从强调洁身自好到“不忘初心”，都属于对“人心”的改造。而这种改造的模版，是党史上那些近似“圣徒”的典范形象——忍受恶劣环境，敢于牺牲奉献。可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也都是常人，他们需要休息，需要个人时间和合理、科学的工作安排。在屡次防疫中，似乎都很少看到有对工作人员工作时长，对整体工作人手和劳动力的需求的合理计算。与其说防疫是基于科学管理理念，不如说它是某种“人海战术”，所崇尚的是超人式的英雄哲学。

正是这种哲学和理念上的要求，让封城下的普通工作人员看上去更加渺小、庸常。在失去父亲的王女士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拿到核酸报告之后，医院前台的分诊人员仍然拒绝为患者安排救治，甚至和医生吵了起来。医生认为要赶紧抢救，而前台人员认为患者来自封控地区，出了事“责任你担”。相比超人般的基层想像，“无法承担责任”，只承担必须承担的硬性责任，其实才是疫情下最典型而广泛的心理状态。这多少也是一种面对极高的道德标准时的个人化的无力感——反正横竖都是做不到，何必要多做任何一点呢？

但其实，强调要“不怕疲劳”，恰恰意味着疲劳和泄气是当下的防疫实态。中国大陆的防疫也实际上开始疲劳了。对比西安和武汉，同样是上千万人口的省会城市整体封锁、隔离，武汉能够动员到的各地支援力量、媒体曝光、物资调配，乃至志愿者服务，都是西安所无法比拟的。可以想见，随着疫情继续下去，类似的封锁中，地方政府所能得到的支援和整体支持只会更少，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加压只会更大。

相比坚持“精准防控”，直接封锁城市并大规模核酸检测，在官员看来也许也是更“省力”的——既不用担惊受怕地去想万一没有封城导致疫情外传会有怎样的后果，也可以在封锁之后按部就班照本宣科。相比之下，“精准防控”其实是某种持久战争，这种长期高精度的工作，如果未建立起成熟专业的机制，是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的。换句话说，封城政策就是中国官员防疫工具箱里的“躺平”选项——最简单最方便。在2021年到2022年的一年间，发生疫情的地市选择“封城”的次数、规模和频繁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2020年。在西安封城之后，河南许昌等地又因为疫情封城，郑州也又开始了大规模全民核酸检测。

“清零”与“治理能力”的幻觉

西安和最近其他区域的疫情，对“清零”政策也构成了考验。尤其是更有传染性的Omicron毒株尚未入侵，各地就已经是疲于奔命了。

对中国的卫生政策来说，“清零”是目前的唯一选项——国产疫苗防感染效果不够理想，特效药也未有大规模铺入市场，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也是满负荷运行，如果真的按欧美模式开放“共存”，结果也许真会是灾难性的。可供选择的替代选项的确付之阙如。

如今的互联网上，又有许多人以上海的防疫模式嘲讽其他城市。但事实是，上海的防疫模式就是不可复制的。作为2021年中国几乎唯一有财政盈余的省级行政区，上海的政府财政能力，医疗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各方面的人才储备能力，其他地区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随着整体经济和内外环境的变化，上海在中国变得越来越特殊了。它取代香港成为了某种“国际化”的接口，也与此同时变成了独一无二的摩登城市和现代化范本。上海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体两面的——上海日渐上升的独特性，和其他城市日渐普遍的相似性是同步且互为镜像的。

尽管2020年的成功防疫让中国政府产生了一种自身无所不能的感觉。但是在诸如西安这样的具体操作中，人们还是会发现，中国整体上仍然并非一个发达的高度富裕的社会。也不是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有无限的财力物力和管理能力，来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种种社会危机。

然而，对治理能力的迷信，对各地能够在疫情中实现精细管理的极大信仰，已经盖过了许多现实的问题。这种信仰之下，一些人被夸大了，一些人的位置消失了。比如，中国的流动人口从2010年的2.2亿增加到2020年的3.7亿。在这些人口中，许多人都居住在西安的城中村或群租房一类的空间中。而在防疫管理中，他们是最被忽略，分到的社会资源最不足的一群。他们还会继续留在大城市吗？经济的活力还在依赖他们的流动。而疫情和政府管理是否正在将这些人从大城市中逼走？那些疫情下从西安出逃的，以徒步翻越秦岭而成为新闻头条的小人物，在某种崇尚英雄和铁人的时代中，真的只是成为了看不见的那一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