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山海情》劇評：盆景中的西海固扶貧史與扶貧驗收的全民劇場

正午陽光出品的電視劇《山海情》自1月12日首播起，在豆瓣上收穫了累計近30萬網友平均9.4分的高分。雖然坐擁王牌編劇，且明星雲集，《山海情》將扶貧這一看似貧瘠的話題通過網劇的形式取得了遠超央視正劇的宣傳效果，在流量上壓過央視一套黃金檔同期的抗美援朝70週年紀念劇《跨過鴨綠江》，可謂是一場意外的宣發勝利。過於熟悉的抗美援朝劇情只是假借《上甘嶺》重演同仇敵愾的翻新腳本，而《山海情》令淚點狂歡的方式則將抽象的扶貧數字和空洞的勝利口號，賦形於寧夏吊莊移民及福建對口援助這一國人並不特別熟悉的歷史。但這是真實而鑄自生命的歷史，還是註定勝利的目的論？

《山海情》的情節圍繞着年輕的扶貧幹部馬得福如何幫助其原生的湧泉村吊莊移民至閩寧村，並配合福建來的支援幹部將菌草種菇等一系列扶貧政策落實在村民身上，穿插着得福的弟弟得寶種菇致富、青梅竹馬水花的婚姻和白校長面臨的鄉村教育困境等劇情。

諸多網友的叫好和感動背後都有相似的框架，先是初識西海固人民貧苦生存狀態的驚愕，再在幫助主演們克服困難的過程中從國家基層幹部的視角學習或複習90年代起的一些列政策，最終回落在劇目結尾時展現的小康生活和生態文明這一大寫的時代主題中。難怪不乏網友以爽劇形容《山海情》。這一後視鏡中的馬賽克歷史模糊地不僅是具體的人與事——畢竟這在電視劇湊典型的邏輯裏較能被原諒，也隱去了吊莊移民故事中真正的主體——西海固的回民，以及這一主體在遷徙前後的心靈史和去與留。

曖昧的方言與失蹤的回民

整部劇下來，無論是在90年代初的湧泉村還是2000年後的閩寧鎮，幾乎沒有出現帶白帽子或者回族特色頭巾的人物。

《山海情》少見地出品了原聲和配音兩個版本。理由並不難理解，知名電視劇出品機構正午陽光習慣性地招募了包括黃軒、張嘉益、閆妮、熱依扎、姚晨、陶紅的大牌陣容，並搭配黃堯、白宇帆等年輕演員。但不同於此前正午陽光出品的《大江大河》，這部2018年爆款劇重演的改革開放故事所講述的並不需要太具體的地理場景，《山海情》所勾連的歷史有強烈的在地感。電視劇開頭，主角們所居住的湧泉村地處虛構的海吉縣。但海吉顯而易見是海原和西吉這兩個西海固行政縣的融合（西海固的「固」代指市區所在地，相對發達的固原）。西海固處於黃土高原北部，坡陡壑深的六盤山腹地，黃河幾字形迴路剛好繞開的地區，缺水少樹而旱渴荒涼，與「天下黃河富寧夏」的寧北川區在自然風貌上差異極大。為配合這一堪稱大眾印象中「西北中的西北」的地理豐茂，為大牌們配上一口西北口音十分必要。而福建來的支援幹部也被配上了福建各地的方言，和頗有喜劇效果的、帶着莆田、福州、閩南口音的普通話。

語言上的差異是山海情深這一命題的必要條件。具體的情節設定上，也有福建支援幹部向村民宣讀扶貧政策（養菇和務工），但村民無法聽懂、需要當地幹部和教師翻譯的橋段。值得一提的是，這一配音策略並未一開始就大獲全勝，不少觀眾表示無法接受操着西北方言的黃軒與帶有福建口音的姚晨。原聲版的《山海情》即為應對這一水土不服而提前開好的藥方。但隨着口碑漸長，配音這一用以遮掩選角首鼠兩端的策略，逐漸得到了普遍的認可。

觀眾普遍認可《山海情》因其口音而真實，但甚少有人指出這一拼湊出的真實背後房間裏的大象——吊莊移民政策的回民主體。據1999年統計，西海固八縣（除了西吉、海原、固原，還包括涇源、同心、鹽池、彭陽和隆德）中，搬遷移民人口總數為29.38萬人，其中回民佔60.7%。《山海情》所述吊莊移民的起始地湧泉村所在海吉縣的原型海原和西吉，搬遷回族占人口比例分別為70%和62%。而主角們移入、生活、建設的閩寧鎮則是真實存在的示範性生態移民區。根據閩寧鎮人民政府2012年工作總結，回族人口占83%。然而整部劇下來，無論是在90年代初的湧泉村還是2000年後的閩寧鎮，幾乎沒有出現帶白帽子或者回族特色頭巾的人物。清真寺是回民社區的中心，也在整整23集內難覓蹤跡。而據相關研究，起碼至2015年，閩寧鎮已經有了5座清真寺。

閩寧鎮移民多屬於因作家張承志《心靈史》一書而聞名的哲合忍耶門宦。這一蘇菲教派自第一代導師「道祖太爺」馬明心於18世紀從也門帶回中國，屢遭清政府打壓，但在西北的窮苦回民中擁有強大的生命力，屢次起義。同治年間，第五代導師「十三太爺」馬化龍於寧夏金積堡（今屬寧夏吳忠）起兵抗清，最終不敵左宗棠，投降被殺。哲派回民多被清政府強制從寧夏川區遷徙至西海固山區。而第六代導師「沙溝太爺」馬元章即在西吉的沙溝和西灘掌教，將哲合忍耶門宦重新復興。

據相關研究介紹，因哲合忍耶門宦在川區（據閩寧鎮一個小時的鴻樂府）和山區（沙溝、西灘）都有前代導師留下的拱北聖墓，教眾無論是在遷入地還是遷出地都會盡力到訪以完成重要的宗教儀式「爾麥裏」和「上墳」。事實上，宗教生活的延續和民族關係的和諧與否，是諸多有官方背景的吊莊移民報告的研究對象。《山海情》對這一話題過猶不及的沉默延續了近年來中國當局淡化伊斯蘭教的民族政策。扶貧-生態-移民被視作純粹的發展導向指標，儘管其中每個維度和步驟都與被施政主體的生活-心態-精神息息相關，而伊斯蘭教正是從這些方面上理解回民主體必不可少的鑰匙。

劇中少數觸及民族關係的情節出現在第21-22集。黃軒扮演的主角馬得福是一名基層幹部（劇末已升為縣委領導），也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整部劇的角色。他的姓氏和劇中的海、安等典型回姓一起，成為劇中僅有對回族存在的暗示。在電視劇臨近結尾（共23集）的情節中，他奉命執行全劇最後一個具有挑戰性的政策，讓家鄉湧泉村餘下的父老鄉親整村搬遷。劇中最頑固，不願意走的是李老太爺。他身穿對襟服，且以喝農藥自殺（後被救活）這一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方式抵抗搬遷，似是漢族。馬得福工作推進不順利時其父馬喊水帶他去掃墓，在典型的漢式墳頭前，講述兵荒馬亂的兩百年前馬家先人流落到湧泉村被李姓先人搭救的故事。馬家先人為感恩，立下規矩，以後逢年過節馬家子孫得拜兩個祖宗：骨血親宗的馬家和恩重如山的李家。這一情節在網絡上被解讀成了頗為流行的理論：本劇揭示了民族團結，也暗示了這一團結背後漢主回客的感恩經濟。

掐頭去尾的歷史

西海固的貧困被提升為國家問題，並牽引各屆領導、各級政府和各路專家的扶貧施政是半個世紀中外多方的互動和努力，而非定於一尊的歷史。

即便暫且懸置哲合忍耶門宦等回族視角的歷史經驗，《山海情》也僅呈現了西海固扶貧掐頭去尾的歷史。閩寧村（後為閩寧鎮）作為這一敘述的中心，得以全名保留出現在劇中是因為該地的命名為習總書記的親自手筆。據新華社《習近平講述的故事》：

「1997年春，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習近平到寧夏調研東西協作對口幫扶工作，被西海固的貧困所震撼，提議將西海固不宜生存地方的貧困群眾『吊莊』搬遷到銀川河套平原待開發荒漠地，建設新家園，並親自命名為：閩寧村。」

但西海固的貧困被提升為國家問題，並牽引各屆領導、各級政府和各路專家的扶貧施政是半個世紀中外多方的互動和努力，而非定於一尊的歷史。

國內的多數資料，提到西海固是「世界上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都會援引1972年聯合國糧食計劃的報告。而1971年是中國進入聯合國，也進入了全球發展政治的一年。周恩來旋即對西海固情況高度關注，並提出引有黃河水源的川區水入西海固緩解當地水資源匱乏的方案。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發展話語並未停止於此，而是不斷監督着寧夏的具體扶貧政策。80年代寧夏開啟的吊莊移民配套了昂貴的水利工程，聯合國有關機構即出台專門報告，得出結論這一移民吊莊方式成本過高。另一方面，從温飽線思想到重視生態是從周恩來到江澤民的實證策略，也體現在寧夏扶貧從引水灌溉到吊莊移民，再到生態移民的戰略轉換上，背後的重要情景是1992年裏約熱內盧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上提出作為人類共同目標的非可持續發展。

除了提供扶貧和發展的思路與框架，國際組織也長期紮根在西海固扶貧一線。據食通社相關文章，聯合國下屬的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自1981年起即在西海固進行農村扶貧投資，通過貸款和贈款幫助農村人口減少貧困和飢餓。其早期投資項目集中在「加強糧食安全，提高農業生產技術、增加農戶資產和改善基礎設施」，近年來尤其側重於支持小農建立合作社以提高進入市場的能力。值得一提，小農農產品如何打開市場恰好是劇中以機器降神之法糊弄過去的問題。在福建專家凌一農的幫助下，閩寧村成功用菌草技術培育了雙孢菇，但銷路有限，以至於不忍心農民賠本的凌教授決定自掏腰包收菇。儘管馬得福冒着斷送仕途的風險向縣領導反映這一情況，縣領導的辦法也只有命令政府官員吃菇，及利用客運航空空出來的行李艙運菇這樣的權宜之計。運動式的政府治理並無法代替長期深耕研究小農處境的（境外）機構。

吊莊式移民開發還得益於外資，尤其是寧夏曾重點打造的與阿拉伯國家的商貿關係。位於吳忠的紅寺堡是最晚也是最大的西海固移民移入地。截止2020年，已有23萬餘人陸續從西海固遷入，是生態移民扶貧的典型。值得一提的是，在國家投資之外，紅寺堡開發區還與科威特簽訂了3000萬美元的貸款協議。這一例子不但是《山海情》故事內置的「內循環」話語所無法囊括的，也證實了相對於東南沿海地處內陸而看似封閉的寧夏在伊斯蘭全球化的語境中早已成為重要的節點。

即便以自治區政府的具體政策而言，定於一尊的敘事也掩蓋了近半個世紀西海固扶貧發展進路的分叉和褶皺。電視劇的開頭是得福的追憶：「故事還得從1991年講起，寧夏回族自治區為西海固貧困地區的老百姓能吃飽肚子，實施「吊莊移民」政策。把一部分人從山裏頭搬遷到銀川附近的平原，開荒拓土，發展生產，建設新的家園。」但自治區內的「吊莊移民」政策在1982年早已以縣內移民的方式開始，逐漸拓展到寧南山區至寧北川區的移民模式，順應着80年代的「三西」（甘肅河西、定西，寧夏西海固）扶貧、90年代的東西部對口支援，和2000年後的西部大開發等國家政策。閩寧村的《山海情》只是期間大量吊莊移民扶貧模式的一例。比如知名的「寧夏華西村」既是在1996年由吳仁寶提議在銀川鎮北堡設立的移民村，以旅遊業作為移民的突破口。

彌散在山海間的移民

《山海情》像是一台根正苗紅的盆景，無法容納西海固留下、折返、或者選擇自發移民和打工的居民，畢竟這些枝蔓過於龐雜也過於真實。

相較非閩寧的發展模式，被電視劇線性發展邏輯更徹底抹去的是西海固人民自發移民的經驗。隨着改革開放和人口流動的半開放，寧夏中南部地區自發移民移入省會銀川，尤其是西夏區，從事農業承包、房屋裝潢、運輸和外出務工等典型的農民工行業。

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西夏區鎮北堡鎮、興涇鎮和賀蘭山西路辦事處、朔方路辦事處、寧化路辦事處等轄區的自發移民總人數為27151人，佔西夏區總人口的8.24%。如此龐大的自發移民雖然和規劃移民一樣緩解了原居住地的人口壓力，並為銀川的城鎮化助一臂之力，但也遇到了農民工進城的普遍問題。因戶籍地未從寧南轉移到銀川而形成政府管理的盲區、土地關係混亂、教育醫療社保等配套民生設施完全空白，比如說銀川郊邊有名的「西馬銀」社區。「西馬銀」的居民也和全國其他地方的城中村一樣，在為城市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之餘也受到了相較城市居民的區別對待。更為弔詭的是，「西馬銀」移民的帶頭人馬興國曾多次受到表彰，在曾經的公共敘述裏，他帶領西吉人開荒、創業，從沙窩子搬入樓房，簡直是馬得福似的人物。但這位「感動寧夏2015年度人物」卻在2020年遭到打黑，因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非法轉讓、倒賣土地使用權罪、尋釁滋事罪、合同詐騙罪、非法拘禁罪、敲詐勒索罪等十項罪名，被判有期徒刑25年。

自發移民的另一頭是外出打工。《山海情》涉及的打工情節有兩條，劇中極力弘揚的打工大道由福建援寧幹部陳金山所搭，將西海固的勞力輸出給福建的工廠。麥苗和水旺正因走這條路，最終一個得到工廠老闆賞識，委任回到家鄉投資紅酒業，一個娶走老闆千金，並把藥店開回閩寧。在這一標準的爽劇劇情的對照下，尕娃因誤上火車而展開的新疆打工尋父劇情只是浪子的離家出走，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物質和地位上的提升。這一角色真正「回歸正道」則是在他回村，和得寶合夥做生意之後。

然而真實的移民務工甚少是通往老闆和金龜婿的康莊大道，也不是誤上火車導致的無序流浪。據2006年出版的回顧性報告《攜手鑄輝煌 閩寧互學互助對口扶貧協作十年回望 ·項目卷》，雖然自1996年起，結對閩寧達成勞務協作，但政府有組織的輸入還是要少於農民自發的輸出。自發輸出往往導向區內及周邊地區的廠礦地區，而非東南沿海的發達省份。即便通過閩寧勞務協作的綠色通道，在外勞動狀況也並不穩定，多有打工一兩年就返鄉的情況。原因除了劇中表現的思鄉，間接體現的婚戀難題，還有工廠「擔心新員工學會技術就跳槽」，進而以拖欠新員工工資額情況讓新員工迅速一走了之，將員工當做韭菜。而在2006年之後，東南沿海對少數民族的用工逐漸收緊，起碼在2010年起許多招工工廠都出台了「四大民族不收」的政策。以回民為主體的西海固民眾能否持續從打工收益，還是只能從閩寧協作的小水管中分一杯稀飯？或是淪為資本家的剪刀差？乃至因為民族身份，難以進廠打工？

在《山海情》的結尾，湧泉村全村移民至閩寧鎮後的若干年，幾位主角的子女離開閩寧尋根，回到了當年的湧泉村，村落連同土黃色的山巒已經消逝，灰霾下90年代西海固的時代背替換成雲霧中宛若江南丘陵的青山綠水。只是所有人家都無影無蹤，一些規整的無人梯田反倒顯得詭異。但《山海情》單向度的發展快車早已無法剎車和掉頭，在這部電視劇的目的論敘述裏，西海固已經沒有居留者的歷史空間。但事實上西海固地區仍有數百萬人口，大批山區居民並沒有選擇移走，也有相當多的吊莊移民在一段時間的居住後仍然不適應，選擇遷回原居住地。《山海情》像是一台根正苗紅的盆景，無法容納西海固留下、折返、或者選擇自發移民和打工的居民，畢竟這些枝蔓過於龐雜也過於真實。

會議式電視劇與扶貧驗收的全民劇場

這種技巧上的真實除了強化一個單向、掐頭去尾、且勝利已在今年兩會被歷史性宣布的發展主義輝格史，非但沒有留下反思的空間，更會抹平劇中真實與真實西海固移民史之間無法遮蔽的裂縫。

可《山海情》的主要賣點也是「真實」。正如國家主義知識分子毛尖繪聲繪色道：

「蒼莽大地，赤土赤子，每一粒風沙都是原始的，每一個人都赤身拼自然，就像馬得福臉上的高原紅，開始是化妝，後來是肉身。」

這種極致的抒情並不在關於《山海情》的網絡討論裏少見。比起此前的主旋律劇，注重方言、以基層幹部和村民的互動為質料的《山海情》絕非形式主義的樣板戲。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技巧上的真實除了強化一個單向、掐頭去尾、且勝利已在今年兩會被歷史性宣布的發展主義輝格史，非但沒有留下反思的空間，更會抹平劇中真實與真實西海固移民史之間無法遮蔽的裂縫。當應答劇中對少數民族表達不利時，毛尖的邏輯又變成：「在這個元級別元敘事裏，少數民族問題可以留待未來展開，畢竟，一個國家的主要矛盾和一個劇的主題是一樣的，你不可能擰開所有的水龍頭。」

毛尖「連中兩元」地創立的「元級別元敘事」一詞，旨在讓導演和演員在技巧上好不容易埋入大地的真實重新起飛，掠過民族問題這種房間裏的大象。這種「元級別」的真實和國家發展主義動輒提主要矛盾的邏輯同構。這套「主要矛盾」的語法不僅隱去了一切的偏航、代價和外援，其背後的動力學也無可避免地將西海固人民的過去凍在已經消滅的「絕對貧窮」裏。

發展主義的温度計下，西海固不再擁有《心靈史》、《清水裏的刀子》等作品裏表現出的回民基於信仰的熱度和深沉。「元級別」的真實感同樣讓人看到村裏諸多孩子沒有戶口而痛心，卻甚少反思背後的計劃生育政策；為水花和她殘疾丈夫永富的境況落淚，卻無法更進一步想到因殘返貧的人正是「絕對貧困」勝利後被拉下的邊緣人口；為白校長的教育理想主義感動，卻不把劇中弘揚的教育和外出打工當做有現實張力的矛盾，因為在「元級別」上一切困難都會解決，因為2021年已銘寫好了勝利。

更值得分析的是讓毛尖們所着迷的「元級別」從何而來。除了國家主義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揮斥方遒，《山海情》的觀看體驗也容易讓觀者進入指點江山的模式。劇中充斥着大量的會議，雖然這些會議充滿着官員和村民的個性，從而生動有趣。但觀眾與其說從中真正感同身受村民的迷茫，更容易識別出的是發展話語塑造出的愚昧和落後（福建那麼遠？打工還能賺那麼多錢？）。真正困難的情況往往是以告御狀（如得福向縣領導彙報雙孢菇銷售的窘境） 和個人心態轉化（如李老太爺不同意湧泉村全村搬遷，試圖喝農藥自殺，被搶救過來後改變了想法）的方式解決。

觀眾收穫的也是結結實實的眼淚，但已不知不覺遠離了真實的扶貧過程，在「元級別」的會議觀看中好好地體驗了一把結局早已註定的扶貧驗收。

（胡阿東，發展問題觀察家）

參考文獻：

本書編委會 編 2013 走出貧困的歷史選擇：寧夏生態移民研究，銀川：陽光出版社。

陳紅梅 2015 城鎮化與伊斯蘭教門宦組織的變遷——以寧夏銀川市閩寧鎮為例，回族研究100：34-39。

高石鋼，唐寶山 主編 2006攜手鑄輝煌 閩寧互學互助對口扶貧協作十年回望 ·項目卷，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王朝良 2005 吊莊式移民開發：回族地區生態移民基地創建與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