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香港议会政治改头换面的一年。民主派总辞后，议会相当于建制派全面主导，民主派真正回到“在野”位置。虽然被视为整合反对力量的联合平台——“香港公民议政平台”及“十八区民主派联络会议”被提出，但响应平平；在2020年最后一天，“公民议政平台”筹委会又表示，立即终止筹备工作，即日解散筹委会。至此，香港民主派仍予人一种未能重整于全面分裂的印象。
与此同时，有内地背景的紫荆党成立，北京虽未表态，但香港坊间（各种光谱）已经对他们是“敌人”还是“朋友”多有揣测。而临近年底，北京一度吹风要褫夺特首选委中117席的区议员选委席位，虽然不甚了了，但难免在2021年某个时间就会提上日程。发稿当日，香港警方上门拘捕多名参与民主派初选的人士，指民主派初选涉违《国安法》，罪名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2021年，香港将举行押后一年的立法会选举，而年底亦会举行选委选举，反对派参政空间料进一步收窄，政治局面可能比2020更为动荡。如此形势，为香港反对阵营及公民社会如何继续走下去提出三个迫切的问题：
1、危机当前，反对派为何不能团结？
2、反对派总辞后，2021年的选举景况将会如何？
3、若失去选举目标，香港公民社会要如何转型？
危机当前，反对派为何不能团结？
目前除了两个平台（一个还解散了）的提出，还未有见到反对派形成很好的合力，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历史原因：由60年代开始，分散多元就是香港社团组织的常态，亦一定程度影响80年代由公民社会团体转型而成的民主派组织。第二个是现实政治原因，不团结以至分裂是一种形势判断与政治路线选择。
从学术角度，香港大约在70年代才发展出自由主义定义下的公民社会雏型（注一）。在60年代末、经历三次暴动后，港英开始致力发展社会服务组织，其中政策倡议及维权团体乘势而起，成为压力团体，以政策倡议及监督政府为主要工作。他们在当时是极少数，成为具激进性的政治角色。同时间，由天主教大专联会及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支撑的大专学生运动开始成长，这些由西方教会或本地精英支撑组成的基层组织与压力团体，开始具备多元化倾向。
例如1968年成立的“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和1972年成立的“社区组织协会”，就是来自西方教会的资金与专家的培训所成立的压力团体（注二），二者对往后压力团体行动模式，甚具影响。此外，关心环境保护人士同年成立“香港保护自然景物协会”，即现在的民间环保组织“长春社”的前身。70年代到香港前途谈判时期，这些位处少数的学运与压力团体，主要透过学运、工业行动及地区居民权益运动(注三)，成为推动香港政治进步的力量，独立工会更倾向于发起跨界别行动，连结各界组成联合阵线，以和平、非暴力抗争模式行动。(注四)
80年代后期，因应香港社会对回归后香港境况的忧虑，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关注焦点由各种社会改革议程转向政治民主权利议题。香港民主运动以争取八八直选成为起点，形成香港民主派，随著政制开放及八九民运，令“民主抗共”成为香港公民社会与民主派的共同议程，民主运动逐渐成为社会运动主流，并大幅吸收民生议题及各地区基层组织人才及组织力量，进军各级选举。而活跃压力团体则主张与政党保持距离，在政治民主倡议上，互相合作，在个别社会改革议程，各自发起社运，形成泛左翼力量。(注五)
到过渡期前夕，民主运动与公民社会矛盾亦陆续浮现，公民社会团体间就应否参与选举政治一直备受争议。尤其是压力团体领导参选更容易产生立场矛盾，令压力团体立场扭曲。另外公民社会团体亦认为民主派议会路线与压力团体基层，社区组织、街头政治路线与基层利益为先的立场，与部份民主派跨阶层选举路线存在根本性分歧。（注六）所以，基于本质上分歧的政治现实，压力团体与民主派议会路线形成局部性对立，例如在议题和组织上与民主派竞合，监督民主派工作以至发展批评民主选举论述，将本质矛盾以相对良性方式梳理，令民主运动与既有社会运动形成既分裂又合作的两线发展关系。虽然最终未能完全阻止因争议而起的分裂，但容让双方在各自政治路线上“各有各做”。
不过若将视线由受困于分歧的主流民主运动，转向公民社会全体，不难发现，到过渡期前后，香港公民社会在主流外，仍维持一定程度活跃，包括房屋运动、环保绿色运动、女性运动、劳工运动、反贫穷运动、学运、教会关社等各类型维权组织，以及四五行动、香港人权监察等团体与小组织，不但未有被主流民主运动吸收，反而越见零散而多元化。而且逐步发展出以议题为主导的合作模式，例如公屋评议会、全民退休保障联席、居港权运动及后来和平占中商讨日等等。
至回归后，香港公民社会在组织方式上出现新变化，民间人权阵线成立，以每年七一游行为平台，由公民社会团体参与主导及合作，让不同议题民间团体得到沟通与累积关系网的机会，同时以压力团体模式推动参与各种监督警权及倡议人权工作，介入主流政治。在反对廿三条运动与董建华政权上，民阵与民主派政党合作，更让民阵从此担任领导抗争角色。
2006年民主派政党“公民党”及“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成立，向公民社会寻求合作一直是两党目标，两党及后于五区公投连结学界力量，社民连在连结层面有所突破，因为社民连从领导层以至党工、从组织到行动，都与香港压力团体有相当程度交集。
在经历反高铁运动、五区公投、反国教运动及本土派兴起后，更出现社会运动主导民主派议程的势头，2015年公民提名运动与占领中环（后称雨伞运动）就是显例，两个运动相当程度影响当时己呈分裂状态的民主派，驱使民主派对《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决议案》的论述与投票立场局步性一致，令决议案被立法会否决，同时亦令民主派内部出现分裂，部份主张温和路线民主派转向建制。而随著民主派内部分裂，港中矛盾成为民主派主要议题，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民主派内泛左翼政党地位备受挑战，泛左翼运动议题逐渐与议会政治疏离。
后雨伞时代，6位于2016年立法会选举当选议员被DQ，港中矛盾急速尖锐化，历经2019年反修例运动、港版国安法登陆香港，香港公民社会进入新的政治环境：议会路线息微、同时公民自由空间收窄。
笔者要指出的是，泛民主阵营这种分散多元的状态，一来是长年有意识推动的结果，出发点是为了在主流民主运动外维持公民社会的活力与多元，利用议会内提案权与民意，加上议会外公民自由与舆论，实行“里应外合”分工，令各个议题保持推动力。同时亦基于立法会选举制度“比例代表制”鼓励分裂的特性，民主派内部互相竞争、山头林立，因此在新形势下对阵营内团结的方法与组织方式仍在学习，“初选平台”已经是近年稍有进展的突破。
但毫无疑问，严峻的形势下，民主派与公民社会各自分工的模式已见失效，二者的议题性合作亦难有发挥空间，社会运动转而从街头影响议会，民主派则专注于议会工作，进一步加深民主派与公民社会全面分裂的印象。
反对派总辞后，2021年的选举会景况如何？
有几种可能。
第一，随著35+战略未竟全功及国安法下对议员的严厉DQ，民主派议会路线受重创，加上总辞决定被港澳办指责为对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的公然挑战，相信拒绝延任与其后总辞民主派全体议员明年要参与立法会选举，可能性已不大。
另一道政治门槛在于，北京或许会在依法认定议员资格后褫夺资格，并有可能进行大规模DQ、或直接改组选委会中由区议员互选产生的117席选委与5个超级区议员议席。
第二，若然民主派迈过以上两道门槛，主张再度参选立法会与下一届区议会的话，首要面对的是比去留问题更深层的政治伦理问题：在民主派与北京全面反面后，进入假民主体制进行位置之战的必要性是什么？更甚，若需要出卖民主派身份以取信于北京才能参选，则交易理据何在?
支持者或会认为民主派提出的理据是在自欺欺人，可以预测的是，若民主派执意参选，极可能要面临新一轮的、而且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严重、也更需要时间与精力解释的信任危机。最近亦有民主党、公民党两党内个别新领导层表示，要为参选订立“底线”，足见参选与否在政党内也难以得出共识。
纵使有人成功避过DQ入闸参选，又取得支持者信任，唯仍需要与支持者重新建立共识：一旦当选，在生力军倡为参选订“底线”重重设限的议会里，工作目标到底会是什么? 反过来，这些工作目标能动员民主派全体光谱内多少选民，又是另一难题。
观乎2020年的去留争议，其矛盾核心是民主派议会平台的领导权问题。若所有新共识只能造就“主留派”重掌领导权，那么只会让过往争议重演，无法团结民主派。若以此形势，成功入闸的民主派极其量只能动员到“主留派”支持者。
第三，若然民主派全面放弃立法会选举，则应该著力于在区议会议席余下任期内，与公民社会联系工作。民主派政党打算如何发挥长处、与长期保持距离的压力团体发展合作关系，维持以往于议会倡议政策监督政府施政等工作，将是放弃选举之后的首要问题。
无论如何，在总辞后，民主派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模式势必要发生变化，需要从以往依赖议会平台及角色分工的抗争模式中转变，尝试在议会平台外营造各类议题的政治张力，摸索新的团结模式。
至于建制派，到底会否因民主派总辞后的议会形势，在经已开跑的特首跑马仔中得到政治分红，则尚待观察。目前可见的是，民主派离开立法会，促使建制派需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支持者的旧角色，二是模拟反对派的新角色——部分与林郑不咬弦的建制派（例如曾钰成）亦借机增强“监督”政府力度，引起部分亲建制派舆论（主要是梁振英阵营）和应，建制派内不同阵营比拼有激化势头；而扬言全面介入建制派角色的紫荆党，虽其实力仍属未知之数，但相信建制派不会坐视不理，若然紫荆党能够得到北京支持参选明年两场选举，将加大建制派内部，以至与中间派的竞争，因此三者与林郑政府开系，极可能在明年进一步恶化。
失去议会路线之后，香港公民社会要如何转型？
相对于60年代至90年代港英殖民统治，香港民主运动与公民社会今日面临的挑战可谓史无前例，而随著议会路线息微，公民社会就不能维持跟民主派政党“撑下场”（后方支持）的角色。
公民社会成员要思考的，应是自身于2019年后的政治环境，在官民关系破裂的政治现实底下，以往借助民意与议会平台以推动“又倾又砌”的战略，将会进一步收窄，甚至无效。在社会福利界或许因为政府需要吸纳新建议，以维持在民生工作上有效性，故仍能留有与建制沟通政治平台（例如各种委员会），但整体上公民社会以至社福界的民主派背景，压力团体与社福界共生关系，将随著北京向社福界施压而动摇。另外，吸收90年代经验，部份长期与主流政治议题保持距离压力团体，仍极可能进一步被边缘化，出现资源与人才断层问题。
2019年反修例运动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结构与香港政局全盘改变，香港公民社会看来无可避免要进入“范式转移”阶段（注七），以面对香港在全面政治化的政局下新常态：与建制沟通路线几近无效，往日地区组织与压力团体监督民主派亦已无具体意义，公民社会需要思考如何把自60年代以来累积的、社区组织推动议题与监督政府施政的经验，转变为延续民主运动的资产，一方面接替民主派角色监督政府施政，一方面在社区层面累积力量。
而坊间盛传紫荆党要在全港招揽25万党员，即是相等于民建联六倍人数，足以席卷全港所有社区，无论真假，建制力量重返社区只是时间问题，连同公民社会在内民主派全体，需要借助范式转移机会巩固社区战线。
笔者认为公民社会当下有两项工作。第一，是将议题倡议的对象从建制转向民主运动支持者，因为目前最具潜力推动社区进步的力量，正是在打压下仍然愿意关注社区的民主运动支持者。在社区层面，则需把握香港人对社区重视与身份认同感高涨的当下，强化网络和人际关系，协助香港人建立社区自主的机会，从体制外建立社区自主与维权意识，也要做好民主派日后被逐出区议会的准备，为延续民主运动铺路。
以民主派基层面向政团街坊工友服务处的内部组织“劳工组”为例，在脱离街工后，转为义工性质劳工组织，在网路上接收求助个案，不单支援蓝店食店被解雇员工追讨欠薪维权，亦向与黄店陷入劳资纠纷员工提供支援，并指“认为黄圈是一种有效的抗争方式，令各种抗争者互惠互利；而搞好黄店工人权利，是搞好互惠互利必不可少的一环。”劳工组做法在圈内虽有小争议，但整体而言确实得到圈内接纳，例子说明，以团体本身议题与黄色经济圈结合，并非不可能。（注八）
另一例子是一个名为“上善若水”的社区互助自救计划，通过派发消费券给予有需要的香港人到小店消费，首轮启动经费由当区部份区议员募集，次阶段则向社区内募捐，期望壮大互助经济圈，更重构社区关系，建立跨阶层的自救系统。目前在尖沙咀油麻地旺角三区有15间食店参与，参与计划区议员以往大多曾于基层组织工作，据参与计划区议员指，计划已发展致有市民愿意持续捐款阶段。
两个例子足以证明，基层与劳工议题虽不再是选举时具吸票力议题，但可以逐渐转变成从社区层面受支持的社区工作。
第二点是，社区内民间组织要尝试积极介入地区事务，由各种社区营造，以至介入社区危机，协助维权，一改以往公民社会分散特性，借助区内议题累积合作经验，培养更在地的组织与加深社区人际网。
以新一届区议会为例，以笔者观察，较活跃的区议会（例如元朗，中西区与深水埗），区议员与当区民间组织人际关系较紧密及有持续合作关系。可见民间组织多寡、主动性高低、社区内人际网络宽窄等，对当区区议会活跃度有一定影响。
民主运动下一波社区化，目标可以是在全港十八区扶助更多小组织小项目，在社区内展开工作，提升社区连结与居民对社区认识与认同感，累积社区网络，予维权运动提供动员基础。参照于过往反领展，反拆迁与反市区重建等与土地政治矛盾有关运动，由社区议题连结至全港性政治矛盾，是制造政治张力监督政府施政的方式，在环保及劳工议题亦有从社区开始的例子。既存社区网络需要摸索如何保持营造与维权，在耕耘社区力量同时，维持民主运动介入主流政治的能力。
(注一)二十一世纪评论 香港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 陈健民 P.24 香港公民社会史
(注二)香港基层组织对其民主进程的影响, 郑宇硕 P.151
(注三)二十一世纪评论火红年代与左翼激进主义思潮, 罗永生, P .80
(注四)二十一世纪评论火红年代与左翼激进主义思潮, 罗永生, P .81
(注五)二十一世纪评论火红年代与左翼激进主义思潮, 罗永生, P .81
(注六) 端传媒 罗就访谈：居民运动与政制发展 居民运动的衰落
(注七)现在即是开端：给工盟狱中书 邓建华
(注八)见劳工组FB劳工组就豚道乐事件最终回应
How about the 50 activists?