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學者粉圈、民粹動員與流量經濟：當民族主義學者沈逸「網暴」胡錫進

【編按】：近日趁著印度疫情二次大爆發，中共中央政法委新聞網站官方微博「中國長安網」，在5月1日上載一張題為「中國點火VS印度點火」的圖片，圖中包涵中國發射火箭和身著防護服的印度人執行火葬的畫面，被認為是在諷刺印度抗疫不力。該微博隨後被主動刪除，但事件引起爭論，包括《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認為這條微博不合時宜。然而，胡錫進隨後被網紅學者沈逸「狙擊」，胡更被沈逸粉絲及一些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圍攻，指他是「公知和推牆派」，「偽裝成愛國者」。

這件事在中國近年的輿論場上堪稱一個小高潮，而且還在持續延燒。而在民族主義、流量經濟、粉圈文化高度滲透在中國年輕一代的網絡生活的背景下，這件事也是眾多荒謬現實之一而已。支持與舉報通常僅一線之隔，體制維護者與反體制者的定義更為模糊，而民族主義則以多元、新鮮的面貌出現，傳統的輿論場、媒體和學界，也就此出現了更為互相牽制、更有影響力的變體。本週，端傳媒將推出三篇文章分析這種中國現狀，本篇為第一篇，探討流量、學界與粉圈的交織。下一篇將探討國家主義的分裂。敬請留意。

中印「點火」之爭灼熱，復旦大學「網紅」教授、觀察者網和《環球時報》等媒體的主筆、一向以鮮明直接的民族主義立場著稱的沈逸，日前發布了一條支持政法委爭議言論的微博。沈逸表示這是對印度「妖豔賤貨做派」的正常回應，並斥責反對這條微博的人為「聖母婊」。

沈逸的微博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回應，其中就包括《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網友暱稱為老胡）。在他「與沈逸教授商榷」的微博中，老胡表示雖然普通中國人沒必要做「聖母婊」，但政法委作為中國官方機構「必須剋制」，應當「高舉人道主義的大旗」，「將中國社會牢牢置於道德的高地上」。

其實並不需要深入的文本分析就可以知道，老胡和沈逸在根本的立場上並無分歧。老胡並不否認對印度表示同情是「聖母婊」行為，也並不認為人道主義是真實的情感，他所說的「高舉大旗」僅僅是出於維持中國國際形象的戰略考慮。以這樣的方式，老胡看起來「中肯」，但同時可以並不失掉自己愛國主義的底色，仍然迎合着《環球時報》的基本讀者群，即崇尚大國崛起的民族主義者。

然而即使如此，老胡仍然受到了大量來自民族主義者的圍攻。沈逸在後續微博中表示，歐美國家不會因為中國人道主義的表態就善待中國，並稱這樣的人道主義表態是一種「抖M玩法」。沈逸的粉絲們衝擊老胡和《環球時報》一些記者的微博，用老胡本人的話說，「試圖證明環球時報的『變節』和對國家的『不忠誠』」。截至本文發稿前，甚至有環時的記者被狙擊為「港獨」。

輿論的荒謬變化背後，固然是近年來網絡環境急劇變化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媒體經濟模式的發展，導致追求流量的媒體與民族主義的網民相互反哺。媒體如何生產、利用媒體人和學者，成為推進民族主義輿論進程的重要一環。在這一場中國單方面發起的中印之爭中，這一點表現得淋漓盡致。

「流量學者」沈逸們

前所未見的「學者粉圈」，不僅成為民族主義學者的堅實後盾，並且成為輿論場上的新興力量，以至於可以「網暴」正局級幹部胡錫進。

這並非沈逸第一次引起爭議。去年，沈逸曾因為在微博下掛出一位與自己觀點稍有不合的女生的真實身份，而引起輿論反彈，其時就有不少網友表示他應當退出微博。沈逸雖然事後向這位女生道歉，但他一貫的「直爽」作風並沒有改變。

事實上，長期以來，區分沈逸與老胡等其他民族主義人士的，正是他在公開言論的用詞方面的直接、暴露，擅長吸納時下流行的網絡表達，並與網友互動、調動網民情緒。這從他對印度所使用的「聖母婊」、「妖豔賤貨」、「抖M」等詞語中便可以輕易看出。他在社交媒體上的走紅，其實正類似於他在自己的文章和視頻節目中經常批評的特朗普。

在沈逸掛人事件後，很多他的粉絲表示曝光「素人」身份令沈逸形象「破滅」，指他沒有表現出一個明星人物應有的風度。但也有沈逸的粉絲表示，有形象破滅之感是因為「神化」了這位教授。他們認為沒有必要要求意見領袖像娛樂界愛豆一樣維持自己的良好形象，還有人語重心長地提醒其他人「理智追星」。

這些關於沈逸公眾形象的討論，無法讓人不想到娛樂界粉絲對娛樂明星的形象要求，也正體現出，沈逸的確已經建立起了以自己為核心的粉絲圈子。

不知已經消失於主流媒體的胡鞍鋼此時會不會感到一絲懊惱，早知當網紅如此輕鬆，何必還要擠破腦袋去當國師？

與沈逸的活躍形成某種諷刺性對比的，則是另一位以民族主義立場著稱的學者，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後者因於2018年中美貿易戰期間在多個場合宣稱中國國力已經超越美國，而被清華校友的聯署公開信要求解僱，此後雖未被清華大學處理，但卻消失於主流媒體之中。

胡鞍鋼的前番遭遇彷彿在提醒後來的民族主義學者，即使是舉足輕重的「國師」身份，也未必能夠在輿情事件面前充當免死金牌。然而雖然只是短短兩三年，時代卻好似已經不同了。無論是這次掀起波瀾的沈逸，還是同為「網紅」的金燦榮、張維為等人，他們的言辭往往比胡鞍鋼當年還要誇張許多，並且雖然時常造成熱烈討論和爭議，卻遠沒有被輿論追打之勢。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另一點是，沈逸等學者，現在擁有遠大於從前任何學者的群眾基礎，甚至擁有堪比娛樂明星的「粉圈」支持。正是這樣前所未見的「學者粉圈」，不僅成為民族主義學者的堅實後盾，並且成為輿論場上的新興力量，以至於可以「網暴」正局級幹部胡錫進。

學者粉圈：媒體的造星模式

觀察者網自2016年開始重點推出沈逸，開始炒作他對美國政治的時評分析，顯然是為了他的眼球效應，而非因為他的學術能力。

誠然，沈逸首要吸引眾多粉絲的，是他的知識與觀點。然而在知識與觀點背後，知識經濟的運作模式正在大量參考娛樂經紀的模式，讓知識交流平台成為一種新的造星平台。正是這樣的運作模式，讓沈逸這些學界後起之秀，享受到了前輩民族主義學者們無法享受到的人氣和資源。

以沈逸為例，他的爆紅是在2016年中段，從他成功預測當時不被看好的特朗普將會當選美國總統開始。在這之前，沈逸極少寫作關於美國政治的內容。實際上，他的本職研究既無關美國政治，也很少關於國際關係，而是聚焦於一個國內政治的熱點領域——網絡空間治理與網絡安全。

在2016年之前，他在觀察者網的專欄只有幾篇關於網絡治理的文章，閲讀量都沒有達到十萬級別。即使在2016年他暴得大名以後，沈逸在學術期刊上也很少發表關於國際政治的相關文章，其學術發表仍然集中於網絡治理領域。只是在特朗普當選總統後，沈逸在各媒體平台，尤其是觀察者網上，開始全力扮演美國問題專家的角色。在2016年之後，關於美國政治的內容佔據了他文章和視頻節目的絕大部分，而關於網絡治理的內容不僅數量變得稀少，點擊量也遠遜於前者。

沈逸成功轉型的最大推手，除了他本人，是觀察者網。作為民族主義陣營中可以與《環球時報》相競爭的首要平台，觀察者網在媒體經濟的許多方面都走在大陸媒體的最前列。與《環球時報》或其他較傳統的媒體不同，觀察者網出品的內容往往不是以記者進行採編寫作、編輯進行統編的合作形式。相反，觀察者網的文字內容主要來自外部約稿，編輯部自己的稿件往往僅限於加入自身觀點的消息彙編。而在其視頻平台上，觀察者網（以及2016年獨立出來的觀視頻）則多以更小的節目工作室為單位，讓節目製作人和主播成為節目中的最大明星。與傳統媒體突出媒體品牌不同，這些節目並不突出他們作為觀察者網的記者/編輯身份，而是突出他們的個人身份與個人觀點。

觀察者網出品節目的形式，讓個人最大程度地曝光在鏡頭前，有利於培養出更具有人氣的「網紅」型媒體人。許多觀察者網的主播，比如馬前卒、王驍、董佳寧等，都已經在中國互聯網上享有鼎鼎大名。與之相比，同等級別的曝光量，在《環球時報》中，基本就只有主編老胡一人享有。

因此，很多觀察者網的觀眾並不是泛泛地關注觀察者網這個平台，而是專注於某一位主播、某一個欄目。因此，2020年底，王驍將要離開觀察者網的消息就曾在觀察者網觀眾群體中引發不小的轟動，有些人因此而看衰觀察者網。一位人氣主播的離開，必然會給平台帶來重大損失；而相應地，人氣主播在節目中的出現，也會急劇拉動平台的流量，帶動全平台的收益。可以說，觀察者網的運營模式，其核心內容就在於「造星」，或者說「孵化網紅」。

而觀察者網內部，沈逸是流量大咖之一。在觀察者網的bilibili頻道，他關於美國政治史的付費課程（價值108元）「白宮裏的主角們」，在本文寫作時，已獲得愈1100萬累計播放量，完全付費部分的單集播放量超過35萬；而他個人帳號的微博粉絲則達到119萬。
沈逸的明星效應，固然是因為他具有其他觀察者網主播所不具有的學者身份。在觀眾群體中，沈逸的視頻以「乾貨多」、「知識點集中」而著名，沈逸也因此被觀眾稱為「壓縮餅乾」。

「學者」稱號卻是一個光彩照人的「人設」，讓他能夠區別於其他流量型主播，並給自己的欄目披上「理性客觀」的外皮，從而產生持久的吸引力。

但實際上，這樣一位並非以研究美國為主業的學者，在他關於美國政治的論述中，更多是從外部觀察美國作為一個整體的大戰略，而這一觀察又依賴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臆測，與其他主流民族主義者一樣，圍繞着「美國霸權衰落」、 「西方民主衰落」、「美國遏制中國」這三個主要論點展開。

至於美國國內的政治結構、權力機構、選舉等方面，沈逸很少涉及，分析也淺嘗輒止，無非是「旋轉門」等入門理論，加上「政客短期利益vs國家長期戰略」之類的陳詞濫調，最後還都要回到「遏制中國」、「顏色革命」的落腳點上。可以說，沈逸在美國政治領域的專業素養，並不顯著強於他在觀察者網的非學者同行。

觀察者網自2016年開始重點推出沈逸，開始炒作他對美國政治的時評分析，顯然是為了他的眼球效應，而非因為他的學術能力。這種眼球效應不僅是以他對特朗普當選的成功預測作為跳板，並且也是基於他素來在社交網絡上出言不遜，善於調動情緒。這樣的風格意味着，即使他作為專家學者不具有高超的水平，但作為流量明星，他卻可以迅速吸引大量看客，並由此為平台賺取流量和營收。

在2020年，沈逸「下場」與肖戰粉進行對罵，就獲得了巨大的關注度。無論他是否有意為之，參與流行文化中的脣槍舌劍，對於社交媒體時代的「網紅」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同時，「學者」稱號卻是一個光彩照人的「人設」，讓他能夠區別於其他流量型主播，並給自己的欄目披上「理性客觀」的外皮，從而產生持久的吸引力。

民粹動員：內外的危險

與娛樂明星不同，明星學者所需要的出位不是緋聞或者組CP賣腐，而是通過不斷極端化的民族主義、煽動性的排外主張、對國際局勢危言聳聽，把新老觀眾吸引到自己的節目中來。

可以說，沈逸既是「流量型學者」的代表，也是「學者型明星」中的佼佼者。其首要身份是流量明星，而學者只是明星的人設。作為流量明星，通過不斷在社交媒體上的出位言論獲得新的關注，自然是常規操作。一旦選擇了成為「流量型學者」，他就既不可能做出認真嚴肅的學術，也不可能生產出「國師」級別的政策研究，而需要把大量時間花在社交媒體上，與粉絲互動、與對家撕逼，不斷製造新的輿論話題，提升自己和平台的熱度。

而與娛樂明星不同，明星學者所需要的出位不是緋聞或者組CP賣腐，而是通過不斷極端化的民族主義、煽動性的排外主張、對國際局勢危言聳聽，把新老觀眾吸引到自己的節目中來。

在「流量為王」的時代，網絡流量的經濟效益在媒體行業中也日益顯著。可以預見，在這樣的形勢下，對於出位言論的需求會越來越多。「雙贏就是中國贏兩次」、「西方言論自由比中國少很多」、「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外國」，張維為、金燦榮們說出的這些內容在胡鞍鋼時期都是無法想像的，但今天都已被大家習以為常了。

或許是被民族主義熱情衝昏了頭腦，但或許也是在「想紅」的壓力之下，這些學者們也時常會發出諸如「中國一天就可以打下台灣」、「中國可以一天摧毀美軍在東亞的軍事基地」這樣的鷹派言論。這讓人不得不擔心，身為學者的他們，真的可以對這些在網絡媒體環境之下產生出的言論負責嗎？他們可以對政策的實施負責嗎？

毫無疑問，沈逸一類學者從來沒有想過去當「國師」，為國家的大政方針指點江山。以沈逸來說，他開始評論國際政治，大部分是經濟效益的驅使，並且他也從沒有在這一方面進行過認真踏實的研究。金燦榮、張維為等人，也是「明星」身份多於「學者」，未必能在學術領域中具有積極正面的威望。

民族主義媒體環境中的學者能否影響社會乃至政治趨勢，仍然是一個需要認真警惕的問題。

然而儘管如此，民族主義媒體環境中的學者能否影響社會乃至政治趨勢，仍然是一個需要認真警惕的問題。

而這一問題取決於兩個因素，第一是網絡輿論的力量能否作用於政策制定；第二是，那些真正有意於影響政策制定的學者智囊，會不會為了獲得更大的影響力而借用民粹動員，或者隨着輿論的水漲船高，讓自己本該更負責任的聲音極端化？

就第一點而言，重要的並不是民族主義輿論所能達到的上限，而是其所能容忍的下限。網絡環境不斷變化的過程，其實是一個「底線」不斷被拉高的過程。近年來，隨着反對的聲音不斷被清除出中國網絡，什麼算是「辱華」、什麼算是「港獨」、什麼算是「公知」，其標準都有了大幅度的變化，網民對於各種言論都越來越吹毛求疵，舉報行為也越來越頻繁。

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尤其是涉外宣傳工作的從業者，不得不將犯錯誤、被舉報的風險納入自己日常工作的考慮之中。一種極端的情況是，一些民族主義者自發組織監督涉外宣傳的微信群，集體舉報他們認為突破民族主義「底線」的內容。雖然這類舉報的處理都是不透明的，但體制內工作者往往因為畏懼舉報的風險，而在國內外社交媒體上使用強硬和意識形態化的語言進行宣傳。

在這樣的壓力下，中國對外發出什麼樣的信號，很大程度上就受到國內民族主義輿論的影響。當老胡也因為自己「中肯」的言論而「被公知」之時，這種危險已經變得再明顯不過。老胡可以用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讓自己屹立不倒，但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基層編輯和記者身上，處罰他們就會是某些媒體在輿論場中避禍的最簡單方法。而如果國內民族主義輿論持續升温，這樣的影響會越來越嚴重，也會形成媒體與受眾之間的惡性循環。

而另一個更容易忽視的隱性危險因素在於，以吸引流量為第一目的的媒體經濟和知識經濟，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進來。在觀察者網的競爭壓力之下，《環球時報》的盈利能力已經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其中的一個原因在於，前者的主要受眾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而後者的主要受眾群體則是中年人。前者不僅更容易為知識付費的潮流買賬，也在輿論場上更為活躍，聲勢更大；而後者中的很多人還在以訂閲紙質報刊的方式進行閲讀，較難參與互聯網經濟和網絡討論。

想必很多學者都已經意識到，無論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資源還是更廣地傳播自己的觀點，尤其是要在青年一代中獲得影響力和追隨者，只依賴學術作品和傳統媒體，已經跟不上時代，會被別的學者甩在後面。

國師的順風車：變體沈逸

這些學者中曝光量較大的一些已經逐漸積累了自己的「粉圈」，對學者個人進行吹捧，對負面評論進行圍攻，甚至會因為有人將某學者與其他學者進行比較而引發學者的「粉圈大戰」。

因此不難理解，今天打開觀察者網和觀視頻，它們已不再被沈逸、張維為這些「網紅」所壟斷。很多此前較為低調的「學術大佬」，如温鐵軍、韓毓海、王紹光、戴錦華等，都頻繁出現在這些頻道上，與受眾分享知識和人生經驗。這些人有些此前已處於中國學術圈象牙塔頂端，有的則更傾向於政策制定的「國師」路線。他們與觀察者網的聯繫多種多樣，有的共享着國家主義的傾向，有的則在反美反霸權問題上與觀察者網找到共鳴。

但毫無疑問，觀察者網這樣的民族主義平台並不能容得下哪怕一點點學術討論。不久前觀察者網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一位作者試圖駁斥「西方偽史論」，雖然小心翼翼地將這一討論包裹在「文化自信」的政治正確之中，但仍然遭到了評論區一邊倒的無情嘲諷。
無論如何，既然來到了觀察者網，就要接受觀察者網的編輯、剪輯、標題和問題，就要接受觀察者網受眾的凝視與拷問。他們自己的觀點和問題意識，也必然會在動輒十萬加的點擊之中發生搖擺和扭曲。

這意味着，即使這些學者能夠爭取到相對於平台的最大限度自主，也仍然會受到後者和後者的觀眾群體的意識形態左右（何況這些學者有時自身的意識形態也與後者相差不大），成為「沈逸現象」的一個變體。

舉例來看，如果說歷來以「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為論述之本的王紹光用這一概念為「前三十年」背書純屬意料之中，那麼本來對國際政治毫無著述的他在觀察者網大談美國問題和西方民主衰敗，則更有可能是對這一觀眾最喜聞樂見話題的投機與迎合；而無論傳播學者趙月枝在撰文反對特朗普的種族主義言論之時動機多麼正義，當她接受觀察者網將標題擬為「本該用來抗疫的傳播資源，都被特朗普拿來抹黑中國了」的時候，該文也就變成了民族主義狂歡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從一些彈幕和評論中可以看出，這些學者中曝光量較大的一些已經逐漸積累了自己的「粉圈」，對學者個人進行吹捧，對負面評論進行圍攻，甚至會因為有人將某學者與其他學者進行比較而引發學者的「粉圈大戰」。這些人追捧「學者」的身份和人設，但其中很多人又並不熟悉學者本職研究，只看過他們網絡言論，並且根據後者對學者的研究建立了大多是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的的預期。違背這些預期無疑帶有一定風險，而很多學者出於現實考慮或自身對民族主義的擁護，也並沒有違背它們的意願。

對很多學者而言，即使他們習慣了把反對西方資本主義掛在嘴邊，但到頭來，搭上資本的便車，卻成為了他們獲取資源和影響力的不二選擇。

當然，這些學者尚未轉型成純粹的「流量型學者」，而成為網紅也並不需要你是一個學術大佬，這些人的平均點擊量還都遠低於沈逸。但危險也正在於此：當他們接受着民族主義輿論場洗禮的同時，仍然具有較高的學術影響力乃至一定的政策影響力。

當新左派學者汪暉在觀察者網發表文章稱，「這是媒體的時代，也是需要反媒體的時代」時，不知他有沒有感到一種巨大的諷刺壓在胸口。也不知已經消失於主流媒體的胡鞍鋼此時會不會感到一絲懊惱，早知當網紅如此輕鬆，何必還要擠破腦袋去當國師？一定程度上，這並非學者個人的問題，而是知識經濟發展的最新形勢。

對很多學者而言，即使他們習慣了把反對西方資本主義掛在嘴邊，但到頭來，搭上資本的便車，加入媒體行業的資產大鱷觀察者網，接受觀察者網平台為自己的受眾量身定做的包裝，用反資本主義的說辭吸民族主義的粉，為平台賺取利潤，卻成為了他們獲取資源和影響力的不二選擇。

又或許，一些人所說的「反對資本主義」，從來都只存在於「中美」、「敵我」的劃分之中，不過是民族主義的另一個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