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4%的不同：疫情中“正常指数”最高的香港，过去两年失去了什么？

《经济学人》早前编制“全球正常化指数”，根据每一个国家地区的“交通”、“经济活动／工作”以及“休闲／娱乐活动”作加权评分，量度世界各地是否已回到Covid疫情前的正常状态。结果一出，香港成为全世界最“正常”的城市，在100分满分中得到96分，代表我们的“生活”有96%与疫情前相若。换句话说，我们这两年只脱离“正常”4%？

的而且确，香港防疫表现比起世界大部分地方都好，好得让我们不太需要经历疫情的重量。在这个深陷于自救与不能自救的城市，大部分人由2020年1月起已经在跟疫情战斗。港人经历过SARS，对抢购清洁用品、自动自觉戴口罩的生活经验都不陌生；港人也减少出门，“无咩事就早啲番屋企”、“出街好危险”、“唔好随便除罩”，这些对白仿佛耳熟能详。于是，在全世界都宵禁封城、有些国家疫情严重到大部分家庭都有人患上Covid肺炎的这两年，香港靠自家经验与纪律一直维持低确诊数。我们不见得与世界有太多共鸣。

但防疫有成，就生活如常？却好像不是。生活还是充满林林总总的防疫味道，街上的人仍然戴口罩，听见有人咳嗽，会有途人不自觉踏个横步，保持1.5米安全距离；遥距工作变得普遍，网购成风，冻肉店开到成行成市，电影院的小食部只剩下3D眼镜； 我们也很少聚集，以往铜锣湾行人专用区有各种街站，有的募捐，有的做政治倡议，有的收集市民签名，现在都不复见，至于游行，更成历史；最近为了“谷针”与“通关”，政府再度收紧防疫政策，除了撤销外国入境人员豁免强制隔离检疫措施外，还推出健康码，“安心出行”亦变成强制使用，——我们用新的生活，交换与大陆有限度通关的希望。

纵使有不少改变是大众为维持公共卫生主动而为，另一些却是政府以公共卫生之名加以推广。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是一两年前的香港很难想像的。

传染病的公共性

个体的健康是不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在传统经济学看，个人健康需要自己经营，举例说，你习惯买医疗保险来保障你生病时能获得适当治疗；不少人尽量少油少盐，避免吃快餐，尝试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减少生病机会；再加上健康因人而异，有些病是遗传的，有些病普遍只出现在老人家身上，有些病则以性别或地域而分，于是健康传统上被当成个人而非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但现今社会慢慢觉得“健康”是社会资产，甚至有不少国家用税收经营全民医疗保险，于是“健康”开始变得“公共”，福利主义让人相信你的健康并非自己的事。

但香港是一个极度相信资本主义的地方，由制度到文化都讨厌社会福利，不少人认为申请综援是懒人，轮候公立医院的是穷人，退休没有积蓄是失败，狮子山精神包括靠自己但不靠福利；而政府为了保持低税政策，也懒得投资公共资源，公立医院轮值时间极长，人手长期不足， 政府官员甚至乐见资源流入私家医院体系，进而开拓医疗旅游，把医疗当生意办。这环境底下，香港人偏向觉得自己的健康是自己的事，而非社会利益的一部分。

过去两年的Covid疫症将大家的健康注入公共性——你的健康突然不只是你的事了，而是大家的事，这就是传染病的社会性。传染病讲求建立群体免疫，于是每个人虽然在关心自己健康的同时又不得不关心其他人的健康。在成本效益的角度看，愈多人幸免于传染病也代表自身感染疫症的风险减少。于是简单而言，在传染病肆虐的时候，就算在最资本主义的社会也会讲求公共卫生，社会的个体也愿意改变自身行为成就社会的整体健康。

港府防疫五宗罪

但为了达到同样目的的港府防疫政策，却持续令市民反感。为什么？

首先，我们谈政府在医疗政策上的角色。如上述所言，香港政府本身是医疗服务市场化的推手，公共医疗体系的众多问题与政府多年施政方向有关，这些问题早在疫症爆发前就已多次引起公众关注，政府却无意改善，甚至多次削减医疗开支和床位。过去数年，香港公营医院的病床入住率一直高居95%，在冬季流感期更长期达至120%，然而过去20年中却未有规划新医院（除了北大屿山外，这里的医院是满足基本刚需）， 反映港府多年来都不愿承担医疗责任。

政府在2016年宣布拨出2000亿增设床位，却拒绝预留经常性拨款培养及增聘人手，说穿了，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靠前线医护挨义气掩盖问题。市民看在眼内，对政府解决医疗问题能力失去信心可说无可厚非。而在2020年疫情初期，香港医疗系统岌岌可危，医护市民纷纷要求封关来防止医疗系统崩塌，政府却再一次背民意而走。或许那是最后一根稻草，令香港政府失去制定防疫政策的主导地位，市民往后也没有太向应政府的防疫政策。

第二，我们需要谈防疫政策的正当性。在公共卫生伦理中，推广防疫政策必然会用到公权力，而运用这权力的理据普遍建立于“伤害原则”上：权力机构在人民出现伤害他人的风险时，将拥有限制其自由的正当性。举例说，当一个人在医学上证实患上传染病，而且他不可能通过自律减低疾病传染性，同时这种传染病又会对他人健康造成莫大风险时，适当的隔离将减低传染病的威力，而且方便医生为感染者提供治疗，权力机构便合理拥有限制这人自由的公权力。相反， 假如这种疾病靠自律可控制传染性（如艾滋病），或是这传染病对他人的伤害不大（如感冒），或是医学上未证实一个人受感染（如亲密接触者、从疫区入境者），权力机构以伤害原则限制其自由的理据就变得薄弱了。

在过去两年，香港市民常常质问防疫政策的医学原则，为什么隔离？隔离什么人？为什么有些人豁免了？为什么6点后不可以堂食？为什么一些大型活动得以举办？又为什么有些公众活动因为防疫理由而被排除？当政府以防疫之名作公众决定却未能以防疫的科学排解公众疑虑时，其正当性定受质疑。

上述的防疫原则让人联想到政府有意选择其限制的对象，特别是公共卫生政策应以降低社会传播风险为最大目标，而并非针对具有某种特征的市民或公众活动。那么，禁止公众游行集结而容许马拉松是减少了什么风险？这种针对活动性质而非介入风险行为的做法，似乎也让防疫政策失去正当性，因为若公众集结被视为风险行为，那么所有公众活动都要禁止，但若然马拉松可以接受以检测及接种疫苗为方法来减低风险，那么其他社会活动都应该以同样原则放松，更何况马拉松可以除口罩，而且难以控制社交距离。

同样地，港府还祭出食客若未有填写正确个人资料（或使用假的安心出行），会令食店受牵连而停业，这种罚则亦令人费解。第一：食店未有能力确认食客手提电话应用程序的真假，也没有实际公权力检查食客私隐，罚则是否适当？第二，有没有对食店伤害较小又能取得较大防疫效果的措施？如果想要排除食客感染风险，那么全面清洁应比停业更为适合，始终医学上未有人证实受感染，那么权力机构限制营业自由的理据就偏向薄弱。最后，香港大部分感染个案来自入境旅客，并在来港隔离期间证实感染，本地案例基本上长期“清零”，但防疫政策却严苛针对本地食店及食客，头痛医脚，当然会引起市民反感。

第三，我们看防疫政策引致的权力扩散。在疫情出现时，人们需要公共秩序的建立来保护公众健康，于是权力机构原则上便拥有理由来立法防疫。于是香港有了第599章《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当中包括599G及599E等条例)，执法机关也得到权力拘禁违反防疫条例的人并把他们带到法庭，同时法庭里有了新的法则来处理公共卫生事件。

在过去的香港，任何权力的扩散都受到三权分立的约束，甚至有第四权监察，市民常容易对新法例建立信心。然而，现时的香港实在权力失衡，市民不禁会想，到底有谁可以监察599章的权力？执法机构及司法机构又是否功能健全，拥有足够质素处理公共卫生危机？再是，行政司法因疫情得到权力，但他们在疫情过后又愿意放弃权力吗？虽然599章设有日落时间，但疫情轻微之时，反见599章运作愈来愈严格，明显没有因应疫情状况有所调整，而权力亦无调整下放。港人难免要将防疫与滥权拉上关系，即使最终疫情终结，也无助挽回市民失去的信心。

不过，我们也看到有不少市民似乎容忍了权力的扩张，接受被防疫条例“规范”。在权力集中化的城市，这种普遍的容忍将会放大政府的权力，并加剧权力机构为自己充权的速度，就算疫情过后仍不放弃，导致各种防疫条例带来的人身限制及监控或成为“新社会常态”。

第四，现下的防疫政策真的将香港变成更宜居并且安全的地方了吗？起初面对未知疫情，社会会因恐惧而赞同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期望政府用权力保护市民，甚至提倡惩罚为社会带来风险的市民。因此2020年初，港人纷纷对拒绝戴口罩者口诛笔伐，亦要求全港封关，或将怀疑感染个案集中处理。

事实上，防疫的目的在于促进公众利益而非惩罚社会任何一个个体。 举例说，现代的公共卫生讨论多提倡家居隔离，以减少对公营医疗资源的负担，同时减少限制个人自由，避免中央隔离的去人性化环境。当然家居隔离亦会突显弱势家庭空间不足，也会让同住者暴露于感染风险中。

然而，在疫情持续差不多两年的今天，防疫网仍要跟最初撒得一样大吗？长期收窄的防疫网将对社会人身自由及信任造成伤害，防疫手段在追求安全的同时也要考虑其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类似的讨论在入境隔离措施、旅游自由、防疫法例罚则等方面不厌百谈。政府的防疫决定不断反映其如何取舍社会各种价值，而以惩罚为主的防疫政策显然并不能令人民在抗疫的持久战中得到快乐。

第五，市民也关注防疫科技带来的个人自由及私隐问题。香港最近就强制市民进出餐厅食肆及其他表列处所时必须使用“安心出行”，也开放登记健康码准备与内地通关，引起政府透过手提电话应用程序监控市民的质疑。

虽然，根据《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调查，在不少以民主及人权见称的社会，都被发现在疫情期间透过应用程序搜集手机数据研究市民行踪。举例说，台湾就透过“电子围篱”监测隔离民众行踪，英国政府亦采用苹果(Apple)与谷歌(Google)合作开发的程序打造肺炎接触者的追踪模式，美国也有类似系统，以大数据分析感染者的接触史。

但是这些追踪患者资料的应用程序在私隐条例相对先进及透明的欧美国家引起莫大争议，公众特别争论追踪技术应以“中心化”还是“去中心化”储存用户资料。前者重视资料搜集，所有用家资料上载到中央资料库进行分析，支持者通常相信这种中央处理手有助专家了解疫情，方便政府决策；后者则强调私隐的重要性，希望中央资料库可以把相关信息下载到用家手提电话，所有资料分析在用家手机完成，支持者认为在围堵疫情同时亦应最小化了资料的搜集，减少对个人自由的侵入性伤害。

然而在香港，2020年开始实施的《国安法》已令公民社会失语，任何香港市民就算对防疫科技存有疑问，也难以挑战政府决定，在防疫科技引起私隐及监控问题的同时，香港的言论自由正在收窄，，在透明度不足的情况下，市民将难以在公共空间讨论防疫政策，亦难以知道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样的社会失语状态在疫苗政策中亦有发生，而情况在政府减少公布疫苗副作用的统计数字后尤其严重。信息的垄断亦意味著信息的消失。

港府防疫思路仍是功利计算

就著上述几点，我们不难明白市民为何对防疫政策反感：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其实仍然脱离不了资本主义的影子，其中不少计算都充斥著功利主义，认为愈多人免于疫症威胁就愈接近社会公义，亦不断把市民个人健康及防疫行为收进防疫网中，公共卫生政策沟通不得人心，也常常让人看到自相矛盾的政策逻辑，这种充权当然与个人自由及公平产生冲突。尤其是香港的三权分立已变成中央集权，民意不在重要，市民如何可能放心将社会整个防疫政策的管理权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上呢？

在一个失去了各项政治权利，失去了信息透明，失去了立场平衡的公共场域，政府充其量是在公领域的各个关口进行封锁，限制人的聚集、限制人的自由，而至于防疫中的人是否幸福快乐，不是这些防疫政策会考虑的因素——人们的反感及反弹也已经清楚彰显这一点了。

回过头看《经济学人》的“全球正常化指数”，其实分数高低和防疫成绩无关，防疫好的地区不见得排名高，他们说的“正常”，不过是说一个社会愿意牺牲多少来换取以往的“正常生活”。如此说来，我们还要说服自己香港一切如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