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学者粉圈、民粹动员与流量经济：当民族主义学者沈逸“网暴”胡锡进

【编按】：近日趁著印度疫情二次大爆发，中共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在5月1日上载一张题为“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的图片，图中包涵中国发射火箭和身著防护服的印度人执行火葬的画面，被认为是在讽刺印度抗疫不力。该微博随后被主动删除，但事件引起争论，包括《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认为这条微博不合时宜。然而，胡锡进随后被网红学者沈逸“狙击”，胡更被沈逸粉丝及一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围攻，指他是“公知和推墙派”，“伪装成爱国者”。

这件事在中国近年的舆论场上堪称一个小高潮，而且还在持续延烧。而在民族主义、流量经济、粉圈文化高度渗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网络生活的背景下，这件事也是众多荒谬现实之一而已。支持与举报通常仅一线之隔，体制维护者与反体制者的定义更为模糊，而民族主义则以多元、新鲜的面貌出现，传统的舆论场、媒体和学界，也就此出现了更为互相牵制、更有影响力的变体。本周，端传媒将推出三篇文章分析这种中国现状，本篇为第一篇，探讨流量、学界与粉圈的交织。下一篇将探讨国家主义的分裂。敬请留意。

中印“点火”之争灼热，复旦大学“网红”教授、观察者网和《环球时报》等媒体的主笔、一向以鲜明直接的民族主义立场著称的沈逸，日前发布了一条支持政法委争议言论的微博。沈逸表示这是对印度“妖艳贱货做派”的正常回应，并斥责反对这条微博的人为“圣母婊”。

沈逸的微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回应，其中就包括《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网友暱称为老胡）。在他“与沈逸教授商榷”的微博中，老胡表示虽然普通中国人没必要做“圣母婊”，但政法委作为中国官方机构“必须克制”，应当“高举人道主义的大旗”，“将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德的高地上”。

其实并不需要深入的文本分析就可以知道，老胡和沈逸在根本的立场上并无分歧。老胡并不否认对印度表示同情是“圣母婊”行为，也并不认为人道主义是真实的情感，他所说的“高举大旗”仅仅是出于维持中国国际形象的战略考虑。以这样的方式，老胡看起来“中肯”，但同时可以并不失掉自己爱国主义的底色，仍然迎合着《环球时报》的基本读者群，即崇尚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者。

然而即使如此，老胡仍然受到了大量来自民族主义者的围攻。沈逸在后续微博中表示，欧美国家不会因为中国人道主义的表态就善待中国，并称这样的人道主义表态是一种“抖M玩法”。沈逸的粉丝们冲击老胡和《环球时报》一些记者的微博，用老胡本人的话说，“试图证明环球时报的‘变节’和对国家的‘不忠诚’”。截至本文发稿前，甚至有环时的记者被狙击为“港独”。

舆论的荒谬变化背后，固然是近年来网络环境急剧变化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媒体经济模式的发展，导致追求流量的媒体与民族主义的网民相互反哺。媒体如何生产、利用媒体人和学者，成为推进民族主义舆论进程的重要一环。在这一场中国单方面发起的中印之争中，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流量学者”沈逸们

前所未见的“学者粉圈”，不仅成为民族主义学者的坚实后盾，并且成为舆论场上的新兴力量，以至于可以“网暴”正局级干部胡锡进。

这并非沈逸第一次引起争议。去年，沈逸曾因为在微博下挂出一位与自己观点稍有不合的女生的真实身份，而引起舆论反弹，其时就有不少网友表示他应当退出微博。沈逸虽然事后向这位女生道歉，但他一贯的“直爽”作风并没有改变。

事实上，长期以来，区分沈逸与老胡等其他民族主义人士的，正是他在公开言论的用词方面的直接、暴露，擅长吸纳时下流行的网络表达，并与网友互动、调动网民情绪。这从他对印度所使用的“圣母婊”、“妖艳贱货”、“抖M”等词语中便可以轻易看出。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走红，其实正类似于他在自己的文章和视频节目中经常批评的特朗普。

在沈逸挂人事件后，很多他的粉丝表示曝光“素人”身份令沈逸形象“破灭”，指他没有表现出一个明星人物应有的风度。但也有沈逸的粉丝表示，有形象破灭之感是因为“神化”了这位教授。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要求意见领袖像娱乐界爱豆一样维持自己的良好形象，还有人语重心长地提醒其他人“理智追星”。

这些关于沈逸公众形象的讨论，无法让人不想到娱乐界粉丝对娱乐明星的形象要求，也正体现出，沈逸的确已经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粉丝圈子。

不知已经消失于主流媒体的胡鞍钢此时会不会感到一丝懊恼，早知当网红如此轻松，何必还要挤破脑袋去当国师？

与沈逸的活跃形成某种讽刺性对比的，则是另一位以民族主义立场著称的学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后者因于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在多个场合宣称中国国力已经超越美国，而被清华校友的联署公开信要求解雇，此后虽未被清华大学处理，但却消失于主流媒体之中。

胡鞍钢的前番遭遇仿佛在提醒后来的民族主义学者，即使是举足轻重的“国师”身份，也未必能够在舆情事件面前充当免死金牌。然而虽然只是短短两三年，时代却好似已经不同了。无论是这次掀起波澜的沈逸，还是同为“网红”的金灿荣、张维为等人，他们的言辞往往比胡鞍钢当年还要夸张许多，并且虽然时常造成热烈讨论和争议，却远没有被舆论追打之势。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另一点是，沈逸等学者，现在拥有远大于从前任何学者的群众基础，甚至拥有堪比娱乐明星的“粉圈”支持。正是这样前所未见的“学者粉圈”，不仅成为民族主义学者的坚实后盾，并且成为舆论场上的新兴力量，以至于可以“网暴”正局级干部胡锡进。

学者粉圈：媒体的造星模式

观察者网自2016年开始重点推出沈逸，开始炒作他对美国政治的时评分析，显然是为了他的眼球效应，而非因为他的学术能力。

诚然，沈逸首要吸引众多粉丝的，是他的知识与观点。然而在知识与观点背后，知识经济的运作模式正在大量参考娱乐经纪的模式，让知识交流平台成为一种新的造星平台。正是这样的运作模式，让沈逸这些学界后起之秀，享受到了前辈民族主义学者们无法享受到的人气和资源。

以沈逸为例，他的爆红是在2016年中段，从他成功预测当时不被看好的特朗普将会当选美国总统开始。在这之前，沈逸极少写作关于美国政治的内容。实际上，他的本职研究既无关美国政治，也很少关于国际关系，而是聚焦于一个国内政治的热点领域——网络空间治理与网络安全。

在2016年之前，他在观察者网的专栏只有几篇关于网络治理的文章，阅读量都没有达到十万级别。即使在2016年他暴得大名以后，沈逸在学术期刊上也很少发表关于国际政治的相关文章，其学术发表仍然集中于网络治理领域。只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沈逸在各媒体平台，尤其是观察者网上，开始全力扮演美国问题专家的角色。在2016年之后，关于美国政治的内容占据了他文章和视频节目的绝大部分，而关于网络治理的内容不仅数量变得稀少，点击量也远逊于前者。

沈逸成功转型的最大推手，除了他本人，是观察者网。作为民族主义阵营中可以与《环球时报》相竞争的首要平台，观察者网在媒体经济的许多方面都走在大陆媒体的最前列。与《环球时报》或其他较传统的媒体不同，观察者网出品的内容往往不是以记者进行采编写作、编辑进行统编的合作形式。相反，观察者网的文字内容主要来自外部约稿，编辑部自己的稿件往往仅限于加入自身观点的消息汇编。而在其视频平台上，观察者网（以及2016年独立出来的观视频）则多以更小的节目工作室为单位，让节目制作人和主播成为节目中的最大明星。与传统媒体突出媒体品牌不同，这些节目并不突出他们作为观察者网的记者/编辑身份，而是突出他们的个人身份与个人观点。

观察者网出品节目的形式，让个人最大程度地曝光在镜头前，有利于培养出更具有人气的“网红”型媒体人。许多观察者网的主播，比如马前卒、王骁、董佳宁等，都已经在中国互联网上享有鼎鼎大名。与之相比，同等级别的曝光量，在《环球时报》中，基本就只有主编老胡一人享有。

因此，很多观察者网的观众并不是泛泛地关注观察者网这个平台，而是专注于某一位主播、某一个栏目。因此，2020年底，王骁将要离开观察者网的消息就曾在观察者网观众群体中引发不小的轰动，有些人因此而看衰观察者网。一位人气主播的离开，必然会给平台带来重大损失；而相应地，人气主播在节目中的出现，也会急剧拉动平台的流量，带动全平台的收益。可以说，观察者网的运营模式，其核心内容就在于“造星”，或者说“孵化网红”。

而观察者网内部，沈逸是流量大咖之一。在观察者网的bilibili频道，他关于美国政治史的付费课程（价值108元）“白宫里的主角们”，在本文写作时，已获得愈1100万累计播放量，完全付费部分的单集播放量超过35万；而他个人帐号的微博粉丝则达到119万。
沈逸的明星效应，固然是因为他具有其他观察者网主播所不具有的学者身份。在观众群体中，沈逸的视频以“干货多”、“知识点集中”而著名，沈逸也因此被观众称为“压缩饼干”。

“学者”称号却是一个光彩照人的“人设”，让他能够区别于其他流量型主播，并给自己的栏目披上“理性客观”的外皮，从而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但实际上，这样一位并非以研究美国为主业的学者，在他关于美国政治的论述中，更多是从外部观察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大战略，而这一观察又依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臆测，与其他主流民族主义者一样，围绕着“美国霸权衰落”、 “西方民主衰落”、“美国遏制中国”这三个主要论点展开。

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权力机构、选举等方面，沈逸很少涉及，分析也浅尝辄止，无非是“旋转门”等入门理论，加上“政客短期利益vs国家长期战略”之类的陈词滥调，最后还都要回到“遏制中国”、“颜色革命”的落脚点上。可以说，沈逸在美国政治领域的专业素养，并不显著强于他在观察者网的非学者同行。

观察者网自2016年开始重点推出沈逸，开始炒作他对美国政治的时评分析，显然是为了他的眼球效应，而非因为他的学术能力。这种眼球效应不仅是以他对特朗普当选的成功预测作为跳板，并且也是基于他素来在社交网络上出言不逊，善于调动情绪。这样的风格意味着，即使他作为专家学者不具有高超的水平，但作为流量明星，他却可以迅速吸引大量看客，并由此为平台赚取流量和营收。

在2020年，沈逸“下场”与肖战粉进行对骂，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度。无论他是否有意为之，参与流行文化中的唇枪舌剑，对于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红”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同时，“学者”称号却是一个光彩照人的“人设”，让他能够区别于其他流量型主播，并给自己的栏目披上“理性客观”的外皮，从而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民粹动员：内外的危险

与娱乐明星不同，明星学者所需要的出位不是绯闻或者组CP卖腐，而是通过不断极端化的民族主义、煽动性的排外主张、对国际局势危言耸听，把新老观众吸引到自己的节目中来。

可以说，沈逸既是“流量型学者”的代表，也是“学者型明星”中的佼佼者。其首要身份是流量明星，而学者只是明星的人设。作为流量明星，通过不断在社交媒体上的出位言论获得新的关注，自然是常规操作。一旦选择了成为“流量型学者”，他就既不可能做出认真严肃的学术，也不可能生产出“国师”级别的政策研究，而需要把大量时间花在社交媒体上，与粉丝互动、与对家撕逼，不断制造新的舆论话题，提升自己和平台的热度。

而与娱乐明星不同，明星学者所需要的出位不是绯闻或者组CP卖腐，而是通过不断极端化的民族主义、煽动性的排外主张、对国际局势危言耸听，把新老观众吸引到自己的节目中来。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网络流量的经济效益在媒体行业中也日益显著。可以预见，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出位言论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西方言论自由比中国少很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张维为、金灿荣们说出的这些内容在胡鞍钢时期都是无法想像的，但今天都已被大家习以为常了。

或许是被民族主义热情冲昏了头脑，但或许也是在“想红”的压力之下，这些学者们也时常会发出诸如“中国一天就可以打下台湾”、“中国可以一天摧毁美军在东亚的军事基地”这样的鹰派言论。这让人不得不担心，身为学者的他们，真的可以对这些在网络媒体环境之下产生出的言论负责吗？他们可以对政策的实施负责吗？

毫无疑问，沈逸一类学者从来没有想过去当“国师”，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指点江山。以沈逸来说，他开始评论国际政治，大部分是经济效益的驱使，并且他也从没有在这一方面进行过认真踏实的研究。金灿荣、张维为等人，也是“明星”身份多于“学者”，未必能在学术领域中具有积极正面的威望。

民族主义媒体环境中的学者能否影响社会乃至政治趋势，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警惕的问题。

然而尽管如此，民族主义媒体环境中的学者能否影响社会乃至政治趋势，仍然是一个需要认真警惕的问题。

而这一问题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是网络舆论的力量能否作用于政策制定；第二是，那些真正有意于影响政策制定的学者智囊，会不会为了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而借用民粹动员，或者随着舆论的水涨船高，让自己本该更负责任的声音极端化？

就第一点而言，重要的并不是民族主义舆论所能达到的上限，而是其所能容忍的下限。网络环境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底线”不断被拉高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反对的声音不断被清除出中国网络，什么算是“辱华”、什么算是“港独”、什么算是“公知”，其标准都有了大幅度的变化，网民对于各种言论都越来越吹毛求疵，举报行为也越来越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涉外宣传工作的从业者，不得不将犯错误、被举报的风险纳入自己日常工作的考虑之中。一种极端的情况是，一些民族主义者自发组织监督涉外宣传的微信群，集体举报他们认为突破民族主义“底线”的内容。虽然这类举报的处理都是不透明的，但体制内工作者往往因为畏惧举报的风险，而在国内外社交媒体上使用强硬和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进行宣传。

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对外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很大程度上就受到国内民族主义舆论的影响。当老胡也因为自己“中肯”的言论而“被公知”之时，这种危险已经变得再明显不过。老胡可以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让自己屹立不倒，但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基层编辑和记者身上，处罚他们就会是某些媒体在舆论场中避祸的最简单方法。而如果国内民族主义舆论持续升温，这样的影响会越来越严重，也会形成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恶性循环。

而另一个更容易忽视的隐性危险因素在于，以吸引流量为第一目的的媒体经济和知识经济，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在观察者网的竞争压力之下，《环球时报》的盈利能力已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前者的主要受众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而后者的主要受众群体则是中年人。前者不仅更容易为知识付费的潮流买账，也在舆论场上更为活跃，声势更大；而后者中的很多人还在以订阅纸质报刊的方式进行阅读，较难参与互联网经济和网络讨论。

想必很多学者都已经意识到，无论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还是更广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尤其是要在青年一代中获得影响力和追随者，只依赖学术作品和传统媒体，已经跟不上时代，会被别的学者甩在后面。

国师的顺风车：变体沈逸

这些学者中曝光量较大的一些已经逐渐积累了自己的“粉圈”，对学者个人进行吹捧，对负面评论进行围攻，甚至会因为有人将某学者与其他学者进行比较而引发学者的“粉圈大战”。

因此不难理解，今天打开观察者网和观视频，它们已不再被沈逸、张维为这些“网红”所垄断。很多此前较为低调的“学术大佬”，如温铁军、韩毓海、王绍光、戴锦华等，都频繁出现在这些频道上，与受众分享知识和人生经验。这些人有些此前已处于中国学术圈象牙塔顶端，有的则更倾向于政策制定的“国师”路线。他们与观察者网的联系多种多样，有的共享着国家主义的倾向，有的则在反美反霸权问题上与观察者网找到共鸣。

但毫无疑问，观察者网这样的民族主义平台并不能容得下哪怕一点点学术讨论。不久前观察者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一位作者试图驳斥“西方伪史论”，虽然小心翼翼地将这一讨论包裹在“文化自信”的政治正确之中，但仍然遭到了评论区一边倒的无情嘲讽。
无论如何，既然来到了观察者网，就要接受观察者网的编辑、剪辑、标题和问题，就要接受观察者网受众的凝视与拷问。他们自己的观点和问题意识，也必然会在动辄十万加的点击之中发生摇摆和扭曲。

这意味着，即使这些学者能够争取到相对于平台的最大限度自主，也仍然会受到后者和后者的观众群体的意识形态左右（何况这些学者有时自身的意识形态也与后者相差不大），成为“沈逸现象”的一个变体。

举例来看，如果说历来以“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为论述之本的王绍光用这一概念为“前三十年”背书纯属意料之中，那么本来对国际政治毫无著述的他在观察者网大谈美国问题和西方民主衰败，则更有可能是对这一观众最喜闻乐见话题的投机与迎合；而无论传播学者赵月枝在撰文反对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之时动机多么正义，当她接受观察者网将标题拟为“本该用来抗疫的传播资源，都被特朗普拿来抹黑中国了”的时候，该文也就变成了民族主义狂欢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从一些弹幕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中曝光量较大的一些已经逐渐积累了自己的“粉圈”，对学者个人进行吹捧，对负面评论进行围攻，甚至会因为有人将某学者与其他学者进行比较而引发学者的“粉圈大战”。这些人追捧“学者”的身份和人设，但其中很多人又并不熟悉学者本职研究，只看过他们网络言论，并且根据后者对学者的研究建立了大多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的预期。违背这些预期无疑带有一定风险，而很多学者出于现实考虑或自身对民族主义的拥护，也并没有违背它们的意愿。

对很多学者而言，即使他们习惯了把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到头来，搭上资本的便车，却成为了他们获取资源和影响力的不二选择。

当然，这些学者尚未转型成纯粹的“流量型学者”，而成为网红也并不需要你是一个学术大佬，这些人的平均点击量还都远低于沈逸。但危险也正在于此：当他们接受着民族主义舆论场洗礼的同时，仍然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乃至一定的政策影响力。

当新左派学者汪晖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称，“这是媒体的时代，也是需要反媒体的时代”时，不知他有没有感到一种巨大的讽刺压在胸口。也不知已经消失于主流媒体的胡鞍钢此时会不会感到一丝懊恼，早知当网红如此轻松，何必还要挤破脑袋去当国师？一定程度上，这并非学者个人的问题，而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最新形势。

对很多学者而言，即使他们习惯了把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到头来，搭上资本的便车，加入媒体行业的资产大鳄观察者网，接受观察者网平台为自己的受众量身定做的包装，用反资本主义的说辞吸民族主义的粉，为平台赚取利润，却成为了他们获取资源和影响力的不二选择。

又或许，一些人所说的“反对资本主义”，从来都只存在于“中美”、“敌我”的划分之中，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