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山海情》剧评：盆景中的西海固扶贫史与扶贫验收的全民剧场

正午阳光出品的电视剧《山海情》自1月12日首播起，在豆瓣上收获了累计近30万网友平均9.4分的高分。虽然坐拥王牌编剧，且明星云集，《山海情》将扶贫这一看似贫瘠的话题通过网剧的形式取得了远超央视正剧的宣传效果，在流量上压过央视一套黄金档同期的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剧《跨过鸭绿江》，可谓是一场意外的宣发胜利。过于熟悉的抗美援朝剧情只是假借《上甘岭》重演同仇敌忾的翻新脚本，而《山海情》令泪点狂欢的方式则将抽象的扶贫数字和空洞的胜利口号，赋形于宁夏吊庄移民及福建对口援助这一国人并不特别熟悉的历史。但这是真实而铸自生命的历史，还是注定胜利的目的论？

《山海情》的情节围绕着年轻的扶贫干部马得福如何帮助其原生的涌泉村吊庄移民至闽宁村，并配合福建来的支援干部将菌草种菇等一系列扶贫政策落实在村民身上，穿插着得福的弟弟得宝种菇致富、青梅竹马水花的婚姻和白校长面临的乡村教育困境等剧情。

诸多网友的叫好和感动背后都有相似的框架，先是初识西海固人民贫苦生存状态的惊愕，再在帮助主演们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从国家基层干部的视角学习或复习90年代起的一些列政策，最终回落在剧目结尾时展现的小康生活和生态文明这一大写的时代主题中。难怪不乏网友以爽剧形容《山海情》。这一后视镜中的马赛克历史模糊地不仅是具体的人与事——毕竟这在电视剧凑典型的逻辑里较能被原谅，也隐去了吊庄移民故事中真正的主体——西海固的回民，以及这一主体在迁徙前后的心灵史和去与留。

暧昧的方言与失踪的回民

整部剧下来，无论是在90年代初的涌泉村还是2000年后的闽宁镇，几乎没有出现带白帽子或者回族特色头巾的人物。

《山海情》少见地出品了原声和配音两个版本。理由并不难理解，知名电视剧出品机构正午阳光习惯性地招募了包括黄轩、张嘉益、闫妮、热依扎、姚晨、陶红的大牌阵容，并搭配黄尧、白宇帆等年轻演员。但不同于此前正午阳光出品的《大江大河》，这部2018年爆款剧重演的改革开放故事所讲述的并不需要太具体的地理场景，《山海情》所勾连的历史有强烈的在地感。电视剧开头，主角们所居住的涌泉村地处虚构的海吉县。但海吉显而易见是海原和西吉这两个西海固行政县的融合（西海固的“固”代指市区所在地，相对发达的固原）。西海固处于黄土高原北部，坡陡壑深的六盘山腹地，黄河几字形回路刚好绕开的地区，缺水少树而旱渴荒凉，与“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宁北川区在自然风貌上差异极大。为配合这一堪称大众印象中“西北中的西北”的地理丰茂，为大牌们配上一口西北口音十分必要。而福建来的支援干部也被配上了福建各地的方言，和颇有喜剧效果的、带着莆田、福州、闽南口音的普通话。

语言上的差异是山海情深这一命题的必要条件。具体的情节设定上，也有福建支援干部向村民宣读扶贫政策（养菇和务工），但村民无法听懂、需要当地干部和教师翻译的桥段。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配音策略并未一开始就大获全胜，不少观众表示无法接受操着西北方言的黄轩与带有福建口音的姚晨。原声版的《山海情》即为应对这一水土不服而提前开好的药方。但随着口碑渐长，配音这一用以遮掩选角首鼠两端的策略，逐渐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观众普遍认可《山海情》因其口音而真实，但甚少有人指出这一拼凑出的真实背后房间里的大象——吊庄移民政策的回民主体。据1999年统计，西海固八县（除了西吉、海原、固原，还包括泾源、同心、盐池、彭阳和隆德）中，搬迁移民人口总数为29.38万人，其中回民占60.7%。《山海情》所述吊庄移民的起始地涌泉村所在海吉县的原型海原和西吉，搬迁回族占人口比例分别为70%和62%。而主角们移入、生活、建设的闽宁镇则是真实存在的示范性生态移民区。根据闽宁镇人民政府2012年工作总结，回族人口占83%。然而整部剧下来，无论是在90年代初的涌泉村还是2000年后的闽宁镇，几乎没有出现带白帽子或者回族特色头巾的人物。清真寺是回民社区的中心，也在整整23集内难觅踪迹。而据相关研究，起码至2015年，闽宁镇已经有了5座清真寺。

闽宁镇移民多属于因作家张承志《心灵史》一书而闻名的哲合忍耶门宦。这一苏菲教派自第一代导师“道祖太爷”马明心于18世纪从也门带回中国，屡遭清政府打压，但在西北的穷苦回民中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屡次起义。同治年间，第五代导师“十三太爷”马化龙于宁夏金积堡（今属宁夏吴忠）起兵抗清，最终不敌左宗棠，投降被杀。哲派回民多被清政府强制从宁夏川区迁徙至西海固山区。而第六代导师“沙沟太爷”马元章即在西吉的沙沟和西滩掌教，将哲合忍耶门宦重新复兴。

据相关研究介绍，因哲合忍耶门宦在川区（据闽宁镇一个小时的鸿乐府）和山区（沙沟、西滩）都有前代导师留下的拱北圣墓，教众无论是在迁入地还是迁出地都会尽力到访以完成重要的宗教仪式“尔麦里”和“上坟”。事实上，宗教生活的延续和民族关系的和谐与否，是诸多有官方背景的吊庄移民报告的研究对象。《山海情》对这一话题过犹不及的沉默延续了近年来中国当局淡化伊斯兰教的民族政策。扶贫-生态-移民被视作纯粹的发展导向指标，尽管其中每个维度和步骤都与被施政主体的生活-心态-精神息息相关，而伊斯兰教正是从这些方面上理解回民主体必不可少的钥匙。

剧中少数触及民族关系的情节出现在第21-22集。黄轩扮演的主角马得福是一名基层干部（剧末已升为县委领导），也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整部剧的角色。他的姓氏和剧中的海、安等典型回姓一起，成为剧中仅有对回族存在的暗示。在电视剧临近结尾（共23集）的情节中，他奉命执行全剧最后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政策，让家乡涌泉村余下的父老乡亲整村搬迁。剧中最顽固，不愿意走的是李老太爷。他身穿对襟服，且以喝农药自杀（后被救活）这一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方式抵抗搬迁，似是汉族。马得福工作推进不顺利时其父马喊水带他去扫墓，在典型的汉式坟头前，讲述兵荒马乱的两百年前马家先人流落到涌泉村被李姓先人搭救的故事。马家先人为感恩，立下规矩，以后逢年过节马家子孙得拜两个祖宗：骨血亲宗的马家和恩重如山的李家。这一情节在网络上被解读成了颇为流行的理论：本剧揭示了民族团结，也暗示了这一团结背后汉主回客的感恩经济。

掐头去尾的历史

西海固的贫困被提升为国家问题，并牵引各届领导、各级政府和各路专家的扶贫施政是半个世纪中外多方的互动和努力，而非定于一尊的历史。

即便暂且悬置哲合忍耶门宦等回族视角的历史经验，《山海情》也仅呈现了西海固扶贫掐头去尾的历史。闽宁村（后为闽宁镇）作为这一叙述的中心，得以全名保留出现在剧中是因为该地的命名为习总书记的亲自手笔。据新华社《习近平讲述的故事》：

“1997年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到宁夏调研东西协作对口帮扶工作，被西海固的贫困所震撼，提议将西海固不宜生存地方的贫困群众‘吊庄’搬迁到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荒漠地，建设新家园，并亲自命名为：闽宁村。”

但西海固的贫困被提升为国家问题，并牵引各届领导、各级政府和各路专家的扶贫施政是半个世纪中外多方的互动和努力，而非定于一尊的历史。

国内的多数资料，提到西海固是“世界上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都会援引1972年联合国粮食计划的报告。而1971年是中国进入联合国，也进入了全球发展政治的一年。周恩来旋即对西海固情况高度关注，并提出引有黄河水源的川区水入西海固缓解当地水资源匮乏的方案。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发展话语并未停止于此，而是不断监督着宁夏的具体扶贫政策。80年代宁夏开启的吊庄移民配套了昂贵的水利工程，联合国有关机构即出台专门报告，得出结论这一移民吊庄方式成本过高。另一方面，从温饱线思想到重视生态是从周恩来到江泽民的实证策略，也体现在宁夏扶贫从引水灌溉到吊庄移民，再到生态移民的战略转换上，背后的重要情景是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提出作为人类共同目标的非可持续发展。

除了提供扶贫和发展的思路与框架，国际组织也长期扎根在西海固扶贫一线。据食通社相关文章，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自1981年起即在西海固进行农村扶贫投资，通过贷款和赠款帮助农村人口减少贫困和饥饿。其早期投资项目集中在“加强粮食安全，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增加农户资产和改善基础设施”，近年来尤其侧重于支持小农建立合作社以提高进入市场的能力。值得一提，小农农产品如何打开市场恰好是剧中以机器降神之法糊弄过去的问题。在福建专家凌一农的帮助下，闽宁村成功用菌草技术培育了双孢菇，但销路有限，以至于不忍心农民赔本的凌教授决定自掏腰包收菇。尽管马得福冒着断送仕途的风险向县领导反映这一情况，县领导的办法也只有命令政府官员吃菇，及利用客运航空空出来的行李舱运菇这样的权宜之计。运动式的政府治理并无法代替长期深耕研究小农处境的（境外）机构。

吊庄式移民开发还得益于外资，尤其是宁夏曾重点打造的与阿拉伯国家的商贸关系。位于吴忠的红寺堡是最晚也是最大的西海固移民移入地。截止2020年，已有23万余人陆续从西海固迁入，是生态移民扶贫的典型。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投资之外，红寺堡开发区还与科威特签订了3000万美元的贷款协议。这一例子不但是《山海情》故事内置的“内循环”话语所无法囊括的，也证实了相对于东南沿海地处内陆而看似封闭的宁夏在伊斯兰全球化的语境中早已成为重要的节点。

即便以自治区政府的具体政策而言，定于一尊的叙事也掩盖了近半个世纪西海固扶贫发展进路的分叉和褶皱。电视剧的开头是得福的追忆：“故事还得从1991年讲起，宁夏回族自治区为西海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能吃饱肚子，实施“吊庄移民”政策。把一部分人从山里头搬迁到银川附近的平原，开荒拓土，发展生产，建设新的家园。”但自治区内的“吊庄移民”政策在1982年早已以县内移民的方式开始，逐渐拓展到宁南山区至宁北川区的移民模式，顺应着80年代的“三西”（甘肃河西、定西，宁夏西海固）扶贫、90年代的东西部对口支援，和2000年后的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政策。闽宁村的《山海情》只是期间大量吊庄移民扶贫模式的一例。比如知名的“宁夏华西村”既是在1996年由吴仁宝提议在银川镇北堡设立的移民村，以旅游业作为移民的突破口。

弥散在山海间的移民

《山海情》像是一台根正苗红的盆景，无法容纳西海固留下、折返、或者选择自发移民和打工的居民，毕竟这些枝蔓过于庞杂也过于真实。

相较非闽宁的发展模式，被电视剧线性发展逻辑更彻底抹去的是西海固人民自发移民的经验。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口流动的半开放，宁夏中南部地区自发移民移入省会银川，尤其是西夏区，从事农业承包、房屋装潢、运输和外出务工等典型的农民工行业。

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西夏区镇北堡镇、兴泾镇和贺兰山西路办事处、朔方路办事处、宁化路办事处等辖区的自发移民总人数为27151人，占西夏区总人口的8.24%。如此庞大的自发移民虽然和规划移民一样缓解了原居住地的人口压力，并为银川的城镇化助一臂之力，但也遇到了农民工进城的普遍问题。因户籍地未从宁南转移到银川而形成政府管理的盲区、土地关系混乱、教育医疗社保等配套民生设施完全空白，比如说银川郊边有名的“西马银”社区。“西马银”的居民也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城中村一样，在为城市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之余也受到了相较城市居民的区别对待。更为吊诡的是，“西马银”移民的带头人马兴国曾多次受到表彰，在曾经的公共叙述里，他带领西吉人开荒、创业，从沙窝子搬入楼房，简直是马得福似的人物。但这位“感动宁夏2015年度人物”却在2020年遭到打黑，因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寻衅滋事罪、合同诈骗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等十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5年。

自发移民的另一头是外出打工。《山海情》涉及的打工情节有两条，剧中极力弘扬的打工大道由福建援宁干部陈金山所搭，将西海固的劳力输出给福建的工厂。麦苗和水旺正因走这条路，最终一个得到工厂老板赏识，委任回到家乡投资红酒业，一个娶走老板千金，并把药店开回闽宁。在这一标准的爽剧剧情的对照下，尕娃因误上火车而展开的新疆打工寻父剧情只是浪子的离家出走，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物质和地位上的提升。这一角色真正“回归正道”则是在他回村，和得宝合伙做生意之后。

然而真实的移民务工甚少是通往老板和金龟婿的康庄大道，也不是误上火车导致的无序流浪。据2006年出版的回顾性报告《携手铸辉煌 闽宁互学互助对口扶贫协作十年回望 ·项目卷》，虽然自1996年起，结对闽宁达成劳务协作，但政府有组织的输入还是要少于农民自发的输出。自发输出往往导向区内及周边地区的厂矿地区，而非东南沿海的发达省份。即便通过闽宁劳务协作的绿色通道，在外劳动状况也并不稳定，多有打工一两年就返乡的情况。原因除了剧中表现的思乡，间接体现的婚恋难题，还有工厂“担心新员工学会技术就跳槽”，进而以拖欠新员工工资额情况让新员工迅速一走了之，将员工当做韭菜。而在2006年之后，东南沿海对少数民族的用工逐渐收紧，起码在2010年起许多招工工厂都出台了“四大民族不收”的政策。以回民为主体的西海固民众能否持续从打工收益，还是只能从闽宁协作的小水管中分一杯稀饭？或是沦为资本家的剪刀差？乃至因为民族身份，难以进厂打工？

在《山海情》的结尾，涌泉村全村移民至闽宁镇后的若干年，几位主角的子女离开闽宁寻根，回到了当年的涌泉村，村落连同土黄色的山峦已经消逝，灰霾下90年代西海固的时代背替换成云雾中宛若江南丘陵的青山绿水。只是所有人家都无影无踪，一些规整的无人梯田反倒显得诡异。但《山海情》单向度的发展快车早已无法刹车和掉头，在这部电视剧的目的论叙述里，西海固已经没有居留者的历史空间。但事实上西海固地区仍有数百万人口，大批山区居民并没有选择移走，也有相当多的吊庄移民在一段时间的居住后仍然不适应，选择迁回原居住地。《山海情》像是一台根正苗红的盆景，无法容纳西海固留下、折返、或者选择自发移民和打工的居民，毕竟这些枝蔓过于庞杂也过于真实。

会议式电视剧与扶贫验收的全民剧场

这种技巧上的真实除了强化一个单向、掐头去尾、且胜利已在今年两会被历史性宣布的发展主义辉格史，非但没有留下反思的空间，更会抹平剧中真实与真实西海固移民史之间无法遮蔽的裂缝。

可《山海情》的主要卖点也是“真实”。正如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毛尖绘声绘色道：

“苍莽大地，赤土赤子，每一粒风沙都是原始的，每一个人都赤身拼自然，就像马得福脸上的高原红，开始是化妆，后来是肉身。”

这种极致的抒情并不在关于《山海情》的网络讨论里少见。比起此前的主旋律剧，注重方言、以基层干部和村民的互动为质料的《山海情》绝非形式主义的样板戏。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技巧上的真实除了强化一个单向、掐头去尾、且胜利已在今年两会被历史性宣布的发展主义辉格史，非但没有留下反思的空间，更会抹平剧中真实与真实西海固移民史之间无法遮蔽的裂缝。当应答剧中对少数民族表达不利时，毛尖的逻辑又变成：“在这个元级别元叙事里，少数民族问题可以留待未来展开，毕竟，一个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一个剧的主题是一样的，你不可能拧开所有的水龙头。”

毛尖“连中两元”地创立的“元级别元叙事”一词，旨在让导演和演员在技巧上好不容易埋入大地的真实重新起飞，掠过民族问题这种房间里的大象。这种“元级别”的真实和国家发展主义动辄提主要矛盾的逻辑同构。这套“主要矛盾”的语法不仅隐去了一切的偏航、代价和外援，其背后的动力学也无可避免地将西海固人民的过去冻在已经消灭的“绝对贫穷”里。

发展主义的温度计下，西海固不再拥有《心灵史》、《清水里的刀子》等作品里表现出的回民基于信仰的热度和深沉。“元级别”的真实感同样让人看到村里诸多孩子没有户口而痛心，却甚少反思背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水花和她残疾丈夫永富的境况落泪，却无法更进一步想到因残返贫的人正是“绝对贫困”胜利后被拉下的边缘人口；为白校长的教育理想主义感动，却不把剧中弘扬的教育和外出打工当做有现实张力的矛盾，因为在“元级别”上一切困难都会解决，因为2021年已铭写好了胜利。

更值得分析的是让毛尖们所着迷的“元级别”从何而来。除了国家主义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挥斥方遒，《山海情》的观看体验也容易让观者进入指点江山的模式。剧中充斥着大量的会议，虽然这些会议充满着官员和村民的个性，从而生动有趣。但观众与其说从中真正感同身受村民的迷茫，更容易识别出的是发展话语塑造出的愚昧和落后（福建那么远？打工还能赚那么多钱？）。真正困难的情况往往是以告御状（如得福向县领导汇报双孢菇销售的窘境） 和个人心态转化（如李老太爷不同意涌泉村全村搬迁，试图喝农药自杀，被抢救过来后改变了想法）的方式解决。

观众收获的也是结结实实的眼泪，但已不知不觉远离了真实的扶贫过程，在“元级别”的会议观看中好好地体验了一把结局早已注定的扶贫验收。

（胡阿东，发展问题观察家）

参考文献：

本书编委会 编 2013 走出贫困的历史选择：宁夏生态移民研究，银川：阳光出版社。

陈红梅 2015 城镇化与伊斯兰教门宦组织的变迁——以宁夏银川市闽宁镇为例，回族研究100：34-39。

高石钢，唐宝山 主编 2006携手铸辉煌 闽宁互学互助对口扶贫协作十年回望 ·项目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王朝良 2005 吊庄式移民开发：回族地区生态移民基地创建与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